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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太高，居室太小用吉诃德原则重读《包法利夫人》
王梦倩
（商洛学院 语言文化传播学院, 陕西商洛 726000）
摘 要 押吉诃德原则是塞万提斯在其《堂吉诃德》中发现的描写幻灭的技巧,哈·列文总结这一基本程序及其更为广泛的运用并正式称之为吉诃德原则.探讨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对这一原则的使用,揭示其主题：主人公在虚无中追求人生存的意义、追求终极心灵世界的幻想与鄙俗、暗淡、自我满足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并探究其幻想破灭的原因及其背后的深刻内涵.
关键词：《包法利夫人》；吉诃德原则；包法利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674-0033（2016）01-0031-04
收稿日期：2015-09-16
作者简介：王梦倩,女,陕西丹凤人,硕士,助教
《包法利夫人》是法国十九世纪代表作家福楼拜的一部力作.文学经典的人性关怀是与功利无关,与实用无关,是增进自我的成长,它让人读后超越功利,超越宗教伦理道德,做出本能的审美反映,对作品中描写的对象发出由衷的理解与同情,触及人的心灵,与人的内心深处对话,在绝缘的状态下关怀自身,思考人生.这也是《包法利夫人》具备的关怀,它触及到人类的困惑——追求美好而不得.关于描写幻灭的技巧,哈·列文总结出了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发现的描写幻灭的技巧——吉诃德原则,另外列文指出塞万提斯与福楼拜站在了吉诃德原则的起点与终点上,福楼拜将吉诃德原则最初的观念现代化了.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中创造性地使用了吉诃德原则,这为本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视角.
一、塞万提斯发现的描写幻想破灭的技巧：吉诃德原则
哈·列文提出“小说性（romanesque）”[1]这一词,他说到小说是对它所要传达的那种真实作一种相似的虚构,是对现实世界的描绘.“我们对于现实世界的描绘,就其内在的倾向性来看,本来就容易富于浪漫色彩,”[1]所有的叙事文学都在某种程度上包含着现实主义因素和浪漫主义因素的相互作用.现实主义以浪漫主义文学为先决条件,而且只有在与浪漫主义并列时,现实主义本身才表现得更为鲜明.另外谈到“小说关系”,“尽管我们在读小说时,可以走进某个人物的世界,以他的情感来代替我们自己的情感,但我们却不可以把自己同舞台上的人物如此密切地等同起来.这便是小说关系,即故事与读者之间的关系的本质,”[1]对于吉诃德来说他读什么信什么,这种毛病被人诊断为“morbus Litterarius（文学病）”[1].读者将自己塑造成书本中的人物,将人物的思想感情认同为自己的思想并行动.
吉诃德原则是哈·列文在《吉诃德原则：塞万提斯与其他小说家》这篇论文中提出来的.在这篇文章中的论题是《堂吉诃德》与其他作品的关系.“既然它在所有欧洲经典作品中占有如此突出的地位,而且如此地接近小说艺术的开端,它注定是要在几乎所有小说家的成长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 “是一座里程碑”[1].这部书招来了不计其数的模仿.在这里更应重视的不是与塞万提斯的影响有直接关系的一系列作品,而是他所发现的那种基本程序及其更为广泛的运用.列文称之为“吉诃德原则”.箫·伯纳将其总结为“那种描写幻想破灭的技巧”以及“在实际生活和浪漫想象的冲突中所包含的悲喜交加的讽刺”[1].其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第一、作品中的人物是文学病（morbus Litterarius）患者.第二、“主人公是狂热的行动主义者,都为了自己的吉诃德式的抱负付之行动,但行动的过程往往是幻灭的过程.”[2]第三、主人公生活的现实环境不是能实现他们的理想抱负的环境.第四、人物身上表达了个人与世界的对抗（unus contra mundum）不管是向最坏的还是向最好的情况发展,它都是一项注定要失败的事业.这些人为了吉诃德式的抱负勇于行动并为其奋斗一生,从起点到终点不过是在原地画了一个圈.对这一原则的实践中,福楼拜使塞万提斯最初的观念现代化了,而且还使这一观念在其作品中对其运用有了新的拓展.
