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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武术点到为止理念的身体伦理学论绎

摘 要:

中国武术“点到为止”的技击理念迥异于西方格斗项目之技击观,体现了一种独特的中国智慧与生命关怀.在查阅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运用专家访谈,逻辑分析等方法,从身体伦理学的视野出发,研究认为,中国武术的“点到为止”体现了一种中国人独有的辩证法思想,它遵循着“以身为度”的身体行为规范,深契着“为仁由己”的身体伦理教化,践履着“利用安身”的身体处世智慧;它是“德性与能力”内在交融的修养之方,内矩与外矩相互关联的自在之境,成人与成己彼此交错的高扬之维.它演绎了一种智慧形态的境界,这一境界进一步赋予了意义世界以深沉的价值内涵,习武者的主体性价值在这种“身德互训”的场域之中最终得以真正落实与开显.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

中国武术;点到为止;以身为度;为仁由己;利用安身;身体伦理;哲学

中图分类号:G85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0520X(2018)02007006

研究中国武术的技法理念、文化思想不但可以丰富武术的文化内涵与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它还肩负着“讲好中国故事”的文化使命与责任担当.近年来,有关传统武术的文化内涵、精神要义、价值取向以及美学理念的解读、探索、诠释、论绎,不论是从宏观层面来审视,还是从微观层面去把握,都分别得到了众多学者、专家的高度关注与智慧的投入.可以说这既是对中国武术文化数千年传承延续内在规律的现代彰显,更是对中国武术历经抗争磨难之后寻求新的作为的真切呼唤.然而梳理当下众多的武术论著以及学术研究可以发现,对于武术文化内在机理的挖掘与整理仍存有着较大的研究空间,需要我们进行更为深度的探索;唯有此,才能真正全面与深度的突显中国武术本有与应有的时代价值.研究以“身体伦理学”为理论视角,以“点到为止”的为切入点,从一种人文和意义的维度去理解和探寻二者的内在关联.为什么高手之间进行“论武较技”不像西方那样追求“击必中,中必摧”的格斗理念,而是强调一种“点到为止”的比试理念?究其深旨,这里面究竟蕴含着什么样的文化精神、伦理旨要的确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阐明与发扬.

1“点到为止”理念中“点”与“止”的内在逻辑之辩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点”不论是从认识论层面来看,亦或是从本体论层面来看,其文化意义都是不容忽视的;它既可以是被暗示的,也可以是被强调的,以至于可以说,“点”在这里担当起了文化“中介”的使命与意义.如,在书法绘画之中,无论是从“黄金分割”的数理关系来看,还是从“焦点透视”的数理关系来看,以“数”的角度看“点”,“点”都被安放在了重要的位置之上,并予以十足的礼赞与称颂;这是因为,“点”的存在,“点”的运用可以“达观”整体的运用功效.对于中国武术“点到为止”中的“点”而言,同样具有类似的妙用与功效,而且开显了一种重重无尽的内在默契;这是因为,由“点”观“止”亦或是由“点”制“止”表达了一种以“点”带“整”的体认.“点”与“止”之间亦此亦彼,彰显了一种“何可须臾离乎,何可须臾间乎”的密切关联,最终使其导向了一种彻彻底底的人本主义,这一过程之中充满了“技击之道、人性之道、天人之道”的中国智慧表达.

佛学《大乘义章》卷十中给予了“止”完美的解释与阐发.要旨主要体现在:“止观舍者.经中亦名定慧及舍.此乃修中之差别也;守心住缘离于散动.故名为止.止心不乱故复名定;于事于义系心安住.远离一切虚伪轻躁及诸忆想.是名为止;定数是止.慧数是观.住缘是止.知法是观.止能息乱.观能断惑.”细细品味之,可以发现《大乘义章》中之“止”体现的是一种“大道”之“道”,最终使其走向了一种“融贯天人的宇宙大化之道”的不归之程.由此揭橥出了中国武术之“点到为止”是一种典型的具身交流方式,“而作为一种语言交流的“符号”和“隐喻”,其中蕴含着种种社会规定,和吟咏着深刻的伦理道德内涵”[1].同时也使得我们明晰了“点何以观面?点何以观止?止何以达观?”的深层逻辑.由此可以建立这样的一个体认逻辑,即“点——止——伦理——智慧”三层递进的中国式的体认模式;一层的“点止”是技法的整全体认;二层的“点止”是“伦理情感”的文化体认;三层的“点止”是般若智慧的体认.循此思路,尝试从知识论场域进一步深入到伦理场域,以期再现“点到为止”在中国武术中的文化底蕴与极其重要的地位.

