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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子湖畔的卫匡国和《中华新地图集》
文图/梁二平
现在讲起丝绸之路,总是会说到罗马,提到意大利,其实,清代之前,没有任何文献中有关于中国人到过罗马或意大利的记载.反倒是自马可·波罗之后,意大利人不断漂洋过海来到中国……
马丁诺·马丁尼为何起名卫匡国
1643年夏天,也就是从意大利乘船来中国传教的罗明坚和利玛窦死去100多年后的那个夏天,又一位意大利耶稣会会士马丁诺·马丁尼来到中国,这是第三位为中国画地图的意大利人.耶稣会是天主教修会中特别注意科学研究的一支,不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许多科学发现与传播都同他们有着密切的关系.马丁诺·马丁尼是其中的佼佼者.
马丁诺·马丁尼抵达澳门时,恰逢满族军队进攻北京,大明王朝摇摇欲坠.以大明为合法政府的马丁诺·马丁尼为取悦尚在执政的大明朝廷,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卫匡国”,意为“匡扶正义,保卫大明国”.现在看来,这是一个被历史开了玩笑的名字,因为第二年满洲人就占领了北京,接管了大中华.原想保卫大明国的马丁诺·马丁尼,只能在大清治下展开他的工作.
《中华新地图集》
1650年春,卫匡国到北京觐见顺治帝后,当年即赴罗马教廷为中国礼仪辩护.1655年,没能“匡扶正义,保卫大明国”的卫匡国,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中华新地图集》,倒是“匡正”了中国的地图——这是一部欧洲出版的用投影法制图的全新的中国地图集,也是第一部将中国的自然、经济和人文地理概况系统地介绍给欧洲的地图集.卫匡国也因此被称为西方“研究中国地理之父”,成为载入世界地图史的名人.2008 年,西湖博物馆举办过一次“天子国度印象展览”,其中就有卫匡国的《中华新地图集》.
《中华新地图集》是著名地图出版商琼·布劳里程碑式的11卷本《大地图集Atlas Maior》的一部分,初版图集以拉丁文编制.图集收录有17幅地图,其中中华总图（Sinarvm）一幅,分省图15幅,包括两京与13布政使司,分别是北直隶（Pecheli）、山西（Xanxi）、陕西（Xenxi）、山东（Xantvng）、河南（Honan）、四川（Svchven）、湖广（Hvqvang）、江西（Kiangsi）、江南（Kiangnan）、浙江（Chekiang）、福建（Fokien）、广东（Qvangtvng）、广西（Qvangsi）、贵州（Qveichev）、云南（Iunnan）,并附《日本朝鲜图》（Iaponia）一幅.但该图册没有包含同样属于清帝国的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四地,这是当时西方世界对中华文明区域范畴的认知.
《中华新地图集》参考《广舆记》《皇明职方地图》等中国地图地理著作的同时,也使用了欧洲最先进的测量仪器和测算方法,每幅图的四周都标识出经纬度格,它以北京作为零度子午线,共记录了2000多个中国城镇的经纬度,还绘出海洋、山脉、河流、湖泊、运河、长城和大大小小的城市,以及能反映当地风土人情、传说掌故等的图画.例如在北直隶图上,就画上了皇帝、皇后和龙凤的图案；在山东图上,则绘制了四个山东猎户的形象；在浙江图上,是在热盆汤中缫丝、绕丝的图案；在江南图上,是传教士的图案；在云南图上,分别绘出了观音坐像和大象及土著的图案；在贵州图上,画上了文武官员和兵士的形象；四川图上绘制的人物形象明显就是关羽和周仓,生动而有趣.
《中华新地图集》完成于明、清交替之际,所以,一些地名不是很准确,如分省图上的“廉州”很明确是广东的,总图上却将廉州标注在“”里.总图中,钦、廉、雷、化是一个单独的区划,写的是“DVNGKING”,似“”.图集精准度虽不能和今天的地图同日而语,却代表了当时世界地图编制的最高水平.
