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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日常生活为方法的民俗学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的可能性论坛综述
[中图分类号]K8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0890( 2017) 01 - 066 - 05
经典民俗学以具有历史传统的生活文化为研究对象,并以“民俗”为方法,参与到人文社会科学共同关注的问题对话之中.现代以来,在建构、发明民族国家传统、倡导文化多样性的过程中,民俗学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功用.近20年来,以吕微、高丙中、户晓辉、周星、王杰文、周福岩等为代表的数位中国民俗学者,一直思考中国民俗学的学术范式现代转型问题,期望在对象、理论与方法上有所突破,其中吕微、户晓辉提出的“实践民俗学”主张,具有代表性.由于他们借鉴的理论资源以及表述方式,都与中国传统民俗学界的“事象”研究有较大差异,其理论思考与学术关怀并未在民俗学界引起回应.
会议召集人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刘晓春教授,有感于民俗学界理论探索与经验研究相互隔膜、互不理解的学术状态,特于2016年3月1日发起“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的可能性”论坛.论坛采取定向邀请和征集论文相结合的形式,召集来自民俗学、人类学、宗教学、社会学、文艺美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通过探讨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的可能性问题,达成民俗学界理论探讨与经验研究的相互理解.如果说研究“传承”的民俗学以探究“历史”的逻辑、建构共同体的认同为终极目的,那么,研究“日常生活”的民俗学,则是以“日常生活”为伦理概念、方法概念、实践概念,以“历史”逻辑为基础,从理所当然与不证自明的“日常生活”中,探究“日常生活”的“常”与“非常”,重新认识“日常生活”在当下社会的意义与价值,进而实现民俗实践主体的“自由目的”.
2016年11月19日,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吕微、户晓辉、陈进国,北京师范大学的萧放、岳永逸、周全明,中国传媒大学的王杰文,辽宁大学的周福岩、吉国秀,山东大学的刘宗迪,中国海洋大学李扬,华东师范大学的王晓葵、中村贵,上海大学的张敦福,南京大学的高小康,武汉大学的李向振,华中师范大学的胥志强,云南大学的黄静华,岭南师范学院的蓝国桥,中山大学的夏循祥、刘晓春、王霄冰、蒋明智,日本福冈大学的田村和彦等学者,聚集在初冬季节百花依然俏丽竞放的中山大学广州南校园,远在美国的北京大学高丙中教授,以及美国崴涞大学张举文教授,日本爱知大学周星教授等,也通过视频远程参会研讨.
刘晓春教授代表会议主办方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中山大学民俗研究中心,向各位与会学者表示欢迎并致辞.他一方面肯定民俗学在积极参与国家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发挥了其卓越的学术功用,另一方面也指出,民俗学界将非遗保护等同于民俗研究的趋向越来越明显,对于急剧变迁的社会现实,民俗学者却很少做出回应.本次会议的召开,旨在通过探讨以“日常生活”为方法的民俗学研究,寻求中国民俗学学术范式现代转型的可能路径.在某种意义上,此次会议的议题与2016年9月份在北京大学召开的“追问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日常与媒体”会议,形成学术呼应.
本次论坛共分为六场.其中,前两场以理论探讨为主.后四场则以事件、叙事、空间、生活风格为关键词,试图探讨民俗学“日常生活”研究的路径.
第一场,“民俗学的实践研究与日常生活转向”.吕微、户晓辉从康德实践哲学出发,强调关注日常生活的实践理性和先验价值.在吕微看来,胡塞尔所提出的“生活世界”概念与康德的“实践理性”具有哲学上的渊源,从这个角度来看,日常生活的绝对性与“理所当然”是值得质疑与讨论的.户晓辉主张在实践意义上理解日常生活,强调应该把普通人也看作具有实践能力的、理性的存在者.他还与大家分享了近期的研究：以自己的家族史与家族记忆为对象,进行实践民俗志的写作.高丙中反思了日常生活的既成性与未成性,并以河北范庄的家庭神案为例,论证了日常生活之“理所当然性”存在的前提——“协商”.吉国秀首先讨论了“日常生活”转向对于中国民俗学的意义,并借鉴列维一斯特劳斯、鲍辛格、布迪厄等学者的研究路径与经验,用以实现“日常生活”概念的转化.她建议引进“日常生活实践”这一概念工具,以有别于哲学关于“日常生活”的界定,并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嵌入到中国社会转型之中去理解,让民俗学对重大的现实问题给予回应.她认为,民俗学的想象力有多丰富,民俗学的空间就有多广阔.蓝国桥系研究美学出身,他以自身的学科意识立论,阐述了理论生成与检测的两种机制.他认为,理论回归到日常生活,表达了中国学界对原创理论的焦虑,以及对焦虑的消除渴望.