2“点到为止”的中国智慧与生命关怀

中国武术“点到为止”的技击理念体现的是“不打”在境界上的超越,展现了一种由“制人”到“制己”的伦理标准;为了不打,或者说是制止打,也就有了“点到为止”的重义、重和的君子文化竞争模式.正如朱承教授认为的:“中国传统文化里的道德价值,在绝大时候,它并不与生命价值相冲突,不一定需要用生命做代价.在《孟子·离娄下》中,孟子提道:‘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在这里,取和无取,与和无与、死与无死,这些行为也随情景而变化,行为本身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背后对应的道德价值.”[2]中国武术“点到为止”的技击理念可以说秉承了儒家文化的伦理标准,同时也体现了儒家泛道德主义的文化立场.不可否认,中国武术中的“论武较技”到处存在着选择,而选择则是中国武术最能彰显人性的活动之一,在涉及“如何是好”的抉择性问题上,中国武术的比试理念呈现出了复杂而多维的特质,既有“击必中,中必摧”式的坚定;也有着“适可而止、礼让为先”式的灵活,它彰显了中国武术不固守某种僵化的标准,表现出了极强的实用理性,呈现的是一种“彼一时,此一时”的智慧形态的灵活应对方式.正如阮纪正先生认为的:“传统武术的比试应用突出实用目的和综合效果,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避实就虚、扬长避短,因人而异、随机应变.由此分化出了高手较技和无赖比拳的互补状态.前者讲究点到即止、礼让为先、不战而胜、心服而已;后者则性命相搏、不择手段、至死不休.”[3]的那样,比试之中能够做到不战而胜、心服而已则是武者倡导和谐的标榜表述.正如杨国荣先生认为的“智与人的内在境界相联系,是以精神世界的统一性为其内在的特点.这种境界表现为知、情、意的交融,在知、情、意的统一中,同时包含真、善、美的价值内容.这种境界呈现为一种综合的精神状态,是“德性与能力的统一”[4].中国武术“点到为止”的技击理念可以说同样体现了这种“德性与能力”的内在交融,展现了一种智慧形态的境界,在“即不得不打,仍示之以打而非打不可之打”的用心良苦之下,“点到为止”出焉,它使得不知“如何是好”的某种纠结在“点到为止”的技击理念下得以迎刃而解.

2.1以身为度与身体的行为规范

我国著名身体哲学专家张再林先生在《以身为度—中国古代原生态时空观初探》一文中指出:“不论是对空间把握,还是对时间的把握,都和我们自身的身体相关,没有身体,就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也没有我们面前的现实的和物态的时空的世界.我们自身身体的取向既体现了一种我自己的生命之理,又体现了一种经天纬地、贯古通今的整个宇宙之道,从中隐含着宇宙之为宇宙的一切真正隐秘.正是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古人提出“头之圆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以所谓的“天圆地方”为描述宇宙的基本模式,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的“规矩”一词,这其中暗示着一种中国式的“一切以身体为准绳”的絜矩之道的推出亦或“以身为度”观念的强力彰显”[5].中国武术“点到为止”的技击理念强调的其实正是对这一“规矩”之中分寸与尺度的衡量与把握,这里“度”的衡量与把握,正是技法“得当”与否的外在身体表达,“度”则担当起了身体“得当”的道德哲学基础.得当是“合乎当然之理,得当是非之正”的哲学表现.得当对于主体能动性而言即是“胸中有数”,有数即是有度,它是发挥人之主观能动性,调节主体之度适合于比试环境的合理、合道的把握.它体现的是对技法精要的深层次的理解与感悟,亦或是对身体的度之掌控,是一种融入技术要求和表现为技术要领的“尽精微才能致广大”的身体功夫,此即中国古人常常言及的“有神自在身”的境地,它深深的为我们揭示出了中国古人对“重度”的极度观照与追寻.

