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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和数字时代的《中国音乐年鉴》写在《中国音乐年鉴》创刊30周年之际
国音乐年鉴》自1987年创刊至今已逾30年,今年即将面世的是2010卷,累计至今已经出版了24卷.一本本年鉴凝聚了几代学者的心血和责任,记录了这些年来音乐学界乃至音乐界的发展历程.年鉴编撰过程中所经历的起起伏伏,其本身也反映出这一事业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特别是在网络化日益深入的当下社会,网络资源的丰富性与便捷性对传统的年鉴编撰形式带来了相当大的冲击.
前些年,《中国音乐年鉴》的编撰工作遇到了一些困难,以至于出现了不能逐年出版的窘境.归结起来,遇到的问题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即网络时代下资料获取方式的改变、编撰人员不足以及编辑经费的匮乏.
网络时代的冲击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可能对其忽视或者回避.如果《中国音乐年鉴》的编撰方不是一个国有科研机构,没有人员和经费的支持,仅仅依靠市场的销售,这一工作可能早就被迫停止了.人员不足与经费匮乏看似两个问题,其实都与年鉴的定位、品质有直接的关联.如果每一期年鉴都获得学界和市场的良好反响,受众群体广泛受益,那么人员和经费的问题应该都会迎刃而解.即便是仍然依靠政府的资金继续编撰,也会因为良好的社会反响而得到资助,不会出现前几年难以为继的现象.所以说,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原因,就是传统的编撰方式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当下读者的需求,或者说读者有了更加便捷的获取信息的方式.
在数次以《中国音乐年鉴》为主题的会议中,专家们都对其曾经的影响力与学术价值给予了积极地肯定.但是,对于我们目前的年鉴人来讲,却都是一种鞭策.既然前辈学者打下了这样深厚的基础,我们没有理由因为时代的变迁而放弃,我们有责任、有情怀做好这项工作.我们心中还存在一丝信念,就是我们在记录历史,总有一天会体现出应有的的价值,其历史意义必将深远.
但是,作为编撰者,有时我们会扪心自问,目前已经读者越来越少的纸质书,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阅读吗？既然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中国音乐年鉴》的编撰工作是否还要继续下去？
答案是肯定的！
一、《中国音乐年鉴》的价值
《中国音乐年鉴》自创刊之初就秉持着“述往以为来者师也”{1}的理念,即为明天记录今天.由此,形成了清晰的学术定位和编撰模式,其基本内容包含三个方面,即综述、纪事和资料汇编.三者都对资料准确性与全面性给予注重,综述则是在资料工作的基础上进行了尽可能客观准确的学术评价.所以,《中国音乐年鉴》所承担的不仅仅是资料汇集工作,而是在更深的层面记录了历史,反映着音乐与音乐学领域不同的发展脉络,因而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
1.兼及左史和右史的职责
关于左史与右史两个史官的设立,最早可上溯至周代.在《礼记》中就有“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2}的记载.而在《汉书》中则记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3}关于左右史的分工,依据文献而出的观点后世各有不同,但无论哪种观点都承认,事件和言论是分属两种史官的职责.而《中国音乐年鉴》兼及了二者的职能,不仅记载了当年度的音乐史实,而且对学界的观点与议论也进行了记录和辨析.撰稿者不仅仅尽到了史工力求详尽的历史责任,也具有着史官秉笔直书、针砭时弊的文胆.
2.兼有编年体与纪传体的体例
我们知道,在《春秋》与《史记》之间,历史的书写体裁发生了一次改变,即是由编年体向纪传体的转变.由过去分属于不同年代的割裂的信息,向突破年代界限,完整记录一个历史事件的形式转变.《中国音乐年鉴》在编撰体例上,一方面具有编年体的特点,将历史事件依据时间顺序记录下来.另一方面,在综述部分,对学术研究与音乐事件的撰写则体现出纪传体的特点.根据事项的不同,将一段时间内的情况分类叙述.既避免了信息的散碎,又不会出现同一信息在不同部分重复叙述的弊端.
