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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文献编目规则的历史沿革

摘 要 文献编目规则是文献著录的依据,我国文献编目规则经历了产生、发展、统一、标准化与国际化四个阶段.文章梳理我国文献编目规则产生、发展的轨迹,总结我国文献编目规则的发展特点,探讨我国文献编目规则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 编目规则 著录 编目

引用本文格式 张秀兰,潘丹. 我国文献编目规则的历史沿革[J]. 图书馆论坛,2016(10):32-40.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ibliographical Cataloguing Rules

ZHANG Xiu-lan,PAN Dan

Abstract Bibliographical cataloging rules is the basis of document descripti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ataloging rules goes through four stages,namely emergence,development,unification,standard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This paper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hinese bibliographical cataloging rules,and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ibliographical cataloging rules.

Keywords cataloging rules;description;cataloging

0 引言

我国文献编目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时期.当时孔子删定典籍,加上新的标题和解释,由此产生叙述“作者大意”的方法,即为文献作“序”.“序”即后来文献著录时提要项的雏形,而提要项直至20世纪末一直是我国文献著录的重要项目,可以说孔子删定典籍开创我国文献著录的先河.公元前6年,刘向、刘歆父子编纂的我国最早的图书分类目录《七略》第一次确立图书著录的事项和格式,并开始运用互见、别裁、附注等著录方法[1],虽然在《七略》中不同图书的著录项目不尽统一,项目的顺序不尽一致,但在整理图书编制目录时先描述文献的主要特征已成为目录学家的自觉意识.《七略》以后出现的比较著名的国家藏书目录中,在著录的项目及方式方法上都没有大的突破,直至唐初《隋书·经籍志》的出现,情况才有所改观.629年魏征主持修纂我国现存第二部最古老的图书目录《隋书·经籍志》,初步确定图书著录的项目及其顺序,其确立的先书名后著者的顺序沿用至今[2].此后我国目录工作者在收藏和整理图书的实践中,不断创造新的图书著录方法,对后世的图书编目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然而,直至20世纪初,我国虽然在书目著录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著录项目、项目顺序及著录方法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却始终未产生专门的编目规则.1925年,在与新文化运动相伴而生的“新图书馆运动”推动,以及西方编目思想的影响之下,我国结束了长期以来只有基本的著录方法而没有系统的著录规则的局面[3],文献著录规则不断发展和完善,目前我国编目规则已与国际规则接轨,逐渐融入世界编目体系当中.

纵观我国文献编目规则的发展历史,可以划分为产生、发展、统一、标准化和国际化四个阶段.编目规则的发展是我国编目工作发展的缩影,理清其发展脉络,总结不同阶段的特点,分析我国文献编目规则存在的问题,有助于迎接国际编目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挑战.

1 我国文献编目规则的产生

1.1 《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草案》的产生背景

1925年,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图书馆界的学术团体——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随后专门设立编目委员会,开始对中文图书编目进行研究[4],总结了当时在文献著录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方面,我国文献特征复杂,著录不一致,“往往同一书名,或举其全名,或举其简称;同一著者,或举其姓名,或举其别署;同一版本,或举其刊刻之年,或举其校印之年”,致使读者查找不便,甚至造成误检,原因是缺乏公认的著录条例[5];另一方面,出版物类型逐渐增多,旧日的著录方法不能适应新的变化,必须制订统一的编目条例.为此,中华图书馆协会向全国征集著录条例.当时在中文图书著录上存在两大流派:一是主张直接把英文图书编目条例移用到中文图书上来;二是将英美编目理论与我国传统目录学进行融合,吸收西方编目法的精华,并根据我国读者的检索习惯拟定符合我国实际的著录条例.刘国钧是后一种主张的代表,他参考西方的编目规则及编目理论,结合我国目录传统,于1929年制订了《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草案》(以下简称《草案》)[6].

1.2 《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草案》的结构及内容

《草案》分导言、上编和下编,上编规定著录事项、著录规则、检索点的选择和规范及特种类型出版物的著录规则;下编规定著录格式、索引及导片的使用规则[7].《草案》的具体结构及内容见表1.

