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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在中高增长中寻求增长之道
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和中诚信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十周年庆典和2016年中期报告会日前在京举行.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扬、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人民大学国发院执行院长刘元春、财政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等专家就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和未来走势进行了分析.
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
人类发展的调整期蕴含中国机遇
李扬表示,过去十年里经济研究最大的事就是经济危机及其蔓延,未来十年很可能还是在这种状态下.这里并不特别强调中国,但是鉴于中国已经是全球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二者互相影响,所以在此讨论的同样是中国的问题.
李扬认为,当前全球经济进入了长期停滞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将世界经济形势概括为五个特点,弱复苏、低增长、通货紧缩、高失业、高负债.
李扬将导致全球经济复苏艰难,且看不到前景的原因归结为四个方面.第一是技术进步缓慢.全球经济的长周期是靠技术进步驱使的,但目前为止,还没有能够把全球从深度危机中拉出来的科技革命发生.也基于此,全世界都把优先政策放到了创新上.第二是人口结构恶化.人口结构恶化在发达经济体中早已存在,如今正开始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蔓延.当前欧洲移民问题背后更深的原因实际上是人口结构恶化的问题,中国也加入了人口结构恶化的队伍,其他很多国家像东南亚国家基本上都是这个状态.“原来以为美国靠移民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现在看来美国也遇到了人口结构恶化的问题”.第三是真实利率水平为负.背后反应的是投资率下降,没有有利可投的投资.没人愿意投资,因为现在没有有利可图的项目让大家去投资,没有投资哪有增长？没有投资哪有结构变化？所有这些问题都在这里反映出来.“有些学者说中国还有20年的8%增长率,但那是潜在的,实际上我们需求支撑不了这么多.当下不是边际效应递减的问题,而是基本失灵了”.
此外,各国均存在产出缺口,现在主要国家实际增长低于潜在水平,中国也是如此.在宏观经济政策执行过程中,过度使用货币政策,而财政政策存在财政悬崖.
第四是收入分配的恶化.收入分配问题一直以来都无法进入主流经济学,我们对收入分配的研究并不能有效地和主流的增长理论发展理论相结合.直到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出版,出现了洛阳纸贵的现象.它的重要性在于,唤醒了很多国家忽视的一个现象,资本主义制度会不断导致收入分配的恶化,导致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尽管今天的经济增长跟百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但由于分配不公,所以大多数人不说好话.资本和劳动相比较,资本始终处在强大的地位上,这种状态对大家是不利的”,李扬称.
李扬呼吁全球各国特别是主要国家持续合作.合作的第一点就是要认识到我们面临着百年不遇的经济周期,虽然全球化有所倒退,但是金融全球化依然在升华,所以金融政策的外溢效应非常强,所以应该加强各国的合作.中国要加强供给侧改革、鼓励创新、改变劳动力市场、医疗体系、养老体系,货币金融政策的协调.此外,应维护全球汇率的稳定,研究改善国际主权债务的重组体系、维护债务的可持续性.各国还应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网,继续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
李扬说,目前经济的情况看起来是比较灰暗的,但其实是人类发展到今天进入了一个非常大的调整时期,这个调整只是经济调整、金融调整,甚至是社会制度、意识形态都在调整,在这样一个大调整的过程中,中国获得了历史性的机遇.“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有四个要点应该强调：一是要保持战略定力,为经济可能出现进一步下滑做好准备；二是要完成五大任务,饯行五大发展理念；三是要冷静应对变局,变化仍会接连不断的发生；四是我国一定能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两个100年的伟大目标.”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
6.7%左右的实际增速低于潜在增速
李稻葵表示,中国经济增速尚在筑底,当前6.7%左右的实际增速应该是低于潜在增速的；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基础条件已经满足,但还取决于一系列的改革和调整,如果改革和调整能够顺利实现,中国经济未来的
增长潜力依然可观.
