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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半岛的安全困境与其出路
〔提 要〕“亚非增长走廊”是有着政治安全影响的经济倡议,涵盖印度洋—太平洋广阔区域,反映了日本、印度两国印太战略和对非政策的契合、对接,以及两国对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上升的担忧.“亚非增长走廊”最终规划尚未出台,且后续落实也会面临各种“技术性”困难,但日、印推进该倡议的战略意志和能力不容低估,该倡议有可能演变成“日印主导、多国参与”的模式,其对中国的竞争性影响不容忽视.
〔关 键 词〕日本、印度、“亚非增长走廊”、“一带一路”
〔作者简介〕楼春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海洋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武汉大学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南亚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3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18）1 期0073-17
“亚非增长走廊”（AAGC）是日本和印度携手推进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合作倡议,旨在构筑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至非洲的产业走廊和产业网络.由于该倡议在地域、领域上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下称“一带一路”）有较大重合,加上莫迪提出该倡议时距印度政府拒绝派员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未达十日,“亚非增长走廊”甫一提出便被贴上了“抗衡‘一带一路’”的标签.[1] 准确评估“亚非增长走廊”的动因及前景,妥善应对“亚非增长走廊”及其可能引发的竞争,对于在该区域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极为必要.
一、“亚非增长走廊”倡议的内涵
2017 年5 月23 日,印度总理莫迪在第52 届非洲发展银行年会上提出,“印度正与美国、日本合作,共同支持非洲发展,已就此与安倍首相进行详细讨论”,并表示印度和日本将联手打造“亚非增长走廊”,相关研究机构业已完成《“亚非增长走廊”愿景文件：致力于可持续与创新发展的伙伴关系》（下称《愿景文件》）.[2] 印度发展中国家研究与信息系统研究中心（RIS）、东盟与东亚经济研究所（ERIA）和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IDEJETRO）三家智库联合发布的《愿景文件》指出,“亚非增长走廊”有助于创造新的生产渠道（production channels）、拓展和深化现有价值链（valuechains）,确保有益于能力提高的经济技术合作,促进亚非两大陆更便捷的人员流动,实现更持久的可持续增长.该倡议将基于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并辅以数字和规制的互联互通.[3]虽然目前尚无公开、具体的规划和实施步骤,但基于日印两国政府文件及其相关智库的研究成果,该倡议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可大致归纳如下.
（一）地域上,涵盖印度洋—太平洋的广阔战略空间,尤其突出“海上亚洲”(Maritime Asia) 与非洲.“亚非增长走廊”倡议提出要推动亚洲和非洲、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整合,但如此广阔的地理范畴,将会增大日印两国战略协调难度,且可能干扰战略资源的配置与投送重点,反而难以有效实现两国现实利益.从目前态势看,日印在推进“亚非增长走廊”构建过程中,将会以“海上亚洲”和非洲为重中之重.
“海上亚洲”指从东北亚经东南亚、南亚再到西亚的沿海区域.近年来,鉴于亚太地区海洋权益争端激化及海上通道安全重要性和脆弱性的提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稳步推进,日印对海洋安全与发展的利益关切也同步增强,并推升了两国在海洋领域的合作.虽然《愿景文件》对“海上亚洲”阐述不多,但从日印两国政府意志及政策实践来看,“海上亚洲”是其战略对接的重点区域.事实上,早在“亚非增长走廊”抛出之前,日印便已经酝酿围绕斯里兰卡亭可马里、伊朗恰赫巴哈尔港、缅甸土瓦港等项目以及印度安达曼·尼科巴群岛和拉克沙群岛的开发进行合作.“亚非增长走廊”倡议提出后,日印围绕“海上亚洲”的发展合作必将有增无减：一则中国在“海上亚洲”港口、码头等涉海领域发展项目的推进,加剧了印度对中国“珍珠链战略”的担忧,日本也深恐中国“破坏海洋法治”,日印势须联手做出反应以避免中国“一家独大”；二则印度国家战略构建中的“海洋意识”愈益增强,日本亦在推进“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相关合作可以强化两国作为“海洋国家”的合作.