1.3 《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草案》的意义

《草案》是在概括西方图书编目理论,结合我国目录学的优良传统,总结我国图书馆编目工作的实践经验,历时五载,数易其稿的情况下编制而成的[8].刘先生在《草案》的“导言”中强调:“图书编目,可详可略,此所论者以详为主,编简目者,删节而用,亦为不可.”[9]可见《草案》充分考虑到不同规模的图书馆的编目需求,颇为实用.《草案》一经问世,便被北平图书馆、图书馆、金陵大学图书馆等采用.1949年后,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及其他大中型图书馆均据此制订各自的编目条例[10].《草案》是我国第一部自编的中文图书编目条例,它使我国的编目规则从无到有,是我国编目规则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此后我国长期以来通行的中文图书编目规则在许多规定上深受其影响.

2 我国文献编目规则的发展

2.1 《国立图书馆暂行中文图书编目规则》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1933年筹建国立图书馆[11].国立图书馆建设之初就很重视图书的采访、编目、登记、阅读等业务,尤其注重编目与索引工作.《筹设国立图书馆之决议》云:“目录未详,索引未精,实属困难,读书不便,此图书馆所以注重编目录与制索引也.”[12]为推进中文图书编目,图书馆筹备处于1935年9月开始编制《国立图书馆暂行中文图书编目规则》(以下简称《暂行规则》),1936年7月完成.《暂行规则》以《草案》为基础,分为9部分,依次为通则、书名(附卷数)、著者、出版项、稽核事项、附注、互见及别出、目片格式及目片举例,规定以书名款目为主要款目[13].《暂行规则》通则云:“编目以详确明白,使阅览人可于最短时间内寻获其所欲检索之书为原则.”[14]可见当时图书馆重视读者使用检索工具的便捷性和易用性,以服务读者为目的.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京沦陷,图书馆被迫撤离,我国图书馆学术转入低沉时期[15],《暂行规则》未得到推广和应用.

2.2 《国立图书馆中文图书编目规则》

2.2.1 产生背景

《国立图书馆中文图书编目规则》(以下简称《规则》)是在《暂行规则》的基础上,经过多年实践编制而成.一方面,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已有公认的著录规则,如英国潘尼兹的《九十一条》、普鲁士的《普鲁士规则》,“此两种编目规则,一则影响及于英语国家,一则影响及于德语国家”[16].1908年英美合作编制的《英美条例》开始影响全球英文图书的著录,我国当时西文图书编目也用此规则,“惟中文编目,则虽有多家,惜详略不一,不足以为准绳”.另一方面,特种图书如金石、拓片、舆图、期刊“都未编订,自亦难期著用”[17].为提供中文图书编目准绳,国立图书馆1946年编订《规则》.

2.2.2 结构及内容

《规则》主体分甲乙两编,主体前有序和凡例,介绍规则的产生背景、编制目的、体例结构、编制依据及适用范围等,主体部分结构及内容见表2.

2.2.3 意义

当西方纷纷编制通用于全国的编目规则时,我国图书馆界的有识之士呼吁编制通用的编目规则,所以《规则》的编制是众望所归.《图书展望》在新书提要中这样介绍:“图书馆最近编印的这本书,很值得图书馆界的注意与参考,内容详尽,分甲乙两编,甲编为中文图书编目规则,乙编为善本图书编目规则,诸凡期刊、地图、拓片等编目,皆有规例可循.所以这本书是促进全国编目统一的蒿矢.我们所盼望的,是图书馆界有更好的分类编目书出版.”[18]

3 我国文献编目规则的统一

3.1《中文图书提要卡片著录条例》

3.1.1产生背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图书馆事业有了一定发展.1957年国家科委下设中心图书馆委员会负责编辑全国联合目录和进行各种文字图书的集中编目工作.1958年根据《全国图书协调方案》,在全国第一中心图书馆委员会领导下,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等单位成立图书提要卡片联合编辑组,向全国发行目录卡片[19],这对促进编目工作标准化起了重要作用.为使使用提要卡的单位在文献编目时有统一的著录依据,北京图书馆与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制订《中文图书提要卡片著录条例》,引言云:“这是我们把平日在工作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和经验加以条文化,通过这个条例使我们在著录卡片时有所依据,因而达到目录卡片格式的统一.”[20]

3.1.2 结构及内容

条例共分八章,具体结构及内容见表3.

