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相关自考开题报告范文 与再造文学的时代经典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追求方面本科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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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学的时代经典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追求

一、何为经典与经典的可能性

要想讨论中国当代文学中已然出现的经典化追求的问题,首先需要澄清的便是究竟何为经典的问题.说到何为经典,现代西方经典作家卡尔维诺那一篇《为什么读经典》的名文,就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在这篇至今都持续发酵,产生着巨大影响的文章中,卡尔维诺先后给出了关于经典的十四种相互存在联系的定义.首先,“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1]这里的关键,显然在于“重读”二字.最起码不是第一次阅读,而极有可能是很多次阅读.为什么要很多次阅读,肯定是因为它有值得反复阅读的价值.其次,“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对读过并喜爱它们的人构成一种宝贵的经验;但是对那些保留这个机会,等到享受它们的最佳状态来临时才阅读它们的人,它们也仍然是一种丰富的经验.”正如同卡尔维诺自己所强调的,这一点与读者的年龄紧密相关.或许与读者人生阅历的不够丰富有关,有很多足称经典的作品,在一个人青少年时代阅读时往往体会不到什么好处,只有积累了一定的人生经验后,他才可能从这些经典作品中获得相应的益处.第三,“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本身以难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正如同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描写贾宝玉第一次看到林黛玉的时候,曾经发出“我在哪里见过这个妹妹”的感叹一样,很多时候,当我们与经典作品不期而遇的时候,也往往会莫名其妙地生出似曾相识的类似感受来.为什么会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就在于,读者所携带的个人无意识,与经典作品所必然携带着的人类集体无意识,不期然间发生了强烈的碰撞与共鸣.第七,“经典作品是这样的一些书,它们带着先前解释的气息走向我们,背后拖着它们经过文化或多种文化(或只是多种语言和风俗)时留下的足迹.”不难发现,越是那些距离现在时间久远的经典作品,越是需要穿越时间的漫漫长河才可以有效地抵达现在.在这个漫漫长途中,这些经典作品已然经过了人类历史不同的发展时期.倘若说每一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在一种阐释学的意义层面上给予这些经典作品以相应的理解与丰富,那么,等到它们穿越历史长河抵达当下的时候,它们身上其实已经携带有这些不同历史时期所留下的各种痕迹了.卡尔维诺之所以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其根本原因显然在此.第九,“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我们越是道听途说,以为我们懂了,当我们实际读它们,我们就越是觉得它们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越是杰出的经典作品,其本身的内在思想蕴涵就越是丰富,更何况,在它们所一路走来的历史长河中,还不断地会增添很多被赋予的阐释学意蕴,这样一来,经典作品内涵伴随着时日迁移的日渐丰富,就是无可置疑的一种客观事实.惟其因为经典作品是这样一口潜藏丰富的深井,所以我们才总是能够从中得到各种看似“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的有益启示.

然而,不管怎么说,或许与卡尔维诺身为以形象思维为基本特质的作家有关,虽然说他的以上种种看法都在不同侧面切中了所谓“经典”的特点所在,丰富着我们对经典的理解与认识,但却终归算不上严格的定义.事实上,关于经典的严格定义,已有学者作出过积极的努力.这一方面,一种颇具代表性的看法来自于刘小新的细致考辨:“‘经’的本义是织物的纵线,后引申为经天纬地的宏大之义.刘勰《文心雕龙·宗经》曰:‘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经’或‘经典’一般用来指称宗教的主要典籍以及具有权威性的学术著作.文学经典是指那些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并在漫长的历史中经受考验而获得公认地位的伟大作品.在文学领域,这个词的早期使用可上溯到孔子删诗、裁定《诗经》.文学史一般存在一个由‘必读经典’构成的体系,而经典体系通常被人们称为社会历史文化的宝藏,它们代表着‘某种不断承传的价值规范.’”[2]由对“经”字的考证出发,刘小新在得出何为经典的前提下,将视野回缩到文学领域,强调所谓的“文学经典是指那些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并在漫长的历史中经受考验而获得公认地位的伟大作品”.依照以上的界定,要想成为一部真正的文学经典,就必须同时满足两方面的要求.一方面是文学经典必须具备“极高的美学价值”,另一个则是必须“在漫长的历史中经受考验而获得公认地位”.如果说前一个要素与时间的因素无关,那么,后一个要素与时间因素之间,无疑存在着非常重要的内在关联.所谓“在漫长的历史中经受考验”,很显然意味着一部文学作品,只有在过去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时间淘洗筛选之后,依然存在于人们的关注视野中,依然能够引起人们阅读研究与讨论的兴趣,方才可以被看作是文学经典.假若我们承认刘小新所给出的文学经典条件的合理性,那毋庸置疑的一个事实,就是无论中外,所谓的文学经典只是与那些远离当下时代的古代文学或者现代文学有关,而与以“现场感”为突出特色的当代文学无关.曾经一度在学界产生过不小影响的唐弢先生的名文《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的生成,就应该与此紧密相关:“历史是事物的发展过程,现状只有经过时间的推移才能转化为稳定的历史.现在那些《当代文学史》里写的许多事情是不够稳定的,比较稳定的部分则又往往不属于当代文学的范围.”[3]在唐弢看来,当代文学之所以无法写史,乃因为它还不够稳定.为什么不稳定,则又与时间的因素紧密相关,因为它没有“经过时间的推移”.

