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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帝国的金属制品和分析
摘 要：拜占庭的金属制品作为拜占庭艺术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它的发展和演变与其地理位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一方面继承了罗马古典文化,又很好地吸收和接纳了东西方的文化.同时,拜占庭的金属工艺也影响了阿拉伯世界和斯拉夫世界的艺术,使得拜占庭的金属工艺制作一方面具有自己的特色,同时也能找到其他文化影响的线索.这种多元化、多层次的文化传播与交流在拜占庭的金属工艺品中得到了很好地诠释.本文就从拜占庭的金银器、首饰加工和金币几个方面入手,对拜占庭的金属工艺做了细致的梳理与分析.
关键词：拜占庭；工艺美术；金银器；首饰；金币
中图分类号：J5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献编号:1003-9481（2018）02-0015-05
拜占庭（Byzantium）这个名词最初指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古代城市拜占庭,这座城市始建于古希腊商业殖民时代,4 世纪君士坦丁大帝在古城旧址上扩建罗马帝国的东都,并将拜占庭更名为新罗马,也称为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位于欧亚大陆的交汇处,具有独一无二的战略优势地位,它不仅是拜占庭帝国政治、经济、军事中心,也是帝国的文化和宗教生活中心.当时,世界的几个文明中心的文化聚集在这里,对这里的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扩建后的拜占庭迅速发展,成为地中海第一大都市,并成为基督教世界财富和权利的象征,而拜占庭这个名字也因此闻名于世.张绪山认为：“‘拜占庭帝国’即以拜占庭为中心的帝国东部,融会古希腊文化、基督教东正教和罗马政治观念以及东方文化因素,逐渐在政治制度和文化上表现出自成一家的独特性；形成一个不同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新型帝国.”[1]( P109)
信奉基督教的拜占庭人认为黄金、白银上的光泽代表了光明,是辉煌、荣耀和真理的象征,所以拜占庭的金属加工艺术发展迅速.他们使用黄金、白银制作钱币、各类器皿,还将之搭配于宝石制作首饰或者用于纺织品上.现存的拜占庭黄金制品的纯度不高,大约在85%——93% 之间.白银多制作一些器皿,银币的出现比金币要晚,黄金与白银还会结合珍珠、宝石等使用制作一些工艺品.本文以金银器、首饰和金币为例,将拜占庭帝国的金属工艺作一梳理.
一、拜占庭的金银器
叙利亚作为拜占庭的领土,其被统治的时间一直延续到阿拉伯伊斯兰帝国的兴起,地中海的贸易也一直被叙利亚人和希腊人所控制.而叙利亚的金属工艺在希腊化时期,就已经有了很大地提高.到了拜占庭帝国时期,不论是经济发展的需要还是战争的需要,叙利亚金属以及冶炼技术的再次提高都是必然的,而金属冶炼技术与铸币技术又是相辅相成的.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了一套出土于叙利亚Attarouthi 地区的金银器,制作年代为公元500-650 年（图1）,这批制作精良的器皿包括圣杯、香炉、过滤器和圣灵鸽,它们属于Attarouthi 基督教会的财产.使用于举行盛大的基督教会仪式或者圣餐的时候,基督徒在这里进奉葡萄酒和面包也是为了纪念耶稣最后的晚餐和他的死亡.圣杯的上面有不同的希腊铭文,7 世纪初的时候,在与阿拉伯人混战的时候,被慌乱地埋于地下,直到被美国大都会收藏.
拜占庭的金银器多表现宗教故事,同样的主题,不同地区在具体的艺术表现上存在差异,这也说明了拜占庭金银器艺术门类发展的不平衡性.叙利亚作为被统治的属地都能制作出如此精美的金银器.那么作为拜占庭帝国的统治中心,君士坦丁堡的金属制作工艺只能更胜一筹.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还收藏了一系列关于大卫图像的银盘,这件银盘上有“大卫面对以利押”的图像（图2）,故事讲述了大卫的长兄以利押指责大卫作为牧羊人玩忽职守下山观看巨人歌利亚战斗的故事.（撒母耳记上17：17-30）它于公元629–630 年制作于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希拉克略王朝第一任皇帝希拉克略（610-641 年在位）在628–629 年击退波斯,战争失利的波斯帝国除了释放战俘、奉还耶路撒冷的遗迹“真十字架”外,还将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小亚细亚、美索不达米亚西部归还给拜占庭帝国.[2] ( P29) 银盘上身穿早期拜占庭宫廷服饰的《圣经》人物暗示了拜占庭的皇帝是被上帝选中的.如此装饰精美的银器流行于古罗马和拜占庭时期的盛宴中,在金银器上使用古典和宗教题材用以表达财富、社会地位、学识和他们虔诚的信仰.这件银盘上的人物形象是比较明确的,假如器皿上出现的是单一的人物形象的话,其人物是很难判定究竟是谁.
