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校图书馆学年毕业论文范文 与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话语权的重建方面硕士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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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话语权的重建

1 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经济活动地位现状

在高校图书馆(以下简称“高校馆”)数字文献资源建设中,不断上扬的数字文献资源成为各高校馆沉重的经费和心理负担.高校馆一方面要应对高额的经济资金压力,另一方面还要平复和满足读者的信息胃口,不得不在夹缝中艰难地在数字资源的选择中探寻生存空间并作出取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高校馆发出了“程焕文之问”[1]这样的对数字文献资源出版商和提供商(简称“数据库商”)的“控诉”.

以往高校馆只是诟病数据库商在资源采购中的强势地位以及在合同中加入的“霸王”条款.仅仅口头上的呼吁显然不能对“大牌”数据库商造成压力,高校馆开始采取诸如“联合停订”等措施来对抗数据库商的涨幅.这种抵制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个别数据库商的“恶意”涨幅.例如,2008年我国台湾地区针对Elsevier公司的谈判取得一定效果[2].但这种群体性的抵制并不能有效抑制数字资源整体的上涨趋势[3-4].高校馆在局部获得胜利的同时,依然难以挽回整个“战场”逐渐失利的趋势.高校馆其实很大程度上已经默认这种固定涨价趋势,很多高校馆在与数据库商谈判时,几乎是直接匹配他们的报价,没有作任何协商.图书馆的话语权似乎被消解得一干二净,在谈判中完全没有任何还价资本.图书馆作为消费者,没有享受消费者讨价还价的权利.这种权利的消解和购买权利倒置现象在其他市场领域并不常见,交易权利的不平衡和话语权的消解严重影响图书馆在交易中的地位.如果高校馆不能夺回自己在谈判中的话语权,可以预料这种任由数据库商宰割的情况还要长久地继续下去.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了解高校馆在数字资源经济活动中的话语权是如何被消解的?重建的渠道有哪些?

2 高校图书馆话语权的消解

2.1 数据库产品异质性对图书馆话语权的消解数据库商垄断数字文献市场是近些年图书馆诟病数据库商最多的一个理由.部分数据库商尤其是引进数据库商确实处于垄断地位.这些数据库商中,部分本身就是学术期刊出版商,排他性地出版数百种学术期刊,如Elsevier、SpringerNature;另一部分没有出版学术期刊,但与部分学术期刊有着独家买断协议,如CNKI、超星.两者垄断的形式不同,但从结果看都控制着大部分核心期刊的出版、发行或使用.尽管如此,图书馆界在以“垄断”作为理由批判数据库商前,也应该先了解数据库商“垄断”形成的原因和类型.

数据库商的垄断属于自由竞争垄断,这种形式的垄断不同于行政垄断和行业垄断,一般是通过竞争形成的,并不依靠行政强制力或者行业准入制度来维护其利益.自由竞争垄断比拼的是商业运营、财力等各种资源及竞争力.例如,在一个公开的市场上,一种商品如鸡蛋、肉的总要随着市场的供给而变动,有涨有跌.很明显这种产品的应随行就市,在公开市场上这类商品的波动不大.商家不可能将这种商品的定得异乎寻常的高,因为如果有同质量的替代品而商品定价过高,消费者完全可以选择别的商家进行交易,同一产品的渠道替代性很强.

学术期刊产品与一般的产品不同.不同学术期刊之间的差异极大,而且同一篇文献也不可能出现在不同的学术期刊上,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如果读者要阅读Natrure 的文章,只能去购买SpringerNature的产品;如果读者要看Cell 的文章,只能去购买Elsevier的产品;这可以看出数据库商的垄断主要来源于数据库产品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促成了一个自然垄断市场,也在不同数据库产品之间形成了差别保护.每一种产品的差异性极大,图书馆不得不为了某几种刊而去和不同的数据库谈判.这种多头的谈判机制,如果产品之间差异极小,图书馆将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而当产品差异极大,多头谈判将分散图书馆对谈判的控制力,数据库商提出的要求图书馆都很难找到一个可以替代的第三方,从而被迫接受数据库商的,丧失谈判的话语权.