非洲是“亚非增长走廊”的另一重点地区.《愿景文件》对发展与合作项目的阐述,主要聚焦非洲,且专门论及日本和印度在非洲可以实现优势互补.虽然美国认为印太地区东起美国西海岸而西至“印度西海岸”[1],但在日本和印度看来,非洲（尤其是东部非洲）也应是印太地区的组成部分.安倍晋三出席第六届“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提出“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莫迪则是在非洲发展银行年会上抛出“亚非增长走廊”,非洲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非洲有望成为“亚非增长走廊”的重点地区：一则非洲增长潜力巨大,且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将东南亚和南亚作为重点地区,日印可将非洲作为重点挖掘的地区；二则非洲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且非洲国家在联合国会员国中的比例超过1/4,联合国大会时可谓是“大票仓”.加大对非战略投入符合日印两国利益,非洲在日印经济、外交乃至安全政策中的地位愈益提升.
（二）领域上,注重发展导向,强调区域互联互通.《愿景文件》提出“亚非增长走廊”包括四大支柱,即发展与合作项目、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和软件联通、能力与技术提升、人员交往伙伴关系.[1] 对于“亚非增长走廊”建设而言,“发展与合作项目”是重要抓手,“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和软件联通”是主要着力点,“能力与技术提升”是治本之策,“人员交往伙伴关系”是情感基础.
日印在规划“亚非增长走廊”重点领域时,强调经济合作与人文交流.一则有利于占据道义制高点,减少其他国家的疑虑；二则契合两国各自的经济发展战略,两国能够从走廊建设中受益；三则与联合国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和非洲《2063 年议程》呼应,能够争取更大支持.这从参与“亚非增长走廊”规划的政府部门构成即可看出,印度方面是外交部下属的“发展伙伴关系管理司”（负责项目援助、信贷等）、“政策”、“东亚司”,以及商工部的“商务司”；日本方面则是经济产业省的“贸易政策局”.此外,参与项目研究的三家智库,[2] 也是专门从事区域经贸合作、互联互通战略的智库,且与日印两国政府关系密切.
《愿景文件》的四大支柱中,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软件互联互通和人员交往伙伴关系,都属于互联互通范畴,对应一般意义上的硬件的（physical）、软件的（institutional） 和人员交往（people-to-people） 的互联互通（connectivity）.硬件联通包括交通运输、支持性基础设施等,“交通运输”指公路、铁路、航运、港口以及城市交通.日本将城市发展作为其对非洲发展三大聚焦领域之一.[1]“支持性基础设施”指电力（智能电网）、通讯、邮局、服务配套设施等.软件联通指完善发展战略对接、工作层面耦合,比如在国际太阳能联盟内建立伙伴关系、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等.日印强调“亚非增长走廊”要与日印非洲对话机制、第六届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和印非峰会所确定的优先措施相一致.[2] 人员交往互联互通包括旅游、教育、知识推广、人文交流等, 要实现五方面目标：资金有效流动；与伙伴国和合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发展战略的连接；采取非常高的国际标准,减轻经济发展对环境影响；保证基础设施质量,综合考虑经济效益和耐久性、包容性、安全、灾害复苏、可持续性以及便利、舒适；有利地方社会和经济.[3]
（三）进程上,理念驱动很可能“有起点、无终点”.大国外交战略重视理念先导,有时甚至只存在于领导人的讲话中,而无系统、成文的战略文件,更多是以政策实践印证,比如印度的“东向政策”.“亚非增长走廊”很大程度上也是理念驱动的结果,展现的是日印加强合作的战略意愿和能力.此前有媒体报道,“亚非增长走廊”的最终推进计划将在安倍2017 年9 月访问印度时发布.[1] 但或许考虑到该倡议覆盖区域广阔、所涉领域众多,安倍访印时仅强调“双方欢迎深化互联互通对话,以实现具体进展,决定加速推进此倡议”,“欢迎建设促进亚非增长的产业走廊和产业网络,这将使包括非洲的印太地区各攸关方受益”,[2] 但并未出台具体的政策文件.