2016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由2015年的6.9%进一步下滑到6.7%,创下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的新低.投资增速的下滑仍是中国经济持续走低的主要原因,今年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10.7%,尽管相对于2015年全年10%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略有回升,但与2015年同期的13.5%的增速相比仍出现较大幅度下滑.但不同之处在于,去年投资下滑的主因是房地产投资增速的下滑,而今年以来投资增速下滑则主要来自于民间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增速的下滑,房地产投资的回升反而成为对冲固定资产投资下滑的主要力量.从外贸形势来看,今年1-5月,按美元计,我国出口同比下降-7.3%,进口同比下降-10.3%,尽管进出口增速仍然波动较大、外贸形势依然扑朔迷离,但总体而言,进出口降幅有收窄的趋势,外贸形势逐步改善.从工业增速来看,从3月到5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已经连续三个月稳定在6.0%及以上；制造业PMI指数也连续三个月稳定在50.1及以上,这表明工业生产有企稳的迹象.从反映物价水平的CPI和PPI来看,今年以来,CPI同比增速始终保持在2.0%以上,尽管食品尤其是猪肉上涨的因素贡献了较大的CPI涨幅,但其他大部分消费品的也有一定程度回升；PPI同比降幅受国际大宗商品回暖影响持续收窄,相比于2015年-5.2%的同比增速,2016年5月PPI同比降幅已经收窄至-2.8%,这表明中国经济正在逐步走出结构性通缩区间.“我们测算了刨除金融行业增加值之外的中国实体经济增速,结果表明,中国实体经济增速已经由去年前三季度的6.3%逐步回升到今年一季度的6.5%,尽管实体经济增速企稳回升不能表明中国经济整体企稳回升,但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经济的下行态势在逐步趋稳触底.”李稻葵说.
李稻葵直言,经济筑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仍面临各种风险与挑战.就国内而言,企业债务问题得到广泛关注,过剩产能问题也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被屡屡提及.放眼国际,美联储加息靴子尚未落地,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仍在萎缩,英国退欧、美国大选等政治因素亦带来较大不确定性,人民币汇率与跨境资本流动波动也须谨慎应对.越是面临复杂的环境,越要有精确的判断和谨慎的应对.“我们认为,中国有能力应对上述风险.一方面,国内企业具有一定的债务偿付能力,过剩产能领域就业规模不大,因此有条件完成去杠杆、去产能的任务.另一方面,国际主要经济体较为稳健,历史经验表明联储加息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可控,国际投资者对人民币的预期较为稳定.因此,只要有效化解国内的各种矛盾,中国经济就可平稳筑底.”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基础条件已经满足,但还取决于一系列的改革和调整,如果改革和调整能够顺利实现,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潜力依然可观.根据我们的研究,中国经济在未来10-15年仍将具备7%或以上增速的潜力.
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执行院长刘元春：
经济底部将在今年底明年初出现刘元春代表课题组发布了宏观经济中期报告,他指出,2016上半年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房地产新政的作用下,中国宏观经济在持续探底中开始呈现企稳的迹象,CPI重返“2时代”、PPI负增长的大幅度收窄、企业利润增速的转正以及房地产类数据的反弹都表明中国宏观经济并不存在“硬着陆”的可能.
2016年近期出现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新现象：第一,“去产能”还在布局阶段,过剩行业产品却开始出现大幅度波动；第二,三四线房地产“去库存”还没有开始,一二线房地产却出现全面上扬；第三,对“僵尸企业”和高债务企业的整治还没有实质性展开,大量高负债国有企业却已经大规模进军土地市场、海外并购市场和金融投资市场；第四,“去杠杆”各类举措刚开始布局,但宏观债务率却持续上扬,部分指标已经大大超过警戒线；第五,“降成本”如火如荼地展开,但各类宏观税负指标却在持续加重,企业总体盈利能力持续下滑；第六,房地产投资增速超预期反弹,各类新开工项目大幅度上扬,但民间投资增速却直线回落；第七,M2增速保持稳定,但M1增速却出现持续上扬,M1-M2缺口持续扩大；第八,居民收入增速持续超过GDP增速,但劳动力生产率以及企业盈利能力却出现持续下滑；第九,对外投资增速急剧上扬,但出口增速却持续低迷；第十,各类技术指标进步神速,新经济增长动力开始显现,但总体劳动生产效率却依然处于持续下滑的区间；第十一,工业等传统行业有所企稳,但服务业和新兴行业却开始呈现疲态；第十二,政策类投资增速回升,但消费却出现持续回落.
刘元春指出,这12大现象充分说明了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依然面临四大方面的问题：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还没有完全找到；二是稳增长政策并没有缓解宏观经济深层次问题,反而使各类扭曲大幅度上扬,资源配置的效率持续恶化,经济主体的信心没有得到改善；三是经济回落的负反馈机制开始发生变化,经济内生性下滑的压力有所加剧,“生产效率预期下滑”+“投资收益预期下滑”+“收入增速预期下滑”所带来的市场型投资疲软和消费疲软开始向深度蔓延.短期产出与中期潜在产出的负向强化机制、超国民收入分配所带来的“消费-投资”困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对收益下滑所带来的进一步“脱实向虚”等3大新难题已经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摆脱持续探底困境的核心障碍；四是当前宏观经济的短期企稳构建在大规模政策宽松和泡沫化房地产复苏之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分化决定了中国宏观经济还没
有形成持续稳定或复苏的基础.