那么,具有突出“现场感”的一直在与时俱进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否真的就与所谓的文学经典没有渊源呢?问题恐怕还没有这么简单.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我们对于文学经典应该给出一种全新的理解与阐释.一方面,我们固然承认真正的文学经典必须经过时间长河的严格淘洗与检验,但在另一方面,不容忽视的问题却是,文学经典究竟是如何产生的,或者说,它的生成机制究竟如何.事实上,正如同天上不会掉馅饼一样,那些在今天令读者敬畏无比的文学经典,也不会自动生成.也因此,在承认文学经典须得经过长时间历史检验的同时,我们也得充分认识到,文学经典的生成实际上也是一个动态化的过程.比如《诗经》,从它产生的那个时候开始,应该就引起了如同孔子这样的优秀批评者的关注与思考.很大程度上,所谓的孔子删诗,乃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积极有效的文学批评工作.正是这样的一种文学批评工作,为《诗经》的经典化奠定了最初的根基.从那个时候开始,《诗经》便开始了它在人类文明史上漫长的穿越历程,在不断被意义叠加的阐释过程中,一路穿越至今.很难想象,设若缺失了这样一个经典化的过程,《诗经》会成为公认的文学经典.或许正因为已经充分意识到了文学经典的生成无论如何都不能不经历一个经典化的过程,所以,批评家孟繁华才会借助于佛克马的观点而特别强调文学经典的动态性特质:“在《文学经典的确立》一文中,孟繁华借佛克马经典危机与重新确立的观点为‘百年经典’寻找学理上的合法性:一、经典是历史性的,没有所谓永恒的经典;二、经典是人确立的,不能不具有人的局限性,《昭明文选》就有缺陷,因此对经典的理解历来存在歧义;三、佛克马指出:世俗化和协商制使文学经典有可能成为一种遗物,对信仰者而言是象征物,而对怀疑者则是无足轻重的古怪玩意.传统的‘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的‘经典’概念被转换成有局限的历史阶段性概念,其神圣性、古典性也转换为世俗的、当代的,恒态的绝对的经典转变为动态的相对的经典.”[4]既然将文学经典的生成理解为动态化的过程,那么,究竟是否文学经典就无须等待漫长历史时间的检验,即使是那些作为当代文学同行者的文学批评家们,也都拥有了在充分阐释文本的基础上指认文学经典的权力.只不过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正如同被指认的那些文学作品是否具备经典的品质尚需经过历史长河的检验一样,这些文学批评家的指认行为本身,也同样必须经过时间之河的严格检验.

