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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望所归：领导权威形成的历史过程
众所周知,遵义会议确立了在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事实上,在遵义会议前,的领导权威有一个逐渐形成的历史过程.
“坐冷板凳”处境的结束
1933年9月,南京政府以百万重兵对各苏区发动大规模围剿,仅围剿苏区的兵力就达50万.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吸收了过去几次围剿失利的教训,采取了“涸泽而渔”的方略,军事上实行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经济上对苏区严加封锁.
临时总书记博古不懂军事,又死抱着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治地理观念,怕承担责任,不敢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法,将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使熟悉游击战法的红军不能施展其长技.李德的顶头上司是共产国际军事代表弗雷德,在上海遥控指挥.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博古、李德为代表的“国际路线”的威信降到低谷,成为各种意见的众矢之的,来自军队的意见最大.
到五次反围剿的后期,苏区失守已成定局,博古等人和的关系似乎也有了某种转圜的苗头.1934年五六月份,博古派人到莫斯科,给王明捎口信说,“大事有错,小事没有错的”.长征前,他们还让给部队撰写关于游击战的小册子,把实地考察红军突围路线这样重大的事情也托付给他.这些都表达了“国际派”对的倚重之意,尽管最初只是从游击战专家角度表达的倚重,但坐冷板凳的日子就要结束了.
随着苏区的军事形势日益恶化,“国际派”内部也发生了分化.一、二号人物博古与张闻天之间在反围剿的许多问题上多有龃龉,政见分歧越来越大,以至发展到公开化的程度.
广昌保卫战失败后,在中革军委总结会议上,张闻天与博古发生了激烈争执.张闻天批评他们同敌人死拼,使红军主力遭到不应有的重大损失.博古不但不接受批评,反讥张闻天这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起义那样的机会主义思想.张闻天当即反驳,还批评博古过于重用李德.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这场争论使张闻天感到,博古不具备掌握中国革命大局面的能力.
后来,张闻天在闽赣巡视回来后,多次主动看望,关心病情,嘘寒问暖,就当前局势交流看法,进一步沟通了双方的思想认识.
长征出发前,最高“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曾决定将政治局成员作为代表分散在各军团,张闻天对此不满.得知后,向建议,将他与张闻天、红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安排在一起.建议得到了批准.从后来的情况来看,这是一个深谋远虑的先招.
鼎立三足的“国际派”折了两足在红军长征前夕,上海局及其电台被国民党政府破获,与莫斯科中断了联系.直到红军到达陕北,与莫斯科才恢复了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事事须听命于莫斯科的代理人领导体制失效,必须独立自主地解决一切问题.在解决党和红军的生存危机中,李德、博古等人进退失措,领导权威不断流失,以此说服许多高级干部.
说服其他领导人的路线图是这样的：与王稼祥、张闻天一路同行,进入湘南以后,就对他们说明和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王稼祥最先支持的意见,提出要改变领导.张闻天也很快接受了的主张,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反对李德、博古军事指挥错误方面的斗争.尔后,又同周恩来、朱德等谈话做工作,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过了湘江后,向提出讨论军事失败的问题.张闻天不懂军事,只了解一些军事理论,写写文章,是纸上谈兵.则是在游击战争的恶劣环境中历练出来的,实践经验丰富,深谙带兵打仗之道,对红军过去的各次战役战斗如数家珍,是“掌上谈兵”.在对付博古、李德的问题上,他们有着理论与实践的互补性.
王稼祥是中革军委副主席、红政治部主任,在反围剿作战中就与李德多有冲突.黎川作战失利后,李德要严惩守将萧劲光,是王稼祥与共同把萧劲光保了下来.在广昌会战等军事方针上,王稼祥也与李德相左,而与接近.另外,王稼祥虽然有伤在身,但在军事上有发言权,有着做军队将领工作的方便.
做通了张闻天和王稼祥的工作,能够争取到他们的支持,“国际派”的鼎立三足就折了两足.这样,在政治局会议上孤掌难鸣的局面就得到改变了.
敌人的电报证明正确
1934年11月下旬,红军强渡湘江时,遭到国民党军的夹击,损失极为惨重,八万多人锐减为三万余人.部队军心浮动,怨声四起,对最高“三人团”的领导能力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博古本人也深感责任重大,十分内疚,心情非常沮丧.
在渡过湘江后,从过老山界起,政治局一路开会,讨论红军的行军方向.、王稼祥、张闻天开始在政治局内部公开批评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问责博古、李德等人.博古、李德并不认账,反说是因为、张闻天的纵队行动迟缓,有意拖延,给主力部队造成了重大损失.
经过渡江后十几天的奔波,1934年12月12日,红军占领了湖南西南的通道县,与尾追敌军暂时拉开了一段距离.临时决定召开负责人紧急会议,讨论进军方向.会议参加者有博古、周恩来、李德、张闻天、、王稼祥和朱德等人.
会上,李德提出了一个不无异想天开的建议：让追击红军的国民党部队赶到前面去,红军从他们背后转向北进,与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赣川三省交界处创建一大片根据地.
当即予以激烈反对.他说,红军主力现时北上湘西,将会陷入敌军重围,后果不堪设想.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的意见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
对意见最有力的支持,应是来自红军破译敌台的电报材料.这份材料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敌人的电报证明了的主张是正确的.
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会议通过了西进贵州的决定.通道会议开了一个半小时,能作出转兵的决定已属不易,很难再有更大调整.但是,会议突破了过去最高“三人团”独断专行的决策方式,可以认为是权力转移的最初开端.
遵义会议前的一场过场戏
1934年12月15日,红军进入黎平.国民党追剿军一时失去方向,使红军获得了可贵的休整时间.18日,政治局召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行动方针问题.
通道会议讨论的是红军迂回行动的战术行动,黎平会议是要解决红军落脚的战略问题.博古等认为,红军绕道贵州已经避开敌人的追击了,应该继续执行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放下行李再去打击敌人.马上表示反对,主张根本放弃原定会合计划,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境建立根据地.
的意见得到王稼祥、张闻天等人的积极赞成.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决定采纳的意见,否定了在湘西创立新的根据地的意见.周恩来的立场态度完全倒向一方,是对已经焦头烂额的最高“三人团”的釜底抽薪,给了博古和李德致命的一击.
、张闻天、王稼祥公开活动,联合行动,共同商讨,提出意见.许多重大问题都由他们首先议定,形成意见后提交讨论通过并布置执行.
12月下旬,张闻天和王稼祥在行军途中交谈,分析当前形势,感到这样下去不行.张闻天说：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还是要让出来.王稼祥把这个意见先后告诉了彭德怀和,并与刘伯承等几位红军将领进行了沟通,大家都赞成开个会,让出来指挥.
1935年1月1日,周恩来找商量并征得博古同意,在县猴场镇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是黎平会议的继续延伸.
猴场会议通过《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了黎平会议确定的行动方针.会议还作出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实际上取消了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而使没有军职的政治局委员有了军事上的发言权.
猴场会议是遵义会议前的一场过场戏.至此,最高“三人团”的最高决策权已是名存实亡,已经只是一个空壳了.
十几天以后,遵义会议召开,名正言顺地宣告了最高“三人团”的寿终正寝,宣告了在党领导权威的实质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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