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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南海和钓鱼岛争端中的危机管理模式比较分析以黄岩岛事件和日本购岛事件为例
娄亚萍,庾润清
（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深圳518060）
摘 要：2012年4月的中菲黄岩岛事件和2012年9月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是两次比较典型的危机事件.在这两次危机中,美国都是作为第三方介入危机管理的,在危机中扮演的是“权力平衡者”的角色,但美国在两次危机中的基本立场和行动方式却存在明显差异.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美国在南海和钓鱼岛的利益诉求不同,而盟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帮助美国实现其国家利益也决定了美国的支持程度.
关键词：美国；南海；黄岩岛；钓鱼岛；亚太再平衡战略
中图分类号：D83/87.7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856(2017)03-0011-11
收稿日期：2017－04－0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亚太再平衡’背景下美国的南海和钓鱼岛外交政策比较研究”（15CGJ002）；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冷战以来南海地缘政治与中国维护海洋权益研究”（13AZS021）；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项资助项目（17MSZX08）
作者简介：娄亚萍,女,山东栖霞人,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研究员,政治学博士；庾润清,女,广西桂林人,深圳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
南海争端和钓鱼岛争端长期悬而未决,使中国与周边国家间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甚至引发危机.2012年中菲黄岩岛事件和日本“购买”钓鱼岛就是两次典型的危机事件.未来,因南海和钓鱼岛问题引发新危机的可能性是客观存在的,危机管理作为防止事态升级引发军事冲突和战争的一种手段,对于中美两国来说非常重要.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国家利益遍及全球,发生在南海和钓鱼岛的危机美国都不会置身事外.但由于美国在南海和钓鱼岛的利益诉求和战略目标不同,美国在危机中的基本立场和行动方式也有明显差异.本文将以2012年中菲黄岩岛事件和日本“购买”钓鱼岛为例,探讨美国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洋争端中的危机管理模式的异同.
一、美国对黄岩岛事件和日本“购岛”事件危机管理模式比较
危机管理是为了防止事态升级而采取的预防、决策、控制、解决的整个过程.危机管理既包括当事国间的沟通、协调和妥协,也包括第三方的调停或干预.黄岩岛事件肇始于2012年4月10日,这是自1995年美济礁事件之后中菲两国在主权争议问题上最严重的一次对立.危机发生后,作为菲律宾的盟友,美国一直保持低调和谨慎,直到中菲对峙两周后才首次表态.2012年7月7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宣布由政府出面“购买”钓鱼岛,美国则迅速做出反应.在两次危机事件中,美国都是以第三方介入.从危机管理的阶段性特征来看,
有学者把国际危机管理一般分为4个阶段：危机的预防阶段、危机爆发的早期应对阶段、危机的控制阶段、危机解决.参见郑义伟、徐瑶：《南海危机与中美危机管理探析》,《东北亚论坛》2016年第2期,第38页.美国主要是通过危机早期应对和控制来防止事态升级,以目标为导向,通过表态、行动向相关国家释放信号,协调运用自己的承诺、行动、威胁、应允和警告等手段,改变相关国家对于结果收益的预期,使得危机朝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
（一）美国对黄岩岛事件和日本“购岛”事件表态比较
为了更清晰、直观地展现美国在黄岩岛事件和日本“购岛”事件中的基本立场,我们以两次危机集中爆发后的90天为时间节点（即黄岩岛事件2012年4月11日至7月10日,日本“购岛”事件2012年7月7日至10月5日）,采集期间美国国务院、白宫发布的新闻发布会原稿.搜集、整理并排除与主旨不相关的文章后得到美国国务院涉及中菲黄岩岛争端的新闻发布会数量8篇,白宫为2篇；美国国务院涉及“购岛”事件的新闻发布会数量21篇,白宫为5篇.
