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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宝光院门里门外
一
就从一张椅子说起吧.
左边的位置是小胖的.他现在下班了,位置空了出来,他的那张椅子也就成了空椅子.空椅子当然是不会动的,可当我扭过头去看的时候,那张椅子竟忽然旋转起来了,陀螺似地原地打转,兀自起舞.椅子上面好像搭了一只魔术师的手.那是一只极富创造力的手,在它的支配下,椅子凭空摇晃,迎来一阵前所未有的晕眩.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体验.这张椅子已经老老实实生活了多少年啊,实木的,红漆已被磨出了包浆,闪着拙光.它的日常状态除了静止,就是被前后左右地挪动,在半米见方的范围内,在一个青年编辑的身后,挪动与静止几乎是它不可更改的宿命.它从未体验过旋转的晕眩,上升与堕落感同时到来,这个十平米左右的办公室仿佛成了它的私人泳池,供它随意篡改身体里的顽固基因.而那只看不见的手就在椅子致幻般的快乐中沉醉着,并很快感到了厌倦,它在转动椅子的时候,忽然,抬头看见了我.
时间接近下午五点.我一个人在办公室做第二天的报纸版面.经常是这样,同事们陆续下班了,我仍泡在办公室里,一个人.这天是周四,没有版面,他们便走得更早.我享用着房间里过剩的安静,坐在电脑前,帮助一些即将见报的汉字纠正站姿.它们总是让我苦恼,有时也像劣酒勾兑出我内心的愤怒.我不得不面对它们,像军官不得不面对新兵的散漫与水土不服.此刻,唯一能消解我愤怒的就是手里的一支“红双喜”.如果小胖没有下班,我的愤怒还能通过他分流一部分.在汉字面前,他通常表现得比我更加虔诚与专业,我的愤怒常常因为觅得知音而获得洪峰般的释放快感.
一九八五年出生的他常被同事们戏称为老干部,无论穿着、兴趣还是生活作风,都深深刻着老一辈人的影子.你绝对难以想象,一个年仅三十出头的青年,居然每天泡在黑白电影、样板戏、民歌山曲等等几乎文物般的旋律里,连喝水的器皿也是一个结满茶垢的老搪瓷缸.许多我从未听说的甚至冷僻到只存在于文献史料中的陌生人物,常常会从他齿间不经意溜出来,和我握手言笑.针对某一话题,他在向我作论据陈述时,甚至能具体到某一本绝版书籍的出版社与年份.而因为陈述过于细碎,引据过于偏僻,逻辑就常常照顾不到,说话的结构越到后面越散,最后便不知所云了.
我乐意在他闲云野鹤般的叙述中走神.这样,我的一天便不至于在枯燥不变的编版任务中一竿子插到底,他总是能轻而易举地将我的愤怒与不满引导到一张张绝对陌生的河床里.这张河床有时候是一部前苏联的老电影,有时是单位大院里的某件陈年旧事.比如,不久前我从他口中得知,我工作了两年多的这个交通大院竟然是民国时期的省政府所在地.顺着他的描述,我将窗外有点灰蒙蒙的天空切换到了一九三八年的一天,一架日本战机抖动着机翼,从我们头顶呼啸而过.这时楼道里响起了急促而密集的脚步声……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他构成了常生活的一扇窗,我只要乐意,就能通过他去窥探那些早已被风尘掩盖的人事.在这种不经意的窥探中,我的内在生活路线被修正了一次又一次.
而现在,办公室空空的,他的椅子空空的,能修正我的只有手里的一支烟.这支烟抽到一半的时候,我感到有什么东西一把拽住了我的衣领,并用力地晃动我.这种晃动首先体现在电脑屏幕上,那些老实立正的汉字忽然蝌蚪似地摆尾而去,四处漫游起来,不再接受我的统治.紧接着,电脑屏幕也像风雨欲来的池塘,波心荡漾,失控摇摆.这股不知由来的力量很快波及到我身下的椅子,它不再为我提供稳定垂直的支撑力.四角松动,原本质地冷硬的坐垫忽然瘫软成了一只六神无主的木舟.我意识到一场蓄谋已久的叛变正从椅子向我的身体蔓延过来.它首先向我的尾椎发动了攻击,它知道那是我的立身之本,是我和椅子联系的枢纽,动摇了它就是动摇了我的全部.
