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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藏传佛教对迪庆藏区的影响以德钦县羊拉乡为个案
摘 要：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羊拉乡位于滇、川、藏三省交界处,被誉为“鸡鸣三省”之地,属全民信仰藏传佛教的区域,境内共有7座格鲁派寺院,是云南省藏区29个乡镇中藏传佛教寺院最多的乡.基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文化生态,羊拉乡不仅拥有浓郁的藏传佛教文化,且始终保持着井然有序的发展状态.本文从羊拉乡的具体实际出发,就藏传佛教对羊拉乡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积极探索藏传佛教对整个藏区发展的意义.
关键词：藏传佛教；藏区；发展；影响
中图分类号：F 3278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4-390X(2018)05-0049-07
德钦县羊拉乡就其特殊地理位置而言,位于云南省的“北极”.西北部与西藏自治区芒康县相邻、东部与四川省甘孜州相邻,它是滇、藏、川三省交界的中心点.以云南省德钦县羊拉乡为中心,与相邻的西藏自治区和四川省的偏远地区形成了一个人流、物流较为集中的区域.这一区域虽然隶属于不同的省区,但从文化渊源上,它们均属于康巴藏区,这里的人们几乎都信仰藏传佛教,因此长期以来羊拉乡与各地保持着密切的来往,如：相互通婚、经商、就医以及进行共同的佛事活动等,各地的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共同促进区域的和谐发展.资深媒体人黄章晋说“宗教绝不仅只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历史上的存在,既有其文化性的一面,更有宗教社会性的一面,它是一个健全、有机社会里连接人们精神、情感的纽带,存续传统社会道德伦理的载体.宗教之于社会,有道德规范功能、历史文化功能、社会组织功能、慰藉心灵、稳定情绪的功能.”作为云南省藏区29个乡镇中藏传佛教寺院最多的乡,羊拉乡境内有7座格鲁派寺院,分别是布顶寺、觉顶寺、茂顶寺、则木寺、扎甲寺、扎义寺、扎史曲林寺,寺院是羊拉乡宗教文化的中心场域.佛陀说“佛法不坏世间法”,宗教在满足藏民最基本的信仰需求的同时还具有一定的社会整合和控制功能,对藏区的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羊拉乡,浓郁的宗教文化氛围对其社会、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进行其影响的相关研究,对剖析如何促进藏区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 藏传佛教对羊拉乡藏民社会生活的影响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羊拉乡藏民按照自己的需求和能力去不断地认识和适应环境,过程中藏传佛教对于藏民来说就是其强大的精神源泉,除了促使藏民形成约定俗成的言行规矩和生产生活方式,还对藏区的和谐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藏民的宗教情感流淌于血液之中,它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精神追求,更是一种生产生活的必需品；藏传佛教的影响渗透到藏民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心灵安慰剂,更是促进区域和谐发展的良药.下面主要从羊拉乡藏民衣食住行和羊拉乡社会和谐发展两方面来描述藏传佛教对羊拉乡藏民社会生活的影响.
（一）藏传佛教对羊拉乡藏民衣食住行的影响
羊拉乡有4个村委会,52个村民小组,全民信仰藏传佛教.境内的7座格鲁派寺院都有属于自己的教区,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在羊拉乡寺院与各自教区有着紧密的联系,再加上“宗教教规民俗化”［1］,藏民无论待人、处事都遵循藏传佛教对其长期影响而形成的一种传统与风俗,简要概括为：生活习俗(饮食习俗、服饰习俗、居住习俗)；礼仪风俗(待人接物之礼、婚嫁礼仪、丧葬之礼)；节日风俗(宗教性节日、生产性节日、纪念性节日)；社会风俗(藏族家庭、家庭名称、人名取定等).