第二场刚开始,山东大学刘宗迪的发言就引起了关于“何谓‘日常生活”’以及“日常生活”研究是否可能的论争.他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立场出发,认为我们离日常生活太近,也太过于熟悉,加之日常生活深不可测且漫无边际,因此不能也不应该将日常生活对象化.周福岩着重分析了许茨的“生活世界”与赫勒的“日常生活”这两个概念,他认为许茨对生活世界意义构造的现象学说明为文化阐释开辟了广阔的想象空间,使解释学具有了一种可能的社会学向度；赫勒则系统地研究了日常生活的特征及其变迁,为民俗学提出了一种文化批评的向度.
王杰文在发言中指出,“表演研究”已经对“阐释人类学”以及“文化研究”有所反省与批判： (1)把日常生活看作是“表演”（而不是“文本”）[(2)清楚地意识到了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应有的伦理的与道德的关系[(3)并尝试着要创造一门处于“边界( border)”位置的研究范式,即“表演研究”,以此挑战实证主义,拓展“文本”的意义,给予“体现( embodyment)”的交流以足够的强调.其实美国民俗学界关于口头艺术的“表演研究”,是在“实践理论”的基础上对口头艺术进行诗学的与社会学的综合研究.他进一步明确指出,康德的“实践哲学”是美国民俗学者进行“表演研究”的思想背景,是其学术研究的前提,内含于他们的具体研究之中.日本学者田村和彦介绍了日本民俗学有关“日常生活”的论述,并重点分析了日本民俗学相邻学科诸如考现学、生活财生态学等对“日常生活”的研究,为我们解读日常生活开拓了一个新的视角.周全明重新发掘了钟敬文对“日常生活”的论述,以新的视角切人材料.他认为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钟敬文先生已揭示了民众日常生活的基本特征、影响因素、历史关联以及内在机能.此外,钟敬文先生还就民众对自身日常生活的感受提出了“生活实感”的概念,并勾勒了“日常生活一生活实感一生活文化”的基本结构.这既是对中国本土“日常生活”理论的梳理,也是对“六经注我”的最好诠释.
梳理中国民俗学史会发现,学界的主流是以“事象”为研究单位,但这种研究容易引起的诟病就是脱离生活,见“俗”不见“民”.因此,本论坛第三场的主题另辟蹊径,将“事件”定为“日常生活研究的路径”之一,希冀学界能对事件加以关注,进而回到“生活世界”.周星开宗明义即提出从“事件”研究日常生活.他将“事件”定义为一种负面的“日常”,与节日狂欢之类的正面的“日常”区分开来.“事件”包括事故、灾难、死亡、冲突等,它们是来源于日常生活的“危机”,但也可能成为日常生活的“转机”.宣炳善从近年关于生育的新闻报道人手,将生育与民间生肖信仰联系起来,这是以往民俗学者很少关注到的.同时,他进一步引申,认为“事件”是沟通日常生活与媒介的桥梁,将新闻事件还原为日常生活应该是民俗学的努力方向.夏循祥通过讲述作为文化事象的吃狗肉民俗,被商业文化催生为“荔枝狗肉节”后的公共事件历程,分析了不同文化主体冲突之后的协商过程,展示了分散的多元文化结合为“一体”的可能性.
第四场,将“叙事”作为“日常生活研究的路径”之一.王晓葵选取地震灾害作为例证,分析民俗学如何介入灾害研究.他认为,灾害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并非灾害事件本身,而是灾后作为记忆储存下来的空间构造、仪式性行为及相关的口头传承.因此, “记忆”也就成为将“事件”转换为“传承”的重要媒介与方法.中村贵认为,将“口述史”作为一种跨学科方法引介到民俗学中,有助于民俗学关注当下的传承,了解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及心意.他以自己对上海日侨生活史的研究为例,认为民俗学者可以以“异常事件”介入,描写出现代人活生生的姿态,而这也是民俗学未来应该有的转向.黄静华以自己的博士论文写作经历为切入点,引入生活叙事这一视角.她认为生活叙事能关注到研究中多方的“协商”,并且顾及到情感建构这一维度.情感建构可以使研究者和叙事者实现“共通”,而这种“共通”有助于告别“寡情的”民俗写作,让研究者在日常的深浸中,在生活、生命的敞开中,更加有力地书写个体的生命感觉和生活情感.