但是从普遍的经济学原理看,这种自然垄断并不一定导致高价.垄断数据库商控制了绝大多数核心期刊的出版和发行环节,这种不可比拟的优势地位似乎也让数据库商更有超额定价的理由,但实际上这种情况很少发生.有些数据库商报价虽高,且明知道那是一本研究者不可或缺的期刊,也没有将定到一个离谱的位置.以SpringerNature为例,纸本刊的并不是处于固定的涨势,数字刊的虽然每年增长,但总体上依然低于全球水平;同时,即便其拥有许多SCI核心来源刊,定价也没有像某些数据库商那样高,有些核心刊的甚至低于某些新生期刊;此外,垄断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技术进步[5].

数据库商在其定价策略上,并不是仅仅去提高某些核心刊或学术影响力高的来增加销售利润,而是将更多的关注点放在期刊出版的整体品质,甚至可能贴钱创办一些新期刊,牺牲部分利益来保证学科的完备性或占领新兴领域的出版市场.以Nature 系列刊为例,Nature 正刊并不是定价最高的刊物,虽然Nature 正刊的学术影响力比其他系列刊更高,见图1.任何一个自由市场都有潜在的竞争者,过高会给竞争者创造空间,也会反向导致盗版市场的产生,“SCI-HUB”的出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是数据库商定价不可能不考虑的潜在风险,因此异质性虽然帮助数据库商保护自己的市场,但并不是导致高价的决定因素.

差异性虽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障数据库商的利益,但图书馆也并不是没有任何手段予以应对.文献传递和馆际互借服务是图书馆应对的有效手段.我国高校、科研和公共文化系统中有CALIS、CASHL、NSTL 和国图4 大文献传递系统,每年传递量相当可观.此外,还有一些商业文献传递系统(如超星百链、百度文库),以及免费论坛(如、丁香园).这些系统有些是合法的传递服务,有些甚至甘冒法律风险提供服务,但依然不能阻挡数据库的涨价趋势.文献传递似乎并没有有效地为图书馆夺回话语权,其原因值得分析.

2.2 用户的“即时性”特质对图书馆话语权的消解

即时性直译为Immediacy.在经济上可以解释为:虽然可以免费,但是更想比别人早得到.对于文献传递服务,高校馆一般会有一定的补贴甚至免费,但其服务流程有一定时效性,加之传递系统设计本身存在一些缺陷,从而降低了读者的使用体验和文献提供者的服务动力.能否满足读者对“即时性”的需求是直接下载数据库文献和使用文献传递服务获取文献的本质差别,这种体验的差异造成读者在“选择成本为零”时倾向于直接下载文献而不是使用文献传递服务.这里有一个问题:并不是所有读者对即时性都有极高的要求,那么为什么图书馆要为所有读者都买单呢?原因如下:第一,在免费服务的情况下,区分读者即时性需求强弱的成本极高.图书馆员只能仅仅依靠自己的主观判断或通过读者的各种行为表现来衡量读者是否具有强烈的即时性需求.比如,需求不强的读者一般不会提出特别要求,而即时性需求强的读者却可能会不断地给图书馆提出加快的要求.这样的结果是:形成少数的“主张者”代言了大多数的“沉默者”,少部分读者的需求会由于“沉默者”的对比而放大形成“普遍需求的假象”,促使图书馆为其即时性买单.第二,高校对特定学术需求的政策倾斜,包括特定传统的学科建设需要,以及个别高端人才对学术资源的特别需要,为了满足其学术科研配套的要求购买其指定的期刊等学术资源.在缺乏科学评价体系的情况下,不能简单地否定这种做法的合理性,但在商业交易中这种指定式定向采购大大消解了图书馆与数据库商谈判的话语权.当购买已经不是一种商业行为而成为一种指派性任务时,购买者在市场上就很难有议价的意愿和能力,完成任务才是最重要的目的.因此,可以说图书馆为数据库所支付的高昂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为读者即时性需求所担负的额外成本.