有学者在相关研究中引用影片《霍元甲》剧情进行分析指出:“片中与外国大力士有五场比武,第一场与奥比音的徒手较技,有两次奥比音差点从台上跌下,都被霍元甲救起,而免遭伤害;接下来的几场比试,霍元甲更多的是“注人喉”、“剑注人喉”,使其不敢动而已,都未取对方的性命”[6].以上所引个案,显现的正是“点到为止”的文化标识之所在,武术追求的不是“如何打?”而是“如何才能不打”,亦或者说“如何通过理想的打而进行不打”的高度升华.如何理解这种反差?在我看来,其中“无过无不及”则担当起了这一行为的智慧实践之维,对于这种智慧实践的把握,其中“度”则是一个最为契合的切入点.归根到底,也正是在“度”的精细把握之下,才使得“点到为止”妙不可言.穷源以竟委,“中国武术吸取了这种思想,认为“适中的限度”以及掌握适当的“分寸和程度”才是武术所要达到的“自然而然”的最高境界”[7].

2.2为仁由己与身体的内在伦理

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我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之中,仁是最高原则[8].恰如有学者研究指出的“大义服人,先礼后兵,或者上战而屈人之兵,这是符合于仁的中国式伦理.中国武术家多有不出手便让对手折服的功夫,比武较技时亦主张“点到为止”,细想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9]那样,这里的“仁”作为“缜密详谨”的运思起点,则开启了习武者“彻里彻表,彻始彻终”的“思与善”之间动态循环与交融的行为价值规范,可以说是中国式“为仁由己”德性之路的开显.张再林先生更是指出:“‘为仁由己’以可塑造性和自由创造性赋予了其现实的可能性,但真正的通达这一德性之境,并非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一种‘身德互训’的长期规范与教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之中,‘身与德’之间不但具有先后的内在关系,而且两者又相互融合与递进,几近一体.因为,在这里‘以德训身’是前提,是先验性的规训与教化,在时间上具有现在行;‘以身训德’则体现出了实践性之维,具有自觉践行‘仁’的后知后觉的身体行为,而且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将其内化为生命伦理的主要内容.”[10]细细对其品味,不难窥见中国武术“点到为止”的技击理念则秘响旁通地深契“为仁由己”之“身德互训”的实践智慧与身道奥妙,它时刻践行着“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中国武术人共有的伦常观念;这与乔凤杰教授提出的“武术技击不仅不与传统的伦理政治相对抗,而且自觉地充当了古代道德教化的急先锋.”[11]的观点是如此的不谋而合.《逝去的武林》一书中写到“形意拳专有打法,那是另一种分寸.薛颠的打法,在‘占先手’方面有独到之处;示范时,做徒弟的防不住他,他的手到徒弟身上,就变打为摔了,把人摔出去,又一下捞起来,在他手里不会受伤.做徒弟的被他吓几次,反应能力都有所提高.”[12]这里的分寸,正是“点到为止”的一种境界体现,一方面体现了薛癫的技法变化多样;另一方面则显示了其爱人的仁者之心.由此,我们仿乎可以说“仁”是灵魂,“武”是躯壳,“仁”是目的,“武”则是达成“仁”的手段.

日本柔道、剑道名家泽井在《中国实战拳法太气拳》书中回忆道:“当时我是柔道五段,剑道四段,年轻力壮,很有自信.一次与王芗斋先生比试中我抓住王先生的手腕拟摔倒他,但却被他取胜,我又抓住先生的左袖和右襟拟用寝技取胜,先生问我抓好了吗?我说抓好了,就在说话的一瞬间,我的手完全失控而被摔出去了,反复试验了多次,使人诧异与惊奇的是,每次受到的击打感觉几乎是一样的,同样的技法,同样的力度,同样的部位,每次我的身体都会被恰当好处的安放在那一点,那一刻,既有震颤的轻轻一拍的击打效果,又有种奇特的感动和恐惧,至今让我刻骨铭心.”[13]这里所谓的“轻轻的一拍”既是“点到为止”具体的身体演绎,也是“事有本,而仁义为其要也”的真正践履;从中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比试已经超出了真实的比试之意,其中之意已经通达中国文化中所谓的“天之理”以及“人之道”的范畴,绝非一招一式的外在技击实力与勇气所能企及与体现的.从另外一个方面也显示出了真正的武术高超之人往往呈现出的是一种不自夸、不奢泰、不独断,处处显露出避嫌、辞让之态的智慧之境.所以,“由制人到制己”的“点到为止”,其内在的推动力,正是“己”与“仁”的深层次体认,其中武术人本身不但从日常生活之中自觉的发明“仁”,而且又在日常行为之中践行“仁”,并且在日积月累的点滴之间,又将其慢慢融入其生命之德性的伦理之中,可以说,这正是“为仁由己”“以身训德”理念的强力彰显.恰如有学者指出的“习武之人比武较技时,主张‘点到为止’以相互切磋、提高技艺,那种暗藏杀机,置人于死地的行为是为习武者所不齿的.”[14]那样,中国武术中的“点到为止”彰显的正是一种内在的美德,强调的是“止戈为武”的仁者爱人的伦理思想,其本身就包含了道德制约和价值判断的因素在内.《武当拳术秘诀》载道:“世有大智若愚,大巧若拙,深沉者其毅力魄力必大,轻露者其胆识必小.精于拳者,视之如妇,夺之如虎,圭角不漏,智巧深藏,若夫仅得皮毛,横视一,逢人炫耀,惹怨招尤,皆弃才也.”[15]更是一语道破了武术伦理范畴的理想诉求[16].它高扬的是一种“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这一“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的人生至极之理”[17].从而,也彻彻底底的将中国武术作为一种“祛暴力”的身体文化推向了极致.