除了上述银盘,同一系列的还有“大卫搏杀狮子”图像的银盘、“撒母耳膏立大卫为王”图像的银盘和“大卫迎战非利士人”图像的银盘.《旧约·撒母耳》记载,以歌利亚巨人为首的非利士人向以色列进攻,扫罗王节节溃败,在关键时刻牧羊人大卫挺身而出,使用投石器击败了手持盾牌、身着铠甲的歌利亚,以色列胜利.图像上展示了被全副武装的非利士人围攻的大卫,大卫淡定地迎战.银盘的上方坐着的是扫罗王,左边是自动请缨迎战的大卫.银盘的下方是非利士人战败,被大卫割下头颅的场景.银盘上的图案复杂、精细,人物形象的神态把握准确,即便是护腿和衣衫上的扣子纹饰都清晰可见,足以可见这个时期的金属器皿制作技术的高超.这批银盘的制作具有宗教隐喻和基督教的象征意义,也许它们使用于盛大的宴会上,用以表达拜占庭人的骄傲与自信.
在拜占庭金银制品上,具有强烈的安息、萨珊波斯和草原特色.安息-萨珊银罐把手往往做成拉长腰身变得十分灵巧、细条状的狮虎类猛兽造型.拜占庭银瓶外形与安息- 萨珊各种同类器物的外形相似,有瓶口较大的短颈银器,有瓶口较小的细颈银器,有各种圈足器物,还有各种银罐,包括模仿希腊- 罗马造型的银罐.拜占庭银器纹饰也多采用心形、对角四叶、联珠纹、藻井式纹、交波二方连续等东方纹样,以及一些罗马银器上的纹饰.还有一种银盘和四脚托架的银器,托架上使用了古希腊海中信使特里同（Triton/Τρiτων）与格里芬组合雕饰以及单独的鹰头格里芬的雕饰,其整体结构很像小亚细亚东部早期乌拉尔图文化中的大锅和三角托架的组合.拜占庭银器的把手造型是其最富特色的部分之一,多模仿安息-萨珊银器把手之狮虎类的动物造型,有时做成单独的狮虎柄,或以对称的双虎造型装饰银罐.抽象纹样则多模仿菱格,菱格内装饰动物.除了银器装饰上的双虎造型以外,还有纯粹的双虎造型的雕像或手镯,这些造型可以追溯到西亚上古的双豹- 双母狮造型,可以追溯到伊特鲁里亚壁画上的双豹,也可追溯到关于古波斯帝国的金银制品上的动物柄.
拜占庭双虎造型的例子在各地出土物中多有所见,例如英国胡瑟窖藏（the Hoxne hoard,公元5 世纪）出土的双虎银制雕像（图3）,苏格兰特拉勃莱因劳出土的晚期罗马银窖（the Traprain Law silver hoard,公元5 世纪初）也出土同类雕像,敦巴顿橡树园（the Dumbarton OaksCollection）收藏的7 世纪的双虎金制手镯和烛台,匈牙利塞索宝藏（theSeuso or Sevso Treasure）中的希波吕托斯银壶和罗马银罐（公元5 世纪初）等等,都是比较明显的例子.拜占庭银盘与萨珊银盘几乎没有区别,其中也有诸多加上双翅的双虎纹样,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有一种拜占庭银盘,采用一人双兽造型,其双兽造型与其银虎造型一样.拜占庭银器上还有持手杖的酒神与老虎组合的纹样,这些纹样的造型样式与上古亚述- 古波斯君王手持刀剑杀死猛兽和吉尔伽美什驯狮造型极为相似,其把西亚风格与希腊神话意境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这些拜占庭造型,对粟特艺术也产生了一些影响,通过转换也以“拂菻样”为名成为中国宋代绘画和建筑装饰中的喜庆形象.
文化之间的传播远比想象中流畅,拜占庭的金银器造型中也能找到其他文化的影子.例如匈牙利塞索宝藏中有一件双虎造型的罗马银罐（图4）,拜占庭银罐双虎或双兽把手的造型并非这一类最早的样式,其可能与黑海萨尔马提亚造型、古波斯造型有关.而这类造型最早可能来自中亚,例如中亚锡尔河下游早期哲提阿萨尔文化（Zhetyasar culture）中即有小兽作把手的陶器.在公元前4 世纪,南西伯利亚塔加尔文化最西段区域远达乌拉尔山脉以东的西西伯利亚区域,那里发现的青铜鍑把手也有着小兽造型.因此,最初可能是中亚的这类造型通过文化交流或贸易影响了西西伯利亚、黑海和波斯,以后通过黑海萨尔马提亚或波斯传播到了罗马帝国,而后在拜占庭- 突厥联军与萨珊波斯交战的年代或之前的商贸中交流,拜占庭造型又影响了西突厥.