图书馆为读者即时性需求所支付的成本在现实上是不是产生了与之相匹配的效益,却是一个很难摸清楚的问题.对某几篇文章花几天时间的等待对研究者到底产生多大的负面影响?图书馆所支付的即时性成本是不是可以从科研的产出中回收?这些问题现在很难有个精确的答案.但有一个不能否认的趋势,是读者的即时性要求随着信息交流日益密切也在日趋加强.2011-2016年全国高校系统订购ElsevierSD产品的用户量逐年上涨,2015 年达314 家.这个数量占到当年所有普通高校总数(944 家)的33%.也就说如果所有订购高校都开展关于ElsevierSD 的文献传递,那么每3家高校图书馆就有1家可以提供服务.但即便是如此高的订购比例,2017 年订购ElsevierSD产品的用户量还是增长到了339家.这种即时性的强烈需求反向地演化为一种压力,要求图书馆为即时性买单.与此同时,“需求的普遍假象”也会将个别需求伪装为大多数人的意志.可以说读者的即时性需求和文献传递系统即时性的缺陷为数据库商增加了谈判的筹码,同时消解了图书馆的话语权.

2.3 错位的交易结构对图书馆话语权的消解

一个正常的交易结构一般由4 个因素组成:买家、卖家、资金和货品.买家将资金支付给卖家换取卖家手里的货物,这是一个完整的交易过程.如果认为这个交易的效用是最大的,那么这个交易暗含着这样一个原则:交易的自愿原则.“自愿原则”在产权层面引申出一个推论:买家对资金的控制是完全自由的;卖家对货品的控制也是完全自由的.这种自由对买家的意义可以解释为:买家如果不想买入货品则可以拿资金去做任何其他事.同理对卖家而言这种自愿可以解释为:卖家不想卖出这些货品,也可以任意处置它们.如果图书馆和数据库商之间的交易符合上述自愿的原则,则双方之间的交易结果以及交易都应该被双方接受.但事实上,即便是图书馆和数据库商之间的交易由双方协商,采购流程也是完全符合现行规则,图书馆一方还是觉得自己被迫接受了数据库商的.其原因何在?

图书馆和数据库商的交易实际上并不是完全符合交易的“自愿原则”.在图书馆与数据库商的交易中暗含了额外两个交易角色:数据库的实际使用者(用户“丙方”)、资金的实际提供者(学校“丁方”).图书馆作为这个交易的买方受到几个交易限制条件的影响.第一,图书馆出钱购买,却不是数据库最终的使用者.第二,核心资源的需求并不是由图书馆单方面决定.第三,图书馆的购买资金如果不用来购买数据库也不能自由支配.图书馆在这个交易中实际作为中介者的角色,因此这宗交易就由原来的甲方和乙方之间的两方关系变为“丁方出钱让甲方从乙方买货品供给丙方使用”的复杂关系.弗里德曼将这种交易模式简化描述为:A花B的钱请C吃饭[6].

图书馆在这场交易中所处的位置完全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交易.买什么的决定权受到本校特定读者群体的影响;购买的资金由校方提供,且用途不能由图书馆完全自由支配,仅能用来购买同类产品.再用弗里德曼的比喻描述一下这个过程:B给了A一笔钱,让A请C吃饭,但这顿饭只能为C准备,如果C不吃,A也不能将钱拿为自己所用;结果是C 如果对吃并没有太多要求,这顿饭的丰俭可由A来决定;可是,如果C是个很挑剔的食客,A 就没有理由和动力为B 省钱了.在现实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某校为购买某知名数据库而下拨专款;某重点大学领导面对一些教授的强烈要求,指令图书馆购买某特定数据库资源.这样的交易结构在本质上都违反了自愿原则,使用者不付费,付费的不是使用者,购买的资金图书馆没有支配权.

交易结构的错位让图书馆在与数据库商的谈判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图书馆的用户和上级管理者反而给图书馆施加了过大的压力;图书馆的话语权被这种错位的交易结构消解.

2.4 数据库商利润模式对图书馆话语权的消解

在和数据库商的对话中,很多馆觉得数据库产品的议价空间很大,但很多数据库商在报价和涨幅方面的表现相当坚决,基本不可能作出太大的让步.图书馆的心理预期和数据库商的表现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是什么原因让数据库商态度如此坚决,在谈判中占据了心理优势而反向消解了图书馆的话语权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数据库商的盈利模式进行分析.