3.2 《中文图书著录条例》

3.2.1 产生背景

《中文图书提要卡片著录条例》指导我国集中编目,但期间集中编目被迫中断.1974年北京图书馆重新成立统一编目部,集中编目工作得以恢复;北京图书馆修订《中文图书提要卡片著录条例》,更名为《中文图书著录条例》.

3.2.2 结构及内容

《中文图书著录条例》分为十章,前八章的结构及内容与《中文图书提要卡片著录条例》基本一致;新增第九章“特种类型图书的著录”和第十章“图书馆业务注记”,第九章依次规定丛书、多卷书、连续性出版物、多语种图书、资料性图书、小册子及零散材料等特种类型出版物的著录规则;第十章依次规定索书号、目录分类号(主要分类号、互见、分析号)、登录号、目录划分记录、注销记录以及根查记录的注记规则[21].

3.2.3 意义

《中文图书著录条例》前言云:“我们在编制条例工作中,力求准确反映新、旧中文普通图书的特点,有利于读者识别图书、查找目录.”[22]该条例虽然不是全国统一的编目条例,但成为大多数图书馆修订本馆著录规则的基础.随着集中编目服务范围的拓展,该条例影响迅速扩大.

3.3 《中文普通图书统一著录条例》

3.3.1 产生背景

为实现全国图书著录标准化,开展馆际协作和国际间书目交流,北京图书馆修订《中文图书著录条例》,更名为《中文普通图书统一著录条例》,并作为试用标准于1979年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3.3.2 结构及内容

《中文普通图书统一著录条例》的结构及内容与《中文图书著录条例》差别不大,在著录项目的设置及各著录项目的著录规则、著录格式方面基本相同,主要不同体现在结构上,《中文普通图书统一著录条例》将《中文图书著录条例》第二至七章的各著录事项的著录规则统并为一章,即第二章“基本著录”.此外,在著录细节上有所修订,如在“图书馆业务注记”中补充“统一编目注记”[23].

3.3.3 意义

《中文普通图书统一著录条例》产生巨大影响,被众多文献机构在图书著录时采用,许多学者纷纷著书立说对其进行讲解和评价,当时几乎所有图书馆学专业的编目课程都以此条例为教材.此外,该条例为20世纪80年代文献著录国家标准的制订奠定了基础.

4 我国文献编目规则的标准化与国际化

4.1 文献著录国家标准的面世

4.1.1 文献著录国家标准的制订背景

1961年国际编目原则会议在巴黎召开,通过著名的“巴黎原则”.1969年国际编目专家会议在哥本哈根召开,主题是统一各国的书目著录,建立国际书目信息交流体系,会议决定编制供各类型文献著录使用的国际标准《国际标准书目著录》(简称ISBD),以指导各国文献著录规则的制订,使各国的文献著录规则在著录项目、项目顺序、著录格式、著录用标识符号等方面达成一致,促进国际间书目信息的交流,ISBD的各文本从1974年起相继出版[24].1978年积极贯彻ISBD原则的《英美编目条例》第二版(简称AACRⅡ)问世,迅即被许多国家采用,使文献编目的国际化有了新发展.

1979年颁布的《中文普通图书统一著录条例》虽然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泛使用,但与国际标准之间的差距大,因此将编制与国际标准接轨的文献著录国家标准提上日程.1979年底在无锡举行的全国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大会,成立了由北京图书馆等单位组成的文献目录著录标准起草小组,负责文献著录标准的起草.经过3年努力,1983年7月2日发布我国文献著录国家标准的第一个文本——《文献著录总则》[25].

4.1.2 我国文献著录国家标准的构成

我国文献著录的国家标准由总则和一系列分则构成,《文献著录总则》是概括各类型文献共同特点而制订的有关文献著录的原则、内容、标识符号、格式和规则等的统一规定[26].之后,规定各类型文献著录的分则陆续出台,总则、分则各尽其职,形成有机的整体.我国文献著录国家标准的具体构成见表4.