2.3利用安身与身体的处世智慧

人自身存在意义的实现与意义世界的生成难以相分,无论从观念的形态看,抑或就现实的层面而言,个体固然离不开与他人的关系而存在,而只能存在于关系之中.至于中国而言,论武较技中如何处理好与对手的心理距离和利益差异等关系问题,则事关“安身立命”之根本,即用什么方法来安顿顺遂我们身体的生命之欲.所以“中国武术强调生命伦理之关怀,不但尊重自己之生命,而且将尊重他人之生命也视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即使在论武较技术中,往往也是以不伤害对手为其根本的落脚点.譬如太极推手,它本身就是一种由拳架向散手技击过度的运动形式,两人也可多人互相搭手做弧线运动,互相感知对方来力的方向和强弱并予以化解,若不能化解而失去重心的一方就成为落败方,较技到此就结束.即使在万不得已非要造成伤害的情况下,伤害的也应是非要害部位,以制服对手使其不能反抗即可,即点到为止”[18].《大道显隐》一书中写道:“李经梧在太极推手、技击上有口皆碑,他尽管艺高技精,但绝不以武欺人,更不张扬.不得己与人交手时,也是以艺赢人,从不争勇斗狠,总是点到为止,以德服人.1956年,在全国武术表演会期间与另一位老武术家推手较技中,对方意用大捋方法,以牵制李经梧双手,使其拔根再顺势前挤令其向后扑倒.在对手使用捋手瞬间,李经梧微微一放,对方将立即跌出,但他就此收手.”[19]这里的“就此收手”则充分彰显了先生温良恭谦的行为处事态度,正如他的为人和他的太极拳一样自然淡泊、恬淡虚无.又如《武人琴音》中写道:“旁人爱看武行的热闹,哪里知道热闹里全是恩怨,生了一事,便是几代的恩怨.武人名誉心重,生命危机大,输给别人,自杀的心都有,一年两年换不过来,心态上,自己便把自己废了.”[20]

正如有学者指出:“武术比试以身体叙事的模式刻画了不同时期的社会伦理,即古代“身体暴力”的感性默许、近代“身体暴力”的规训克制、现代“身体暴力”的理性否定,三个维度不仅代表着武术比试观念的演进和武术社会化发展的历程,而且象征着国人对自身身体认知水平的提升,是中华儿女由感性到理性对人类文明积极探索的结果.由野蛮到文明的发展轨迹,也充分说明武术比试的文化是社会伦理观念的参照.”[21]基于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点到为止”作为武术比试的文明化亦或伦理化是中国武术近现代以来对“身体暴力”的规训克制、理性否定的发展必然,也正是在这个发展趋势之下,中国武术呈现了多元的比试模式,“点到为止”的技击理念应运而生.同时也揭示出了文明化的比试理念同样是一种“利用安身”的处世智慧.从民间的习武共同体来看,“点到为止”的比试理念不但不会给自己的门户亦或是共同体带来仇恨与络绎不绝的挑战,而且还可以提升门户的江湖声誉与地位.除此以外,比试者的内心深处也非常清楚,残忍,不留情的比试模式,不但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而且会给自己的师父,师叔,乃至于师兄弟带来麻烦,“岂不是打一个人,惹了一辈子的麻烦吗?”[22]在这里,道德性的“是非之心”直接与“知吾身之困扰”联系在了一起,“知我身之困扰”是视人如己的必要条件,不知此就肯定没有恻隐之心的发动.所以暴力性的比试模式只会给自己,给他人带来困扰、麻烦与一而再的复仇.“点到为止”的比试以“是一种一体之见、良知之见,是与道德情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见.”[23]这种“点到为止”之“见”是体知的,所以能将出于恻隐之心的关爱与关心联系在一起.因而可以说,“点到为止”在根本上就不是一种抽象的道德说教,而是体之于身的一种自然涌现的感情,一种“为善之乐”的在世基调[24].它彰显的则是一种“向善”的伦理教化,最终由求善的武术道德因价值理性而成为教化的手段,开显出了一种“处世智慧”的身体践履.