分析交易最重要的是分析合约的结构,通俗点说,就是一种产品为什么要这样买卖.首先,卖方一定会在自己“比较优势”最高的领域赚到钱.“比较优势”是指一个生产者以低于另一个生产者的机会成本生产一种物品的行为.数据库商给图书馆的合约中,约定的最小产品大多定义为1个“包”.这个“包”包含着许多种期刊,一般情况下图书馆最少必须购买1个“包”,而不能仅仅订1种或者几种期刊.数据库商整合1种期刊与整合100种期刊的边际成本差不多,整合的期刊越多,其固定成本分摊越低.产品成型后,销售1种期刊的边际成本和销售1包期刊的边际成本几乎相等,加之机会成本的存在,数据库商将几百种期刊打包,就可以大幅提升产品,分摊机会成本.

这个交易中关键的问题在于:图书馆必须接受数据库商最小订购单元,也就是只能按“包”来买.“包”里面的东西图书馆不能随意挑,而且“包”不能拆分,也不能单独订购几种期刊,这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条款.图书馆在订购纸本刊时可以随意选择订购特定的1 种或者几种期刊,但在订购数据库资源时却只能选择1包或者几包期刊,这样的规定似乎完全没有道理.难道知识的内容没有变化,仅仅是物理形态的改变就需要图书馆在交易上一次性购买更多的期刊?更为奇怪的是,图书馆也并没有太多意愿去攻击这个条款,反而欣然接受这一条合约.为什么图书馆会接受这个明显对自己不利的交易条款呢?原因在于交易中选择的成本.

在交易中任何选择都是有交易成本的.我们在菜市场上买土豆,商家给出的一般都是允许你去挑选的;如果你明确表示不挑选则商家愿意给出的会更低,两者之间的差价就是挑选的成本.我们选择和某一个商家交易,为了了解哪个商家的性价比最高也要花费成本去收集信息;我们选择这种商品,不选择另一种商品,要付出时间成本和交通成本等,去了解不同产品的性能才能决定.可以把这种选择看成是一种对不确定性的消除,那么这种交易成本可以称为信息成本、资讯费用或信息费用.

图书馆对纸本期刊可以比较经济地作出选择,这种能力建立在几个基础之上:一是图书馆对本校传统学科文献的了解.图书馆对本校自身学科纸本期刊的订购基本是经过了长时间的历史积累,本校学科研究者对特定学科文献形成了固定的长期需求,学科研究也形成一定规模的研究特质和明确的方向.二是学科发展稳定,学术期刊出版数量稳定.新兴学科较少出现,学术期刊出版不活跃,都为图书馆有效选择期刊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图书馆可以把精力集中在有限的期刊上,这样就大大降低了选择的成本.

但情况并不是始终如此,随着学科交融的深入,以及学术期刊出版市场的繁荣,各种新兴期刊不断出现,而且一些新出版的期刊在短时间内就可能成为SCI 等知名索引的来源刊.与此同时,高校之间人才流动逐步加大,科研人员对期刊的偏好和使用习惯随着科学研究的角度不同,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需求的不同而更加迅速地变化.图书馆无法准确得知哪些期刊会成为某一个学科的关注热点,图书馆也很难对读者的期刊需求加以准确把握,换句话说,图书馆精确选择的成本越来越高,选错的风险也越来越大.图书馆以“包”的形式购入数字期刊资源,虽然总较高,而且涵盖的期刊水平也参差不齐,但是通过扩大期刊购买的数量可以提高文献的保障概率.图书馆要么花精力去精确选择期刊,这样有的放矢地订购必然省钱;或者省去选择成本,将其投入购买更多的期刊,提高选中的概率.后者是大部分图书馆采用的做法,因此图书馆支付的数据库使用费中,相当部分是“选择”大概率模式而产生的溢价.数据库商正是抓住了图书馆交易信息成本高昂的软肋,敢于将各种不同质量的期刊打包销售.例如,Wiley 将费用分为纸本费、内容费和电子费,这样一来不同文献也就没有各自独立的了[7].