第五场引入“空间”概念作为“日常生活研究的路径”之一.李向振在报告中简要梳理了现代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的学术历程,结合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日常生活整体研究视角,即既要关注生活的具体面向,又要关注民众行动选择与文化实践背后的逻辑,并以此反思民俗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泛语境化”现象.同时,他回顾了学界“叙事分析”的研究策略,并借助岩本通弥提出的“通过民俗”的研究理念,讨论日常生活整体研究的可行性及方法论意义,进而阐释了迈向日常生活的村落研究作为现代民俗学贴近现实社会路径的可能性.岳永逸以妙峰山庙会、苍岩山庙会、范庄龙牌会、京西古幡会等庙会的田野经验为基础,创造性地提出“庙会丛”的概念.他认为,以往的庙会研究只关注到了“朝圣”、“上山”这一动向,却忽略了“下山”.这是由神圣一世俗二元对立的思维导致的,未来的庙会研究应该致力于突破这种“朝圣”话语范式的束缚.陈进国向大家分享了自己在福建省永春县外碧村的“乡村再造”实践,并以此为个案提出未来乡村如何走出一条自治、善治之路.他认为,乡村建设应该按照乡村的文化逻辑来运作,把乡村再造与文治构建结合起来.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发动乡贤的力量.乡贤们既是资料收集者,也是乡村中重要的社会资本.因此,利用乡贤的力量所成立的社区发展协会,可能是未来可供借鉴的一种乡村自治模式.这个话题引起了与会学者们极大的兴趣,一时间会场上掀起了一个讨论的.
第六场的主题是“日常生活研究的路径：生活风格”.萧放讨论了当下日常生活中礼仪文化复兴的问题.他认为,日常是一种习惯的常态.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角度来看,日常生活应该被概括为具有历史性的、风土性的模式化生活.在复兴礼仪文化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是礼仪的实践者和推广者.只有主体的人参与到礼仪实践中,才能让生活重回到伦理与秩序中.张敦福从社会学者的视角解读了丹尼尔·米勒关于“消费”研究的成果.概而言之．通过普通人日常生活中消费活动——比如购物、穿牛仔裤等等——可以发现,消费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表达,即消费体现的是自我、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这种视角使消费摆脱了正确与错误、积极与消极的二元判断,也将消费研究从道德审判和政治立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胥志强从阶级论视角立论,认为当下所呈现出来的“非遗”是一种中产阶级的审美文化,而非单纯的民俗传承.中产阶级通过对民间文化的征用,进而实现自我身份表演的目的,同时获得文化领导权.刘晓春结合会议各位学者的讨论,指出民俗学需要放弃“民俗主义”、“本真性”等观念,从这些观念建构的“遗留物”的束缚中摆脱出来,进入到告别“民俗主义”“本真性”,以“日常生活”为方法的“后认同”时代,引入实践民俗学的“实践”概念,充分把握“日常生活”的既成性与未成性,既尊重每一个民俗实践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日常生活”的“未经反思性”、“理所当然性”.
会议最后,由吕微对本次论坛做了总结发言.他认为未来的民俗学应该“博采众长”,实现多学科的交流.民俗学者应该以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接纳各种理论与材料,并且为我所用.
会议结束后,各位学者意犹未尽.在会议的微信群继续展开热烈讨论.话题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实践民俗学”的学术意义
著名的宗教人类学者陈进国颇为谦虚,说自己久不参与民俗学界的学习,这是一次难得“参与观察”中国民俗学界之实践理性派动向的机会.他认为中国民俗学越来越强调自我学科发展和研究主题的“话语构建”,对自身之经验事实研究的“碎片化”以及民俗学“非遗化”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他指出,通过会议的讨论发现,“日常生活”其实不是此次会议的全部主题,“实践民俗学”也是会议的关键词.在某种意义上,实践民俗学还是钟敬文先生所说的传承学、现代学,有其当下关怀.他从实践民俗学的理路中发现,我们的学术目标主要不是研究日常生活,不是研究民俗,而是在日常生活中研究,在民俗中研究,以民俗作为研究的媒介和方法.通过民俗来研究人及其生活世界的意义,在顾颉刚先生那里也早已存在.在陈进国看来,实践民俗学,按吕微、户晓辉的研究,来自康德的实践范畴,主要是指在日常生活中“民”的自由意志如何可能,或在民俗生活中“民”的自由选择与自由权利如何可能,暗含一种发展的民俗学.因此民俗主义、非遗等等非“民”之自主参与的实践,恰是实践民俗学所要反思与批判的.实践民俗学同样要警惕民俗学者与“民”互动中之互为主体间性的不平等性,警惕民俗实践中的危险的消费.