由图1可以看出,美国对日本“购岛”事件的关切程度明显高于黄岩岛事件,无论是白宫还是国务院,其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涉及钓鱼岛问题的频率要远高于黄岩岛事件.不仅如此,美国对钓鱼岛问题的反应明显快于黄岩岛事件.2012年4月23日中菲对峙开始两周后,美国国务院新闻发布会才做出第一次表态,强调在该问题上不持立场,并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希望双方通过对话协商的方式解决争端.［1］在此之前,美国政府未以任何个人或机构的名义发表声明.白宫则直到6月8日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访美才第一次做出表态,奥巴马重申了援助和支持菲律宾实现最低限度可靠的国防能力的立场,但并未直接提及中国及黄岩岛争端.［2］相比之下,美国对钓鱼岛问题的反应则迅速有效得多.2012年7月7日,野田佳彦政府宣布“购岛”计划,美国国务院在7月9日早上的新闻发布会上随即表示关切.［3］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称,美国国务院高官向日本媒体记者表示,钓鱼岛“属于《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的适用范围”,但美国对中日钓鱼岛主权纷争不持立场.［4］9月10日,日本政府宣布购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当天美国国务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对中日钓鱼岛争端采取回避的态度,实则是偏袒日本.
2.美国立场的比较
为了进一步分析美国对黄岩岛事件和日本“购岛”事件的立场和态度,笔者对所有美国发布的内容进行分类,将偏向中国、强调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归为正面表态,将不持立场归为中立表态,将表态中偏向日本和菲律宾的归为负面表态.在美国白宫和国务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中,涉及黄岩岛事件的表态有2次为正面,7篇为中立,5篇为负面；涉及日本“购岛”事件的表态中,1次为正面,22次为中立,4篇为负面,如图2所示.
从立场上看,无论是黄岩岛事件还是日本“购岛”事件,美国始终声称不持立场,呼吁双方保持克制,和平解决争端.奉行模糊战略是美国应对黄岩岛和钓鱼岛危机的基本策略,袒护盟国菲律宾和日本是其共同点,维持局面可控是美国的底线.但从图2可知,美国在日本“购岛”事件中的表态次数明显多于黄岩岛事件,在黄岩岛事件上的正面和负面表态都多于钓鱼岛问题.这表明了美国既要维持美菲联盟的可信性,又担心过分刺激中国的矛盾心理.一方面,美国多次重申《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称美菲关系坚实（Strong）；另一方面,黄岩岛事件爆发后,美国第一次表态仅使用“Skirmishes”（小规模冲突）一词来定义这起事件,始终未按照菲律宾的意愿把黄岩岛问题纳入《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适用范围.而在钓鱼岛事件中则一直使用“dispute”（争端）,足见美国对日本“购岛”事件的关注程度更高.在2012年5月举行的中美战略对话期间,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着重强调要通过构建中美有效的、建设性的伙伴关系来化解南海地区存在的困难和分歧.［5］此外,保持“中立”是美国模糊战略的表现.美国在日本“购岛”事件中的中立表态占比达81%,远远高于黄岩岛事件的50%,美国甚至刻意回避,多次在记者的追问下表示在钓鱼岛问题上没什么新内容可说的.［6］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显得更小心翼翼,竭力维持美中、美日关系的平衡,避免激怒任何一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兰曾经在新闻发布会上向双方喊话,称钓鱼岛问题对中日双方都没有好处,紧张局势加剧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7］
3、美国表态使用的关键词
对美国国务院、白宫发言关键词进行检索发现,和平解决争端,不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是美国在黄岩岛和钓鱼岛争端中的共同诉求.但是在岛屿名称上,美国发言人将黄岩岛笼统地表述为“South China Sea”,并未使用带有明显偏向性的“Scarborough Shoal”（西方以及菲律宾媒体对黄岩岛的称呼）,对钓鱼岛则一直使用带有明显倾向性的“Senkakus Island”（尖阁诸岛）.在事态的关注程度上,美国仅两次使用“concerned”一词；在日本“购岛事件”发生后,美国第一时间表达对此事的关切,23次使用“concerned”,甚至采用“extremely concerning”来表达对事态的关注.［8］在同盟义务上,美国仅3次提及《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国务院呼吁对峙双方冷静克制、避免动武,便无下文.希拉里重申了根据《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对菲律宾的防卫责任,却未对菲律宾的领土要求直接表示支持,也未就黄岩岛问题是否适用于《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明确表态,只声称要“维护公海航行自由”.［9］在钓鱼岛问题因“购岛”事件升级后,美国14次提到《日美安保条约》,多次申明日本拥有对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因此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10］在争端应对方式上,美国强调南海问题应该通过东盟建立有效的多边机制来解决,而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则强调中日双方共同努力,通过双边机制来解决.
