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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传播生态下社会舆情特点和治理策略
摘 要：随着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自媒体的迅速崛起带来全新的传播生态,塑造和改变着传统的社会舆情生态,给国家和政府的舆情治理带来严峻挑战.本文通过分析新传播生态下社会舆情的特点,在此基础上从机制、法制、技术三个层面对如何开展新传播生态下的舆情治理策略提出建议.
关键词：新传播生态 社会舆情 治理策略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各种自媒体大量涌现.舆情传播凸显主体多元化、内容碎片化、过程实时化、模式病毒化、信息数据化等特性,由此形成全新的传播格局.社会舆论生态发生巨大转变,社会舆情呈现新的特点与态势,传统的社会舆情治理方式日渐式微,这给中国社会舆情治理体系带来严峻挑战.笔者通过对新传播生态下的社会舆情特点进行梳理和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舆情治理的应对之策.
一、新传播生态下社会舆情特点
1．舆件高发,传播速度加快,热度和烈度攀升.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利益博弈不断,各种矛盾高发,公众的社会表达发生变化.新媒体的快速崛起彻底改变了传统的“权力决定信息分配”的关系,互联网凭借其自由、开放、便捷、交互、低成本等优势迅速成为公众诉求表达和弱者抗争的重要武器,开始出现“信息决定权力分配”的范式.新传播格局下,“三端一微”和网络直播、知乎、AB站字幕、笔记类分享等新兴媒体的迅猛发展和普及,使得社会表达进入“人人都是通讯社”的新局面.社会权利逐渐向民众扩散,以往因传统民意表达渠道不够通畅而被压抑的表达得到空前的宣泄和释放,原本处于内隐状态的中国社会舆情达到前所未有的外显程度,社会舆件由最初的每月几起,逐渐增长到每月十几起乃至数十、上百起.舆件数量高发的同时,舆情热度和烈度也不断走高,舆件一旦发生,各种自媒体“遍地开花”,形成平台联动,同频共振,合力把舆情推向.据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发布的《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2017）》统计,2014-2016年,舆件由新媒体的占比均超过六成（70.4%、69%、67.9%）.各种新媒体的兴起加快了社会舆件的传播速度,2014-2016年,影响较大的网络舆件中,发生到时间在半天的占比均超过五成（56.3%、54%、54.7%）.
2．网络问政日渐显性化、主流媒体融合转型“逆袭”,舆论阵地不断巩固.2016年,总书记调研人民日报社,首次通过微信语音与网友互动,“网络问政”越来越多地受到和地方政府部门重视.各级政府机构和官员第一时间进驻微博、微信,政府机构与官员开微博、微信蔚然成风,开启网络官民互动新模式,网络“问政”日渐显性化.截止到2017年9月,“两微一端”政务账号总数量已经超过33.6万个,其中经新浪平台认证的政务微博数量达到17.1万个.微信平台政务公众号超过10万个.全国政务头条号已达6.5万个,遍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累计发文510万篇,阅读量达到180亿.
传统媒体是我国舆论宣传的重地,我国传统媒体历来担当着传达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情下达、反映民意的重任.然而在新媒体“入侵”的当下,传统媒体影响日渐式微,急迫寻找转型求生,舆论阵地不断巩固.2 0 14年,发布《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从顶层设计层面推动我国媒体向深度融合迈进.以《人民日报》、新华社、上海报业集团、浙报传媒为代表的和省级主流媒体在内容、媒介经营、技术层面奋起“逆袭”,开辟了移动化、智能化、社交化等融合路径,转型初显成效.清博数据平台显示,2017 年 7-11 月的微信公众号排名中,《人民日报》、央视新闻和新华社的微信公号传播指数始终位居前三.这对于传统媒体争夺舆论引导领导主阵地具有重大意义.