几年前,深圳雅昌公司的老板在欧洲花8万欧元,从古书拍卖会上拍回一本《中华新地图集》,我专门到深圳雅昌艺术馆看了此书.这部书是拉丁版的,前边有一位佛兰德的作家写了一小段推荐文字,落款时间为1654年.印刷时间应是1655年,似初版版本.此前,有人说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有一部《中华新地图集》,后经查证得知中国国家图书馆没有此书.因此,这一本或许是国内孤本.
美术史似乎对卫匡国特别厚爱,在他出版《中华新地图集》之时,荷兰南方的一位女画家米叶琳娜·沃蒂尔为他画了一幅肖像.画中的卫匡国,蓄有长发和胡子,像个牧师,特意翻开外衣露出中国丝绸面的夹袄,头戴东方情调的毛线帽,似乎在显示他的“中国通”身份和从中国回来的“背景”——这是卫匡国存世的唯一一幅画像.
“司铎公墓”为何改叫“卫匡国传教士纪念园”
1657年,卫匡国再次进入中国,到杭州传教.在当时的浙江巡抚佟国器的支持下,卫匡国在杨廷筠（明朝监察御史,天主教徒）旧居武林门内观巷（即今天水桥）附近购地,于1659年兴建一所新天主教堂.1661年,宏伟壮丽程度为当时中国西式教堂之首的新教堂“无原罪圣母堂”（今杭州天主教堂）竣工.几个月后,47岁的卫匡国因霍乱在杭州病逝.
2016年,我到西湖考察慧因高丽寺,出来后,请出租车司机按网上查到的地址,把我送到“老东岳大方井（今西湖区留下西溪路新凉亭西湖啤酒厂西侧,青春宝东侧）天主教司铎公墓”.所谓“司铎”,本意是“司祭”,也就是“牧师”.在中国一般称为“传教士”.车开到西湖啤酒厂旧址,酒厂已不见踪影,只是一片工地.小师傅很有耐心地开着车转了两个来回,仍然没见到天主教司铎公墓.最终,在青春宝厂院东边树林中见到了公墓的影子,只见牌楼上写着“卫匡国传教士纪念园”.
大门是找到了,但铁门紧锁,我隔着门拍下卫匡国的塑像和立于1989年12月的“浙江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卫匡国墓”石碑.现在的墓园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修复的,占地约2.5亩.当时建了牌坊,石匾上镌“天主圣教修士之墓”,背面镂“我信肉身之复活”.离开正门,我悻悻地走开两步,又不甘心地转到了侧门,在司机师傅的帮助下,想翻过这近3米高的锈迹斑驳的铁栅门,试了两次,都没能翻过去.在这里能看到园中有一巨大的石墓室,室顶竖有十字,室门面西,自有其寓意,想必逝者也盼着魂归故里.
通过相关资料得悉,因历经时代变迁,原来的墓地和尸骨早已毁损,修复墓园时,墓窟置瓮12个,瓮内之骸骨,已非一人之骸骨.对于后来的研究者,更重要的可能是立在这里的两块石碑上的碑文了.右碑题“天学耶稣会泰西修士受铎德品级诸公之墓”,下刻罗怀中（儒望）、金四表（尼阁）、黎攻玉（宁石）、徐左恒（日升）、郭仰风（居静）、伏定源（若望）六人墓碑；左碑题阳演西（玛诺）、卫济泰（匡国）、洪复斋（度贞）和字迹剥落不清者四神父墓碑.这里的石碑上刻有墓主的名姓、国籍、生卒及来华年代,这些重要的信息皆来自于1867年来华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费赖之所撰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也就是说,“卫匡国传教士纪念园”中不光有卫匡国,他只是埋骨于斯的众西士之一.但名为“卫匡国传教士纪念园”,也是因为他对中国和杭州天主教会有着特殊贡献.
西子湖畔的卫匡国
卫匡国等传教士能在杭州落脚,甚至长眠于西湖之畔,还要感谢晚明的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三位中国贤达.1616年,南京爆发反教事件,是这三位贤达出面保护了一众传教士.李之藻、杨廷筠两人均为杭州人,杨廷筠曾任监察御史、河南按察司副使.1611年,杨廷筠在参观了李之藻父亲的西式葬礼后,决定受洗入教,取名弥格尔.