3“点到为止:开显了一种“中国式”的生命辩证法

中国武术“点到为止”的技击理念是根据什么制定和确立的?这关系到一系列价值体系的根据、前提和基础的“元问题”.以身体哲学中“为仁由己”“以身为度”“利用安身”等核心价值理念对“点到为止”的技击理念进行解读与阐发,揭示了“点到为止”的技击理念是一个由内生不断进行外推的身体伦理图式[25].缘乎此,我们认为,“点到为止”的比武切磋展现的则是一种对生命达观的体现,一种对生命的存在的价值思考.这种生命达观的体现亦或是生命价值的思考则主要取决于其背后有没有精神境界的支撑.

3.1德性与能力内在融合的修养之方

“武术比试中的‘点到为止’是一种‘理想化亦或异化’的比试模式,它以不伤害对手以及遏制‘接二连三’之比试为现实理想.”[26]这一现实之理想往往以自己为指向,同样以成就他人为指向.这里,德性与能力相互关联与互动,从不同的层面构成了意义世界的现实条件,作为知识与智慧的内化形态,德性为“点到为止”的形成提供了内在的根据;相对于此,功夫的技术水平作为智慧的外化,则更多地表现为形成的外在条件.清朝宫廷侍卫王某与嫡传宗师海川和尚的比试,王某对海川和尚的“点到为止”,正如戴国斌教授分析指出的“一是王某功夫的确在海川之上,他所处的高于海川的技击能力,可以使得其较为轻易的将海川的身体控制在自己的意念范围之内,而不出其能力范围之外;二是从根本上来看,王某也并不想击倒海川,摧毁其脸面,更不想因为双方之间的比试,而带来不要的麻烦.”[18]那样,动作的从容自如以及不想伤其身、毁其心的内在德性,则共同促使了“点到为止”的行为生成.这里的德性每每表现为一般的行为规范和规则,其以稳定的方式对比试情景中的行为加以引导,它从内在之维赋予了习武之人以某种自觉的品格.然而,这里如果没有外在的“能力”作为基础,单方的“留情”都会付出身体的代价.所以说,这里的“能力”是“点到为止”得以实现的前提与基础.能力范围内的“点到为止”不但没有去伤害对手,反而会彰显出其“克己复礼”亦或是“仁义为性上事”的伦理关怀与武德期待.以至于可以说,在“点到为止”的意义世界之中,让我们看到了“德性”与“能力”的交互作用,同时也让我看到了武人的人格品性与教化修养.它最终体现了一种“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以及“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的修养之维.