根据《愿景文件》设定的进度,受日印政府委托从事相关研究的课题组,将于2017—2018 年进行研究报告,广泛征询日、印及非洲及智库的意见建议,并在2018 年形成最终政策报告.[3] 不过,该政策报告很可能只是未来一段时间的落实规划,“亚非增长走廊”建设本身,将不会设定具体期限.一则该倡议涵盖地域广、领域多,很多项目周期较长,很难设定明确的完成期限；二则倡议本身就是“理念驱动”,是指导日印两国的政策指南,而非具体的落实计划；三则倡议的提出与推进,也是地缘政治情势变化的结果,不会自设期限“作茧自缚”.
二、倡议出台动因
“亚非增长走廊”并非权宜之计,亦非无水之源,而是日印两国内外政策调整,在印度洋—太平洋的战略视角下相互对接的结果,是两国优势互补、携手“掘金”非洲的利益诉求,也折射双方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及海洋强国建设的担忧.
（一）在印太战略框架下,日本和印度从“战略对表”走向“战略对接”,并直接体现在“亚非增长走廊”倡议上.近年来,印度洋—太平洋作为整体地缘板块,正在引起战略界的广泛共识.[1] 日本和印度作为印太地区的两大重要力量,多年来稳步提升在印太框架下的双边合作,乃至积极谋划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多边合作.
从日本方面看,早在2007 年8 月,安倍就在印度议会演讲“两洋交融”（Confluence of the Two Seas）,称“太平洋和印度洋正成为自由与繁荣的两洋,形成日益明晰的、突破地理边界的‘更广的亚洲’”,“日本寻求构建欧亚大陆的自由与繁荣之弧,日印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对这项努力成败非常重要……美国、澳大利亚也将加入其中”.[2]2012 年12 月底再次出任首相后,安倍抛出“同盟”的论调,称“日本是成熟的海洋国家,并基于此选择合作伙伴.期待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夏威夷,形成确保从印度洋到西太平洋的海洋公域安全的‘’……印度尤其值得更加重视”.[3] 此后多年,日本对印度、东南亚乃至非洲的政策,都是围绕建构于日本有利的印太秩序.2016 年第六届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安倍明确提出“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称 “印度有责任推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汇合、亚洲和非洲的交融,使之成为崇尚自由、法治与市场经济之地,使之免于武力或威胁,使之繁荣”,“让我们将从亚洲到非洲的这片地区,打造成增长与繁荣的主动脉”.[4]
从印度方面看,早在2004 年,印度发布的首份海洋战略文件《印度海洋学说》指出,“国际海洋事务的关注点已经从大西洋—太平洋转移到太平洋—印度洋”.[5] 此后,印度领导人多次提及“印太”,但并未明确提出印太战略.莫迪上台后将外交战略视野拓展至印度洋—太平洋地区,试图构建立足印度洋、面向西太的印太战略.因此,莫迪上台后先是将针对东亚的“向东看”升级为“东向行动”,继而提出针对西印度洋的“西向思考”以及整个印度洋地区的“萨迦”构想（印地语意为“海洋”,SAGAR, Security andGrowth for All in the Region）.2015 年新版海洋安全战略界定的印度国家利益范围,较2007 年版海洋安全战略更为扩大,首要利益尤为关注西北印度洋区域（包括波斯湾、阿曼湾、亚丁湾、红海）,增加了西南印度洋区域（包括印度洋岛国和非洲东海岸沿海国）以及东南亚的马六甲、新加坡、巽他、龙目海峡；次要利益排序最靠前的是新命名的东南印度洋区域（包括通往太平洋的航线和周边沿海地区）,还首次增加了东海、地中海、非洲西海岸和南极.[1] 显然,新版战略“将地域范围扩大至整个印太地区”.[2]