4.1.3 文献著录国家标准的意义

这套标准对我国各类型文献著录的原则、内容、格式、规则等作出了统一规定,对各类型文献的著录均具有约束力,标志着我国文献著录标准化扬帆启航,对实现全国范围内的集中编目、合作编目乃至计算机编目起到了积极作用.这套标准发布后被各级各类图书馆广泛使用.这套标准是在参考ISBD和AACRⅡ的基础上制订的,拉近了我国与国际标准之间的距离,为我国与国际间进行书目信息共享与交流打下了基础.可以说这套标准是我国文献著录标准化工作上的里程碑.

4.1.4 我国文献著录国家标准的修订

随着时间推移,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编目手段、编目环境发生改变,文献资料的载体形式发生变化,电子文献、机读型文献等大量涌现,文献著录国家标准的适用性受到挑战,从1990年开始,全国情报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六分技术委员会陆续地对GB3792系列标准进行修订.修订后的文献著录国家标准在各个分则上作了大量修改和补充:文献著录国家标准(修订版)新增一种新型资源的著录分则,即《电子资源著录规则》(GB/T3792.8);将原有的《档案著录规则》分离出去,后经修订成为档案行业标准;将原有的《地图资料著录规则》更名为《测绘制图资料著录规则》,以与ISBD(CM)保持一致;对原有的其他类型文献的著录规则进行完善[27].

4.2 《中国文献编目规则》

4.2.1 产生背景

虽然20世纪80年订的系列文献著录国家标准使我国文献著录工作步入标准化时代,但系列标准与国际规则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当时国际通用规则ISBD与AACRⅡ已被英语国家广泛采用,世界最大的联机编目中心OCLC也按照这两个规则著录文献.我国的标准在制订时虽然参考ISBD与AACRⅡ,但许多地方与国际通用规则有较大差异,如在著录项目设置上保留“提要项”.为了向国际规则进一步靠拢,顺利实现中外文献书目信息兼容和互换,必须对我国的文献著录标准进行修订,由此《中国文献编目规则》于1996年应运而生.

4.2.2 结构及内容

《中国文献编目规则》(1996年)共24章,包括“著录法”和“标目法”,结构及内容见表5.《中国文献编目规则》全面贯彻文献著录国家标准体系和ISBD确定的“客观描述原则”,积极采用当时国际通行的编目规则AACRⅡ(1988修订版)的结构及内容,注意承袭我国目录学的优良传统,既与国际接轨,又兼顾中文文献特点,实用性强,是我国编目规则发展史上的经典.

4.2.3 修订

《中国文献编目规则》也有不足之处,正如有学者评价的那样:与当时被各国广泛采用的国际条例AACRⅡ(1988修订版)还有一定距离;过多迁就我国传统编目情况;中国文献编目特色尚未充分体现[28].尤其是21世纪以后,随着信息技术迅速发展,信息载体、信息传播方式及信息组织形式发生新变化,面对新技术对信息组织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中国文献编目规则》显得力不从心,进行修订是全国文献工作发展的现实需要.21世纪初,在国家图书馆组织下,《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第二版)》于2005年4月正式出版,其在整体结构、基本框架上仍保持原有体例,但在具体章节上充实和修改了许多内容.比如,著录法部分有关规定信息源的选取顺序、并列提名的选取、分析著录的内容等都有所变化;对连续性资源、电子资源等的名称及著录规则作了相关调整;标目法部分在结构及内容上作了较大改变;对名词术语进行了规范和统一[29].

修订后的规则本着与国际规则接轨的原则,全面反映了当时类型日益复杂、数量不断增多的电子资源的著录要求,同时考虑了机读目录和网络集中编目的著录需要,注意了著录规则与CNMARC的有机结合,标志着我国文献编目工作达到新的高度,是我国编目规则国际化的象征,一直沿用至今.