以藏传佛教与藏民自然崇拜相结合而形成的“神山文化”例,在羊拉乡每个村民小组都有自己的神山,而山神就是这个村民小组的守护神,藏民认为村庄的兴衰仰仗于守护神.因此藏民每天早上都要在自家楼顶煨桑以祈求平安,每逢藏历的吉日都要到本村民小组公共煨桑台,煨桑祭祀神山,祈求风调雨顺、出入平安、事事顺利等.在羊拉乡,每户藏民家中至少有一个人每天早上从起床到吃早点一个小时内,要进行各种与佛教有关的活动,比如：煨桑、燃酥油灯、摆圣水等等,年年岁岁无一例外.一种看似简单的重复模拟行为,却真切而深刻地反映了人类对社会秩序的逻辑安排.“它是对真实社会秩序的生动展示,同时反映出了社会历史的变迁和变迁中社会的凝聚力.作为一个高度社会化的活动,仪式中的每一个体所扮演的角色,不仅仅存在于仪式进行的瞬间,其效力还将远远超出仪式性的场合,继续（规范）该地区人们的生产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的组织和安排.”［2］
藏传佛教对羊拉乡藏民衣食住行的深刻影响体现在：藏传佛教影响下形成的禁忌礼仪贯穿于藏民生、老、病、死的整个过程；佛教教义对藏民行为道德和价值观念具有塑造作用,并引导和规范藏民日常的言行举止、生产生活方式；藏民一生的重要时刻几乎都有活佛的参与,比如：小孩名字的取定、婚丧时刻日子的选定、建房开路的选址等；藏民遵守相关的禁忌,比如：布顶寺护法神不喜欢舞蹈,所以藏民在布顶寺附近禁止唱歌跳舞、甲功小组的神山“妈冉雍”不喜欢射箭,因此甲功小组的藏民世代禁碰弓箭等；藏区定期举行的佛事活动和宗教节日,比如：村子里定期举行的念经活动、藏民朝拜寺院定期举行的跳神活动；藏民定期的宗教朝拜活动,比如：羊年去梅里雪山朝拜、猴年去达摩祖师洞朝拜、鸡年去鸡足山朝拜等.这便是羊拉乡藏民日常生活的写照,在诵经声中迎接和送走每一天.
（二）藏传佛教对羊拉乡社会和谐发展的影响
从吐蕃王朝开始,佛教戒律逐渐对各个藏区产生了重要影响,藏传佛教的教律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观念,这些教律以禁忌、习惯法、村规民约和基本的道德操守等形式表现出来时,就成了乡土社会通行的“小传统”.这种传统是村落社会成员的行为模式,由于已经“内化”为村民间社会关系的制约,调整和平衡机制,显示出非正式（小传统）规范下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裁决功能,迄今仍发挥着应有的社会作用［1］.
在羊拉乡,藏民都很支持正常的宗教活动,都愿意为此献上自己的微薄之力.以布顶寺为例,2016年中旬,布顶寺僧侣通过与教区民众和当地政府商讨之后决定搬迁重建寺院.当然重建寺院需要耗资百万,尽管国家也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加上寺院本身的积蓄,可还是远远不够.布顶寺的活佛便带领僧侣们到羊拉的各个地方进行佛事活动,藏民则自愿的为建寺进行募捐.2017年春节期间,布顶寺在自己的教区（8个村民小组）轮流进行佛事活动,其中以甲功小组为例,甲功小组共有22户人家,以户为单位共筹得22万多元.布顶寺僧侣还到附近的四川藏区进行佛事活动,也得到了当地藏民们的大力支持.一直以来布顶寺与四川省甘孜州得荣县的龙绒寺保持着良好的往来关系.
此外,羊拉乡的其他几座寺院也都与西藏、四川的一些寺院保持着友好关系.比如,觉顶寺位于羊拉乡与西藏自治区芒康县徐中乡的交界处,同属于羊拉乡和徐中乡,寺院的僧侣也分别来自这两个地区.同时寺院每年几个特定的佛事活动都是在两地的教区轮流进行,如表2所示.
另外,觉顶寺每隔两年的藏历9月18—19日的跳神活动还要从西藏的其他寺院请来僧侣一起进行.“它将单独的个体聚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在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的高原,各种民俗文化节日和祭祀仪式将分散居住的人们连接在了一起,仪式所象征的文化意义渗透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文化的凝聚力对维系地方社会结构起着重要的作用.”［2］ “从而实践社会的整体性和统一性”［3］.这不仅加强两地寺院及僧侣的联系,更是促进了两地藏民的友好往来.再如,扎甲寺位于西藏、四川、云南三省的交界区域,进一步加强了各地之间的交流,促进区域的友好发展.
羊拉乡位于云南省的最北边,地理位置相对偏远,而与羊拉乡交界的西藏自治区芒康县徐中乡以及四川省甘孜州巴塘县中心绒乡等地区,也都为西藏自治区和四川省的偏远地区,羊拉乡作为三省交界的中心,与周边形成了一个人流量、物流较为集中的区域.加之,“藏传佛教文化因其民俗性特征,而成为群众性文化,既然为群众性,就有相应的稳定性.”［1］同时这片区域属于康巴藏区,全民信仰藏传佛教.三地除了在其他方面的往来促进了区域的发展,良好的宗教往来更是促进了这片区域的平稳发展,中庸、向善的信仰,使得这片区域更加的安定和谐.