日本和印度推进各自的印太政策时,都将彼此作为重要伙伴,两国的战略合作也不断深化.从2014 年莫迪出任总理后将日本作为南亚地区外的首个出访国,出访期间将双边关系提升为“特殊的战略和全球伙伴关系”,到2015 年安倍访印发表《日印特殊的战略和全球伙伴关系2025 愿景：携手推进印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3],再到2017 年最近一次高峰会联合声明《共建自由、开放与繁荣的印太》,日印反复重申两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合作,尤其是日本“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和印度“东向行动”政策的对接,“亚非增长走廊”的理念渊源于此.2015 年《日印特殊的战略和全球伙伴关系2025 愿景：携手推进印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提到,两国“致力于建设和平、开放、公正、稳定、基于法治秩序的亚太地区”,“促进该地区的产业网络和地区价值链建设,营造开放、公正、透明的商业环境”.[1]2016 年底莫迪访日时,双方强调“实现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加强亚洲和非洲的互联互通水平”,“两国将共同探索（在非洲事务上的) 具体合作项目,包括在培训和能力建设、卫生、基建、互联互通等领域.双方有意愿与国际社会携手合作,促进亚洲和非洲的产业走廊和产业网络建设”.[2]显然,“亚非增长走廊”是日印在印太地区战略对接“水到渠成”的成果.（二）日印不断提升非洲在两国外交布局中的地位,且有推进两国政策资源优势互补的现实需求.日印对非外交历史悠久.印度独立后就大力支持非洲的民族独立和反殖斗争,将非洲作为不结盟运动的重要依靠力量,日本亦早在1993 年就创设“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但总体上都是“不温不火”.安倍和莫迪分别出任两国总理后,非常重视对非外交.比如,安倍政府将非洲作为外交“新疆域”,2014 年以来“至少出访非洲三次,这对日本首相来说极为罕见”；[3]2014 年决定将“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由五年一届调整为三年一届,并将之前在日本举办改为在日本和非洲轮流举办.莫迪政府则在2015 年举办第三届印非论坛峰会,规格、规模和成果都远超前两届；[4] 莫迪2015 年出访塞舌尔、毛里求斯时提出针对印度洋的“萨迦”构想,2016年出访非洲大陆,是1982 年以来印度总理首次出访东南非国家.
日印提升对非外交基于如下考虑.其一,政治利益.对于急切希望借联合国改革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日本和印度来说,非洲国家在联合国大会时“票仓”作用突出.2014 年9 月,日本、印度、德国、巴西“四国集团”关于联合国改革的外长会议发表联合媒体声明,指出“联合国改革需获得2/3 成员国（129 个国家）支持,四国集团将接触并鼓励同样支持改革的成员国,包括非洲国家（54 国）”,[1] 该主张在近年“四国集团”外长会上被不断重申.其二,经济利益.虽然受近些年国际大宗商品走低以及西亚北非国家政治动荡影响,非洲国家经济增长表现不如预期,但其增速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麦肯锡公司2016 年报告《运动的雄狮2.0 版：实现非洲经济的潜力》指出,非洲增长潜力巨大得益于“全球最快的城镇化、到2034年比中国或印度都庞大的劳动力、技术变革带来的巨大潜力,以及丰沛的资源”.[2] 其三,安全利益.非洲一些国家面临恐怖主义、腐败乃至动乱等风险,日印需要维护其在非洲的海外利益,日印分别通过提供资金和人力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是非洲维和事务的重要参与者.
