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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基层政治参和现状和课题
李文玲
【摘 要】少数地区的基层政治参与是关系到我国化的进程,也是评价中国化程度的一个重要参考要素,研究该问题对于不断完善我国的理论有着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为此必须要首先明确政治参与的概念,分析少数民族地区政治参与现状的特点,指出其今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课题.
【关键词】少数民族地区 农民 政治参与
基金项目：本文系内蒙古民族大学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NMDYB15030）“少数民族地区政治参与影响因素研究-以内蒙古东部地区为例”,课题负责人：李文玲.
作者简介：李文玲（1976－）,女,蒙古族,内蒙古通辽人,双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政治学.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除了主体民族汉族之外还有55个认定的少数民族,近年来,少数民族人口数量一直在稳步增长,据1982年实施的第三次人口普查表明少数民族人口数为6729万5167人,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上升到9120万0314人,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则增长到了1亿0634万人,占同年全国总人口的8．41%,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已增长到1亿1379人,占了全国总人口的8．49%.［1］由于我国的少数民族多居住在边境地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直接影响着整个中国的稳定、国家的统一,而使其保持稳定的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其化程度的高低.为此如何不断地挖掘、完善少数民族地区基层,使少数农民真正成为主人,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力是目前中国建设当中所面临的重中之重.为此,本文主要结合村民自治来讨论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参与问题.
一、政治参与概念探究
关于政治参与的定义,中外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定义.美国的帕特里克．J．孔奇认为政治参与“就是全国或地方,个人或集体支持或反对国家结构,权威和有关公益分配决策的行动”［2］也有人认为政治参与是“平民或多或少以影响政府人员选择及（或）他们采取的行动为直接目的而进行的合法的活动”［3］而在本文中的政治参与定义则选取了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政治学概论》当中的观点,即“政治参与就是指公民、社会团体和组织及政党参加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务等行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参与特别是基层实施好坏影响着该国公共决策的化与科学化的程度.作为一种社会重要的管理机制,政治参与可以充分体现人民参与国家事务的能力,但同时在其实施贯彻过程中也会引发一些新的纠纷和冲突.基层农民的参与主要表现在村民自治上.
最初,自治的概念,源自于“自己的事情自己来决定”这一理念,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曾经高度评价过公众参与的作用,明确指出在近代史上,公民比任何社会人物都更有活力.村民自治是不同于国家机关的一种地方自治体,致力于自己村庄的事务尽可能的自己来决定.为什么不是由国家而是由自治体来进行事务管理呢？这并不是源于西方政治学当中的“国家＝恶”“地方＝善”这一传统思想,而是由于地方的人对自己土地上的事情最为理解与熟悉,最有发言权.我国自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村民利益构造发生巨大变化,原有的家国不分体制瓦解,村民的权利意识开始增强,而原有的人民公社体制已经不能够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要求,政社分离已经刻不容缓,这有效地推动了村民自治的普及,而村民自治若要取得预期效果则离不开村民的有效的政治参与.
二、少数民族地区政治参与现状
1987年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的颁布,我国政府开始推行基层村民自治制度,草根的民化为中国政治化吹来了一股新风,很值得期待.但事实上,我村民自治制度走过了30年,但其效果却并理想,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可以说仍处在一个尚未充分开发的阶段,存在的问题还很多.
(一)村民自我身份认知错误
在中国农民并不是一个职业,而更多的表述为一种身份或是户籍.当然,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几乎都是从事农业生产,但是在1990年之后,农民和农业从事者已经变成不能一概而论的概念,更多的时候农民变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伴随着这种身份的象征,更多的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民深受传统政治思想的影响,在地理环境与民族习惯的影响约束下,参与政治的心理要素尚未健全,认为参与政治,参与决策都是上级决策层面的事情,而自己的参与无非是凑个数或是走形式.
（二）短期利益的驱动明显
成本效益这一概念最初是应用在经济领域,最初是指通过比较某一项目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来评估该项目的经济可行性,继而扩展到社会科学领域.首先,分析农民在政治参与过程中的成本投入,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农民需要投入牺牲农耕的时间和精力,这对于机械化程度不高的少数民族地区来说更是有参与政治会误工的感受.其次,从收益角度分析,考察农民是否能够从事政治参与中得到回报.基于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农民参与的影响力还不强.
（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
和汉民族不同,在中国大多数的少数民族生活在边境等偏远山区,在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环境下形成和发展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生活方式和心理共同和倾向.民族认同原生论的观点认为民族认同是由其在日常生活中的接触到的共同元素而来的,即这种认同来主要自于共同的血缘、语言、宗教、或是文化等,这种认同并非天生就有的,而是某种意义上的社会建构.在现实中,人们会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影响下会将民族认同融入到个人认同内,进而演化为其内心的一种衡量它物的评价标准.少数民族一般对本民族文化,本民族人民有很强的归属感,他们总是有意识地保护自己的文化、本民族的人.在政治参与过程中会过分追求本民族的认同感,表现为在选举过程中会盲目排斥本民族之外的候选人,只用民族来选择候选人,而不问其政治能力如何,这有时也成为农村无效政治的导火索.
三、民族地区政治参与的课题
Newly Industrial Economics中的很多成员国家,曾经在政府主导下以牺牲国民的为代价,取得过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是,在经济发展目标实现之后,经济的优势与的短板,造成社会发展不平衡,也使得单靠自上而下行政命令的权威主义不再适用日益发展变化的社会,于是这些国家又折返去致力于实现化.这些经验都警示我们以牺牲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是走不远的.为此,如何真正实现基层特别是多处于国境线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基层开始成为中国实施化的关键.
