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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福明：提心吊胆15个月，幸福了40年
5月11日,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40周年的日子.83岁的胡福明,日程上排满了各个媒体的预约,算是用接受采访的方式来纪念了.他是一个踩准了时代节奏的人.40年前,《光明日报》发表的这篇评论文章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他就是这名特约评论员.
“那年回南京前,《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来看我,说文章的署名要用‘特约评论员’,那天就邀请我做他们的评论员了.”初夏的阳光撒在胡福明居住的江南小院里,这位“点燃解放思想导火索”的老人很快沉浸在回忆中.他说起话来还有江浙口音,激动时会身体前倾,抬起手来指向前方,一下又一下,像在敲黑板.有时用力吸一口烟,这个写理论文章时养成的习惯再也改不掉.转眼间,一位颤巍巍走在小院里的老人不见了,变回40年前那个在嘈杂的筒子楼里提笔战斗的学者,在特殊年代里热血沸腾、敢说真话的斗士.
“我当过一次‘反革命’了,这次可能更严重”
1 978年5月1 1日,《光明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华社当天通稿转发；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13日,又有多家省报转载.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以不可阻挡之势在全国展开.
这个时间,离胡福明最初酝酿稿子已经过去了一年多.
这一年多的辗转难眠、矛盾、担忧终于随着稿子的付印,融进了推动时代前行的洪流.“1977年3月的时候,我下定决心要写这篇文章.”“为什么是3月才决定呢？我告诉你,这是自我斗争了一个多月的结果.”历史在胡福明的讲述里铺陈开来——当年2月,“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同时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两个凡是”：凡是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正在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的胡福明敏锐地读出了问题：“我感觉不对,我们要高举理论旗帜,但不能这么教条.”刚刚经历了“”的胡福明担心社会退回那个年代,他想写文章反驳“两个凡是”,但又不太敢,“当时思想斗争很激烈”.这种“不敢”,在胡福明身上其实很少见,他在南京大学是出了名的敢说敢写.1976年10月,南京大学召开揭批“”的大会,他第一个站起来发言；在那年创办的《南大学报》上,他一期接一期地发表文章,第一篇就是《评论<反对资产阶级全面>》,那时还没有被审判,社会上流传着“的文章不能批判”的说法,但胡福明才不管这些.
“我是学新闻出身的,知道‘两报一刊’社论代表的是主要领导的声音.我要是公开反对‘两个凡是’,被扣上了‘反党反’的帽子,是不是要坐牢？要杀头r”带着这样的担忧,胡福明自己和自己一次次争辩.他既不敢和同事讨论,更不敢告诉家人.“我‘’期间当过一次‘反革命’了,劳改了好几年,这次要是写文章,可能更严重.我怕连累别人,怕被打成‘反革命’.”
挣扎了一个多月,“写”的一方总算是占了上风.“我是一个理论工作者,如果没发现‘两个凡是’的唯心主义问题,那还情有可原；但是发现了却不说,那不是跟我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相悖了”.这也像一个真理越辩越明的过程,他逐渐坚定起来,最后决心“坐牢也要写”.
“如果直接反对‘两个凡是’,没有哪家报刊会发表,那就起不了作用,所以要迂回一点.”最后,胡福明找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论点,“这是马克思提出来的,多次强调过”.
“我要是坐牢了,你们给我送牢饭”
胡福明定了文章标题,就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大纲是在医院走廊里写的.当时妻子生病住院,他每晚都在医院陪护,带来一摞书和资料,在走廊上搬一条长凳当书桌,借着昏暗的灯光一条条查理论依据.到妻子出院时,他已经查到了上百条理论论述,写出2000多字的提纲.
“你看,这就是当时用到的资料.”胡家的客厅里,进门处是一张老书桌,摆满了各种理论书籍,他指着颜色发黄、纸张变脆的那一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告诉记者,那是当年用得最多的资料.翻开书,扉页上印着1966年出版.