3．网络谣言屡禁不止,权益类网络动员日渐升温.新传播生态下,各种自媒体为公民表达提供重要渠道.但新媒体具有匿名性、把关松散、规范性弱的特点,使其容易成为谣言滋生的土壤.各种未经证实的信息充斥于网络世界,公众普遍缺乏理性独立思考能力,在冲突化社会中,容易受到谣言的误导.各种利益方通过雇佣,借助微博、微信、微视频等媒介故意散播虚假消息,导致谣言传播呈病毒式扩散、几何级增长,让本来复杂的舆论生态愈发不受控制.
此外,互联网的“技术赋权”,给具有利益诉求的公众的社会动员提供了重要资源,从而实现线上动员和线下行动的结合.以往网络动员事件主要集中于寻人救助、社会公益、表达爱国情感,近年来,涉及权益保护的网络动员事件开始出现,成为舆情产生的“暴风眼”.由环保问题、民生问题、企业人事纠纷等引发的社会动员事件突出,甚至出现非理性乃至非法的政治参与,在群体极化效应的催生下迅速引爆互联网,从线上蔓延到线下.2016年,“江苏高考减招”风波中,诉求一致的高考学生和家长通过微信、群、微博等社交媒体表达共同诉求并在线下采取具体的方式,线上和线下联动,共同掀起舆论风暴.“连云港反核”事件中,新媒体成为当地民众动员和抗争的重要工具,数千民众走上街头反对“核循环”项目落户本地,最后以当地政府的妥协暂时告一段落.
4．网络意见领袖活跃度下降,资本介入使得社会舆论表达更加民粹化.中国的网络意见领袖最早发轫于中国社会化网络应用的初始阶段.1999年,中国最早的时政社区“强国论坛”的设立为网络意见领袖的产生提供了契机；2004年以后,博客的兴起带动草根型网络意见领袖与精英型网络意见领袖纷纷崛起,并在一系列影响较大的公共事件中凸显影响力.如厦门PX项目事件中的网友“连岳”“抵制家乐福”事件中的网民“水婴”,杭州飙车案中的韩寒、盛大林等；2010年以后,随着微博在中国的迅速发展,网络意见领袖的影响力被积聚和放大,呈现出扩张之势.
2013年以来,随着国家互联网管制以及多元化互联网平台的发展,网络意见领袖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原本的“显性化”等特征逐渐发生变化,经历“净网”后的意见领袖活跃度总体下降,出于风险因素对公共事件发言谨慎化,逐渐失去“一呼百应”的舆论影响力.部分意见领袖转而在细分市场里与商业团队合作,资本力量介入渗透,对网络舆论影响愈加深刻,操纵舆情走势.在重大公共事件中,缺乏意见领袖参与式协商对话,加上资本力量背后助推,公众非理性表达更加突出,情绪宣泄较为明显,出现“民粹绑架主流民意”的极端现象.如“魏则西”事件中,民粹主义者煽动网民,一边倒、爆发式批斗百度公司和民营医院,其背后实则是“仇富”“仇官”思潮的暗流涌动,加剧社会阶层对立和矛盾分化,在社会上形成不可小觑的影响力.
5．境外敌对势力借新媒体传播不良信息,舆论传播格局复杂化.互联网变革了信息技术传播形态,为境外敌对势力传播西方国家不良价值观念及反共反社会主义信息提供了契机.一些境外敌对势力通过建立非法网站、开发各种应用软件、注资境内网站等各种迂回曲折的方式传播其理念,围绕我国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和我国发展过程中的敏感问题进行煽动,如涉藏、涉疆、宗教、人权、民生等问题常常成为中外舆情交锋和争斗的引燃点.境外敌对势力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意识形态渗透,手段趋于复杂化、隐秘化及智能化.甚至利用大数据驱动、算法模型并结合人工智能训练,在社交媒体构建“微宣传机器网络”.同时,国内部分利益群体或不明真相的群众与西方势力勾连更使传播环境复杂化,严重危害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如功分子近年来在美国基金委等西方敌对势力的资助下,借助各种新媒体应用,如加密邮件、加密上传工具、网络APP、网络视频会议系统等传播邪教观念,抹黑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等.而且与以往不同的是,功等邪教分子的舆论传播有向语音化、多媒体化发展的趋势,企图利用我国新媒体监管漏洞或薄弱之处死灰复燃,种种伎俩应引起国内相关部门的高度警觉.