二、福楼拜对吉诃德原则的实践
“女性的吉诃德主义或由文学引起的自欺即被认为是包法利主义”,列文还认为当这种观念没有跌入实际生活的平庸之中时,其结局是可以很富悲剧性的,并且指出福楼拜使塞万提斯最初的观念现代化了,且使这一观念大大地扩展了,认为这是“由悲壮落入平庸”[1].
本文将从吉诃德原则出发,来看作家福楼拜是如何将这一观念扩展,并探讨透析文中客观叙述背后的深刻内涵.
首先,在文中爱玛是文学病患者,幻想太高.爱玛爱文学里边的情感刺激,爱里边的柔情蜜意,用这些来满足自己心灵的需要,甚至将那些浪漫的描写看成是现实生活中理应存在的,她后来一直在苦苦追寻海市蜃楼般的浪漫.少女时期起她就在修道院读各种宗教书籍,她喜欢里边浪漫主义忧伤的哀诉,感受充满诗意的大自然的感染.她爱大海是因为大海有惊涛骇浪；她爱绿地,爱的只是它们点缀于断壁残垣.她向往小说中情男情女之间的两情相悦、山盟海誓、眼泪与吻,渴望躁动的内心在夜莺的陪伴下在幽暗的森林、月下扁舟的情境中得到释放与归属；幻想自己是一名贵妇人生活在一座古老的小城堡,每天待在拱门下渴望一位骑着一匹黑马的白翎骑士的到来.音乐课上的抒情歌曲,让多愁善感的她觑见其中的感情世界.对于那些配有诗文的纪念画册,她也是小心翼翼地捧着感受其中贵妇名媛忘情沉醉在某个场景的画面.
她独特的艺术感知力让她有别于那些所谓的平凡女子,她对生活的要求不同,她渴望妙不可言的爱情,并要求有充满诗意的情景伴随.这是这样一种人生：随着拉马丁百转柔肠,顺流而下,聆听湖上的竖琴、天鹅之死的绝唱,以及败叶沙沙飘落、贞女袅袅升天……在她眼里爱情仿佛是一只粉色的大鸟,只在充满诗意的绚丽的天空翱翔.
她的,她的幻想,她的贪欲,对生活的贪欲,就如同阳光雨露之于花儿一样,成为她的魅力所在.她将自己等同于书本中的人物,与书中的人同呼吸共命运,她的思想和故事难解难分.后来莱昂也看出这点并抓住了她的灵魂.这样爱玛从骨子里一直保留着那些浪漫情调,并始终对生活充满浪漫的美丽的幻想,向往超凡脱俗的精神存在.这种对心灵精神家园的追求,对个体存在价值的看重,是西方文学中经久不衰的主题.因此爱玛这种形而上的追求,具有一种普遍性.从这点上来看不得不说爱玛代表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她的行动是她为实现生命意义而对生活的抗争.
其次,爱玛是狂热的行动主义者.爱玛为了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幸福,想知道书本中欢愉、、陶醉在生活中究竟指的是什么,本以为结婚就可以得到一切,于是与夏尔·包法利结婚.然而事实与想象完全相悖.她敏感多思,在心灵敲了一阵打火石,想倾吐自己的心声,可倾诉的前提是对方有同感.然而夏尔毫无察觉,他呆板愚钝、平平庸庸、人云亦云、谨小慎微,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对于爱玛的主动试探也无动于衷.二人的心渐渐远离.夏尔不是一位缺乏感情的人,只是他与感情细腻的追求浪漫的爱玛相比,他是远远不能达到爱玛要求的标准的.