展望2016下半年,刘元春认为,中国宏观经济难以持续上半年企稳的态势.外部经济波动的重现、内部扭曲的强化、金融风险的不断累计与间断性释放、结构性改革的全面实施等方面的因素决定了中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的进一步抬头.而与此同时,政策刺激效率的递减和房地产泡沫的管控决定了经济政策的对冲效应将大幅度下降.因此,本轮“不对称W型调整”的第二个底部将于2016年底至2017年初出现,并呈现出强劲的底部波动的特征.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
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结构性改革
刘尚希表示,中国的宏观经济非常复杂,用传统的理论很难说的清楚.潜在增长率是多少只是一种猜测,顶多说是一种评估,不同的评估有不同的结论,谁也不知道到底是多少,只是一个理论值.“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能按照潜在增长率去判断现实的增长率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应该不应该合理不合理,因为潜在增长率这个标尺他不是一个现实的东西.”所以还是要积极作为,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
刘尚希认为,当前我国需要以积
极的财政政策推动结构性改革.
第一,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含义要有新的理解.1998年搞积极财政政策,2008年再次启用积极财政政策,现在依然在搞积极财政政策,叫法都一样,但含义不同.主要表现在：一是内涵上,过去的积极财政政策目标是“拉动”增长,现在的积极财政政策目标是“稳住”增长,要拉动经济增长毫无疑问需要财政大规模的扩张,而稳住增长不一定必须要大规模的扩张.当前稳增长的积极财政政策更多作用在结构上.二是内容上、实际上,过去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靠投资,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更多依靠减税,过去的积极财政政策侧重支出,现在积极财政政策侧重收入、降费减税.三是赤字性质上,以往更多是扩张缺口形成的扩张性赤字,当前的赤字更多是因为减收减税形成的减收性赤字,从量上来看没什么区别,但具体的含义不同.第二,积极财政政策有两个转向.一是从总量性的政策转向结构性的政策；二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从单纯的经济政策转向经济社会的政策.
从结构性的政策转向看,总量性政策的学理支撑是“三驾马车”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把财政的变量切入到“三驾马车”中,很显然仅仅依赖这个框架解决不了中国当前的结构性的问题.而结构性政策的学理支撑是国家治理结构的分析框架,但这个框架还在构建中.国家治理的框架下,实际上是新的政治经济学,对当前政策或者改革的理解应当回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上来,我国进入到发展的新时期、改革的新时期.改革新时期的整个目标是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各项改革各项政策都应当放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总体目标下考虑,否则很难形成共识.将中国的结构性改革和改革的总目标联系起来,实际上就通过结构性改革来推动国家治理结构的重塑,将结构性财政政策放在国家治理结构的分析框架下来看,应该从三个维度去理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与地方的关系,不同国家治理结构的差异就是体现在对这三个维度关系的处理和构建.
在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仍存在着政府缺位、越位甚至错位的问题.比如市场的活力与政府监管的方面存在着缺位,消费外流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政府的监管不到位,这导致供给创新的压力和动力不足和逆向淘汰,使得供给不能及时地跟上消费的转向升级,导致消费者缺乏信心.消费外流实际上是消费者以钞票的这种方式投的信任票和不信任票,其中有市场的问题,但政府监管是更重要的方面.供给侧改革首先要解决政府的问题,缺乏科学严密的监管体系和高的标准,很难改善供给侧质量及实现有效供给.而政府与社会关系维度,实际上是民生与发展的关系问题,改善民生是只考虑眼前还是考虑可持续性,对财政政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财政政策在支出标准上尚缺乏整体的考虑,比如说工资和退休费的标准还有待进一步地科学化.而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也需要进一步协调和完善.从经济社会的政策转向看,这意味着财政的内涵就不仅仅意味着是经济的手段,而是应更加注重人力资本的投资.这体现中国目前发展阶段的重要特征,强调发展的整体性.
总之,当前结构性的改革应回到国家治理结构框架中来,财政政策与这一点是紧密关联,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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