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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和民族伟大复兴学术交流会综述
2018年4月2—6日,由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办、西北大学承办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与民族伟大复兴”学术交流会在西安隆重举行.大会共收到论文七十余篇,来自海峡两岸及海外的七十余位学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研讨：
一、黄帝陵与黄帝文化
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创造出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作出了卓越贡献,成为世界上伟大的民族.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黄帝文化是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黄帝陵与黄帝文化的研究,是本次交流会重点探讨的问题之一.
张岂之教授指出,黄帝陵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文明象征,并从中华传统美德的角度阐述黄帝陵“历史文明象征”的重要地位.他指出中华传统美德有三大理论：文野之分、文质统一思想和爱国的优良传统.把个人的道德修养与社会群体联系起来,形成完整的道德伦理体系,显示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度与深度相结合的特点.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需进一步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在“致用”中体现君子高尚的情操与博大胸怀,以此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反对压迫、掠夺和侵扰.从秦汉时期创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优秀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成果来自于中华民族长期的伟大实践,在民族精神的指引下,我们一定能够创造出更加美好的未来,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黄帝研究是黄帝文化探索的核心部分.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他的世系与相关臣子的考证与历史沿革变化历来被研究者重视.陕西历史博物馆杨东晨研究员认为,轩辕黄帝是父系氏族社会创立的代表人物.他认为部落联盟机构的进一步完善、黄帝时代的一系列创造发明与文化艺术的发展造就了伟大的黄帝文明,它是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源头和根基,对后世文明起着开创、昭示的作用.陕西省轩辕黄帝研究会副会长苏峰在考证黄帝世家与臣子时认为,黄帝文化是由黄帝所领导的众臣子共同创造的,其高度的凝聚力与创造力值得我们后世子孙的借鉴.
与黄帝相关的居邑问题引起学者持久的兴趣.聊城大学李桂民教授从考古和文献资料整合的角度,对黄帝早期居邑问题展开探讨.他通过对陕西省石峁、芦山峁、新华遗址等早期文明遗址的考察和对相关文献的梳理,认为黄帝文化相当于考古学上的庙底沟二期文化,也就是早期龙山文化.西北大学钱耀鹏教授通过对芦山峁遗址的考古研究发现,芦山峁遗址存在夯土城墙及高等级院落,经过对出土陶器的鉴定推测芦山峁遗址距今4500—4000年,他认为华夏族祖先黄帝的居邑应在陕北及其附近,石峁及周围地区玉器的大量涌现和周人对玉的崇拜正是有力证明.
黄帝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黄帝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宝鸡文理学院高强教授认为,研究与传承黄帝文化,有利于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西北大学龚杰教授从中华民族的民族同根角度出发,通过对民族同根的规约、民族同根的价值加以阐述,认为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在屈辱多难的百年近代史中同仇敌忾,就是因为有黄帝文化奠定的中华民族同根,一以贯之,从未间断.宝鸡炎帝与周秦文化研究会霍彦儒会长提出了“黄帝陵文化”概念,他认为黄帝陵文化的范畴要比黄帝文化的范畴更加广阔,其中不仅有学术研究与问祖祭祀,还涉及黄帝陵景区的保护与开发,这有利于提高陕西黄帝陵的地位与知名度,增强黄帝陵的影响力,有利于全方位的开展黄帝陵研究与黄帝陵的开发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樊克政研究员就龚自珍与炎黄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与思考,他通过龚自珍对炎黄为民族始祖的体认与阐扬得出结论,认为龚自珍处于中国历史转折时期对炎黄文化的认同,反映的正是当时和尔后中国人民亟需增强的中华民族凝聚力.
二、文化传承与文明延续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这集中反映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包含儒、释、道等百家之学.博大精深的“百家之学”对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与会学者通过经典诠释等方式,对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创新作了精彩论述.