二、拜占庭的首饰
金属工艺在拜占庭的工艺美术中属于较为兴盛的门类.铸造、雕金、錾花和镶嵌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拜占庭帝国早期的首饰以金制品居多,这件黄金半月形孔雀耳环（图5）制作于公元6 世纪晚期至7 世纪.它使用了黄金镂空雕刻工艺,英文里叫“Opus Interrasile”,指的是在整块打薄的黄金上冲模雕刻出画好的图案,然后再在表面雕刻上细节.这种工艺是古罗马人约在公元3 世纪的时候发明,然后被广泛运用在拜占庭的首饰制作工艺中来.
除了纯装饰的贵金属制品,还有一种饰品的制作与大型活动的举办相关.这件金制颈环（图6）就使用于限定的重大场合,例如加冕仪式或者庆祝战斗英雄的归来等场合.颈环为中空的,主题是大徽章式的金币,左右两边各有7 枚小号的金币,金币上面雕刻的是拜占庭的皇帝,金币之间的空隙使用了三叶花状物和小的玫瑰花结作为填充.两侧的小型装饰圆片上有罗马十字,这两圆片使用了乌银工艺.乌银是把银、硫混合物融化,当融化至玻璃质状态时,均匀覆盖到银饰的表面,形成一种乌黑的外表,从而使光洁银白的银质感转化为乌黑、古旧的感觉,乌银制作工艺在中世纪的首饰制作中较为普遍.景泰蓝和乌银的工艺后来被东正教的工匠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拜占庭帝国的3-7 世纪,珠宝首饰也会使用穿孔技术制作图案装饰,而这种方法也是晚期罗马和拜占庭帝国最受欢迎的艺术形式之一.
除了上述所介绍的金银器皿的制作以外,拜占庭的工匠们还使用贵金属制作一些装饰品、首饰等.统观来看,拜占庭的金属工艺除了在金、银或者铜质的器物上为了做出浮雕、镂空的效果而使用的錾花工艺之外,还有类似于中国的景泰蓝的珐琅工艺,不过拜占庭的一般被称为“珐琅——景泰蓝”,与中国的景泰蓝有所区别.它是在以上材质上按照设计好的形状,涂上透明或不透明的玻璃质色粉,再烧制磨光即可.这种技法在4世纪以后就在拜占庭出现,据说是从古埃及或其他东方民族传入拜占庭的.[3] ( P197) 拜占庭的圣像珐琅牌饰多流行于公元9-12 世纪,因为拜占庭在7 世纪的时候,由于阿拉伯帝国的兴起,拜占庭出现了破坏圣像的运动.所以,8 世纪的金制- 珐琅牌饰大多被破坏了.圣像运动之后,带有圣像的珐琅牌饰的数量呈上升趋势.这里的一套牌饰造型为徽章式（图7）,徽章式的图案主题是圣像.这套牌饰可能是当时的拜占庭宫廷作为礼物送给临近的基督教国家格鲁吉亚的.
早期的拜占庭首饰制作与后期相比,后期的工艺变得更为复杂,首饰制作的精致度也越来越高.这种变化与拜占庭的商业经济发展有密切的联系.9-10 世纪是拜占庭商业活动的鼎盛时期.拜占庭的商品不仅来自欧洲和西亚各国,而且还远自中国、印度和西伯利亚.[4] ( P6) 不同地域、不同审美影响下的工艺品汇集到拜占庭,它们的出现也会影响拜占庭首饰的工艺与造型的新追求.而拜占庭的珐琅工艺于10-12 世纪的时候得到了广泛使用.此时的珐琅工艺在工艺品的运用上更加广泛与自由,如圣十字架、遗物箱、圣书装帧、王冠、首饰等等.而首饰的制作除了贵重金属以外,还与珍珠、宝石结合起来.