“亚非增长走廊”倡议有助于两国实现对非政策目标.一方面,该倡议既契合非洲发展需求,也符合日本和印度的对非经济外交.日本2013 年5 月制定“基础设施体系输出战略”,提出2020 年基建项目订单额要达到30 万亿日元（约2649 亿美元）；2015 年5 月,安倍在第21 届“亚洲未来国际会议”上提出,“日本将在整个亚洲推广高质量和创新的基础设施”；[3]2016 年5 月,安倍在七国集团峰会上提出“扩展的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拟未来五年向全球基建项目提供资金约2000 亿美元,目标区域从亚洲扩至全球（如俄罗斯、非洲）,项目领域从交通设施拓展到油气项目、医院等.[4] 在此政策背景下,日本对非外交逐渐从资源外交转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安倍在2016年“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上承诺,三年内向非洲投资300 亿美元,其中100 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1] 印度则希望凭借其地缘、人文、援助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加大对非洲发展项目援助.2015 年第三届印非峰会上,莫迪宣布未来五年提供100 亿美元优惠信贷以及6 亿美元援助贷款（含1 亿美元的印非发展基金）.[2] 峰会通过的《发展中的合作伙伴：迈向充满活力和变革的发展议程》,也强调非洲《2063 年议程》和印度政府发展重点的对接.[3]另一方面,该倡议有助于日印政策资源优势互补.印度有大量侨民在非洲,在一些西印度洋岛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地位尤为突出,如毛里求斯约68% 人口是印度裔.有数据显示,非洲有约280 万印度裔居民,为印度企业构建人脉、融入当地社会提供便利.在非洲的印裔企业家中,印籍和非洲籍的比例分别是45% 和48%,而华裔企业家中,中国籍和非洲籍的比例分别是93% 和4%,显见印裔企业家融入当地程度之高.[4] 日本在资金技术方面有优势,却缺乏对非洲人文环境和市场运作的理解.实际上,日印2010 年就建立了关于非洲问题的对话机制,是两国协调对非政策的重要平台.此次“亚非增长走廊”的《愿景文件》,专门论及日本和印度在非洲的合作优势,如印度通过泛非电子网络、印非峰会等,在对非能力建设和网络培育方面有优势,但面临资源有限的制约,而日本则在资金、技术、管理、研发等方面有优势.[5]（三）中国在印太地区战略影响力的上升,刺激日印对华战略焦虑,催化两国联手抛出“亚非增长走廊”倡议.2013 年中国领导人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并受益于“一带一路”项目,伴随着中国倡导的一系列理念、机制越来越受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理解和支持,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利益和影响力稳步提升,日印对中国“冲击”原有地区秩序的战略焦虑加重.前些年,日印各自都曾抛出过相关倡议,希望对冲中国的“一带一路”,至少为地区国家提供除“一带一路”以外的其它选项.比如,日本政府抛出 “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批评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重数量轻质量”,且使对象国陷入债务危机,并“针尖对麦芒”似地与中国竞争基础设施项目；还抛出所谓“海洋法治”,主张“基于法治的海洋秩序”,批评中国海洋安全政策“咄咄逼人”.印度则相继抛出“季风计划”、“萨迦”等构想,对中国在斯里兰卡的港口建设、与马尔代夫的自贸协定谈判尤其是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等“一带一路”项目抱有疑虑甚至反对,同时大力推进“印度洋共同体”构建,[1] 试图强化印度在印度洋的主导地位.按美国学者的解读,“（日印）两国走到一起的原因之一是其对中国崛起尤其是中国在亚洲的外交政策野心的共同战略焦虑.对于它们来说,北京在东海、南海以及印度洋区域的海上咄咄逼人行为,及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地缘政治影响力拓展到东亚之外的奋进攻势,是尤为令人担忧的.作为回应,日印已共具一种促进以制度透明、良治和国际法为基础的地区现行秩序的使命感,该秩序在保障供应链安全及资源获取机会均等方面对两国有利.”[2]
虽然日印政府没有也不可能公开表示,“亚非增长走廊”有针对中国的意图,但从近年来日印政府互动的脉络来看,中国因素是日印推进“亚非增长走廊”的重要考量.一则对中国的担忧业已成为日印合作的催化剂.出于对“中国挑战现有秩序”的担忧,以及对美国维护地区秩序意愿和能力的怀疑,日印作为印太地区两大重要力量,着力强化对中国的牵制.“日本政策制定者将中国崛起视为未来几年该国面临的最大系统性挑战……中国是日本外交政策（甚至是对非政策）的结构性因素.”[1] 比如2016 年“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上,日本不满一些非洲国家支持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推动将“支持建立与国际法原则一致的基于规则的海洋秩序”纳入《内罗毕宣言》.[2]二则日印希望将“亚非增长走廊”作为与“一带一路”平行乃至抗衡的合作倡议.日印前些年提出的诸多倡议,都有对冲“一带一路”的考虑,奈何“一带一路”的推进不以日印的国家意志为转移,其国际吸引力不断增强.因此,日印希望整合两国优势,以“亚非增长走廊”为地区国家提供“一带一路”之外的选择.