二、藏传佛教对羊拉乡藏民经济生活的影响
羊拉乡以山地为主,地势山高谷深,形成的半牧半农的生产方式和自给自足的生活形式,就是藏要的经济生活.因其独特的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藏民的经济生产活动就是一个不断与大自然交往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藏民形成了原始的自然崇拜,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而随着藏传佛教的传入及其影响的不断加深,藏民的自然崇拜对象被赋予了灵性,特定的存在意义和生命价值,促使藏民形成了万物平等的生态理论观,并不断推进人与自然的可持续性发展.下面主要从羊拉乡藏民的财富观和羊拉乡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方面来描述藏传佛教对羊拉乡藏民经济生活的影响.
（一）藏传佛教对羊拉乡藏民财富观的影响
羊拉乡的7座格鲁派寺院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寺院大殿门口的左面墙上都有一副“六道轮回”图,这幅壁画清晰地描绘了“众生在六道的因果轮回景象”,似是在警示人们要珍惜当下,并重视来生.藏民深信因果报应,认为“举头三尺有神明”“万物皆有灵”,因此在羊拉乡,“六道轮回”“因果报应”“万物有灵”这三个主要的佛教教义渗透到藏民的思想观念和行为道德中,促使藏民形成了积极、向善的精神观念和中庸、无争的物质观念.
在佛教教义中,“六道轮回”与“因果报应”的道理相通,今生的“因”导致来生的“果”,“因”的大小,决定灵魂通往天、阿修罗、人、畜生、饿鬼、地狱这六个不同的“道”来接受业报.灵魂轮回、生命不息,在藏民的观念意识中,重视的并不仅仅是短暂的一生,更重要的还有来生,除了灵魂所有的事物都是身外之物,甚至人的身体都不过是灵魂暂居的躯壳.“在精神观念上,藏族信众通过对藏传佛的信仰,把日常生活置于一种永恒的实体中,并从至善的无限力量中获得最深厚的充实感……他们虽身在此岸世界,但是心灵却在彼岸世界.因此,藏族信众不为现实的荣华富贵而竭尽全力,也不为高官厚率而四处奔忙,更不为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而绞尽脑汁,只需追求精神的升华,为来世的投身铺桥搭路,从而获得彼岸世界永恒的幸福”.在物质观念上,由于藏传佛教“强调精神修养,而藐视物质价值”［4］,因此藏民的生产生活活动对大自然的破坏性极小,且往往不具有牟利性.
在羊拉乡长期的生产发展过程中活动,藏传佛教的教义对藏民的意识形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受主要影响之一的就是藏民的财富观,随着藏传佛教对藏民影响的不断深化,长期外在的谦和、柔性的生产生活方式内化为相应的价值观念,促使藏民形成了谋生而非牟利性的财富观.
（二）藏传佛教对羊拉乡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佛教生命一体观包含了生命博爱观.佛说全他即我,所有的他者、他人,才是真我.”［5］“万物有灵”“众生平等”等佛教教义使藏民在长期的生产发展过程形成一系列的禁忌习俗,以此来制约具有相对主动性的人的行为,从而促进人与他者的和谐相处.
郭净在《雪山之书》一文中写道：“一个新的自然保护名词 ‘自然圣境’（sacred natural sites）,简称SNS,泛指由原住民族和当地人公认的赋有精神和信仰文化意义的自然地域.因为它把自然系统和人类文化信仰系统融合到一起,对自然景观赋予一个特定的文化含义.”在羊拉乡,流传着各种各样关于神山的传说.比如,每位山神都有自己的形象,甲功小组的神山“妈冉雍”,传说中是位骑着白马、身着白裳、肩披白丝的女山神,因为她不喜射箭,所以甲功小组的藏民世代都禁碰弓箭,其实意为“不可狩猎,否则将遭天谴”.“妈冉雍”位于甲功小组的高山牧场,峰顶终年积雪,山上生长着各种各样珍贵的野生药材,如：虫草、雪茶、贝母、知母、雪莲花、大花等等.而羊拉乡藏要经济收入的一部分,来源于采捡野生药材,七八月份这些野生药材陆续成熟,正是羊拉乡的经济黄金时期.但是人们极少在神山上采捡野生药材或砍伐树木,这对当地的生态环境具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同时与主席提出的“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不谋而合.