前边说过,卫匡国在杨廷筠旧居武林门内观巷附近购地兴建杭州新天主教堂.同样,天主教司铎公墓也是杨廷筠在1622年献出大方井祖茔作为来华传教士墓地的.这个大方井,古来确有一口井,离西湖不远,也算是个风水宝地,但这是中国人的墓地,外国人无法安葬.幸有杨廷筠献祖茔地,杭州的传教士才有了一块入土为安的茔地.
1676年,杭州天主教堂意大利神甫殷铎泽又在杨廷筠所献大方井祖茔地附近购置土地,扩大墓区.两年后,将所有在杭州逝世的传教士遗骸集中迁葬于此处,这才形成了真正的司铎公墓.1679年,已入葬18年的卫匡国迁葬于此,据说,当时的卫氏尸体仍完好如初,群众将其尸体置于木椅上面祭拜,后躯体萎缩成遗骸,才置于瓮中,上刻“卫济泰先生”五个字.
1699年,康熙南巡到杭州,经过天主堂,差内臣进堂细看,赐银200两修建圣堂,并在堂门上加“敕建”二字.1843年左右,墓地和教堂共占地7.5亩.墓窟外,有仁爱会、圣心会修女及诸修士之墓穴.
卫匡国传教士纪念园里的另外两位大人物
卫匡国传教士纪念园里,除了卫匡国,还有两位不为人“熟知”的大人物不得不提,一位是金尼阁,一位是罗怀中.
似有冥冥中的承继关系,1610年,利玛窦在北京病逝,同年,金尼阁在澳门登陆.不久后,金尼阁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五年后,他带着利玛窦的手稿回到欧洲,在德意志的奥格斯堡出版了由他翻译并增写的《利玛窦中国札记》,此书的出版引发了欧洲传教士到中国传教的热潮.这是金尼阁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第一个伟大贡献.
1618年的春天,金尼阁再次踏上来中国的旅途.这一次,他负有一个重要使命,即为中国耶稣会建立一个图书馆.为此他从欧洲各地挑选了各个领域的经典著作共约7000册装船运往中国.原本金尼阁拟定了一个庞大的翻译计划,但他不幸于1628年在杭州病逝,没能完成翻译西文经典的工程.这7000册书因而四处漂荡,仅有部分得以保存在北京西什库教堂,现今还有少部分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这些珍贵的西文善本被统称为“金氏遗书”,这是金尼阁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第二个伟大贡献.
1613年,金尼阁回欧洲筹集在中国传教的款项,于是有了1617年大画家鲁本斯为金尼阁留下的宝贵画像.据说,鲁本斯还绘有四幅耶稣会士的肖像,其中三幅画中的人物都穿着中国服饰,但尚未确定身份.据我推测,鲁本斯应是接下了耶稣会的批量订单,请他为一众赴中国传教的修士画像.这些肖像显然不是鲁本斯最出彩的作品,但经过岁月的洗礼,如今它们已然是大航海时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珍贵文献（金尼阁和卫匡国是这个墓地中少有的留下肖像的人）.
接下来说一说,1699年康熙南巡到杭州时,为何会赐银200两修建天主堂？
康熙皇帝是中国历代皇帝中对西学兴趣最大的皇帝.尤其是对西医,他敢大胆尝试.1693年,法国皇家数学家、传教士洪若翰曾献上金鸡纳霜（奎宁药）治好了康熙的疟疾；此后,另一位法国传教士罗德先晋献的葡萄酒,疗好了康熙严重的“心悸症”.经过几次“以身试药”,康熙对西方医术颇为信服.
康熙五十四年（1715）,当广东巡抚杨琳具折奏报罗怀中和郎世宁到达广东时,康熙即刻颁旨：“西洋人着速催进京来.”罗怀中和郎世宁抵京后,住在今天王府井北头的天主教东堂,并马上受到康熙的册封.郎世宁成为御前画师,罗怀中则进太医院,被封为“扈从医师”,特许“内廷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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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全科医师杂志
3、中华少年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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