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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大力减负

为中小学生“减负”,是今年全国“”上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期间,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多次谈及这一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治理思路和举措.

与此同时,网上出现了《教育部,请不要给我的孩子减负》《让你的孩子减负吧,我孩子要上清华》两篇文章,表达了不同的观点.

一时争议四起.

就在今年全国“”前夕,教育部、民政部、人社部、工商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决定针对部分培训机构存在的无证无照、超纲教学、组织竞赛等问题,分三个阶段开展专项治理行动.

这一次,治理的“口”瞄向了校外培训机构.

从发文治理到网络热议,从媒体关注到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减负”再次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成为备受关注和争议的话题.

现状:孩子与家长都不堪重负

“我感觉孩子也很累.”在南宁市某培训机构门口,正要接孩子的韦先生与记者聊起了孩子上补习班的事.他的女儿上小学四年级,现在校外培训机构上“数学提升班”,“孩子数学不太好,每次考试总是在80 分左右”.

此时,时间已接近晚上9 点.

“没有办法啊.你的孩子不多学一点,人家的孩子就会超过你.”韦先生言语中透着无奈.类似的心态,在家长中十分普遍:生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担心学校老师“讲得少、教不精”,见别人家孩子报补习班也跟风报……

家长,总是很焦虑;孩子,却已不堪重负!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课题组分别于2010 年、2015 年进行了两次大范围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小学生平均在校时间从2010 年的6.7小时增加到了8.1 小时,中学生平均在校时间从7.7 小时增加到了11 小时.五年间,小学生与中学生在校时间的增幅分别达到了20.9%、42.9%(如下图).

在校学习时间是衡量学生学业负担水平的指标之一,此外还有学生家庭作业压力情况、学生考试压力情况、学生课外补习情况等多项指标.这些指标所反映出来的现状也不容乐观,比如上述机构2015 年的调查显示,全国小学生的日常作业时间超标率超过66%、初中生的日常作业时间超标率超过78%,而在休息日小学生、中学生的作业时间超标率则全部在80%以上.

其实,现实生活中,许多家长都有陪孩子写作业到很晚的经历.比如上述家长韦先生,从女儿上小学起就开始了“陪写生涯”.他说,小学布置的家庭作业还是蛮多的,必须督促孩子写,否则就可能写不完.“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次写到晚上10 点,那次不但作业量多,而且还比较难”.

这种“陪读”“陪写”以及“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焦虑状态,无形中拉低了家庭的幸福指数.2017 年底,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平台发布了一份《中国中小学写作业压力报告》,其中显示,78%的家长每天都要陪孩子写作业,这已成为中国家长幸福感下降的主因之一,也成为亲子关系的“杀手”,其中有75.79%的家长和孩子因写作业发生过矛盾.

2017 年夏天,一篇题为《月薪三万,还是撑不起孩子的一个暑假》的文章在网上热传,说的是一位身为企业高管的妈妈列举了孩子暑假游学、上辅导班等费用,总额3 万多元.一个暑假花掉3 万多元,数额确实大了些.据记者调查,一个暑假为孩子“游学”或上兴趣班,花费2 000—5 000 元是普遍状态.根据当前的课外补习市场,家长每个学期为孩子报各类“提升班”“兴趣班”,花费在3 000 元是十分普遍的.

真可谓家长“烧钱”、孩子“烧脑”.

过分沉重的课业负担,最终伤害的还是孩子.睡眠不足、运动时间不够、近视眼、易肥胖、体质下降……

这些身体上的负面影响无需赘言,已有大量公开数据佐证.从更长远看,过分沉重的课业负担,对孩子的发展、对人才培养造成的负面影响尤其值得关注.

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指出:“6 岁的人学15 岁的东西,我是反对的.因为,孩子的健康成长是有时间段的.你可以给树施大量的化肥,让树长得很快,但其实这棵树是病态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小天才’长大后爆发力很差的原因之一.

国内孩子的数学能力是很强的,但全球前100 位的数学家里,美国人占了多数.”

这就无怪乎“减负”被写进最高层的政府工作报告了.

追问:为何“减负”多年收效不大

“我们可不敢减!”本刊记者就“减负”这一话题在学校采访时,一位小学校长直截了当地回应,“上级考核学校要看分数,学校考核老师要看分数,家长评价学校还是要看分数.你说,我们哪里敢减?”

该校长的观点,具有较强的普遍性,从中可窥见“减负”实施多年却成效不大的深层原因.也就是说,如果当前的评价机制不改变,“减负”推行起来就很难,家长仅仅关注单维度的分数和升学率,压在学生身上的学业压力就无法缓解,素质教育也无法从根本上落到实处.