写稿是在酷热的7月.筒子楼里一层住了七八户人家,加上放暑假了,孩子们在楼道里打闹,环境拥挤嗜杂.但胡福明越写越清醒,8000多字的初稿十来天就写完了08月,他把稿子修改了一遍,“感觉自己在战斗,特别有干劲”.9月,稿子寄给《光明日报》编辑部哲学组组长王强华.认识王强华是年初的一次理论研讨会上,两人很多观点不谋而合,王强华当时就向胡福明约稿,说内容不限,时间不限.因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写完后,胡福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寄给他.一同寄去的还有一篇批判的文章.
“我当时对这篇文章其实不是很有信心,打算要坐牢的.”稿子投出去,4个月没有回音.胡福明一直忐忑不安,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直到1 978年1月20日,王强华寄来一份清样,排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信上说,“关于的那篇文章就不发表了,这一篇请做如下修改”.大意是要修改得更温和,避免被人抓住小辫子.通过往来信件,胡福明又对稿子做了两三次修改,到了4月,仍然没有发表.王强华在信里的口风却转向了,“说要改得更有战斗力,这我就摸不着头脑了！怎么定这个调子？”胡福明于是回信告诉王强华,月底要去北京参加研讨会,到时再讨论.
到北京的当晚,王强华就来招待所把胡福明接到光明日报社,直接去了总编辑杨西光的办公室.
等在办公室里的还有《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马沛文和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杨西光拿出一份报纸清样,是原本要在4月上旬刊发的副刊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说：“今天请各位过来,是讨论这篇文章如何修改,作者也来了,大家说一说吧.”
当时,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正逐步展开,但在涉及指导思想方面的根本问题时,几乎都同“两个凡是”的方针发生了尖锐冲突.就在这一年3月底,《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标准只有一个》,提出真理的标准是社会实践,收到读者来信大多数还是反对这一观点的.杨西光在看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时,认为这是一篇重要文章,决定改在头版发表.
那天晚上的讨论定下两点,一是文章要更有战斗性,二是在语言上要更稳妥.胡福明又开始修改稿子.光明日报社上午派人送来清样,晚上改完拿回去,第二天又送来新的清样和修改意见……这个反复修改的过程,让同住一间房的另外3位理论工作者也都知道了胡福明的这篇稿子.“他们看后都表示支持,但是也都知道这个稿子是有风险的.我当时跟他们说：‘我要是坐牢了,你们给我送牢饭,’他们说‘一定送’.”
但胡福明还是担心.他去人民日报社见朋友时带上了稿子.当时《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何匡看后当即表示：《光明日报》如果不发,我们发！”听到支持的声音,胡福明心里又安定了一些,语气轻松起来：“他们是要发的.”
研讨会结束后,胡福明住到了光明日报社招待所,继续修改稿子.杨西光两次前去看望.第一次,杨西光表明自己的立场,坚定支持拨乱反正；第二次,杨西光告诉他,文章要请党校的同志帮助修改,由同志审定.
“五一”前夕,胡福明把自己改的最后一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交给《光明日报》,然后就回南京了,他已经归心似箭.
十几天后,他收到了光明日报社寄来的10份报纸,文章刊发在1 1日的报纸头版重要位置,在自己交去的版本上作了一些修改,标题加上了“唯一”.他不敢张扬,把报纸放好,继续工作.
但春雷已响彻大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犹如一枚重磅炸弹,引爆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讨论初期,很多人还没有从思想禁锢中走出来,对这篇明显反对“两个凡是”的文章大为恼火,其中不乏领导同志.有人对胡福明说：“你已经卷进的斗争了.”但身在南京的胡福明没有感觉到：“我当时没有听到什么消息,都是后来听说的.”他“后来听说的”消息包括《人民日报》转载此文后被说是“砍旗”,有领导同志批评和杨西光等.
