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形记类本科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跟历史的告别仪式读韩东《知青变形记》类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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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告别仪式读韩东《知青变形记》

■■吴宝林

知青下乡运动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从上个世纪80 年始,一批作家笔下都涉猎了这一题材.从伤痕文学控诉式的宣泄到对知识青年理想的肯定,再到反思这一历史运动对人性的压抑和扭曲,可以说,知青文学主题的步步深入,既是时代心智成熟的体现,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思潮的变迁.

在知青文学的谱系中,有人曾总结了三大主题:青春无悔,蹉跎岁月,劫后辉煌.当年的知识青年如今很多是这个时代的“顶梁人物”或所谓“成功人士”,也有很多依然生活在社会底层.命运如何沉浮,历史的强制与个人的遭遇如何相遇,在文学作品中如何达到历史意识与人性深度的契合,这是有抱负的作家必然会面临的问题.这里面处理得当,就会达到一种颇具魅力的深度,而如果思维和意识单一的话,就会丧失机会.

实际上,上世纪90 年代以后,知青已不是一个很热的题材.经济改革引起的社会震荡,已经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一切与“钱和权”沾上边的事物.文学也不例外,重心转到描写官场、、都市性爱,以及文化市场机制导引下的快餐式作品.真正对我们的过去和人性深度进行挖掘探索的作家越来越少.而韩东近几年出版的几部长篇小说,都与我们共同的过去和个人独特的记忆有关,在这样一个表面浮华的时代,确是一个严肃作家的态度.

这部小说讲述的故事发生在苏北农村,几名知青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性压抑的年代,主人公罗晓飞和同伴想象了与母牛“交配”.虽是一个玩笑,但母牛恰逢在春耕期间病倒,因这一巧合和同伴的出卖,“我”随后就遭到公社人保组的非法和政治迫害,被诬陷为“破坏春耕生产”的“奸牛犯”.就在风暴即将到来时,因为一对农民兄弟(范为好和范为国)误伤致使弟弟毙命,“我”的命运从此就彻底改变.村里集体决议由知青罗晓飞冒名顶替死者农民范为国.于是“我”变成了“为国”,并且将为国的老婆、孩子和一切社会关系都全部接收了,而作为知青的罗晓飞就此“死去”,套在农民范为国“躯壳”下的生活也渐渐被罗晓飞接受.该小说限制性的叙述视角带来了冷静克制和一种真实感,有很多值得玩味和细品的地方.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韩东不断强调“我真的没有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我的责任感只是作为一个社会人的,一个普通人,不是作为一个作家的”,“我没有所谓的历史责任感,也缺乏现实主义文学的野心.”作家马原也认为与以往知青文学相比,该小说“我要写出一个时代的伤痛”的期待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不经意的个人命运与历史的恰巧相遇”.作为民间诗歌运动的发起者,韩东的发言不仅是个人独立姿态的表达,也是这一代作家在“回归文学本身”的思潮中思考自身位置的结果.这种姿态与以前作家用文学干预生活的意图迥然有别.韩东们实际上是在不断地往后退,将姿态放得很低.这其实本身就是这个时代对个人的另一种强制.而马原所说的那种“取代”在小说中确实存在,但事情又没有这么简单.

小说名为“知青变形记”,很多人也只注意到知青罗晓飞变为农民范为国这一身份“变形”,而忽略了更深层次的历史判断和理解.小说如果真如韩东所说写的是“普遍的、一再重复的人的命运和挣扎,不论是哪代人都逃脱不过去的”,那也太绝望了.因为任何一种历史背景都能写出如此普遍的个人命运.那和知青作为一种历史存在就丧失了基本的叙述支撑.所以,回到文本本身,我们会发现一种暧昧的又极具历史理性的“变形”.