“事实上,正是这种‘唯分数论’的评价机制在起作用,传导给家长太多的竞争压力.不要怪家长没有转变观念,而是我们的考评机制出了问题.”一位不愿具名的初中校长表示,“比如各种竞赛可以加分,就会给外面的补习机构带来机遇,有需求才有市场嘛.”该校长认为,不合理的评价机制和招考制度所带来的“导向作用”,给家长制造了多重焦虑,最终把压力传导给了孩子.

当然,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不能简单归咎于不合理的考评机制,它还与国家社会经济、人才需求结构、教育形态、社会观念的发展变化有莫大关系.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徐冬青认为,经过几十年发展,我国教育已经进入“后普及化”时代,教育的功能从过去的“快出人才”“出好人才”逐渐转向“人人成才”“各尽其才”,教育正在从“精英教育体系”向“大众教育体系”转型.在这一过程中,教育资源分配、人才培养体系等方面未能跟上步伐,学校、老师、家长就会给孩子层层加压.

具体而言,优质教育资源短缺是根本原因.全国政协委员、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院长刘三阳认为,“减负”之所以“越减越负”,一个重要原因是基础教育阶段的优质教育资源短缺,“优质教育资源少,大家都想争抢”.

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郝跃看来,家长着急给孩子“增负”,主要是大学体系造成的,准确地说是高考体系造成的,“大家都想考最好的大学,而好的大学资源又非常有限”.大众的“名校情结”和“跳龙门”思想依旧,社会片面追求升学率的价值取向很难改变.

两位全国政协委员的观点,在现实生活中有诸多例子印证.拿广西首府南宁市来说,目前该市已实行义务教育阶段划片入学,近期也正拟推行义务教育学区制改革,这些对于缓解“择校热”、推行“减负”当然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但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忽略一个现实,即公立学校“划片”之外,还有不少实力较强的民办学校在向家长“招手”.民办学校具有一定的招生自主权,可能会把学科测试分数、某些竞赛成绩等列入招生指标.

“我的房子地段不好,孩子进不了好的公立学校,那就只能努力进好一点的民办初中.但好一点的民办初中还是要看考试分数,所以我们哪里敢让孩子玩太多!”南宁市的一位小学家长表示,“不敢拿孩子的前途开玩笑,以后考不上好的大学,苦果只能自己吞,所以该报的班还是得报.”

日趋复杂的教育生态环境,使中小学“减负”陷入“学校减负、校外增负”的恶性循环.正如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指出的那样:“减负问题始终没有彻底解决,原因是多方面的,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本账,都知道总体上负担为什么没减下来,都知道自己孩子的负担是谁加上去的.每个家长心里清楚,每个老师心里也清楚.”

争议:是否会阻止寒门学子上清华

《教育部,请不要给我的孩子减负》《让你的孩子减负吧,我孩子要上清华》,这是近日网上热传的两篇文章的标题.可见,在国家大力倡导“减负”的今天,家长中仍有反对的声音.

上述两篇文章(以下简称文章)在网上流传,获得不少支持和点赞,由此带来了很大争议.文章较长,本刊记者将其所表达的观点大致总结为三点.

一是只有通过不断竞争,才能让自家孩子获得上升的机会.文中说道:“现有体制下,读书是普通孩子最好的出路,能在高考的独木桥中杀出一条血路,是风险最低,也是成本最低的一项投资.”“一个年龄段的孩子,总有5%、10%的出类拔萃者,把他们培养成才,对社会的贡献远远大于普通人,不通过选拔的方式识别出来,不让学习高难度知识,这不是让他们白白浪费了天赋吗?”

二是国家推行“减负”,是把学校教育的责任推给家长.文中说道:“‘减负’其实就是国家从教育领域退出,把教育的责任从学校推给家庭,这样会极大降低和弱化公立学校的地位和作用.”“要让底层孩子有上升的机会,国家和公立学校必须负起责任,为训练者(受教育者)提供高质量教学,而不是让底层孩子依赖父母提供教学、指引人生道路.越是往底层,父母提供良好教育环境的可能性越小.”

三是孩子接受过分宽松的教育,对未来的发展没有多大好处.文中说道:“不要在别人家孩子学习的时候,自己孩子却在‘快乐’长大.小时候不对孩子进行严格训练,让他长大后走向社会才发现生活的残酷,在我看来这跟一支军队不对新兵进行严格训练就让他们上战场没什么区别.”“每一个成功的孩子,都是在汗水和泪水里走出来的,从来就没有快快乐乐、轻轻松松的道路,你在小时候偷过的懒,迟早要加倍偿还.”