（二）美国的行动方式比较
黄岩岛事件发生后,美国在行动上是比较谨慎的,从未给予菲律宾明确的安全承诺,危机发生后也未对此作出明确表态而是选择刻意回避.2012年4月20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会见菲律宾外长德尔罗萨里奥（Albert del Rosario）和国防部长加斯明（Voltaire Gazmin）时也只是强调了南海航行自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11］2012年4月30日,菲外长和防长赴美参加“2＋2”会谈,寻求美国明确表示支持菲律宾,但会议公报也只是重申了美国不选边站的立场.2012年6月8日,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访问美国,希望美国明确承诺对菲律宾的防卫责任,但是美国一直不愿意超越一般性声明的范畴.［12］在中菲对峙期间,2012年4月16日至27日,美菲第二十八次“肩并肩”军事演习如期举行.此次军演美国派出了强大的阵容,包括若干主力舰和4500名海军陆战队员.从演习地点、参演人数到参演课目,都暴露出美国企图通过操纵演习扩大事态,拉着更多国家搅乱南海局势的意图.［13］但美国也多次公开强调演习并非针对南海争端,只是为增强菲律宾军事能力.［14］这反应了美国既要介入争端又不想过分刺激中国的矛盾心态.介入但不陷入是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一贯态度.虽然美国承诺给菲律宾必要的军事援助,但美国没有向南海派兵进行实质干预.在多次寻求美国支持未果后,菲律宾立场开始软化.2012年6月12日,菲律宾撤出停留在黄岩岛海域附近的公务船,菲律宾军方也不得不放弃强硬立场.
相比之下,美国在钓鱼岛危机应对上行动更积极主动.2012年9月4日至5日,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年内第二次访问中国,钓鱼岛问题是重要议题.希拉里第一次访华正值中菲黄岩岛问题激化,但当时美国始终未提及南海话题,并重申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15］此次因钓鱼岛矛盾激化迫使希拉里通过高层接触减小两国猜疑,稳定双边关系,维护地区秩序,说明美国已经把钓鱼岛视为影响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此外,2012年9月16日至20日,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突访日本,开展钓鱼岛“灭火之行”.帕内塔此举被解读为,美国试图扮演钓鱼岛问题“调停人”的角色.［16］
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盟友之一,日本对于美国维持其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至关重要.从2012年8月21日起,美日举行37天的以海岛攻防为主题的联合军演.这是美日致力于岛链防御的首次训练,用以防卫冲绳岛链的南部地区.［17］这次演习是以中国军队进攻钓鱼岛为假想背景,指向性十分明显,美国意在通过军演形成战略威慑,试图给中国更大的压力.不仅如此,中日矛盾激化后,美国官员多次表态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2012年11月29日,美国参议院全体会议决定,在201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加入一条补充条款,规定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18］2013年1月18日,希拉里表示美国要保证日本在冲绳海域的领土安全.［19］美国对日本的偏袒是显而易见的.
二、美国危机管理的特点比较
在黄岩岛事件和日本“购岛”事件中,美国成为最大的外部影响因素.凭借丰富的危机管理经验,美国转“危”为“机”,收获了自己预期的利益.从美国对黄岩岛事件和日本“购岛”事件这两个危机事态的反应中,我们看到了美国危机管理的一些共同特征,如对危机的有限干预,貌似中立的模糊姿态,施压与妥协的平衡,强调行为的合法性等,但也有其不同之处.
（一）共同目标：危机之中的有限干预,并保持局面可控
美国一方面利用菲律宾和日本在中国周边挑衅,另一方面却极力维护局面可控.美国担心,一旦发生大规模冲突甚至战争,美国会因对盟友的安全承诺而陷入泥潭.因此我们看到,在危机面前,美国并没有任由盟国恣意妄为导致局面失控危及其自身利益.对美国而言,对危机进行有限干预并保持局面可控从而避免与中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是最符合美国利益的.这也是美国应对南海和钓鱼岛危机的共同目标.