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儒家的君子观、人性论与价值论等问题,一直是学术界所讨论的热点.西北政法大学资深教授赵馥洁结合文献资料分析,认为孔子“君子之道”的人文精神意蕴在于实现了“君子”涵义由“有位者”向“有德者”的转化,使君子成为人格主体,同时还在于赋予了君子人格以现实意义,使君子成为人们的普遍性修养目标,并且建立了以“爱人”为核心的君子人格道德范式,使君子成为人文关怀的典范.就君子与理想人格的关系问题,南京大学洪修平教授认为君子文化鼓励每个人积极向上向善,对个人修养的历练具有积极意义,符合儒家的价值标准,但这并不代表君子文化只属于儒家文化,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格局在君子文化中也有体现.陕西社科联主席、陕西师范大学原校长赵世超教授就孔子“以仁释礼”进行了深入探究,他认为孔子的“以仁释礼”是对周礼的进一步改良,孔子力求在礼崩乐坏的大争之世重新构建以礼治国的社会秩序.中国人民大学韩星教授认为,“仁”的渊源可以从文字学、人类学和思想史等多角度进行解读,他强调“仁”的源头是多元的,孔子讲“仁”,价值观正是从“重神”向“重人”转变,人文精神愈加浓厚,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特质.
台湾政治大学董金裕教授就孟子、荀子人性论创新性地提出了“孟荀性论似异而实同”的观点.他认为孟子、荀子对“性”的定义不同,不能简单地相提并论,而在孟子荀子性论的综合研究中,得出了“性中都具有向善的可能”和“都注重后天教育”的结论,由此认为孟荀性论“似异而实同”.聊城大学江心力教授针对叶适《习学记言序目》的荀学观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认为,在叶适看来,孟子趋新逐奇,丢弃了儒家“本统”,并且周张二程也不足以入“尧舜之道”,叶适强调进善至圣,与荀子同,但叶适批评“陋儒”“专门”,认同“学则内外交相明”,对孟子、荀子分别作了批评.叶适的荀学观,是后人研究荀学的重要构成部分.
儒学发展至两汉经历了兴起与变迁.台湾辅仁大学陈福滨教授认为,两汉儒家思想的发展之所以陷入困境,是因为存在着天人相应到天人不应反思律动的局限性,从而引入大量谶纬神学,两汉经学也在白虎通会议以后盛极而衰,同时社会上逐渐兴起一股强大的怀疑与批判思潮,这究其本源也是对两汉儒学困境的反思,并尝试寻觅新的途径.
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经过先秦的发轫和汉魏晋唐的发展,至两宋时期理学,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高度成熟、稳定的思想学术形态.“北宋五子”与“程朱陆王”是理学中的代表人物,对理学家各自的思想和各自代表的学派研究是与会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之一.杭州师范大学范立舟教授对封建制度与张载构建的理想政治体系进行了详尽的考证与研究,他认为,张载批评现实取士制度败坏士大夫风气,主张仿效三代的世卿世禄制度,在稳定的封建制境遇下,士大夫可潜心投入于义理探讨,治理地方也不会有太多顾虑,政治会更加清明.河北经贸大学武占江教授对金元时期关学三家维系华夏文化延续的历史作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认为关学三家用政治上的退步换取学术思想上的传承,使金元时期出现了“征服者被征服”的现象,这也是儒学在中华文化传承、维系中发挥的积极功能.台湾佛光大学朱浩毅博士通过“鹅湖之会”脉络下的吕祖谦研究,对当下的学术方法论提出了反思,他认为,“鹅湖之会”是为了“学术异同”而不仅是为“朱陆异同”而展开的,他进而提出在同一历史背景下,不可断章取义整理学术脉络.
除了以人物为研究对象外,通过对经典的重新梳理和诠释融铸新观点也是学者们常用的研究方式.湖南科技学院陈仲庚教授对“诚”德目进行了系统阐述,他认为,从尧舜到宋代,“诚”经历了从政治法则到万物本原的发展,其实践价值逐步提升,形成了从政治理念到道德理念再到哲学理念的发展脉络.陕西师范大学刘学智教授探讨了理学视域下《吕氏乡约》的思想本质与现代价值观,他认为《吕氏乡约》是张载关学精神的产物和表现,乡约渊源于儒家的礼学思想和文化.对于清人对理学的继承与发展,陕西师范大学林乐昌教授通过对杨屾“知本为先”思想的研究,梳理学术史上关学发展脉络.台湾铭传大学田富美教授通过对清中晚期理学家的研究,认为清中晚期的衰变促进了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使不论是归宗于程朱还是陆王的学者在经世视域中出现了高度的一致性,形成了有别于宋明理学家的主张.澳门大学邓国光教授结合陈焕章《孔门理财学》的思想史意义解读了近代儒学的发展.中国孔子基金会彭彦华研究员对心学与国人的信仰哲学进行阐述,强调心学是一种促进民族生存图强的内在力量.陕西省委党校曾文芳教授认为,传统经典中真、善、美的道德内涵与人格修养是国人在当今时代需具备的人格与素质.