户晓辉使用较为通俗的学术语言,进一步阐释了“实践民俗学”的主张.“实践民俗学”要破除两种习惯性的、常识性的认识：(1)田野是实践,书斋是理论[(2)书本是理论,应用是实践；还要区分“实践”的日常意义（一切人类活动、行为）和哲学意义（康德哲学指实践理性）.实践民俗学的“实践”不是一个泛指概念,而是一个特指概念,它指的是实践理性.所谓“实践”指的不是一般的行为或行动,而是人作为理性存在者具有的一种按照法则的表象来行动的能力（康德）.实践民俗学的实践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所谓知行合一的“行”,至少不是简单的等同于此,因为知行合一的“行”可能只是合乎实践理性,但不一定是出于实践理性.他进而指出,梁漱溟等前辈曾经做过的乡村建设,无论基于哪个学科,都可能在某些方面合乎实践理性,但不一定出于实践理性,这是它们与实践民俗学的最大区别,也是导致它们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
因为上述原因,户晓辉指出,实践民俗学的提出,不是也不可能代替一般的民俗实践和民俗学实践,而是试图为一般的民俗实践和民俗学实践补上一个不可或缺的“缺环”——实践理性.换言之,以实践理性原则为立场和目的的民俗实践或民俗学实践,才是实践民俗学意义上的实践.所以,实践民俗学的倡导,不是为我们的学科和生活附丽一个外在的口号,或者或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中国民俗学内在的要求,也是时代对我们提出的本质要求.户晓辉因此对陈进国的“乡村再造”行动表达了强烈的兴趣.由此可以看到,他们在各自的理论探索与实践行动中,发现了相互之间的契合点,惺惺相惜.
刘晓春、王杰文、宣炳善等也指出,通过此次会议,更为明确了“实践民俗学”的主张所具有的革命性意义.他们认为,如果说高丙中将“民”从“俗”的重重束缚中解放出来,那么,吕微和户晓辉则用康德等哲学为民俗学指出了一个方向,就是实践民俗学提出的尊重人之自由权利的发展方向.萧放则进一步指出,先验的、理想的“日常生活”很重要,它让我们有一种伦理性的追求方向,但如何将其指导生活实践,或者说我们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体现这一方向,需要我们融通古今中西,将理念与生活技术结合,真正助力民智民生民治民享.
2．“实践民俗学”存在的问题
就本次会议的讨论,陈进国指出,如何让中国民俗学讲中国话,他表达了自己的困惑.他认为西方哲学和思想作为人类共同的思想精华,并非不能作为反思民俗学的工具.然而,作为中国自身的哲学和思想传统,同样也是反思日常生活的根基.如果中国民俗学所有的概念和范畴甚至思考的语言,全部是西学的根基,我们自身的话语构建仍然是相当薄弱的.他进而指出,实践民俗学不能只讲康德,也要了解张载、朱子、吕祖谦、王阳明、以及沟口雄三等所讨论的宋明以来中国的近代,需要反思阳明心学以来对于社会、文化秩序的重建.
周星教授则提醒大家,要警惕“实践民俗学”的危险性.他指出,中国历史上某些政治主张与实践,也曾经被作为普遍性真理,然其祸莫大焉！同时也提醒陈进国的乡村再造实践,同样存在为民做“设计师”的危险性.他认为,即便拥有所谓实践理性,也未必能够担保实践在现场就一定正确.他更倾向于将“实践民俗学”理解为“日常生活”研究的一种观点,或一个派别.岳永逸则尖锐地指出,“实践”口号下的民俗学,似乎更容易激发出文人言大于行还自以为是,或沾沾自喜,或哭哭啼啼的老毛病.“知识分子／民俗学家”往往自以为是,先验地自认是“知识分子／民俗学家”.事实上,非遗运动与无处不在的威权已经促生出了两类人,吃上了糖而沾沾自喜的,没吃上糖而哭哭啼啼的.刘宗迪追问的是,实践民俗学如何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区分真正的实践与功利的实践？如果仅仅从定义上讨论,没有意义.王霄冰也指出,实践民俗学还需要一套可以直接应用于研究实践的话语体系,需要更加细化的和具体化的概念、理论和方法.
讨论虽然尚未结束,但大家有了基本的共识,在承认民俗学事象研究是其伟大传统的前提下,都认识到,“日常生活”与其说是民俗学研究的对象,不如说是民俗学研究的方法.如何理解以“日常生活”为方法的民俗学,如何将实践民俗学的理论探讨落实到具体的经验研究之中,是未来大家共同努力的方向.在此次研讨中,各年龄段、各学科的学者们济济一堂,在探索与争鸣中不断碰撞出思维的火花.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在这次论坛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对于民俗学的未来方向,本次论坛无法交出让所有人都满意的答卷.期待未来更深入的讨论.
[责任编辑]罗曼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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