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国家利益可以归结为在尽量避免与中国发生直接军事对抗的情况下,平衡中国在这一地区的控制力,阻止中国完全控制南海,保持美国在南海地区的航行自由以及对地区盟国的安全承诺.［20］在黄岩岛事件中,菲律宾多次向美国求援,但美国从未明确表示《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中菲岛屿争端.面对菲律宾的南海诉求,美国并非完全无视,如若无视会失信于盟国,有碍于美国总体战略的实施.美国既希望菲律宾成为搅动南海风波的得力助手,又不想被菲律宾捆绑而深陷其中,因此美国言辞谨慎,小心回避.在黄岩岛事件后,美国的军舰并没有出现在黄岩岛海域,也没有对中国施压.美国通过其反应向菲律宾传递了一个信号,那就是反对菲律宾利用南海问题绑架美国,尽管菲律宾不一定理解并愿意接受这一信号.
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心态更复杂.美国需要利用钓鱼岛问题使日本与中国进行长期消耗和持续对抗,同时也极力避免日本的过激行为而引起中日两国的冲突而更难管控.一方面,美国表面上对钓鱼岛主权归属不采取特定立场避免过分偏袒日本刺激中国.美国前任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Kurt Campbell）透露,2012年9月,在日本野田政府策划对钓鱼岛搞所谓“国有化”时,美国曾反对日本“国有化”钓鱼岛.当时美方警告日本,其举动将使中国认为日方是在单方面强化实际控制以改变现状,“可能会引发危机”,因此向日方提出了放弃国有化的“非常强烈的忠告”.［21］美国时任国务卿克里也称,反对任何想要改变钓鱼岛现状的单方面行动.［22］另一方面,美国又在日本“购岛”事件中偏袒日本,为日本提供安全保护.美国对日本的安全承诺使得日本强抢钓鱼岛,推动钓鱼岛“国有化”.每当钓鱼岛问题升级,美国趁机为日本提供支持.在2012年“购岛”事件后,美国又再次重申《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而且承认日本对钓鱼岛的“实际管辖权”,这让日本更加有恃无恐,钓鱼岛问题持续升温.有学者认为,奥巴马政府推行“再平衡”战略高调介入东亚事务和钓鱼岛争端是日本采取将钓鱼岛国有化等挑衅行动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23］美国既给日本吃定心丸又积极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斡旋,在中日之间玩平衡术,致使钓鱼岛问题常态化.可以说,中日两国长期在东海鹬蚌相争,而美国坐收渔翁之利.
(二)基本策略：多种手段并用
多种手段并用是美国应对危机事态的基本策略.在黄岩岛事件中,菲律宾一度采取外交、司法、政治“三轨制”解决南海问题.美国除了政治声援、增加军事援助外,重点强调了国际法的重要性,希望能够按照国际准则保证南中国海地区的自由航行权.［24］2012年4月24日,菲外交部发言人高调宣称将就黄岩岛问题提请国际海洋法法庭仲裁.美国随及在中菲“2＋2”会议上表示,“虽然我们不在具有主权争议的中国南海支持任何一方,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我们有自由航行的利益,并维护和平与稳定,尊重国际法”.［25］事实上,南海仲裁案这场“闹剧”从一开始就是美国在幕后操控的.围绕南海仲裁案,美国政府官员和媒体发表了种种诋毁中国的言论,攻击和曲解中国的正义立场和合法权益,目的就是把中国描绘成国际秩序和国际法的“破坏者”,赢得国际舆论的支持.［26］
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通过美日同盟再升级为日本站队.在不突破日本宪法底线的前提下,美国重点转向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解禁武器出口限制、修改国内安保法、调整美日安全防卫合作指针等具体议题上.［27］日本“购岛”事件后,美国同意《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修订,以进一步强化美日同盟.2015年4月27日,《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正式公布.新版指针消除了日美军事合作的地域限制,将合作地域扩大到全球,这使得日美关系由单向军事安全保护关系逐渐转变为双向互动性军事安全关系,可实现互通性操作的一体化日美军事力量.［28］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明确表示给予日本安全保护,同时还对我国形成一定程度的军事威慑,将日本与美国紧紧地捆在一起,又减轻了美国对日本的防卫义务,致使钓鱼岛问题常态化.