以上观点,从个体发展层面来看,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如果从教育科学、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可以发现其中混淆了一些概念,有些观点站不住脚.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课程中心副主任王凯指出,对于“减负”,必须厘清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让社会大众明白减的是什么,为何必须减.“减负”本身具有教育、心理、文化三重含义.从教育意义上讲,减的是对学生发展而言过重的、不合理的课业负担;从心理意义上讲,减的是因超纲学习和超前抢跑而给学生带来的愈来愈重的心理负担;从文化意义上讲,减的是功利性思维对教育环境的压制,是竞争意识对教育氛围的戕害.教育专家普遍认为,“减负”是要减少重复、低效的机械训练负担,增加能够调动学生积极思维的、具有挑战性和创造性的教育教学活动,以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减负”还要尊重规律,依靠科学,比如,晚上孩子做作业到十一二点,第二天上午听课精力很差,学习效率很低,这样的加班加点不但无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反而导致学生学习陷入恶性循环,是得不偿失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张政文指出,“减负”要把靶心对准无效的学业负担,而无效的学业负担特征之一就是违背孩子成长规律.“举个例子,科学研究表明,孩子的指关节通常要到七八岁时才发育成熟,过早握笔写字其实会对孩子的身心发育造成不良影响”.

今年全国“”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多次谈及“减负”问题.综合他的观点,能够发现政府部门对“减负”的治理思路其实很清晰.首先,要讲清“减负”的概念,不能让社会公众误解;其次,治理的是违背教育规律和孩子身心发展规律的行为;再次,要求学校通过各种有效方式提升教学质量,不存在“学校把责任推给家长”一说;最后,引导社会公众提高教育素养,不做拔苗助长的事情.

真理,只会越辩越明.

举措:把“减负”当作一项系统工程

“我们现在很多作业都是在学校完成的.”南宁市秀厢小学三年级学生吴锦春告诉记者.现在该校的家庭作业有时是读一篇文章,有时是观察一件物品,有时是帮忙做家务.“我们不但能学到课本上的知识,还能学到很多的生活技能,每天学习都很快乐”.

南宁市秀厢小学注重从培养学生兴趣方面给学生“减负”,不断改变传统教学模式,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让学生“兴趣得到培养,能力得到提升”.该校校长宁永红说:“如果过分追求课本知识,那便是为了考试而学习,很容易挫伤学生的学习兴趣,只有在日常教学中将知识迁移,让学生在拓展知识的同时培养热爱生活的情感,才能让他们真正爱上学习.”

培养兴趣、因材施教,均是“减负”所倡导的重要理念.只有让学生乐于学习,感受到学习的快乐,这样的“减负”才是理性和科学的.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广西区委会主任钱学明一直关注“减负”问题.他认为,要培养学生的兴趣,就要有充足的时间让学生发展自己的个性特长.为此,他建议在小学阶段试行半天文化课半天实践课的制度,探索实施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形成经验后再在全国推广.

钱学明进一步解释,实践课程包括音乐、体育、美术、手工等需要动手的课程,也包括社会实践,如参观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活动.让学生从小培养动手能力,培养各种兴趣爱好,从小接触、了解、适应社会,树立规则意识,培养健康人格.增加实践课程需要配备相应的教学设施和师资,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整合校内校外资源,结合实际安排实践课程,逐步规范,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满足学生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的需要.

学生的课业负担重,很多也来自学校简单而低水平的重复训练,缺乏有针对性的强化与自由想象.对此,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戴立益指出,“减负”并不意味着不留作业,更不是说让学生完全没有学习的压力,“减负”是要把学习的主动权真正交给学生,同时加大教师培训力度,提升教师水平,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对于学校来说,还要开发多样化的课程供学生自主选择,让每一名学生都能够主动地、最大限度地发展自己.教师也要转变,要从关注学习成绩本身转向关注学生学习的全过程,可以通过大数据采集与分析,了解学生成长经历、知识基础、认知特点,从而进行个性化的指导,提高“减负”效果.

当然,要从根本上解决“减负”难题,需要综合施策、全社会共同发力.政府管理部门要加快推进考试制度改革,落实学校招生自主权,建立多元评价、等级评价、分类评价体系;社会、家庭则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努力让孩子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在不同领域发挥特长,按照不同途径成长成才.

推行“减负”这一系统工程,教育部已经做出了总体设计,总结起来为“五要点”:一是从学校减,即从学校教学“减负”;二是校外“减负”,主要是规范教育秩序,治理整顿各类培训机构;三是考试评价“减负”,完善学业考试办法,建立素质综合评价制度,不允许以分数高低对学生排名,不允许炒作“高考状元”;四是教师教学“减负”,教师要按照要求足额授课,绝不允许课上不讲课后讲、课上少讲课后讲,甚至鼓励引导学生参加校外培训;五是家长和社会“减负”,让全社会提高教育素养,树立正确的成才观、成功观.

下一步,是要稳妥推进、精准落实;而成效,则需留给时间来证明.

(责编蒙秀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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