(一)缩短城乡差距
从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到2010年之间,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的总的趋势是在不断扩大.2009年达到最高为3．33倍,2010年之后虽有所好转,但城乡差依然较发达国家的1．5倍左右高出很多.此后,国家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积极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出台一系列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的措施,城乡差距开始缩小,2012年降至3．10倍,［4］2016年的受粮食下跌的影响,城乡收入只比上年缩小0．01,和2012年基本持平,为2．72倍.［5］不能否认的是经济转型以来,农民确实享受到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红利.但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民由于其所处的闭塞的环境,恶劣的自然条件使其经济总体并没有得到太大的发展,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曾明确地指出：“与农民封闭的生产方式相对应的是乡村封闭的社会生活,继而决定了农民缺少公共关怀和政治热情.”中国农村社会主要是基于血缘和地缘而组成的,在相对小的范围内可以通过互助的形式来完成某一事项.但一些大型的公共基础设施单纯依靠互助则无法实现.为此,2004年,决定在农村针对贫困农民实行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6年,下发了《新农村建设》的1号文件,免收农村中小学生的学费和教材费,普及农村合作医疗,由和地方出资共同加强基础设,2009年农村开始实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尽管这一列措施在减轻农民负担,矫正城乡差距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但依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生产的风险性,少数民族地区的大多数农民依然为衣食而奔波,为此,应制定农业基本法,并把矫正城乡收入差距当成一个目标明确地写在法律当中,用制度来保障公平,采取诸如增加农业预算,增强农业支持力度,增加农民风险补助金,较少农村金融空洞等措施,以此来改善农民生活环境,为其政治参与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
（二）明确“两委”的职责
为了能够保证国家政策有效地实施和村民事务的及时处理,我国的村民自治制度基本构架了村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两个机构,即乡村政治当中通常所称的“两委”.虽然在1982年12月的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上已经明确了村民委员会是我国农村基层社会中的自治组织,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村民委员会更像是乡镇政府的一个执行机构.村民自治自1987年试行,至今发展二十多年,但在制度设计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特别是村委会在现实生活中的“一身二角”现象：一方面村委会要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要求强调村民的自治权利,另一方面要坚持村党支部的领导.当上级部门的政策和村民利益发生矛盾时,村委会的调节工作和工作效果往往收效甚微.此外还有《刑法》93条明确规定的来自上级下达的各种行政任务,还有未明确规定的出入计划生育、综合治理等繁琐的工作,这些会使得一些村委会工作重心倾向于上级领导部门的工作而不是村民事务.这一切使得村民自治始终摆脱不了行政化的色彩,很难使得村委会成为落实群众的自治权利的代表,很难真正实现村委会与村民之间的契约内容.同时在农村,如何理顺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之间的关系也成为村民自治过程一个不可回避的难题.为了避免二者之间出现的“争权”现象,有些村庄采取村支书与村主任为一个人,这样尽管避免了争权的矛盾,但同时也给村民带来了认识误区,即村长还是行政管理环节当中的末稍,村长与村支书还是政府的“官”.此外,一人兼二职在面临村民利益和政府决策相矛盾时,究竟该选取维护谁的利益也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为此,有必要对当选的两委进行培训学习,明确二者的共同目标,增强二者的沟通能力,齐抓共管,切实维护村民利益.为此,应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就如何细化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工作范围和内容,如何明确村党支部记和村委会主任二者的关系,明确村委会与村党支部及上级行政主管部门之间的关系也是提高基层农民政治参与过程中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
(三)信息情报公开化
实行村民自治的一个很重要理念就是要实行管理,村民应对村务,特别是对与村民利益息息相关的村集体资产管理,耕地承包权等进行监督管理.但其实现监督管理权的一个很重要前提就是要公开村务,即信息情报公开化是村民参与政治的一个基本前提,无法获取村务相关的真实情报信息,村民的参与就无从谈起.信息情报公开分为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两种,前者一般指的是行政机关或自治组织主动地向公众公开某种特定情报；后者指的是依据公众的申请对申请人公开相关的情报,在现代社会应该更加致力于提高前者的作用.在现代国家里,村委会和村民之间的关系时“委托——代理”的关系,委托人了解代理人的工作情况是极为正常的,这种知情权也是现代公民权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怎么样公开,公开多少,则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村务特别是财务的不公开是造成很多村干部在侵吞村集体巨额财产许久之后村民还没有发现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必须要制度形式来明确村务公开的形式,使用民族语言和汉语两种语言提高信息公开程度,就关系村民利益的重要事项在村民大会上定期公布,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提高对村委会的监督作用,才能提高村务工作的透明度,调动村民的政治参与热情.
参考文献：
［1］第三次、四次、五次、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Z］.
［2］［美］帕特里克．J．孔奇．政治参与概念如何形成定义［J］.王胜明,范云萍,译．国外政治学,1989(4).
［3］［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M］.储复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90.
［4］我国2012年城乡收入比3．10:1为10年来最低［EB/OL］.中国经济网．2013-01-18.
［5］2016年全国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EB/OL］.新华网,2017-01-20.
（作者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政法与历史学院）
政治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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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思想政治工作杂志
4、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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