(三)路径选择：多边化VS双边化
在南海问题上,美国试图通过多边化和国际化的方式,遏制中国的海上力量发展.［29］早在2010年3月10日,在东南亚访问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Kurt Campbell）就南海问题表态说,美国在南海也是有利益的,美方希望维持“航行自由”,希望南海主权争议的谈判应该是“多边的”,也应涉及到所有东南亚国家.［30］这一言论与东南亚一些国家希望推动南海问题多边化、国际化的心态不谋而合.为了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多边化,美国采取了两手措施：一是以所谓“航行自由”为名,鼓动和支持域外大国介入南海争端.美国以维护“航行自由”为借口,在国际社会大肆炒作中国“海上威胁论”,与菲律宾和越南等国相互呼应.中国在南海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行为则被美国指责为“妨碍航行和飞越自由”.在美国的积极拉拢下,日本、澳大利亚等域外大国也都已经介入南海争端,形成共同抗衡中国之势.二是拉拢东盟国家共同对抗中国.在南海争端中表现比较活跃的主要是菲律宾和越南,其他东盟成员国则表现得相对低调温和,不愿因南海争端与中国对抗.对于菲律宾、越南所鼓噪的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共同抗衡中国的主张,多数东盟国家也持保留态度.就实力而言,无论菲律宾还是越南,都无法单独与中国抗衡,美国深知这一点.为此,奥巴马政府一方面大力提升与东盟的关系,拉拢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与美国立场一致,另一方面,极力推动南海问题的东盟化、地区化,促使东盟国家一致对华.
与助推南海问题多边化不同的是,美国主张中日双边解决钓鱼岛问题,甚至积极充当中日之间的调停者.日本“购岛”事件发生后,美国反复呼吁双边高层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于2012年9月访华,钓鱼岛问题成为重要议题.随着中日紧张关系加剧,希拉里再次表示,“希望双方进行磋商,这将有助于降低紧张局势,防止事态升级,并使日中两国能够讨论其他双方都很关注的重要问题.”［31］美国的这种态度有助于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形成某种管控默契.
三、美国立场和行动方式差异的原因
同样是美国的盟友,同样是与中国的岛屿主权争端,美国在危机应对中的立场和行动方式存在很大差异.我们试图从美国的利益诉求、菲日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菲日与美国亚太利益的契合度几个层面来分析.
(一)美国在南海和钓鱼岛的利益诉求
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美国出现战略重心东移的紧迫感.2009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代表美国政府签署了美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文件,高调宣布“重返亚太”.在2011年秋季的《外交》杂志上,希拉里发表了题为《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的文章,提出：未来10年,美国外交方略最重要的使命之一是大幅度增加对亚太地区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的投入.［32］此后,“重返亚太”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一个关键词.2012年6月,在第十一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明确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他宣称,到2020年美国将把60%的海军战舰部署到亚太地区.在此背景下,介入南海和钓鱼岛争端成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抓手,其利益诉求有某些相似之处,如强化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相互配合为其“亚太再平衡”战略服务；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和世界的主导地位；牵制中国的发展；避免和中国直接对抗等（详见表3）.鉴于美国在亚太地区有巨大利益,美国绝不会退出这个区域,特朗普政府仍然把亚太地区作为外交政策重点.美国仍然会利用南海和钓鱼岛问题,为中国制造麻烦.
但相对于钓鱼岛问题,美国在南海更加关注航行自由与安全.南海位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所有通过南海的空中和海上航线基本上都要经过南沙群岛,地理位置极其优越,对于美国及其盟国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因此,自冷战时期,美国就非常重视南海地区的航行自由,甚至成为美国南海政策最重要的战略考虑之一.［33］1995年中菲“美济礁事件”之后,美国国务卿谢丽（Christine Shelly）代表美国政府发表声明,宣称“维护南海航行自由”是美国的一项基本利益.所有船只和飞机在南海的自由通行,对于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是必不可少的.［34］这是美国政府首次公开声称南海航行自由涉及美国的“基本利益”.近年来,美国对“航行自由”更加关注.2010年7月23日,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第十七届“东盟地区论坛”上发表讲话,声称美国在维护南海航行自由方面拥有国家利益,反对在南海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35］自此之后,美国通过各种场合大肆宣扬所谓的“航行自由”问题.2014年2月5日,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Daniel Russel）在国会众议院作证时再次宣称：“作为拥有全球贸易网络的海洋国家,确保航行自由及合法的商业活动不受阻碍关系到美国国家利益.”［36］可以说,美国关注的不是领土争端本身,而是所谓的“航行自由”.因此,影响美国南海政策的关键因素是“航行自由”.美国介入南海危机事态的情况也取决于美国认为其“航行自由”是否遭到破坏.