三、前景与影响
“亚非增长走廊”倡议的具体规划和措施尚未出台,目前仅可对其前景及影响进行逻辑研判.“亚非增长走廊”将面临各种阻碍,但其逐步推进的长远战略方向不会变,势必对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推进造成一定影响.（一）“亚非增长走廊”最终落地的可能性不能低估,且可能形成“日印主导、他国参与”的模式.如前所述,日印推进“亚非增长走廊”有其深刻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驱动力,且当前两国都处于“强人政治”时期,推进对外战略的意志强烈.特别是中国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日本和印度感受到的压力相应增强,故对有可能成为“一带一路”“平行”或“替代”倡议的“亚非增长走廊”寄予厚望.该倡议从酝酿到研究再到《愿景文件》的公布,都是两国政府强力介入的结果.2017 年上半年,在印度外交部和日本经济产业省的支持下,与日印两国政府关系密切的RIS、ERIA 和IDEJETRO三家智库就“亚非增长走廊”进行可行性研究.三家智库于2017 年1月和4 月,分别在新德里和雅加达召开两次有关“亚非增长走廊”和“亚非互联互通”的1.5 轨圆桌会议,来自南非、莫桑比克、新加坡、澳大利亚的学者参加了第二次会议,并最终在5 月底非洲发展年会上发布《愿景文件》.2017 年9 月安倍访印期间,举办了“印度—日本经济论坛”,专门有环节讨论“亚非增长走廊：愿景报告和印日合作”.显然,“亚非增长走廊”的相关研究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且业已成为两国政府和战略界的重要议题.
此外,倡议或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其中.在《愿景文件》的前期咨询过程中,日本和印度还邀请了南非、莫桑比克、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地区国家的代表参与讨论.[1] 莫迪选择在非洲发展银行年会这样的多边场合提出“亚非增长走廊”,应该说也起到了较好的“试水”作用.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2017 年11 月接棒日本的“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其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中国的批评也与日印有契合之处,因此美国即便不主动参与,也会鼓励日印推进“亚非增长走廊”倡议.事实上,美国希望让印太地区国家（如日印）加强战略合作,进而分担美国对地区事务的负担,服务于“美国第一”目标.对于走廊建设的沿线国家来说,“亚非增长走廊”能够为其带来发展机遇和更多的政策选择,也没有反对的必要.此外,日印有相当影响力的地区现有平台（如亚洲开发银行和环印度洋联盟等）,亦能够为“亚非增长走廊”提供落地抓手.
（二）“亚非增长走廊”很可能对中国产生竞争性影响,但同时也不能完全排除合作可能.对中国的担忧,本身就是日印推进“亚非增长走廊”的重要驱动力,该倡议的推进必然会对中国产生竞争性影响.虽然中国一再重申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在外交领域也提出两个构建,即：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但这似乎并未引起日印政府的积极反响,“中国挑战现有秩序”似乎已成日印战略共识.日本认为“中国在非洲的经济扩张以牺牲人权和良治为代价,且被用来为其核心利益（从两岸关系到南海问题）和国际修正主义议程谋求支持.”[2] 因此,“亚非增长走廊”为日印提供了对冲“一带一路”的选择,两国并不会轻易放弃.作为积极撮合日印走近的美国,在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也指责：“中国正在利用经济诱惑与惩罚,施加影响力的运作,以及暗示的军事威胁,迫使他国顺从其政治和安全议程.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和贸易战略使其地缘政治抱负得以强化.”[1]
在推进过程中,“亚非增长走廊”可能会与“一带一路”项目发生冲突.日本提出“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以来,在东南亚地区与中国开展基础设施项目竞争,在实践层面确实对中国一些项目的推进产生消极影响.同样,印度凭借其对南亚邻国（如斯里兰卡、尼泊尔等）的影响力,也对中国在南亚推进“一带一路”项目落地进行干扰、阻挠,导致一些项目拖延乃至夭折.倘若日印能够整合各自政策资源和优势,在地区发展项目中必将成为中国强有力的竞争者.