另外,数据库产品的利润结构决定了数据库产品有一定的溢出.无论是何种产品,交易最终的目的是要实现盈利.每种产品的利润率不尽相同,作为一个企业可能会卖出不同的几种产品,无论是否每种产品都有相同的利润率,企业关心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整体盈利,也就是总收入要高过总成本.为此,企业的普遍做法是:在一些产品上让出部分利润,从而刺激利润率更高的产品销售,保证主要的利润渠道.比如,打印机普遍很便宜,但与之相匹配的墨盒很贵,因此耗材的销售才是主要的利润渠道;旅行社组团旅游,团费可能很低,但购物和自费项目比较贵,导游必须通过购物和自费项目赚回成本;IT产品的硬件便宜,服务却很贵.数据库商的主要盈利渠道是什么呢?调查发现,几个大型数据库商表示数据库销售的收入至少占到总收入90%以上.这表明数据库商的主要利润渠道就是数据库销售,可以说“数据库商就是卖数据库”,而且卖得很纯粹.数据商必须通过数据库产品的销售额来保证其收回成本并盈利.如果数据库商不能在数据库产品上完成盈利的任务,也就意味着整体经营的失败.

由于信息成本的存在,数据库商可以采用捆绑倾销的办法增加销售额;由于数据库商出于盈利的目的,制定合同时大多采用单一的定价模式,这种模式压缩了数据库采购的议价空间.随着成本上涨,数据库商会将这些成本进一步不露声色地摊入数据库产品的涨幅之中.

3 图书馆话语权的重建路径

图书馆和数据库商的矛盾,本质上来源于高校馆的经济结构和数据库商的经济结构未能够很好地匹配,导致信号没有在经济活动中起到传递信息和调节需求的基本作用.

3.1 丰富数字资源采购交易合约结构

合约是交易的基础,图书馆与数据库商之间的合约结构在约束和限定图书馆方面较多,在约束数据库商方面较少.数据库商最常用的是采用单一整库合同,并按学校层次分类收费,但数据库商在提供多样的数据库分类购买模式方面还是不充分.我国台湾高校2016 年曾要求Elsevier公司提供更加多样的合约形式.图书馆可以要求数据库商提供更多样的合约形式,包括更详细的学校类型划分,取消最小订购单元,取消纸本绑定,要求单本期刊购买,更详细的学科分类包等.通过要求数据库商丰富合约形式,图书馆可以获得更多的自由选择权.但这种要求如果要切实地发挥作用,还需要图书馆在交易售后层面作出合约约束.

从售后层面对数据库商进行约束的例子是目前DRAA 正在探索的数据库商管理和培训体系.该体系结合满意度调查公开数据和数据库评价机制对数据库商的资源,方案合理性,访问的稳定性、质量、服务能力等13 个指标作出评分,得分高的数据库商可以享有优先谈判的权利.这种机制在短期内可能会取得效果,长期来看应进一步推动图书馆把这种售后评价与涨幅挂钩并写入合约,从合约中的用户层面约束数据库商.

这些反制措施实施起来也面临着困难.这种方法可能会增加数据库商的成本,反向提升终端的.同时,如果数据库商强势不让步,图书馆又如何夺回自己的话语权呢?

3.2 提高传递市场信号的核心作用

图书馆的计划经济模式和数据库商的市场经济模式之间的断裂让信号不能有效地传递市场需求.

一般情况下根据需求定理,数据库高需求就会低,可是图书馆的反应恰恰相反.Elsevier旗下ScienceDirect 数据库在不断攀升的同时,用户数量不降反升.在涨幅没有巨大变化的情况下,数据库的订购用户数量从2011 年到2017 年增长了55%(见图2).这种奇怪的现象,如果仅仅解释为用户对ScienceDirect数据库的需求可以完全不计成本,那就是简单地用交易量表示用户的需求.用户并不是对不敏感,真正的原因是用户的选择成本为零,或者说用户觉得没有花自己的钱,对文献的选择是毫无成本的.随着GDP 的增长和国家对高等教育投入的持续加大,很多图书馆获得了一定的资金支持.但是获得的资金越多,上文中“请客悖论”现象就越明显,当请客人手里有了钱,必然要去尽量满足挑剔的食客.