郭净在《雪山之书》还写道“凡是我们经实地踏勘后认为具有自然资源保护价值的地方,村民们都看到文化的意义,因为这些地方早已在历史上就被认定为神林、神石、圣水之地.”关于神山的由来,人们无从知道,近年来随着羊拉乡矿业的发展,除了里农铜矿,陆续又有几处被勘探出来有较为丰富的矿产资源,而这些地方有的是当地的神山、有的是寺庙所在地,总之都是些风水宝地.羊拉乡所有的神山要么物产丰富、要么埋藏着大量的矿产资源,传说神山都是由某位精通风水的上师所挑选出来,并让藏民世代守护.比如鲁农小组的山神“阿尼仁”,传说中“阿尼仁”拄着一把用金子铸造的法杖,是位学识渊博的普陀.因此当地流传着有这样的说法“鲁农小组的藏民资质较为聪慧”,这似乎在现实中也有些印证,比如,鲁农小组到如今已有两位转世活佛；还曾有为高僧在去西藏深造的时候考取了当时西藏三大寺院（哲蚌寺、色拉寺、噶丹寺）的第一名,得到了格西学位.有趣的是几年前,“阿尼仁”被勘探出来有金矿,但是神山对藏民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藏民认为矿藏就是神山的内脏,而挖矿就是要将神山的内脏挖出来,这与藏民的生态观背道而驰,是藏民绝不允许发生的,因此这不仅保护了当地的生态环境,更是防止了开采矿产可能带来的许多负面影响,进一步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羊拉乡特殊的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羊拉乡藏民长期的生产方式具有靠山吃山的特征,藏民与大自然相互依存、感情极为深厚.而藏传佛教的影响更是加深了藏民对大自然的保护意识,在促进羊拉乡生态平衡的同时,为羊拉乡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发展环境,有利于羊拉乡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藏传佛教对羊拉藏民文化生活的影响
德国著名宗教学家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在《文化神学》中写到,“作为终极关切的宗教是赋予文化之意义的本体,而文化则是宗教的基本关切表达自身的形式的总和.简言之,宗教是文化的本体,文化是宗教的形式.”［6］藏传佛教本身作为一种文化,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既有意识形态类的、又有物质实在类的,如佛教教义、及佛教外化的象征事物都为藏传佛教的表现形式.根据文化影响的特征,藏传佛教对羊拉乡藏民文化生活的影响也是潜移默化和根深蒂固的.下面主要从羊拉乡藏民的观念性文化、器物性文化和制度性文化三方面来描述藏传佛教对羊拉乡藏民文化生活的影响.
（一）藏传佛教对羊拉乡藏民观念性文化的影响
人们在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影响下形成的价值观念,对人们的行为态度其一定指导作用的,就是人的观念性文化.“梁漱溟先生在《理性与宗教之相违》中写到：人类文化都是以宗教开端；且每依宗教为中心.人群秩序和政治,导源于宗教；人的思想知识以至各种学术,亦无不导源于宗教.”［6］ “众所周知,寺院最早出现在藏族社会是以学校形式出现的,而僧侣是藏族社会受教育最多的知识分子.每个寺院都有讲经院和辩经场,按寺院培养的目标和学习课程设置,培养造就高层次的宗教职业者.从这中意义上讲,一座大的寺院犹如一所大学,下设几个学院.
15世纪宗喀巴大师在拉萨附近建噶丹寺,创立了藏传佛教最后兴起的一个教派——格鲁派.格鲁派作为藏传佛教后期得一个教派,虽然它创立的时间较晚,但它的形成和发展,给藏族历史上的教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不仅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教育体系,而且创造了自己独有的特色.寺院是藏传佛教从事教育活动的场所,藏传佛教各教派都以自己教派的寺院为依托.格鲁派在此基础上,调整和改革了寺院组织.进一步完善了寺院管理的规章制度,形成了一套循序渐进的学习制度以外,在寺院的管理方面,采用了寺院委员会的形式等等,使格鲁派发展成为经院化、程序化、制度化,经院教育的体制中几乎容纳了整个藏族文化.”［7］
羊拉乡的7座格鲁派寺院,“作为历史文化传统和独特的民俗文化发展的产物,一直以来都发挥着巨大的文化功能”［8］,对羊拉乡的社会心理文化和社会物质文化具有深远影响.“康藏区民众的道德和伦理受佛教教义的影响,形成了传统的道德观并支配他们的行为.”［1］对羊拉乡藏民来说,信仰就像是命中注定的、在生命中是不可或缺的,它影响着你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即约束着你又引导着你.