三、拜占庭的金币
拜占庭货币主要是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使用范围在东罗马帝国的钱币.早期的拜占庭货币继承了罗马的传统,即正面是统治者的正面肖像；在背面通常是象征基督的十字架或者天使.3 世纪期间,罗马的货币体系彻底瓦解,其结果是物价上涨,经济的衰退.而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大帝发行了一种相对稳定的货币体系.该体系以金币“索里德”（又译为苏勒德斯金币）为基础,标准的“索里德”每一枚是4.48g,每磅黄金等于72 枚“索里德”,与之对应的是2.24g的银币“塞里夸”.“索里德”奠定了拜占庭的货币基础.直到帝国11世纪期间开始瓦解时,它也没有出现大幅度的贬值.[5] ( P31) 到了阿纳斯塔修斯一世 (Anastasius I , 公元491年 - 518 年在位) 在位时期,他通过稳定一度大幅浮动的铜币“弗里斯”（follis）来完善君士坦丁一世确立的货币体系,主要是取消铜币与金币之间的挂钩.[6] ( P84) 阿纳斯塔修斯增加了青铜努（nummi）,重量为0.56g,1 弗里斯等于40 努米.由于它的重量很轻,即便是小的交易,也需要很多的努米,所以实际上带来了不便（图8）.这个时期的货币正面一般是皇帝的高度风格化的肖像,而反面是希腊的编号系统（M 等于 40,K等于 20,I 等于 10,E 等于 5）,此时的银币很少生产.
拜占庭的金银充足,有很多的矿场,在4-5 世纪的时候,拜占庭国家对金银的开采和冶炼进行严格地控制.源源不断的金银资源保证了拜占庭人的货币流通状况.他们常常拿黄金制作金币,而大部分的拜占庭皇帝在继位之后,就会发行新的金币,以示纪念.金币的铸造由严格控制,其铸造工厂分布在皇宫的附近,少数分散于埃及、西亚等地.随着拜占庭帝国国势的不同,其金币的含金量也有区别.12 世纪之前的金币含金量达90% 以上,以后的王朝里,含金量不断降低.
拜占庭的金币正面一般为皇帝的头像（图9）,帝王的形象一般由当朝的皇帝本人确定,背面是神像或者基督的形象,里面会有文字,文字沿着金币的边缘分布.也有皇位继承人的形象出现于金币上,这就显示了索里德的政治宣传作用,因为伴随着货币的四处流通,其未来统治者的地位和合法性可以借助货币的流通来深化,所以拜占庭的钱币被史学家又称之为“权利的肖像”.査士丁尼时代的金币其含金量最高,成为了当时可靠的国际货币,有的随着丝绸之路来到了中国.在古代的历史中,女性做皇帝的状况极少出现,但是在拜占庭帝国出现了三位女皇帝,因此也有了女性头像的金币.
在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National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 的钱币收藏馆里就有几件这样特殊的金币.其中伊琳娜（797-802）和塞奥多拉（1055-1056）,塞奥多拉是马其顿王朝的末代皇帝.她们的政治和宗教活动引发了帝国的剧烈运动（图10）.从这两件金币上的女皇大胆头像塑造上可以看出二人强大的政治能力.
在君士坦丁堡皇家工厂冲压的索里德金币不仅仅是“金钱”,它在帝国的政治生活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7] 拜占庭的钱币学家菲利普·格瑞森在《拜占庭钱币学》中如此写道：“钱币是由国家权利发行的,也惟有这个权利可以将适当重量和品相的金属转换成被法律接受的不同面值的货币.由于货币在人群中广泛地流通,它们又被用来表现皇帝的形象,此外,它还称为传达帝国政策的工具,特别是关于皇位继承的信息.钱币上的铭文更是担负着同样的责任.但是,在一个文盲居多的社会里,铭文反而不如图像那样易于理解.”[8] ( P23) 除了流通、政治宣传之外,它向人们展示着由上帝授权统治基督教世界的皇帝的肖像,这个基督教帝国屹立于地中海东岸,挡住了来自西方和北方的蛮族浪潮,与东方的萨珊波斯并驾齐驱,简而言之,索里德就是辉煌了数世纪之久的罗马文明的象征.[7]
结语
拜占庭帝国作为欧亚非的连接点,它很好地展示了文化的融合与碰撞.它的金属工艺在继承罗马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周边不同文化的优秀设计元素,例如西边的西欧地区,东边的高加索、小亚细亚、萨珊波斯、东地中海沿岸和中国,西南的埃及,南方的叙利亚,甚至于阿拉伯世界.当然,拜占庭在其发展的辉煌时期,它的工艺也随着各路的商人带到了世界各地,为其他地区的金属工艺发展带来了新鲜的血液.拜占庭帝国的人们对艺术追求其装饰性,对材料追求其华贵性,二者的结合在工匠们的手里绽开了绚丽的花朵,仿佛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他们将对上帝的信仰通过灿烂辉煌的各类工艺品展示出来.这些物品的存在也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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