尽管如此,也不能完全排除“亚非增长走廊”与“一带一路”合作的可能.一则两大倡议在地域和领域上有很大重叠,不排除三方携手推进相关发展项目的可能,特别是在农业、医疗、灾害管理等低敏感度民生领域.二则如果不加以妥善引导,两大倡议的竞争乃至对立不符合各自利益.日前,“共同社”援引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安倍认为“如果从长远视野考虑日本的安全保障和经济利益,与继续走大国道路的中国改善关系是当务之急”,“基本决定将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与中国的‘一带一路’经济带构想联系起来加以推进”.[2] 对于中国来说也是如此,如果能与地区两大重要力量日本和印度开展合作,“一带一路”建设将事半功倍.
（三）“亚非增长走廊”面临不少现实障碍,推进不会一帆风顺.首先,日印政策资源整合之难.虽然日印战略协调程度不断增强,但两国在利益诉求、文化认知、政策配套、官僚体系等方面都不尽相同.比如,在2017 年11 月12 日举行的首届美日印澳“印太磋商”中,四国各自发布的声明内容有异,印度政府发表的声明并未如美日澳一般提及航行自由,且将“自由与开放的印太”修改为“自由、开放与包容的印太”.[1]
其次,走廊建设所需资金来源问题.有学者指出,“2015 年日本开发援助（ODA）的一般预算已连续16 年递减,2016 年和2017 年分别略有回升,但仍不到1997 年的一半.……考虑到基础设施投资（2015 年之前每年大概130 亿美元额度）只是亚洲开发银行的核心业务之一,相关资金无法满足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2] 因此,除政府投资和援助外,“亚非增长走廊”所需资金很大部分要来自私营部门.但考虑到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时间长、投资回报率低,以及日本企业强烈的“避险”意识,“亚非增长走廊”未来能吸引多少民间资金参与仍未可知.
最后,如何妥善协调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也是推进“亚非增长走廊”建设的一大难点.一是如何获取美国的支持.回顾日印关系发展史可以看出,日印走近与美国的推动、鼓励密不可分.[3] 特朗普政府鼓励日印合作,同时批评中国“一些做法损害了非洲的长远发展,包括腐化其精英、主导其采掘业,并使非洲国家受困于非可持续且不透明的债务和债务承诺”.[4] 但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非政策并未提及今后会以何种方式、何种程度参与“亚非增长走廊”.二是如何化解中国的疑虑.中国在包括非洲在内的印太地区有广泛的利益存在,且是重要角色.以对非直接投资为例,2009—2014 年,日本和印度对非直接投资分别增长74.6% 和25%,达100 亿美元和150 亿美元,而同期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增长255.6%,达320 亿美元.[1] 因此,日印在推进“亚非增长走廊”过程中绕不开中国,两国也有必要避免陷入与中国恶性竞争.三是如何克服对象国的投资风险.亚非地区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不少国家面临腐败、恐怖主义、政局动荡等风险,这增加了日印鼓励私营企业参与走廊建设的难度.
四、结语
“亚非增长走廊”是日印在亚非地区战略合作的重要抓手.从近年来印日两国外交战略调整来看,“亚非增长走廊”绝非简单的经济倡议,是两国加强亚非地区战略协调的具体反映.虽然目前尚无明确、具体的落实计划,但从日印非洲对话到特殊的战略和全球伙伴关系,从印非峰会到季风计划再到“东向行动”,从“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到“扩展的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再到“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日印已经为“亚非增长走廊”的出台和推进,铺垫了足够的政治意愿和机制基础.特别是美国接棒日本倡议“自由与开放的印太”,鼓励印度成为“更强有力的战略和防务伙伴”,将会对日印战略合作提供新驱动力.因此,即便“亚非增长走廊”具体规划仍未出台,即便其推进过程可能面临各种风险挑战,日印推进“亚非增长走廊”的战略态势难以扭转.
对于中国来说,既不能低估“亚非增长走廊”对“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竞争性影响,也不应陷入零和竞争思维.相反,应该密切跟踪“亚非增长走廊”及与之相关的美日印澳磋商等动向,主动与日印加强政策沟通,公开阐述中方的关切,探寻“亚非增长走廊”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可能.
【完稿日期：2017-12-29】
【责任编辑：曹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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