在这里,婚姻本是传统女性的幸福归宿,不但没有成为她通往幸福的阶梯,反而成了阻碍她实现自己追求的瓶颈.爱玛认为夏尔成为了她一切苦难的根源,他深信他使她幸福,而她觉得这简直是一种弱智的侮辱.因此她等待着,在心灵深处睁大绝望的眼睛不断搜寻.她在那次豪华的贵族舞会中找到了那种心中的和陶醉,她相信平庸的现实还有美好东西的存在,因此巴黎式的爱情成为了她的追求目标.在这里巴黎成为了理想的荟萃地,成为庸俗的生命存在的对照物.
在对现实的不满和对“他者”的幻想中,爱玛寻找情感、理想方面的同道.在物质主义世界里,精神趋于死寂,思想成为奢侈,感情变得虚幻.这时表面上超脱世俗的莱昂与风流洒脱的鲁道夫在爱玛的世界里放出光芒.她发生了两次婚外恋,在这种幻想的恋爱中使得自己那充沛的感情与精力有了暂时的寄托,享受那粗鄙爱情带来的愉悦与.她曾一度沉醉于这种婚外恋带来的精神上的暴风骤雨的侵袭,但由此带来的奢靡放纵,结果是债台高筑而服毒自杀.她终其一生苦苦追求的只是那人性中最美好的爱情.她的魅力在于在虚无人生中追求意义,宁愿死也拒绝平庸,拒绝感情匮乏.
再次,爱玛生活的现实环境不是能实现她的理想抱负的环境,居室太小.爱玛的生活在暗淡、鄙俗、呆滞和压抑的环境里,那是一个男权控制下的物质主义世界.永镇“是中小资产阶级的聚集地,缺少先进思想的冲击、生命感情的激荡,地界狭小,景物暗淡,人物平庸,精神猥琐.”[3]爱玛为自己精神空虚而苦恼的时候,小镇上的人们却自满自足.就连身为灵魂导师的教长布尔尼贤教士对爱玛有面包和炉火以后还有精神痛苦感到大惑不解.人人为了荣誉与财富费劲心机：奥梅为了自己所谓的资产阶级理想,实质是为了自己的声望,唆使夏尔做矫正畸形足手术,使得当事人陷入更大的不幸.勒赫这个居心叵测的极端自私的商人诱导爱玛购买自己的货物,让无知的爱玛陷入奢华糜烂的物质诱惑与的泥潭中难以自拔.
最初,爱玛以为与夏尔结婚就能实现自己的幸福理想.殊不知,丈夫本身就是平庸生活的组成部分.作品中写他在向鲁奥老爹提亲时,支支吾吾半天也没说出来,还是鲁奥老爹替他说的；“宇宙在他,不超过她的纺绸衬裙的幅员”；经常在火炉旁打盹；在行医过程中受到别的医生的侮辱也不敢吭声；医术平庸,不思进取,为取悦爱玛而做的一次手术壮举失败,粉碎了爱玛对他的唯一希望；最为让人难以理解的是,爱玛两度婚外恋,种种可疑的举措他都毫无察觉……爱玛在遭到鲁道夫的抛弃后一段独白：“在她还是如花似玉之时,还没受到婚姻玷污,还没面临偷情幻灭之前,倘若能把自己的终身托付给一个心地高尚、稳重可靠的人,那么美德、温情、欢愉和责任不就合为一体了.”[4]
后来,她又把鲁道夫与莱昂的猎奇当成真正的爱情.在关乎自己的财产与名誉之后他们便全身而退.他们关心的只是个人的满足,想要的只是单调生活的点缀品与刺激物.鲁道夫的虚情假意在最后他给爱玛写绝交信的过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如果说鲁道夫是地欺骗爱玛,那么莱昂则是藏匿于爱情的幌子下干的是最鄙俗的事情.在爱玛不得已去找他让他借钱的时候,他还是明哲保身以借钱为名义离开了……
在一个物欲泛滥的社会,爱玛如何才能追求到美好的事物呢？而且又是男权社会,这意味着她受到双重阻碍.那时的女性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她为了用物质实现浪漫主义爱情的追求而只能借助来实现,最终只能以死解脱.