3.兼具目录书与志书的功用
从诞生之初,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音乐年鉴》与许多其他的地区年鉴、行业年鉴有所不同.在年鉴热兴起的年代,不同门类的年鉴有数千种之多.其中,大多数将自己定位与志书相类似,主要目的在于资料的收集与统计,在记录历史的同时为后人的研究提供资料.而音乐年鉴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已经基本确定为两项主要内容：一是记录音乐界当年的大事；二是对当年学术研究和音乐活动的综述.在基本涵盖志书的形式之余,更加侧重于对材料的分析与研究.
此外,在综述部分,《中国音乐年鉴》不仅详细罗列出具有学术价值的文论著作,编撰了各门类的目录索引,而且还继承了《四库总目提要》这一类具有解题性质的目录书的撰写方式,因而兼有着目录书与志书的价值与功用.
4.总结年度学术进展与揭示隐含的学术线索
我们知道,学术文章因领域不同、作者笔法不同、研究手段不同而造成了文风各异.有些文章清晰流畅、逻辑严谨,观点明确而凝练.而有些文章则隐暗晦涩,难以轻易读懂,但其学术价值并不低微.如果读者与作者的领域存在差异的话,则更难以准确地领悟到文章的精髓所在.所以,通过综述的形式,可以提炼文章的核心论点,并就年度内的热点话题进行归纳,对学术的进展给予总结.
在2017年9月召开的《中国音乐年鉴》第十三届学术研讨会中,有专家提出建议,一要保持撰稿队伍的稳定性,二要请行业内最有发言权的一流学者进行撰稿.归纳起来,就是必须要保证撰稿者对该领域研究透彻,而且熟悉这一学科的来龙去脉.这样,才能使得每一份综述都能够站在学科的最高层面进行俯视,才能切中每一篇学术文章的核心价值.由此,将每一年度的学术研究综述连贯起来,就可以清晰地展示出其学术发展的每一步进程,可以梳理出一条清晰的发展脉络.
二、网络时代的《中国音乐年鉴》
目前,传统的纸质媒体与唱片业一样,受到了新媒体的巨大冲击.更加市场化的唱片业大多难以为继,唱片公司纷纷倒闭.纸媒的形势也不容乐观,已诞生244年的《大英百科全书》在1990年曾售出12万套,销售额达到65亿美元.到2010年版只售出不到一万套,纸质版将停止印刷,全面转向数字版.{4}2012年7月,美联社宣布引进一套自动撰写新闻的电脑系统,该社的财经新闻发稿量将由每季300篇大幅增加至约4400篇.{5}2017年9月22日,《参考消息》刊登了《纽约时报》重获新生的报道,《纽约时报》在经历了90年代末纸质媒体的衰落以后,经过媒体形式的转型,2017年第二季度实现了4.07亿美元的盈利,其中的5500万来自于网络版的广告收入,占比已由前一年的34%上升到42%.
国外的许多大学和图书馆已经大规模地电子化纸质文献,许多国内图书馆还视作珍宝,不能借阅的孤本、珍本、善本,在许多国外网站上可以随意查阅,甚至可以轻易地下载,并不需要任何捐助或特殊的阅读权限.
将形式与内容分开来看,不管信息获取途径发生如何改变,但获取信息的目的与要求是相同的.新媒体或者网络的发展,不应该仅仅把它视作障碍,而是应该顺应时代进行转变.在保证内容质量的基础上,拓展传播渠道,以为更多的受众服务.
