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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典稽古祝竹、顾工、朱天曙、夏俊师生书法篆刻作品展序

在古城扬州石塔寺旁的小巷深处,年逾七旬的祝竹先生每日依旧刻章、写字、画画、校书、做菜,这是他的日常生活.他几乎不参加各种应酬活动,悠然闲适,淡泊名利,而名声不胫而走,谚语所谓“好酒不怕巷子深”,信然.

文人篆刻艺术肇始于宋元,兴盛于明清,特别是有清一代,浙、皖两派盛行,与扬州这块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篆刻大家辈出,祝竹先生尤倾心于吴让之、赵无闷、黄牧甫,这对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而扬州当代篆刻又出现了蔡易庵、孙龙父、桑宝松三大家,先生年轻时随蔡、孙学习篆刻,又与桑情同手足,对其篆刻创作产生直接影响.年轻时,先生临秦汉印近千方,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又善篆书,已然对篆法、刀法、章法等了然于胸,而他清楚地认识到篆刻不是一个技术活,需要学养的支撑.祝竹先生于政治、历史、文学、金石学等均甚关注,故他能厚积薄发,印风平实中得奇趣,典雅中显浑厚,清丽中寓刚健,静穆中见灵动.

古稀之年前后,祝竹先生已出版三本印谱,此外,一册亲手钤拓的《百梅印谱》在手,只待付梓,又有新刻印稿堆积案头,能这样以平常心刻印,又有如此多的创作量的,加之一直在进步,并渐入佳境,当代印坛能有几人?我觉得祝竹先生的篆刻创作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越了清人.且近年书从印出,风格不与人同,篆书风格与篆刻风格统一,朱文印与白文印统一,一派大家风范.

而山阳顾工、兴化天曙、海虞夏俊都是先后走进这条深巷拜访先生的,他们缘起于篆刻,结缘于扬州.顾工、天曙入门在先,是在扬州师范学院读书时师事先生的,至今仍多有请益.夏俊是在南京艺术学院读研时慕名而来师事先生的,他常往来于金陵、广陵之间,携印求教,当日往返,不可谓不勤.先生对弟子总是毫无保留,倾其所有,诲人不倦,他还为弟子刻印甚夥,有求必应.作为晚辈、亲戚的我也时常聆听高论,受益匪浅,真可谓“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先生的篆刻教学是一对一的私塾式教学,有思想主导,有实践经验,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晚年的先生思路清晰,依然保持着活跃的思维,不仅对秦汉印有详尽的解读,讲印、改印,事无巨细,而且对于传承与创新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特别对于当代印坛呼吁创新表示出不同意见.他在接受《东方早报》访谈时表示:“这三十年篆刻界提出的一个错误的口号,就是‘创新’,如果这三十年我们遵循的口号不是‘创新’而是‘传承’,或者说‘认识传统、学习传统、发扬传统’,可能现在的篆刻水平会高一大步.”我想,这样的思想对于弟子的影响是很大的.三人于学问、于印学各有所得,印风也各有千秋.

顾工为人诚朴,视域开阔,有组织和策划之才,以创办《篆刻批评》和策划“七十年代书家系列展览”而知名.其书法与篆刻兼善,实践与理论双修,其书法奇正相生,篆刻平实工稳,均淳厚见性.

天曙思维活跃,善于通变.先随祝竹先生游,后负笈金陵,师事黄惇先生,治书史、印学,论著颇丰,兼善书画,篆刻一道不专门模拟某家某式,而是广征博取,有无之间.书风、印风苍润自然,饶有情致.

夏俊沉着内敛,勤学好问.先随黄惇先生读研,硕士论文为《甘暘〈集古印正〉研究》,可见其对印学的偏爱.后转益多师,问艺邗上,其学而能入,入而能深,其刻制、钤拓都心细如尘,时有以巧胜拙之作.

“循典稽古”,是祝竹先生的一方印,表明了先生对传统文化的理念,也是篆刻艺术传承的法则,循典稽古,即遵循典则,考察古代经典,以明辨道理是非、总结知识经验,从而于今有益、为今所用.他认为篆刻作品首先要看是不是“古”.“古”就是进入了规范的程序,有了这个之后才谈得上有没有新意,这才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度.祝竹先生及其弟子的作品正是遵循了这样一个原则,故他们的作品既能古意盎然,又有时代气息,用此四字作为展览的主题颇为恰当.

(作者为南京艺术学院书法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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