（二）美国对菲律宾和日本的战略定位不同
美国在南海和钓鱼岛问题上的政策取决于菲、日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美菲同盟关系是基于1951年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该条约规定了美国对菲律宾领土安全的保护责任,指出,“缔约双方承认,在太平洋区域针对缔约国任何一方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认为是对它自己的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并宣布它将根据本国程序采取行动以应对共同的危险.”美日同盟关系是基于1951年签订、1960年修订的《日美安保条约》,条约第五条第一款明确规定：“缔约国的每一方都认识到：对在日本行政管辖下的领土上的任何一方所发动的武装进攻都会危及它本国的和平与安全,并且宣布它将按照自己的宪法规定和程序采取行动以应付共同的危险.”这两个军事同盟条约看似内容有诸多相似,但菲、日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有很大差异.
菲律宾是美国在东南亚地区最为坚定的盟友,也是最重要的非北约盟友.2012年4月,《纽约时报》的文章称,菲律宾是美国推进“再平衡”战略的关键一环,是美国平衡亚洲,尤其是东南亚的“基轴”.［37］但是菲律宾由于其自身实力及国际地位的局限,难以在美国对外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38］与美日同盟相比,美菲同盟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非对称同盟,多年来,菲律宾的实力变化不大,其军事装备和作战能力在东南亚国家中都不算强.作为非对称性的同盟,由于双方力量对比的悬殊,美国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菲律宾处于绝对弱势.因此,虽然阿基诺三世一再想要寻求美国的支持,菲律宾媒体也一唱一和,企图把美国绑在其战车上,但美国极力避免给予菲律宾明确承诺.可见,美国表面上把菲律宾当作盟友,实则是把菲律宾作为牵制中国崛起的工具.菲律宾杜特尔特上台后,已经认清了美国的真正目的,一改阿基诺三世对美国奴颜婢膝的政策,处处和美国唱反调.但鉴于美国在菲律宾国内还有很深的影响力,杜特尔特不会和美国彻底决裂.
日本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为重要的盟友,美日同盟是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基石,［39］也是美国亚太战略转移的重要支柱.相比美菲同盟,美日同盟更具有全球性.这就决定了美国对日本的重视程度大于菲律宾,对日本的支持也远远大于菲律宾.在早期的美日同盟关系中,美主日从的依附关系比较明显.经过战后几十年的发展,日本不仅是亚洲经济强国,也是世界经济强国之一.日本的军事力量也比较强,充当政治大国的野心逐步显现.美国希望通过强化美日、美韩同盟构建一个针对中国的三边网络,而日本在这个网络中起着核心作用.只是由于担心刺激中国,美国才没有直接支持日本的领土要求.应当指出的是,日本右翼倾向的膨胀与美国的国家利益是相背的,因此,美国在支持日本的同时力求在中日之间寻求平衡.
（三）美国南海和钓鱼岛政策的利益契合度不同
美国在南海和钓鱼岛争端中的立场还取决于美国的整体亚太战略,而菲律宾和日本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美国亚太利益的实现也决定了美国对他们的支持程度.
美国更多的是把菲律宾当作亚太战略转移的桥头堡,美国关心的是如何通过菲律宾实现其亚太战略的调整.因此,美国对菲律宾的支持行动具有象征意义,如联合军事演习,舆论支持等,希望以有限的支持起到震慑中国的目的,同时也不希望因南海争端升级而卷入与中国的对抗之中.而菲律宾阿基诺政府则极力把美国和菲律宾捆绑在一起,希望美国能明确表态支持菲律宾,例如明确承诺帮助菲律宾争夺黄岩岛主权,这与美国极力避免卷入军事冲突的目标显然不符.美国绝不会轻易被小国绑架而陷入危机升级的漩涡.杜特尔特上台后,更是与美国唱反调,要求与美国平起平坐,这让美国很恼火.如前所述,美国在南海更加关注的是“航行自由”问题.可以设想,唯一能促使美国军事介入南海争端的理由是所谓“航行自由”遭到破坏,包括菲律宾舰船或飞机在其本土以外的地方遭到攻击的情况.实际上,美国所要协防的不是黄岩岛本身,而是所谓的“航行自由”.［40］这样,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就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它可以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判断和宣称所谓“航行自由”是否受到侵犯或威胁,在是否军事介入的问题上享有主动权.