5 我国文献编目规则的发展及展望

5.1 新的国际编目标准及规则的出台

5.1.1 ISBD (2011统一版)

ISBD各文本自1974年陆续出版以来,在各国图书馆、信息情报等机构得到普遍的认同和应用,但随着信息资源类型的扩展和编目环境的改变,ISBD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2003年ISBD未来方向研究组着手编制ISBD统一版.2007年ISBD统一版的预备版出版,2009年ISBD评估组指定的资料标识符研究组完成第0项“内容形式和媒介类型项”的研究,在此基础上,2011年7月ISBD统一版(正式版)出版[30].ISBD(2011统一版)作为数字环境下的新国际标准,促进书目数据在语义环境下的可移植性以及ISBD与其它内容标准之间的互操作性[31].

5.1.2 RDA

随着数字资源的大量涌现及新信息技术广泛采用,AACRⅡ凸显出其在编制理念及内容上的问题,需要再一次修订.2005年AACR联合修订委员会(简称JSC)决定全面修订AACRⅡ,并根据修订后的规则的作用和特色将其重新命名为“资源描述与检索”(Resource Description and Access,RDA)[32].经过数年努力,RDA网络版于2010年6月发布,印刷版于2011年由美国图书馆协会和加拿大图书馆协会共同出版[33].

RDA是应数字环境的发展而制订的最新的国际编目规则,已得到许多国家采纳.我国已融入世界编目体系,RDA的问世与推广给我国的编目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我国编目领域重视RDA的研究与应用,2012年7月中国国家图书馆举行的“RDA理论与实践培训会”是我国开启RDA编目时代的标志[34],2014年4月RDA中译本出版,有关RDA的讲座、培训、会议、课题研究有序进行,学者提出了依据RDA修订《中国文献编目规则》及RDA本土化的建议[35].

5.2 我国“资源描述国家标准”的制订

《中国文献编目规则》遵循了原ISBD原则,并参照了AACRⅡ的体例.然而随着2011年ISBD出版统一版,RDA发布印刷版,这两部国际编目领域的新标准先后完成,意味着我国文献编目规则面临着修订乃至重新制订的局面.为此,我国编目界积极作出反应.2013年6月25日,全国信息与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举行“资源描述国家标准项目启动会”,主要内容是讨论中国文献著录系列标准的制订和起草工作.胡小菁作了《RDA现状及应用前景》的学术发言,顾犇作了《ISBD统一版的现状及应用前景》的学术发言,并进行了中国文献著录标准方向性和框架性问题的探讨,会议决定以《ISBD(2011统一版)》为基本框架,参考《RDA》的相关规则来制订我国的资源描述国家标准[36].有理由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我国文献编目规则中会出现ISBD统一版和RDA的身影,我国文献编目规则将翻开国际化的新篇章.

6 我国文献编目规则的发展特点

(1)古为今用.我国文献编目规则的制订历来比较注意继承古代编目法优良传统,第一部著录规则《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草案》就是“抽绎宋元以来之公私著录,抉其通例,征之于西方目录学家之规定,而略为变通”[37]制订的.刘国钧认为我国自来论编目者,以清代孙庆增的《藏书纪要》为最详细规范,他以其为基础,参考西方编目方法原理,把目录上应著录的事项略定为9种,并在《图书目录略说》一文中具体阐述,“略定目录上应载之事项为九种”,即书名、著者姓名、版本、版次、书形、标题、附注、提要、索书号码[38].《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草案》上编就是对该文的进一步细化和发展.我国文献著录中设置提要项的做法也是从《七略》承袭而来.

(2)洋为中用.我国文献编目规则在制订过程中非常注意吸收西方先进的编目理论和方法,向国际通用规则靠拢,以使我国编目工作能与国际接轨.刘国钧在1929年的《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草案》中吸纳了很多西方编目理论和方法,如在目录功能、款目种类以及著录规则等方面参考了西方的理论与做法,甚至版本项中各小项之间隔以逗号,都是受西方编目规则的影响;我国1983年开始颁布的系列文献著录的国家标准在编制原则、体例结构、标识符号等方面采用ISBD,在著录细则上与AACRⅡ基本一致;1996年的《中国文献编目规则》更是适应国际文献工作一体化、实现与国际书目控制原则相吻合的一套完整、系统的文献编目规则,以ISBD为依据,以AACRⅡ为蓝本,抓住了与国际通用规则相融合的最佳时机,是实现我国文献编目规则与世界书目接轨的典范.因此可以说,我国文献编目规则从产生到发展完善都深受西方编目规则的影响.