我不再能安稳地坐立.是的,此刻它像一把隐形的锯齿,试图割裂我与椅子的正常关系.这些年,椅子早已成为我和生活联系的纽带,它将我和生活渐渐发展成了坐与被坐的关系.在坐与被坐中,两种迥异的力量相互抵消了,一个人不再产生与幻想,不再见异思迁,就连站起来奔跑的也被椅子不经意消化掉了.在这个过程中,椅子渐渐丰满,与我的双腿暗中博弈,欲取而代之.而这股忽然蓬勃的陌生力量所要做的,就是让椅子回到椅子,让我的腿回到腿.就这样,我在惶恐中猛地起身,这股力也沿着我的脊柱顺势攀上了头顶.而此刻,摇晃的也就不再是我,而是整个房间,房间里的一切,电脑、桌子、桌子上堆积如山的书与报纸,还有地上的纸袋、无序交错的各种电线.视线波及之处,一片支离破碎.它们打破了原来的结构,在混乱中创造了新的秩序,抽象,繁复.一切都飘拂起来了,在我的头顶飞来飞去.它们不再受任何外力的控制,它们成功叛变了,它们就是力量本身.
它们制造了一个漩涡,而我的脑袋正好处在漩涡的中心.我感觉自己正一点点被自己的脑袋吞没.四个人的办公室,现在另外三张椅子都是空的,我不可能朝三张空椅子呼救.门紧闭着,整个房间都沦陷了.对我而言,只有门外的世界是安全的、可控的.但是,这扇门不会自动打开,这个时间点,也很难碰巧有一个人过来串门.也就是说,如果情况继续恶化,如果我忽然晕厥过去,在第二天上班之前,将不会有任何一个人发现.漫长的夜晚,我将成为一个被遗忘的人,一个在人类群体边缘徘徊,随时可能被甩出去的人.边缘是一种多么诡异的状态,一个刚才还在为第二天报纸版面拼拼凑凑的人,忽然就被边缘化了.这种突忽其来的边缘感让他的头皮一阵发麻.他的脑袋已经飘起来了,轻得像一个气球,给点风就能起飞.
很多时候,在朋友面前,他喜欢自诩为边缘人.那多半是种形而上的虚假说辞.潜台词是,他与所谓的核心多少还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观望姿态,他能自由掌握个人精神的进退,让身体的上半部分浮出时代的水面.但现在是另一种情况,边缘不再是精神形态的事了,而是确指,现在他不被任何人看见,他游离在所有人的视线之外,这意味着危险.
在我和正常的世界之间隔着一扇门,只有跨过这扇门,才能告别自己的边缘人身份,实现自我解救.
我朝门外张望.不,我必须把门打开,我必须离开这个房间.
二
十个小时里,那扇门开了起码三十次,起码三十个挨过刀的病人被推出来,起码六十个家属先后与我守望着那扇门.
两周前,翠菊脑瘤手术,我在手术室外等了整整十小时,从中午十二点到晚上十点.我茫然地看着那扇门,不知道它会给我什么.它给我什么我都会接受,我想象着它会给我那个最不愿看见的结果.我甚至在心里预备了一生的悲伤,打算在门打开的同时倾泻而出.
门一开,一伙人蜂拥而上,去看是不是自己的亲人.穿着蓝色手术服的女医生推着手术床出来,朝着门口机械地喊：“来一个！”一开始我不明白她在说什么.什么叫“来一个”？她每次说完“来一个”,就有一个男护工跑进去,把病人推出来.他们推人的时候神色是轻松的,动作是麻利的,甚至有点粗野,好像那是一个刚修理好的家电.他们的工作就是将其转移走,免得堆在一块儿碍事.他们推人的时候,会与里面的医生隔空吆喝.是的,他们居然在吆喝！他们居然还笑！一个中年男护工被人呼来唤去,他默不作声地接受着使唤,医生刚一走开,他就破口大骂：“一个个都他妈是爷！到了院长面前,个个都是孙子！”他朝我苦笑了一下,然后钻进电梯不见了.
这时,又一扇门开了.“来一个！”家属们哗啦聚拢,急着去辨认手术床上那张脸,把护工都给挤开了.哦,不是.刚鼓得大大的眼球顷刻蔫了,散去.躺在手术床上的是一个与自己无关的生命,我们不想在他身上浪费一秒钟,包括一个怜悯的眼神！那种眼神是消耗生命的,就像手机亮光耗电一样,此刻我们哪有那么多的电量用在别人身上？！那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被几个医生推出来,可能是肚子还是哪里开了刀,麻药效果散了,他痛,可是又喊不出来,就一只无力的手不停地试图伸过去挠.医生拽回他的手,骂：“别动！听见没有！”他嗫嚅道：“痛！”医生回了他一个又冷又硬的眼神：“忍！”
又一扇门开了.生冷的手术床被一双生冷的手推了出来,上面躺着一个女人.身体被白色的棉被盖住了,头发剃光了,包在蓝色油纸帽里,鼻孔里插着氧气管.我和另一个男人同时跑过去,我们死死地盯住那张脸,我们看了又看,鼻子是像的,别的能看见的五官也像,像不像已经不重要了,总之我们不要再等了.于是,我们看了又看,在心里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她是我的妻子.那一刻,这个女人忽然成为我们共同的妻子,被我们的目光紧紧捆绑着.