图书馆受制于专项计划预算制,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预算.为了避免预算收回,就宁愿放弃话语权,购买一定数量的数据库清零预算.此外,用户在使用过程中,由于一般包库用户没有下载约束,导致数据库下载量激增,也为数据库商提供了涨价的借口.一些高校管理者和权威人士通过“指定”的形式让图书馆购买某些数据库也间接推高了数据库的.

从机制层面重建话语权对图书馆自身而言存在巨大的体制困难.如果可以突破体制的禁锢,图书馆可通过以下途径重建自身的话语权.

首先,建立较为自由的预算制来替代现在的专项预算制.不同于现行的项目制预算办法,自由的预算制将图书馆每年的所有经费支出合并成一个总额,给图书馆更多的自由支配权,将图书馆逐渐转化为一个独立运行的实体单位,在总体预算不超标的前提下自由决定人员津贴奖励和各项支出.这样避免了“请客悖论”现象的发生,把图书馆的效益与图书馆购买数据库的最终联系起来,提高图书馆谈判的动力,是最为理想的一种经济模式.

其次,探索需求驱动采购的可行性.现行的买断式付费必然出现过度下载浪费,为了满足少量用户的文献需要,可能会花很大的代价购买不必要的资源.由于用户需求的不可知性,图书馆不可能替代用户挑选文献.需求驱动采购是一种将选择权交给终端用户的采购模式,由用户先行下载使用,达到一定标准后触发起采购.

现有的需求驱动采购主要针对电子书资源,对期刊资源采购模式也可以进行类似改革:由于期刊文献数量庞大,图书馆可以尝试两种模式:一是与数据库商谈一个总篇数,再将其配额发放给学院,进一步给每个用户一定的下载比例,超出部分由用户自己承担;二是图书馆补贴用户,按下载量阶梯比例补贴,用户使用得多就需支付部分费用.这两种方式目的是将用户的利益和使用量捆绑起来,只要用户开始考虑自己的“口袋”,也就意味着数据库商的涨幅会直接叠加在读者自己身上,这样图书馆来自读者的压力就会降低,甚至在面临停订数据库的时候也得到读者的支持和理解,谈判的话语权就会重新建立.

以上两个途径实质上都是通过改革现有的管理制度,让其更符合市场规律.打通信号的断层,让真实地决定用户的需求.将图书馆的利益与用户的利益捆绑起来,共同为变化承担一定的利益涨跌,才能在制度基础上重建图书馆的话语权.

3.3 推动区域联合采购,提高图书馆话语权

当前对数据库的采购主要有3 种模式:DRAA团购,适用于大多数主流的引进数据库产品,也是图书馆比较喜欢接受的方式;地区团购(又称“区域性团购”),一些地区自发组织联采集团来采购数据库产品,但组织团购较为困难也容易受到数据库商的抵制;自行采购,这种形式主要面对一些非主流数据库资源和一些没有加入DRAA方案的资源.其他采购模式还有诸如“国家采购”等[8].

DRAA 团购存在一个理解上的错位.在DRAA看来谈判仅仅是确定了一个指导性,并不是最低;在数据库商看来既然方案在DRAA已经通过,那么方案就是中国销售的最低;在参团的图书馆看来,不管这个是不是最低的,因为有DRAA的背书所以一定是最安全的.一个对三方来说认知完全不同,但结果是,DRAA的方案成了在中国销售的最终.

DRAA集中单一的采购模式,代表全国高校馆与数据库商谈判,有了绝对的权威性和较大的普适性.好处是方便中小高校馆省去和数据库商谈判的精力,但降低中小图书馆的话语权.由于权威的存在,一些图书馆会选择较为“安全”的,避免不理想的谈判结果,这相当于放弃了谈判的可能性和自己的话语权.