首先是民间伦理与政治逻辑的交锋.最突出的是福爷爷虽然成分为富农,但“在村上极有威信”,是大范大队“所有贫下中农的长辈”.他的家里有八仙桌,“几把高背椅子沿墙放着,恍若隔世”,也“没有贴像”.在叙述中,罗晓飞的命运直接和这个人有关.政治逻辑即是用阶级理性来衡量一切,但在韩东的叙述中,福爷爷身上所体现的民间伦理秩序却有着顽强的性格,而村民们在骨子里也认可这种民间伦理自身产生的权威,仿佛乡绅统治传统始终是政治洪流下一股潺潺流动的小溪.当福爷爷死时,已近尾声,“老庄子上的人倾巢出动,葬礼规模空前浩大”,“所有迷信的玩意儿在那天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下”,这说明“国家的形势变了”,是否也说明了民间伦理秩序战胜了国家意识形态?或者说,是民间用自身的形式阻击了强势政治逻辑的渗透? 有趣的是,退下来的生产队队长礼贵,“渐渐就变成了福爷爷,现在队上所有的事都得听礼贵的,他比当生产队长的时候说话更算数了”.这是乡绅在农村社会结构中的恢复吗?当一个时代结束,传统乡土中国似乎又归入死寂,归入了另一种形式的被剥夺的境地.当然,历史没有如此单一的直线.新的政治逻辑(阶级理性)对乡土中国的渗透,既是彻底的,又困难重重,因此一翻交锋后,只会产生一种变形和扭曲的新意识形态,它既与传统伦理相龃龉,又与现代世界隔阂,最终挣扎在两个世界之间.这或许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悲剧之处,“真实的悲哀”.而最为隐蔽的一点恰恰是传统文化寄附在政治逻辑之上,发挥对人性的双重摧残、压抑和扭曲.现代社会伦理仅仅回归到传统乡土中国是远远不够的,这是当代作家在感受绝望和迷惘之后,非常容易滑向的一个方向.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则是变形之二.在小说中,知青都明白了,“接受贫下中农教育的目的就是回城”.当罗晓飞渐渐接受了范为国的身份之后,开始真正“扎根”了.他用石灰刷墙,开窗子,划玻璃,挖井,种竹子、刺槐、向日葵,种蔬菜,不种麦子而改种生姜、辣椒,拉到集市上卖,有了钱再买粮食.而这些知识都是从《科学种田》、《怎样种蔬菜》、《果树嫁接的技术》等书上学到的.充满戏剧性的是,此刻不是农民改造知青,而是农民化的知青用知识改造本土的农民,改造农村.以致农民范为好不断夸赞罗晓飞,口气不无羡慕:“你咋什么都晓得呢.”知识青年身份的消逝不代表其知识的消逝,这使得罗晓飞游刃有余,反过来自觉不自觉地改造起农村来.的确很荒诞,不仅指知青运动,也是这种教育与被教育的颠倒,启蒙与被启蒙的颠倒.这一变形就像穿越了时空,当代农村技术人员罗晓飞下乡帮助农民兄弟范为好科学种田,最终发家致富.一个细节是,在改造园子的过程中,范为好与“范为国”兄弟关系越来越好,范为好竟然动真情地哭诉自己对不起哥哥,也对不起罗晓飞.终于,“知青”与农民群众打成一片,实现了历史性的“和解”.不过前提是,罗晓飞必须告别自己的过去,承认新的农民身份,并且扎根到底.

小说最后一章节名为“回家的路”,其实也是完成了最后的告别仪式.知青罗晓飞放弃回南京(他本来的家),而回到农村作为农民范为国度过余生.这样的回家之路显然是自觉安排.父亲的死去,使罗晓飞断了对南京的最后一点牵挂.而南京也只存在了他的想象之中,“完全陌生的地方,并且是一个让人沮丧的地方”.他的根已不在城市,而在农村——这里才有他有血有肉的生活.小说的结尾,他对着“罗晓飞”的坟头三鞠躬,正式宣告了罗晓飞的死亡,在内心深处告别了自己的过去,“做一个了断”.罗晓飞的命运一直处在他者的摆布中,无法自主.这种境地不仅是政治强制的直接后果,其中也有人物对自己命运的把握.“作为一个知青,一个人留在农村,肯定会感到寂寞难耐的,就因为我是为国,对各大队知青的离去感到的只是平静,更加的平静,说快乐也不为过”.这种平静也许才是真正的“回家的路”.

在《我为什么要写< 知青变形记>》里,韩东说在历史学家的历史之外,文艺作品有责任贡献一份自己的历史.与其说这是韩东为和知青历史叙事交了一份答卷,不如说这是他对自己个人史的一个回顾和总结.因此我不得不反复想起他的一首诗《温柔的部分》:“我有过寂寞的乡村生活/它形成了我生活中温柔的部分/ 每当厌倦的情绪来临/ 就会有一阵风为我解脱/ 至少我不那么无知/ 我知道粮食的由来/ 你看我怎样把清贫的日子过到底/ 并能从中体会到快乐/ 而早出晚归的习惯/ 捡起来还会像锄头那样顺手/ 只是我再也不能收获些什么/ 不能重复其中每一个细小的动作/ 这里永远怀有某种真实的悲哀/ 就象农民痛哭自己的庄稼”.这部小说或许是韩东总结过去经验和记忆的一次抒情之外的叙事.但值得一问的是,这场“告别仪式”是谁发起的呢?也就是说,告别的对象与主导这场仪式的主体在意识形态上是一致的吗?与其说是告别历史的仪式,不如说是“告别革命”的一场重复的祭礼.

(作者简介:吴宝林,男,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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