相反,日美两国在亚太的利益交集较多.在实力相对衰退的背景下,美国鼓励日本负担更大的责任,这与日本追求“正常国家”的利益诉求不谋而合.近年来,安倍政府积极修改和平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以使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成为“正常国家”.这些举措有利于日本增强对抗中国的能力,弥补美国自身战略资源不足,都是美国乐于看到的.［41］更重要的是,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也顺应了美国牵制中国崛起的需要.因此,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更加倾向于日本.
结语
美国对南海和钓鱼岛危机应对模式的不同,是美国亚太战略布局的具体反应.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国家利益决定了其在南海和钓鱼岛危机管理中的模式特点.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美国在危机中扮演的是“权力平衡者”的角色,谋求以较小的妥协追求利益最大化.以“利益”驱动的危机管理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性干预,美国的行动取决于美国的战略目标、其对情势的判断以及对收益和成本的计算.“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美国在危机管理中支持菲律宾和日本,选择性地履行同盟义务,以最有效地服务于美国利益为基本目标,把危机管理变成追求“赢”的过程.无论在黄岩岛还是钓鱼岛危机事件中,不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是美国的底线,一方面,利用危机搅动中国周边局势,进一步增加盟国对美国的依赖和信任,另一方面,也积极地推进战略布局走向纵深.未来中国在应对危机时,不仅要把遏制危机作为目标,要以自身战略利益作为出发点,在明确对方利益诉求的基础上,利用谨慎和理性的言论和行为影响对方行为的预期,积极找寻双方的契合点,以合作化解危机.
注释：
［1］Daily Press Briefing-April 23, 2012, http://www.state.gov/r/pa/prs/dpb/2012/04/188322.htm,上网时间：2016年11月23日.
［2］Statement on the Presidents Meeting with President Aquino of the Philippines,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2/06/08/statement-president-s-meeting-president-aquino-philippines,上网时间：2016年11月24日.
［3］Daily Press Briefing-July 9, 2012, http://www.state.gov/r/pa/prs/dpb/2012/07/194761.htm#JAPAN,上网时间：2016年11月23日.
［4］《美国首次就日本购买钓鱼岛表态》,http://msn.huanqiu.com/artical/2012-07/2901848.html,上网时间：2016年11月23日.
［5］Daily Press Briefing May 1, 2012, 美国国务院2012年5月1日新闻发布会全文,http://www.state.gov/r/pa/prs/dpb/2012/05/189075.htm,上网时间：2017年2月22日.
［6］Daily Press Briefing-September 13, 2012, 美国国务院2012年9月13日新闻发布会全文,http://www.state.gov/r/pa/prs/dpb/2012/09/197729.htm,上网时间：2017年2月22日.
［7］Daily Press Briefing-September 19, 2012, 美国国务院2012年9月19日新闻发布会全文,http://www.state.gov/r/pa/prs/dpb/2012/09/197929.htm,上网时间：2017年2月22日.
［8］Daily Press Briefing-August 27, 2012, 美国国务院2012年8月27日新闻发布会全文,http://www.state.gov/r/pa/prs/dpb/2012/08/196948.htm#CHINA,上网时间：2016年11月24日.
［9］［11］Hillary Rodham Clinton, “Remarks with Secretary of Defense Leon Panetta, Philippines Foreign Secretary Albert del Rosario, and Philippines Defense Secretary Voltaire Gazmin”, Washington, DC, the U.S., April 30, 2012,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12/04/188982.htm,上网时间：2016年11月25日.
［10］Daily Press Briefing-July 11, 2012, 美国国务院2012年7月11日新闻发布会全文,http://www.state.gov/r/pa/prs/dpb/2012/07/194883.htm#JAPAN,上网时间：2016年11月24日.
［12］《菲律宾总统阿基诺要美国明确承诺协防南海》,http://new.xinhuanet.com/mil/2012-06/10/c_123260185.htm,上网时间：2017年1月14日.
［13］《美国公开介入中菲南海对峙》,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4/25/c_123031794.htm,上网时间：2017年1月14日.
［14］［38］［39］吴志成、陈一一：《美国在黄岩岛与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缘何不同？》,《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4期,第32、33、32页.