道家、法家等显学同样在“百家”之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学术脉络源远流长,历代学者留下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四川大学张泽洪教授考察了道教斋醮仪式的文化内涵,认为道教仪式中斋醮仪式的意义是通过仪式表达道教最高价值观,传播的是济世度人之“道”.华中师范大学刘固盛教授针对老子“以德报怨”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究,他认为老子“以德报怨”的思想主要包含三层含义,即体现社会与人生的理想境界、重视感化与宽容、直在其中.这些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多元性特点,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家等在思想学术史中得以流传,绵延至今.
会议期间,张岂之教授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延续”这一论题做了简要而深刻的小结.他指出,在新时代,我们走学术之路要发挥“韧”的精神,再困难也不动摇,任何困难都压不倒我们对学术研究的信念与决心.张岂之教授的讲话令与会学者与参会学生深受鼓舞,体现出老一辈学者对后辈学人的鼓励和期盼.
三、文化创新与民族复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与“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与会学者就文化自信与民族认同进行了热烈探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鲁谆副会长对《老子》“知常曰明”与文化自信的关系进行了系统阐述,他认为《老子》“知常明道”、“知人自知”与“能知能行”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深圳大学景海峰教授认为,文化自信的内在意蕴源于儒家思想的“道”,他分别阐述了自信与道德品格、道德自觉之间的关系,认为文化自信源于内心充盈与情感慰藉,而不依靠于外物.西北大学谢阳举教授通过对关中文化遗产周秦汉唐文明以及儒释道思想进行缜密的梳理,揭示了中华文化深厚的内涵,他认为文化自信的提出源自中华文化深厚传统,对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东吴大学刘源俊教授系统阐述了儒学与希腊思想、佛教、基督教之间的联系,力求结合全球视域比较准确地把握中华文化,进而找到发展与创新中华文化的适宜道路.台湾辅仁大学尤煌杰教授从“艺”与“道”的意涵探究中华文化精神,他认为“道”与“艺”、“德”三者不是分离的,而是相互融合的关系.高雄市孔孟学会方俊吉理事长认为,儒家“务本尚德”的思想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台湾慈济大学林安梧院长围绕“存有”、“场域”与“觉知”三大概念探析中华文化对当代人类文明的可能贡献,提出了自然共同体、血缘共同体与文化共同体的概念,认为中华文明是以“存在”为本性,“存在”与“价值”的和合性为第一位的,强调了中华文化多元性与统一性的有机结合,同时指出21世纪应是“中华文明为世界人类文明负责任的世纪”.