3.2内矩与外矩相互关联的自在之境

武术人生活在同源的社会共同体中,社会共同体之所以没有因为每个个体无限制地实现自己的,并引起人与人无限制的争夺而解体,是由于社会共同体有着一定的规矩.社会规矩不断地规约着人们的心灵与行为,让人们从自然的人转化为社会的人.对于中国武术“点到为止”的技击理念而言,一方面展现了武者自身“行能入妙”以及“浑化无迹”的技击能力;另一方则体现了武术人“随心所欲不逾矩”的伦理思想,“随心所欲”彰显的是武术人在技击对抗中“知机、知数、知运”的功夫,然而不逾矩则展现了“克己复礼”仁者爱人的本心莹然.“点到为止”的道法精妙正是“不逾矩”的隐形前提,只有在“不逾矩”的行为规范下,“点到为止”才可“安而行之”.正如有学者认为的:“比试之中还有其他的内容,这里不但包括个人的社会地位与身份,还包括门户的地位与声誉,在这一复杂社会关系的下的武术比试进而也就有了众多需要考虑的内在以及外在的影响因素,比试双方因此也就有了不敢轻易出手的忧虑与担心.”[27]这种不敢掉以轻心实际正是社会规矩下人的内心制约使然[2].用“心距”与“外矩”合一的观点来诠释中国武术“点到为止”的技击理念,只是为了说明真正高超的武术人经过长期的武术习练与思想教化,他们已经达到了一定的人生境界,他们不以好恶斗狠为习武信条;不以僭越社会规矩为行动目标,那种置人于死地的招式与手段是为人所耻笑的,“点到为止”也正是在这种师法和礼义的教化之下,从而使“争”向“让”得以真正转化.在这里,“点到为止”所体现的是一种中国武术独有的智慧之美,这种智慧之美“是在技击术之“真”的基础上经过人们道德上对“善”的追求和融合而形成的“真、善、美”相统一的实用艺术”[28].基于此,我们足可以将中国武术视为一种身体“内的外化与外的内化”的文化践履.

3.3成人与成己彼此交错的高扬之维

中国武术的“点到为止”理念,强调了一种武术人的“在世情绪”,因为作为技击项目的中国武术,总免不了要和“人”打交道.那么,以什么样的恰当情绪、姿态对待自己和对待他人,应该是武术人对宇宙人生的觉解,也是武术人之为人的一种高峰体验.从伦理的角度来到,“点到为止”是一种“愉悦在世”的生命辩证法,这种“愉悦在世”的情绪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成就自我的本然之乐”,避苦求乐是人的天性,对于武术人而言,更是如此,“点到为止”的技击理念体现的正是一种“成就自我的本人之乐”,制人而不致于人,彰显了一种精神上的愉悦感,在这里既成就了自己,也成全了他人;二是“成全他人的一体之乐”,有武术比试定有高下、输赢之分,武术人为了保全自己,同时也不让对手太为丢人,往往采用的比试方式正是“点到为止”,它彰显的是一种成就他人的处世基调.儒家强调不仅独善其身,还追求兼善天下,个体的“明明德”之后应该指向“亲民”“仁民爱物”,对于他人的关怀是儒家哲学的重要旨趣[29].这里涉及到一个海德格尔所谓的“此在与共在”的处事智慧,对于武术人而言,对手的存在对于个体成仁、成就自我意义重大.对手即是成仁的参照系,也是成仁的一个内容.比试中的“不让难看”“练到这个地步实属不易”“就此收手”等等正是一种“成就他人”的一体之心的彰显;三是自信宽容的内在之乐,武术比试中,即使对手心存杀心,招招式式充满了愤怒、仇恨,但对于高手而言,当化去危机过后,总会以一种自信宽容的心态对待对手.正是在这种“点到为止”的“仁知”“仁能”的较量之下,比试双方之间不但没有结仇恨与不快,反而会因此结下缘分,润生出友谊,甚至成为师徒的江湖美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处境?首先是因为对手的技击水平高超,但更为重要是被对手的“自信与宽容”“高贵与平和”的君子行为规范所感化.对于武术人而言,包容他人是快乐的,是一种向内挖掘圆满自足的“乐体与乐态”相互融合的道德本心.所以,“点到为止”是一种中国式的比试智慧,这种智慧彰显了武术人的在世情绪,在世基调.从而使得武术具有了文明化、伦理化、理想化的“反己自修”的工夫色彩以及遵循“夫子至诚,合乎天道”的武术伦理法则.

4结语

只有预先推知结局,才会更深刻地体会过程的意义.如是观之,中国武术“点到为止”的技击理念以一种“旁通之情”出发,连接了感应与仁爱,最终建构了中国武术“为仁由己”“以身为度”“利用安身”等知行哲学的伦理色彩.同时也展现了中国武术在对待生命问题时所蕴含的道德理性的敬畏之心;也正是如此才使得中国武术在发展的过程中充满了中国之道,这种中国之道彰显了一种以“生命节奏”为依托,以有张有弛的天道为终极根据;既包含着对生命的规范,也包含着生命的不断释放,它直抵着中国武术“真力弥满”“造化已奇”的至胜境地.对于中国武术中的文化传统以及核心理念,我们真的需要好好回忆,因为回忆对于遗忘而言,是关乎文化“源”与“脉”,“根“与“魂”是否得以有效传承与转化的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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