［15］Joint Statement on the 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Outcomes of the Strategic Track May 3-4, 2012,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12/05/189287.htm,上网时间：2016年11月20日.
［16］《美国对钓鱼岛问题“不持立场”的背后》,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2/0921/0531-19068304.html,上网时间：2017年1月13日.
［17］Reuters: Japan to Confront China With Island Defense, December 18, 2012,http://europe.newsweek.com/japan-confront-china-island-defense-406756?rm等于eu,上网时间：2016年11月26日.
［18］United States Senate, “Senate Approves Webb Amendment to Reaffirm U.S. Commitment to Japan on the Senkaku Islands”, November 29, 2012, http://www.webb.senate.gov/newsroom/pressreleases/2012-11-29-02.cfm.
［19］Hillary Rodham Clinton, “Remarks with Japanese Foreign Minister Fumio Kishida after Their Meeting”, January 18, 2013,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3/01/203050.htm.
［20］郑义炜、徐瑶：《南海危机与中美危机管理探析》,《东北亚论坛》2016年第2期,第41页.
［21］《美国前高官称美国政府曾反对日本购买钓鱼岛》,http://mil.huanqiu.com/world/2013-04/3814762.html,上网时间：2016年12月31日.
［22］Remarks on a 21st Century Pacific Partnership,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3/04/207487.htm,上网时间：2016年12月31日.
［23］夏立平、罗毅：《美国“再平衡”战略对中日钓鱼岛争端的影响》,《美国研究》2013年第2期,第29页.
［24］Daily Press Briefing-June 8, 2012,美国国务院2012年6月8日新闻发布会全文,http://www.state.gov/r/pa/prs/dpb/2012/06/192019.htm,上网时间：2016年11月23日.
［25］《无需再忍,中国的主权与尊严是打出来的！》,http://www.people.com.cn/GB/32306/33232/17866065.html.
［26］《南海仲裁：心怀鬼胎的拙劣表演者》,新华社,2016年7月11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7/11/c_1119198071.htm,上网时间：2016年12月18日.
［27］刘卫东：《安倍新内阁推进修宪的动向及美国态度的影响》,《当代世界》2016年第10期,第61页.
［28］朱海燕：《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方针〉下日美同盟的质变》,《国际论坛》2015年第6期,第15页.
［29］余建军：《中美海上危机的预防与管理》,见吴心伯主编：《21世纪的美国与中美关系》,北京：时事出版社,2013年,第473页.
［30］《美国从幕后到高调插手南海》,http://gb.cri.cn/27824/2010/07/30/110s2938952.htm,上网时间：2016年11月23日.
［31］Hillary Rodham Clinton, Secretary of State, “Remarks With Japanese Foreign Minister Fumio Kishida After Their Meeting”, Benjamin Franklin Room, Washington, D.C., the U.S., January 18, 2013,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3/01/203050.htm,上网时间：2017年1月20日.
［32］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No. 189 (November 2011), pp. 56-63.
［33］信强：《“五不”政策：美国南海政策解读》,《美国研究》2014年第6期,第54页.
［34］Christine Shelly, “US Policy on Spratly Islands and South China Sea”, May 10, 1995, http://doan.lib.uic.edu/ERC/briefing/daily_briefings/1995/9505/950510db.html.
［35］Hillary Rodham Clinton, “Press Availability During ASEAN Ministerial, Hanoi,” Vietnam, July 23, 2010,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10/07/145095.htm.
［36］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Daniel Russel, “Maritime Disputes in East Asia,” Testimony before the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Subcommittee on Asia and the Pacific, February 5, 2014,http://www.cfr.org/territorial-disputes/assistant-secretary-russels-congressional-testimony-maritime-disputes-east-asia/p32343.
［37］Floyd Whaley, “Philippines Role May Expand as U.S. Adjusts Asia Strategy,” April 29, 2012,http://www.nytimes.com/2012/04/30/world/asia/philippines-role-may-grow-as-us-adjusts-asia-strategy.html,上网时间：2016年12月16日.
［40］张磊：《论美国军事介入中日与中菲岛屿争端的可能性——以军事同盟条约为视角的比较研究》,《美国问题研究》2012年第1期,第64页.
［41］左希迎：《亚太联盟转型与美国的双重再保证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9期,第72页.
［责任编辑：包子］
比较分析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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