尽管网络时代与数字化有如此多的便利,但纸质媒体的优势何在？我们又要做出那些调整,去面对挑战呢？
1.零散片段与系统脉络的差异
从我们常见的电子资源来看,新媒体的优点非常突出,即便于分享、携带、阅读、检索.海量的历史文献与学术著作可以随身携带,甚至可以在各类电子阅读器上随时翻阅.特别是检索功能的出现,改变了传统史学研究梳理文献的工作方式,研究历史甚至可以不再做资料卡片,按照关键词进行检索就可以立刻找到所需的资料.按需取材,就可以轻易地实现“六经注我”.但这一方式影响了研究者整体观念的形成,缺乏对材料的整体把握.可以快速地写成文章,但不会让其快速地成为一名真正的学者.
2.海量信息筛选的优势
网络技术发展至今已经进入云计算、大数据时代,我们大多时候面对的不是信息不足,而是冗余信息过量的问题.筛选这些信息有时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目录学的价值就体现出来,我们的音乐年鉴就是做着信息汇总与刷选的工作.年鉴作为信息化工作的成果,一本年鉴在手,各领域有价值的文章通过目录与综述的方式清晰呈现,可以更高效地完成资料准备与探索学术前沿的工作,这也正是目录学的价值之所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音乐年鉴过去所做的工作就是大数据,并且对大数据进行了筛选和分析,这是海量信息时代年鉴最大的意义所在.
为了扩大这一优势,我们计划在今后的编撰过程中严格遵循对文章评价的系统,即入选目录、进入综述、推荐优秀.在尚没有一份以评价为主要内容的学术刊物的情况下,争取把《中国音乐年鉴》做成核心之核心.
3.纸质文本的保存优势
《中国音乐年鉴》所遇到的问题,是技术转型升级时期所有纸媒都不能回避的,受到新媒体的冲击是必然的现象,但传统的纸质媒体仍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
我们目前看到的网络资源,无论概念多么新颖、展现形式如何创新,其保存形式基本没有改变,都是存在服务器的硬盘之中.我们且不说硬盘数据存在各种被损坏的可能性,不能与纸质文件的保存时间比拟.就是没有在外力损坏的情况下,也会逐渐淹没于浩瀚的信息之中.随着点击率的逐步下降,随着服务器信息的更新,越是缺乏关注度的信息越会快速消亡.完全依靠网络而存在的信息极有可能在数年后彻底丢失,并且无法恢复.另外,随着编程语言的发展、服务器架构的变化、客户浏览器核心与平台的升级,对信息的长期保存难以得到彻底的保障.而纸质媒体不存在这一缺点,可以安全地长久保存.
4.顺应网络化、数字化的时代需求
既然网络与数字化对纸媒形成了不能回避的冲击,作为年鉴的编撰者应当顺应这一趋势,从形式上加以改变.当年鉴的文本编撰完成以后,无论出版形式如何,编撰工作的核心内容已经具备.所要做出的只是在数字化出版和传统形式出版之间的选择,我们不仅可以将未来的年鉴通过两个方式呈现,还可以将往期出版物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再次开发.出版社与编撰者不再纠结于印刷数量的多少,一次制作完成以后就可以在几乎零成本的状态下不断再版.
另外,随着网络带宽的不断增加,网络速度不再是信息传播的瓶颈所在,音频、视频等高码率文件可以在无线网络的覆盖范围内快速传播.基于这样的技术发展,《中国音乐年鉴》是否可以将更多、更丰富的多媒体资源纳入其中,结合数字化出版,改变传统的音乐史记载方式的没有声音的缺憾.
总之,面对网络与数字时代的机遇与挑战,我们《中国音乐年鉴》编撰人有信心在专家与读者的支持下将这份历史责任承担起来,顺应时代需求,完成历史使命.
{1}田青《中国音乐年鉴·1987卷》前言,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
{2}《礼记·玉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77页.
{3}《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359页.
{4}柳丝《〈不列颠百科全书〉沉浮录》,《国际先驱导报》2012年3月26日.
{5}陈庆辉《美联社用电脑自动写新闻?抢记者饭碗？》,《广州日报》2014年7月4日.
冯卓慧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金兆钧）
中国音乐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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