文化自信是文明崛起、民族复兴的思想基础,离不开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民族大学杨圣敏教授对中国民族关系的历史传统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中国的民族关系有别于西方国家,中国强调“天下一家”,也强调“多元一体”,这是中华民族拥有强大凝聚力的重要原因之一.西北大学张茂泽教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其历史基础展开探讨,他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古就有,例如黄帝意识、中国(华夏)意识以及“华夷一体,天下一家”意识,其中民族认同感日益增强,具有较高的民族意识.陕西师范大学许宁教授从三个维度探析中华文明“共同体”理念,他认为这三大维度分别是民族维度,即中华民族共同体；世界维度,即人类命运共同体；天人维度,即生态文明共同体.这些都是对中华文明“共同体”理念的新时代拓展.西北大学李浩教授就“我族类”、“天下大同”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论述,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我族类”包含四大涵义,分别是同一阶级、同一信仰、同一宗族和同一物种.各民族在融合中彼此学习,和而不同,逐渐形成了以“天下大同”为旨归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这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安徽大学王国良教授探讨儒家的人生价值意义,认为“人与万物为一体”的天人合一观念、“天地之性人为贵”的观念与“立己立人关怀天下”的价值尺度在当代仍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和世界意义.安徽大学解光宇教授通过研究儒家“仁”“礼”“大一统”等核心理念及其价值,认为儒家思想包含着丰富的国家和民族统一理论,对于我们实现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民族认同来源于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其活水源头是历代人们对中华文化的不断创新.文化创新不能仅局限于认识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它也离不开中西思想文化比较与会通.清华大学张国刚教授将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进行比较,认为从“一带一路”到“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在校定“道”,即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台湾辅仁大学潘小慧教授结合西方哲学中“意志”与“自由”的思想,重新审视荀子哲学乃至中国哲学中的意志与自由,她认为《荀子》书中心的主要意义为“认知义”和“自主义”,可合为“解蔽心”,进而合理地诠释荀子哲学的道德实践论.西北大学方光华教授回顾了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保守主义传统观的学术分歧,完整地再现了大陆新儒家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与学术交锋.北京师范大学张越教授就白寿彝先生中国史学史研究特色进行了系统论述,强调了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以及史学各种成果在社会的影响,“白寿彝学派”对当代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设影响深远.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志琴研究员对中国思想史领域侯外庐先生及其弟子的学术特点进行了系统深入研究,她认为侯外庐先生及其研究团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科学辩证地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成为科学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奠基人.山东财经大学王继训教授通过对张岂之先生治学体系下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以及中华文化会通精神的具体梳理,简要勾勒了张岂之先生的治学体系与学术创新.
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不仅要将海外先进文化“引进来”,更要“走出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至世界.西北大学李健超教授通过对丝绸之路的研究,从历史地理角度重现了中华文化对西亚以及欧洲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葛承雍教授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丝绸之路的研究要客观真实,不能技术性大于学术性,对当下研究丝绸之路的热潮中提出了冷静且中肯的建议.新加坡国际郑和学会陈达生会长系统阐述了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郑和文化遗产,突出以郑和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对西亚北非等广大地区的影响.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张世民巡视员就唐代杨良瑶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做了系统研究,指出其深厚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丰厚的文明遗产中,不仅有形而上的哲学,还有文学、史学、书院、中医等多种文明成果,学者们通过对以上文明成果的研究,创新性地提出了许多新的学术思路与方向.台湾逢甲大学廖美玉教授通过对杜甫“共推激”的系统深入考察,阐述了集大成的文化创造力.山东大学翟奎凤教授通过探察南大、清华、浙大校歌,发掘了近现代大学校歌与儒家文化的关系.中国人民大学罗安宪教授与南京大学杨维中教授、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程秋君副教授分别从“家”、“家庭伦理”与“家世”等概念探寻和反思中国文化.湖南大学肖永明教授与李江教授以岳麓书院为例,阐发了中国古代书院的礼容之学与成人之道.厦门筼筜书院王维生院长认为,当代书院的使命与担当应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广州大学吴小强教授基于《中国文化名著导 读》课程研究与实践,尝试总结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在新时代大学的传承经验.西北大学刘文瑞教授通过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的研究,总结了中国式的智慧.广东社科院李振武研究员重点探索孙中山的传统文化理念,强调了中西方文化融会贯通的创新精神.世界《》文化促进会王寅会长以及深圳德馨中医馆吴炫静馆长对中医所包含的哲学思想进行了系统阐述,认为中西方文化应当互补,需要相互了解,才能发扬中华文化.
本届研讨会以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与民族复兴”为主题,通过对黄帝陵与中华文明及其关系的深入研究,有助于人们更加全面地了解华夏文化,热爱中华文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张岂之教授对本次会议提出了很高的评价,指出文化创新在于学者们的讨论与交流,并准确阐述自己的观点,讨论形式多样化,是促进文化交流、文化创新的重要因素.陈逢源教授与高强教授分别代表两个分会场,做了简明扼要、言简意赅的报告与小结,介绍了分组讨论的主要学术观点、交流研讨问题.同时,赵世超教授对本次会议做了精彩的总结,他通过对诸多学者观点的整合,突出强调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联系,即古与今,历史与当下;源与流,现实与理想的内在统一.作为陕西省“戊戌年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活动”的组成部分,研讨会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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