她被护工急急忙忙推进了电梯,我们还没缓过神来,眼睛却被拽住,身体反应了几秒,才顺势跟了过去.此刻,电梯门“砰”地一声关上了！半分钟后,电梯门居然又打开了,一位女护工在里面喊家属进来,我和那个男人同时往里面钻.女护工看到两个男人跑进来,有点愣了,让我们报病人名字.我说：饶翠菊.他说：张友琴.我们好像特工在报,只有对了,才能进入电梯,才能结束眼下这孤立无援的被动局面.护工用头点了点我右边的男人：张友琴对了,你进来.这时候,我才第一次抬头看了他一眼,这个陌生的男人个子矮小,面无血色,年龄约莫四十多岁.我居然在和一个比我大近二十岁的男人争妻子！我居然错把别人的妻子当成了自己的！
电梯门“哐当”一声.
“来一个！”
“来一个！”
“来一个！”
来一个,门外的家属就少几个,最后一个也没有了,就剩我和翠菊哥哥两人.空空的走道发,空空的夜晚,空空的医院,以及被医院霸占的世界.
手术一周前的那个上午,我带翠菊来医院做头部核磁共振检查.这项检查完全是意料外的,连“核磁共振”这个词汇我们也是第一次听说.我们打算做完检查就顺道去市民中心给翠菊办护照,泰国普吉岛明晃晃的沙滩正远远地等着她.她的心早已飞到那个异国海岛上手舞足蹈了.但是,在出国这件大事前,我们还需要操办一件小事.
核磁共振7号楼位置在医院西南面.我们顺着医生指的路,从2号楼侧面出来,左拐.阳光真好啊,香粉一样洒在脸上.那是一条不大有人走的道,医疗垃圾沿着路边堆积,环卫车在装载处理,散发阵阵恶臭.边上是一栋小平房,上面有字,我看清了,是太平间.那么不起眼,门是淡蓝色的,闭着,近旁有树,叶子很薄,没有营造出一丝阴森感.在阳光充足的这个上午,我们路过了太平间.多么遥远的一个地方.我在余华的随笔里读到过,他说童年时常在浙江海盐医院阴森森的太平间里纳凉.后来一想到太平间,我就浑身一股凉风.我对翠菊说,你看.她不看,觉得晦气.她身体一扭,眼神往另一边躲去.我并不意外,在很多事情上我和她都趣味相左.她连恐怖片都不敢看,更何况现实里装满尸体的房子.只是她这警觉的一躲,让我心里莫名一惊,似乎预感到什么将要发生.我们继续往前走.一辆环卫车挡住了道,只在右边留出不足两尺的一条缝,没办法,我们只能贴着太平间的门穿了过去.
做完核磁共振,我们回门诊大楼等检查结果.一出7号楼,她就问我是否还有别的路.太平间那条路她不想再走了.于是,我们绕了另一条路回去.在神经内科医生办公室的电脑上,我们看到了光片.核磁共振真是一种神奇的摄影技术,翠菊头颅内部的情况被照得一清二楚.黑一片白一片.但是,我们看不懂.照片黑得像一汪深潭,只有中间有一片白,圆圆的,很规整,像是浮在水上的月亮.医生一句话就把我诗意的想象给捣碎了.她说,这是颗瘤,都鸡蛋那么大了,你们赶紧去神经外科看看吧.我们接着去了神经外科,神经外科的医生重复了一遍神经内科医生的比喻,说这是一颗瘤,都鸡蛋大了.随后,他把翠菊支出了诊室.我以为他要单独和我解释下这个鸡蛋是怎么回事,却又半天不吭声,只是表情严肃地告诉我说要动手术.对于这个鸡蛋的性质、来历,他则讳莫如深.
只有眼前这扇门能解答我所有的困惑.
看着这扇门的时候,另一扇门一直在我头顶诡异地看着我.我知道它在看着我,我故意抽着烟,假装不在乎.从头到尾,我都没有哭,哭多么廉价啊！我甚至觉得自己是个冷血动物,我居然哭不出来！我为什么要哭？！我只有空空.不知道该干点什么,干什么都无助于时间的加速.我打开手机,查阅起那些失败的脑肿瘤手术,失忆、偏瘫、植物人,甚至死亡.我的天,我居然因为无聊而阅读起了别人的死亡,我在设想死亡背后的一切.我想象将来的某一天,我回到冠山脚下那个家,推开门,一阵冷风包裹我.只有一阵风.我一天天被这阵冷风包裹.我不反抗.就让它侵蚀我吧,如果我还能有所知觉.我甚至在这阵阴风的想象中上了瘾,如果是一阵吵吵嚷嚷极度狂热的风,我反而会感到刺入骨髓的绝望.
十个小时里,我们站着,或坐着,看那扇门.那一定是世界上最伟大也最鬼魅的门.
已经是晚上十点整了.这扇该死的门.
“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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