（二）藏传佛教对羊拉乡藏民器物性文化的影响
每个民族都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念、需求和能力去适应环境而制造和使用过的一切物质产品都属于物质文化,也称文化的物质形式［1］.在羊拉乡,除了寺院是其宗教文化的中心场域,藏语言文字也是其社会物质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
在羊拉乡,几乎所有藏民的名字都是由活佛或高僧赐予,它代表着上师对你的美好祝愿.这些名字有的以自然界的物体命名,如：尼玛——太阳、江初——大海；有的以佛教圣物命名,如：都吉——金刚、白玛——莲花；有的以日期命名,如：此松——初三、达瓦——月份等等.藏民通常以四个字为一名、且无姓氏,若要区分同名之人,可将家名充当姓氏置于名之前来称呼.在羊拉乡每个藏族家庭都有自己的家名,家名是由家族名称演变而来,同一家族的几个家庭会使用同一个家名.至于家族名称的由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有的是根据自身所处的地理位置的特征来取定；有的是由活佛赐名得来的；有的与本村庄的名称相同.
在羊拉乡每个村庄的名称都有其特定的意义.“茂：经书；顶：上,译为经书堆上的村庄.据传,村子下方埋有十二卷经书,故名.”根据《德钦县地名志》记载,“丹达：立誓.神话传说此地过去常闹鬼,有一以佛法降伏,命鬼立誓改邪,故名.”有趣的是,在2009年12月中旬,由迪庆州文管所、迪庆州博物馆和德钦县文管所组成的普查队在羊拉乡境内发现了大量的藏文摩崖石刻群.其中,茂顶河口藏文摩崖石刻群正好位于传说中埋有十二卷经书的茂顶村；丹达河藏文摩崖石刻群,也恰巧位于传说中过去常闹鬼的地方.根据美德诺·斯郎伦布《刻在石头上的文明——记德钦县羊拉乡文物普查》一文,整理统计羊拉乡藏文摩崖石刻群的基本情况如表3所示.
正如,美国民族学家托马斯·亨特·摩尔根 (Thomas Hunt Morgan)在《古代社会》中说道:“文字的使用是文明伊始的一个最准确的标准,刻在石头上的象形文字也具有同等的意义,认真地来说,没有文字记载,就没有历史、也没有文明.”藏传佛教对羊拉乡的历史和文明具有深刻的影响,实际上藏传佛教及其影响下约定俗成的事物就是羊拉乡物质文化的综合体.
（三）藏传佛教对羊拉乡藏民制度性文化的影响
在没有文字记载法律的时期,人类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一些约定俗成的生产生活的规范,以此来调适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等各种关系,从而达到维护区域和谐发展的目的,而这种起作用的“规范”就是该区域的制度性文化.
羊拉乡藏民在长期的生产发展过程中,为适应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在浓郁的宗教文化氛围的影响之下,产生了相应的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这便是一种习惯法.习惯法作为一种制度性文化在藏区表现为各种风俗习惯与禁忌礼仪.在羊拉乡,藏传佛教对其制度性文化具有深刻的影响,如羊拉乡的婚姻制度和丧葬制度,藏传佛教的影响体现在婚礼和葬礼的各个进程中,尤其是在羊拉乡的丧葬礼仪中.以羊拉乡的火葬制度为例,人过世之后要立即请活佛选定火化和下葬的日子、因人而异活佛也会告知一些特殊的仪式,同时要请和尚念超度经；在火化过程中,送葬人员要在一旁念经,直到听到头骨爆裂的声音,表明逝者的灵魂已离开身体；火化结束后,要等一天左右的时间,家属才可以去收骨灰,收骨灰前要看上面是否有什么印记,不同的印记代表着逝者不同的转世；制作坟墓时,由于藏传佛教的灵魂论,藏民认为身体只是一种灵魂暂居的躯壳,埋在地里只是为了让它回归大地,灵魂早已离开躯体,所以藏民修筑的都是无碑墓,也没有所谓的清明节；葬礼结束之后的49天之内同一村子的藏民要每隔7天在逝者的家中念一次经文,第49天村民要在逝者家中年念一整天的经文,至此才意味着逝者真正的离开.
事物有序的发展进程就是藏民在长期生产发展过程中总结出来的,而藏传佛教对其起到理论引导和充实的作用,在满足藏民精神需求的同时有利于引导藏民更好地适应生存环境,并为发展更好的生存制度提供理论基础.
四、结论
关于宗教的功能,法国社会学家爱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说道：“使个体聚集起来,加强个体之间的联系,使彼此更加亲密”,藏传佛教应与时俱进地发挥着其独特的社会功能,充分发挥藏传佛教对人的行为和心理的调适作用；对社会道德和价值观的规范作用；对阶层矛盾和冲突的软化作用,充分发挥藏传佛教的积极因素,促使其不断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在顺应时展的大潮中追求自己的文化认同、制度认同,选择适合藏区发展的特色道路.在多元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贡献自己民族文化的精华,并坚持在改革开放中兼收并蓄,从而建立一个更加开放、和法治的藏区社会,稳步促进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发展,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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