二、新传播生态下中国舆情治理策略
数字技术催生的全新传播格局加速社会舆情的生成与传播,社会舆情治理方式在浩瀚的信息海洋中捉襟见肘,传统的社会舆情治理体系日渐式微,给国家和政府的舆论调控能力带来严峻挑战.为此,笔者从机制、法律、技术层面为新传播生态下的中国舆情治理策略提供建议.
1．健全多元化主体联动、网格化的协同治理机制.舆情的生成演化是社会多元主体共同作用的复杂信息系统的过程.因此各级政府部门要树立有限型政府和系统化思维进行舆情治理、吸纳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从舆情治理决策、舆件处置、危机修复等一系列治理程序中.
一是设置各主体共同参与的舆情治理机构,吸纳更多的主体如社会公众、媒体、网络运营商、意见领袖、公关公司、社会团体等,共同参与舆情治理,明确各主体的治理权利和义务,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联动的协同治理格局.
二是畅通与社会机构、公众的对话机制,改变传统意义上独白的话语体系,消除官民之间的隔阂,让事件真相在第一时间被公众了解,让网络谣言无处可藏,以此重建政府、媒体与公众的信任关系和心理共识.
三是健全层面舆情治理部门间的统筹协调机制,由宣传部牵头、强化各互联网管理部门之间的沟通联系,形成各司其职、分工协作的网格化管理体系.
四是构建跨地区、跨国界的舆情联动机制.新媒体时代的舆情扩散已不再局限一隅,因此有必要加强跨地区、跨国家的信息沟通与联防联控,共同应对舆情.
2．继续构建中国网络舆情治理的法制化体系建设.网络舆情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子系统之一,需要按照依法治国的理念,将网络舆情治理纳入法制化轨道,构建健康有序、文明和谐的舆论环境.在这方面,国家已经高度重视,重拳出击,不断推进网络舆情治理的法制化建设.2016年11月7日,《网络安全法》正式发布,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关网络安全方面的法律,从顶层设计为互联网治理提供长远方案.2016年12月27日,《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发布,作为我国首次发布的关于网络空间安全的战略性纲领文件,为网络空间得以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保驾护航.此外,国家网信办先后出台一系列法规条例,对互联网信息搜索、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互联网直播服务等进一步规范,对肃清和整顿网络环境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虽然,我国在网络舆情治理的法制化建设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未来,中国还需针对网络舆情治理继续构建和完善科学完备的法治体系,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法律法规,对新传播时代的舆情管理工作提供法制化保障.
3．大力推进大数据技术在社会舆情治理的应用.新传播生态格局中,网络舆情的信息量即呈几何级数增长,面对海量的舆情信息传统人工手段监测分析的模式遭遇严峻挑战,因此,加快大数据技术在社会舆情治理的应用迫在眉睫.
一是推进大数据在舆情风险预警和监测中的应用.建立重点舆情监测预判机制,根据重要时间节点、特殊舆论区域、敏感舆情主题、关键传播节点对微博、微信、APP、论坛等新媒体实时监控,确保舆情监测方向明确、重点清晰、精准高效.
二是发挥大数据在舆情分析研判的功能.开发舆情数据库、案例库和语料库,研究不同类型舆情发展演变规律和应对效果,分析海量舆情信息背后的内在关联变量,预测舆情的发展演化,深化对舆情的规律性认知,并针对正在发生的舆情信息进行模拟仿真,提供优化舆情应对效果的预案,加强对未知技术手段的研究,尤其是风险的评估预测.
作者单位 重庆工商大学高校网络舆情与思想动态研究咨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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