“不过,小平同志在6月份就公开支持这篇文章了.”其实是5月30日,在准备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时,和一些同志谈道：“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6月2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召开,在讲话中着重阐述了关于实事求是的观点,并且号召大家：“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改革开放的春风即将吹遍大江南北.
“我经历过动乱,知道一定要改弦易辙”
采访中,胡福明一再说：“这篇文章不是我个人的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时代的产物.”时代是思想之母,唯有时代能诠释他的一生所为.
1935年,胡福明出生在江苏无锡的一个贫苦农家.因为战乱和家境贫寒,他小学几次中断学业.1949年,他加入中国新主义青年团（共青团的前身）；1955年,不满20岁的胡福明加入中国：1956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新闻系,不久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1962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南京大学任教.
“先干了一年辅导工作,1963年开始给学生上课,讲思想.”当时的南京大学有3000多名师生,1966年,学校决定在溧阳建新校区.胡福明和其他300多名师生一起,拉着1 0辆板车,带上全部家当,往200多公里外的溧阳出发.师生们走了3天,到了杂草丛生、荒芜一片的新校区,边建校边上课.没通电,胡福明就带着学生去20公里外的镇上拉电线杆,小板车一次最多拉回两根,得十来个人轮流拉车.“每去一趟,就浑身湿透.”那是1月,天还很冷.拉完电线杆,又继续拉砖头、木头,把校舍一点一点盖了起来.
在溧阳的山丘里,胡福明几乎没有感受到“文化大革命”前风雨欲来花满楼的气氛.当年6月2日,他在镇上听广播里说北京大学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批判北大党委.“听了就听了,也没当回事.”可回到学校一看,大字报也贴上了,批判校长匡亚明走修正主义路线.他仍然没有预计到即将刮起的风暴,晚上开会还发言支持匡亚明,说：“匡校长执行的是的路线,搞半工半读就是要培养为工农兵服务的革命事业接班人”.没多久,他就被打成了站队匡亚明的“黑帮”,南京和溧阳的校园里都有“打倒胡福明反革命分子”的大字报.
“那时候我女儿不到3岁,被人骂‘黑崽子’.家被抄了好几次,讲稿全被拿走了,书也没剩几本,晚上偷偷摸摸去操场捡回来几本’.”有一次,胡福明脖子上被挂上黑板,拉到操场批斗.“黑板上面不是麻绳,是铁丝,黑板蛮重的！脖子上让铁丝勒出的红印消不掉,晚上就拿热毛巾敷.”
胡福明自认为不是受迫害很严重的人,“我是贫下中农出身,被批得少”.他～直在思考,1976年“”结束,他认为是改弦易辙的时候了.
“我经历过动乱,知道一定要改弦易辙.”“作为知识分子,我可以拿什么战斗？只能拿手中这支笔！”从1976年开始,他就不停撰写理论文章,向各大报刊投稿.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之前,他已经有不少支持拨乱反正的理论文章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
而后,他的人生也被这篇文章影响,组织部多次找他谈话,要调他到党委政府工作,都被他拒绝了.直到1982年,调令下来,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南京大学,走进党政机关,先后任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省委常委,省委党校校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这些年,他亲历改革开放,见证了神州大地焕发生机的过程,“社会各个层面都充满活力,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些变化,让他常常有一种幸福感.如今,已经退休多年的胡福明仍然每天读报.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全文,被他用二号字体打印出来,放在书桌上,那是他研读的最新一份讲话.“习总书记的讲话,提到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你们年轻人,要好好学一学……”说这话时,胡福明像是站回了讲台,开始讲授马克思主义.
人生暮年,回顾40年前的那个节点,一切好像都暗含危险,一切又都顺理成章.胡福明在关键时刻写下了一篇关键文章,点燃了思想解放的导火索,给蓄势前行的时代加了一把力.这样的人生,才不负时代.
（据《环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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