最后,爱玛这个人物身上表达了个人与世界的对抗.爱玛的精神世界的追求与她所处的平庸的虚无的缺乏感情的世界无疑是一种尖锐地对抗.她不甘平庸,飞蛾扑火般追随形而上的幸福,打破自己所处的传统生活模式——家庭生活而走上了不归路.爱玛身上“……呈现出强烈的个性和生命抗争之美,这是她们身上最耀眼、最令人同情和赞美的品质.”文中有句爱玛哀叹自己的话“幻想太高,居室太小”表明这样一种对抗：幻想指“置身于鄙俗卑琐的物质环境,却向往超凡脱俗的精神存在.”[3]居室“既指的是局促的家庭环境,也指闭塞的社会生活环境；既指物质空间,更指心理空间.”[3]她对诗意的爱情伴随着洋溢的幸福生活的幻想,与繁琐寂寥的家庭生活以及精神上空虚淡漠、平庸鄙俗的社会环境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而人在现实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幻想在冲突中只能是破灭.这是人类生存处境普遍存在形态,人类永远在追求终极性的美好与永恒,可现实就是现实.文学就是要撕破这种美好,给我们展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来体现其经典性.
三、结语
吉诃德原则给作家们提供了一个描写幻想破灭的技巧.在《包法利夫人》中,同样写了女主人公的浪漫主义幸福幻想的破灭,是不幸的人追求幸福的幻想破灭.弗洛伊德说：“一个幸福的人从来不会幻想,幻想只发生在愿望得不到满足的人身上.幻想的动力是未被满足的,每一个幻想都是一个愿望的满足,都是一次对令人不能满足的现实的校正.”[5]爱玛一生都在幻想,苦苦追求心灵世界,终其一生追求的只是幸福.因此爱玛“精神生活无论怎样消沉,她的骄傲依然存在……她持有它的尊严,至死不和人世苟全”[6].她的包法利主义的行为是悲壮的,可悲的是她的这一行为落入了平庸.她的追求落入到那些平庸当中,那些平庸带给她的只能是欺骗和绝望.平庸在这里既指环境与人,并且也指爱玛在平庸的环境中为自己设立的平庸的幸福准则——女性的幸福只能由男性来加以启迪,并且爱情是要有诗意的情景伴随,而这一诗意的场景发展到后来成为一种需要奢侈的物质的铺张来维持的浪漫主义环境.这就是爱玛为什么会喜欢上道貌岸然的鲁道夫,为什么与莱昂的约会越来越朝放纵恣肆的方向发展的原因所在.而这也是她幻想破灭的根本原因所在.这就是她悲剧的社会根源——金钱和权力.她处于男权社会与物质社会的双重压力和剥削之下,这就是资本主义时代女性面临的新的困境.这种女性地位决定了她的幸福理想只能靠“另一半”来实现,而她只是“另一半”的附属品,因为这是一个男权制社会.她有反抗,而她的反抗是困兽犹斗,是画地为牢.这是时代的悲剧,时代使爱玛的幻想破灭,时代使她走不出资产阶级男权社会的樊篱,挣扎得头破血流还是以失败告终.福楼拜在这里表现了人类精神永远的追求与困惑,追求美好与永恒而不得的困惑.
爱玛的幻想破灭的原因在于给了自己一个错误的定位,她试图跨越社会话语权力,从话语权力的低处跨向高处,有一种“高攀”的感觉.既然她的定位是错误的,那么又应该将自己置于什么样的位置？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有待寻找.
参考文献：
[1] 哈·列文.吉诃德原则：塞万提斯与其他小说家[M]//北师大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351.
[2] 杨乃乔,伍晓明.幻灭——以“吉河德原则”重读《伤逝》[M]//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87.
[3] 朱琳,潘中艺.“悬想太高,居室太窄”——从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中的爱玛形象谈起[M]//西方文学名家名作欣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37.
[4] 古斯塔法·福楼拜.包法利夫人[M].钱治安,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211.
[5] 弗洛伊德.作家与白日梦[M]//弗洛伊德论美文选.北京:知识出版社,1987:28.
[6] 李健吾.福楼拜评传[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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