(3)注重提要项的著录.著录“提要项”是我国目录学中的优良传统,从我国现存第一部最古老的目录《七略》,到我国古代最大、体例最完备的目录《四库全书总目》,都十分注重提要项的著录,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一特点一直影响着我国文献编目规则的制订,我国的编目规则从前述的《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草案》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制订的文献著录的国家标准全都设有提要项.我国20世纪80年订的文献著录的国家标准已经开始向国际标准靠拢,但在著录项目的设置上,仍然对提要项加以保留,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文献编目规则》才本着与国际通用规则ISBD及AACRⅡ进一步接轨,更加突出文献特征的客观描述的原则,不得不忍痛割爱取消“提要项”.

(4)凡是有影响的编目规则,都与政府或相关组织的推动和支持密不可分.1929年编制的我国第一部著录条例《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草案》是在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推动下完成的;1958年促进中文图书著录方法进一步统一的《中文图书提要卡片著录条例》也是在国家的推动下完成的.1957年9月6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57次会议批准由国家文物局提交的《全国图书协调方案》,决定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现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下设立图书小组,图书小组的任务之一是组织编制全国联合目录[39],为此图书小组组织成立了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由该编辑组负责起草联合目录编制条例,1958年《中文图书提要卡片著录条例》编制完成,可见这一条例的出台与政府的推动密不可分.之后的《中文图书著录条例》《中文普通图书统一著录条例》都是在1958年《中文图书提要卡片著录条例》的基础上修订完善而来.1979年经国家标准局批准,我国成立全国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后改称“中国情报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其下成立目录著录分委员会(后改称“文献著录规则分技术委员会”),专门负责文献著录的国家标准研究和制订工作,保证了我国20世纪80年代文献著录的系列国家标准的产生和实施.

7 我国文献编目规则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7.1 国际化工作起步较晚

1961年制订的“巴黎原则”预示着全球编目标准化的开端,1967年作为国际通用编目规则的AACRⅠ出版,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应用,为各国制订统一的编目规则提供了指导,但我国1974年出版的《中文图书著录条例》及1979年出版的《中文普通图书统一著录条例》并未对巴黎原则及AACRⅠ进行参考采用.1974年,ISBD(M)问世,随后ISBD的各文本相继出版,1978年与ISBD著录标准相匹配的具体编目规则AACRⅡ问世,当时AACRⅡ和ISBD成为不同国家制订文献编目规则的共同依据.但我国1979年编订《中文普通图书统一著录条例》时并没有积极参考这两个标准,错过了与国际编目工作接轨的最佳时机.20世纪80年代我国颁布实施系列文献著录的国家标准,才使我国的文献编目规则走向国际化.

7.2 未能对新出现的文献类型及时作出反映

1967年出台的AACRⅠ中已有单独的“非书资料”著录的章节,而我国在1974年的《中文图书著录条例》及1979年的《中文普通图书统一著录条例》都没有考虑非书资料的著录问题;1978年问世的AACRⅡ中已充分考虑计算机编目要求,有了计算机文档的著录规则,而我国1979年的《中文普通图书统一著录条例》及20世纪80年订的文献著录的国家标准中都没有计算机文件的著录规则,直至20世纪90年代修订的国家标准中才将这一内容补充进去.

8 结语

文献编目规则发展史是我国整个编目工作发展史的一个浓缩,它是一个不断思考、尝试、探索、优化的过程,对其进行梳理、研究有助于我们以新的国际编目规则为基础修订我国现行的编目规则,以使我国的编目规则及编目工作能够更新理念,满足新环境下用户的需求,真正做到与国际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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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秀兰,女,辽宁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潘丹,女,辽宁师范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 2016-04-08

(责任编辑:吴卫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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