纵观3种方式,区域性团购是最有可能获得实惠的采购方式.因为区域性团购相当于在DRAA 方案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采购合约,可以在DRAA的基础上重新谈判以获得更加优惠的方案.依托DRAA方案为基础,区域性方案一定会比全国方案更优惠.很多中小图书馆可以参与到区域性谈判中,以助于提高他们参与的积极性和话语权.以天津为例,天津TALIS中心作为一个紧密型图书馆联盟,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在CNKI 和SpringerNature 的数据库产品保持区域联采的地区,联采比全国方案低不少.谈判中天津本科高校馆充分参与、表达意见,得到的方案也是比较符合各层次图书馆利益的.正是由于区域性团购具有较大的议价空间,近些年很多大型数据库商开始主动拆散地区团购,不愿受制于地区团购的低.天津地区也曾经面临一些团购被拆的挑战,正是由于早期形成的区域性团购模式增强了天津高校馆的凝聚力,最终天津地区团得以保留.与此同时,地区团购联采的组织需要地区各馆紧密协作,天津联采模式在其他地区复制的可行性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相比之下,台湾地区的图书馆联采模式就显得更为丰富,有CONCERT、DDC、台湾学术电子书联盟等[9].图书馆行业领域内所能提供的交易结构越丰富,合约形式越多样,各种行业联采、专业联采、学科联采、大学城数字资源联合采购[10]等形式相继成熟,就越能帮助图书馆重建自身的话语权.

3.4 进一步完善文献传递系统

在经济结构之外,还有一些途径能帮助图书馆重建话语权,如完善文献传递系统.文献传递一直是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可以低价获取和使用文献的通行证,相当于在严肃的版权法律的铁幕上架设一条柔软的绳梯.虽然这条绳梯使用起来有点不太舒适,运送的效率也不稳定,但至少成为了图书馆为数不多的可利用的武器.文献传递系统的完善可以从不同层面开展:图书馆是层面,如CALIS-ILL、CASHL、NSTL;中层面的有数据商的商业系统,如超星;低层面有网络论坛和自发组织的社交群体.层面的文献传递系统属于主流性质,依托强大的文献资源和社会资源,传递速度受服务馆能力影响,但是满足率比较高.商业系统优势在于传递速度和激励机制,但一些特殊文献很难满足.社交网络利用用户粘性满足了专业圈子研究需要.这三个层次的系统应该说互相之间的竞争性并不太大,反而互相补足的关系更密切.虽然后面两者分流了系统原本的一些请求,但这种分流也可以看成是一种过滤,过滤之后的请求才是真正有强烈需求的,也为系统提供了发挥的空间.如果三个层面的文献传递系统可以在应用层面互相打通,形成系统需求的共享和流通,图书馆就能重建因用户的及时性特征而损失的话语权.那时绳梯也就变成了一扇大门.

4 结论

很多学者把数据库商的涨价痛斥为“霸权行为”“资源讹诈”[11],认为“数据商垄断数据库资源,靠其霸权地位,忽视公共利益,漫天要价和肆无忌惮的涨价行为和不正当竞争影响了知识传播,阻碍科学、学术的进步”[12].这些观点并未触及其中的经济学原理.因此,有学者指出“图书馆和数据商的关系不是完全的竞争关系,而是战略合作关系”[13].

当我们用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作为探究的工具,从合约结构、交易结构、用户习惯和价值取向、数据库商运行方式几个层面对数据库产品交易中影响图书馆话语权的因素进行分析后可以看出,图书馆话语权被消解的主要原因是图书馆运行的(计划性)经济模式和数据库商市场化运行模式之间的断裂;这种断裂隔离了市场信号的传递并抵消了其应有的调节需求的作用.用户无法感受到的上涨,数据库商看不到用户实际的需求变化.这种类似双盲的经济模式造就了一个用户和数据库商之间军备竞赛的局面,数据库商不断涨价,用户却不计成本下载,图书馆在这个夹缝中被两种不同的力量不断拉扯着,不断被蚕食着自己的话语权.

重建图书馆话语权需要通过制度改革逐步将死板的计划体制转变为自由的市场机制,让图书馆逐步摆脱夹缝中的中间人角色,让读者和数据库商之间形成对话;让的信号可以传递到读者端,调节正常的需求.除了重建运行体制之外,图书馆通过区域联采和用户评价后端机制形成的对数据库商的反制或推动完善文献传递系统,也可以起到重建话语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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