我们注意到,高楠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就当代文学的经典化问题提出过自己的质疑:“现时以其不同于先前的变化,而走出先前的历史,并成为现时,现时是生成中的历史.因此,它所作的历史描述也只能是生成着的描述,亦即非历史描述,现时假借历史名义进行的任何历史描述都不具有历史可靠性.但问题又在于,历史并不现时地描述自己,任何历史的现时描述只能是现时的,亦即非历史可靠性的,这就形成现时与历史的断代.”[5]虽然现时与历史存在着明显的悖论,虽然‘现时的描述’也仍然要经过时间的检验,但我们却不可能将文学的经典化全权交付于自然的时间来评判.从根本上说,任何文学经典的确立,最终都是学者(含批评家)、读者和历史交互作用长时间建构的结果.也因此,对中国当代文学来说,我们这些“当代人”不失时机地进行经典化工作就是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的.这一方面,童庆炳先生发表过很好的看法:“文学经典和文学经典化是一个重要课题,因为这个课题关系到文学史的编撰和文学教育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解决.文学经典是时常变动的,它不是被某个时代的人们确定为经典就一劳永逸地永久地成为经典,文学经典是一个不断地建构的过程.文学经典建构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起码要有如下几个要素:⑴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⑵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空间;⑶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变动;⑷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⑸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⑹‘发现人’(又可称赞助人).就这六个要素看,前两项属于文学内部,蕴含‘自律’问题;第⑶、⑷属于影响文学作品的外部因素,蕴含‘他律’问题;最后两项‘读者’和‘发现人’,处于‘自律’和‘他律’之间,它是内部和外部的连接者,没有这两项,任何文学经典的建构也是不可能的.”[6]质言之,能否成为文学经典的根本在于文学的内部原因,但如果缺乏学者和批评家这样的文学经典建构者,文学经典的建构恐怕也是成问题的.

在这一方面,1930年代中期由杰出编辑家赵家璧先生主其事,由蔡元培、鲁迅、胡适、周作人、郁达夫、茅盾等一批现代杰出作家参与编选,由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正式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辑),就是一个极好的范例.这套丛书的出版时间为1935年至1936年,被编选收入其中的是1917年至1927年,我们习惯上称之为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期间的作品.编选出版的时间,距第一个十年的终结,并没有超过十年的时间.很显然,赵家璧之所以煞费苦心地组织编选这套丛书,其根本要旨当然是要对第一个十年的文学做一种及时的回顾与总结.虽然说在当时并没有明确提出所谓文学经典化的命题,但毫无疑问的一点却是,假如让时间的河流倒退回差不多八十年前,假如我们把那个时候的文学也看作是正在进行中的“当代文学”的话,那么,如同鲁迅、胡适、周作人这样的“当代文学”参与者所进行的编选工作,就完全可以被看作是同时代的文学批评家对“当代文学”经典作品的一种及时指认.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然过去了八十年的时光,这就意味着,在那些被选入丛书中的文学作品接受着历史残酷淘洗的同时,如同鲁迅、胡适、周作人这样的编选者也一样不可能摆脱历史的严格检验.事实上,只要认真地阅读当下时代普遍流行的那些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然后,将这些著作中关于第一个十年部分的文学史叙述,与鲁迅他们当年精心编选的这一套《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辑)相对照,你就不难发现,几乎可以说后来的这些文学史著作都是这一套大系的复制与翻版.所有的这一切,充分证明同时代人不仅可以拥有指认当下时代文学经典作品的权力,而且假如的确属于如同鲁迅他们一样慧眼独具的批评家,那么,他们的指认也极有可能穿越历史,深刻地影响到未来这些作品的经典化过程.倘若说1930年代的赵家璧们可以完成对于他们同时代作品的经典化努力,那置身于当下时代的我们,又为什么不可以对于当代文学的经典化问题充分地发表我们自己明确的观点与看法呢?!一方面,我们固然应该承认文学批评拥有批判与反思的说“不”功能,但在另一方面,文学批评所应该拥有的作出肯定性价值判断的说“是”的功能也不容忽视.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承认,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批评更应该是一种发现的事业,如何以自己的慧眼和勇气在数量众多的作品中发现精品佳作,发现未来的经典作家与经典作品,其实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且让我们这些真正有志于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学者同道共同努力,用自己扎扎实实的文学批评工作为当代文学的经典化作出应有的学术贡献.

二、诺奖与当代文学经典的生成

2012年,中国文学界最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尽管在事前传媒关于莫言将要获奖的消息已然炒得十分火爆,尽管说作为一位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为志业,从内心里特别热爱中国当代小说的批评者,我的私愿肯定是特别希望能够看到有用汉语写作的中国作家获奖,但愈是如此,心里边就越是觉得不够踏实,越是不敢相信有朝一日诺奖果然就能够花落在用现代汉语写作的中国作家身上.以至于,到了10月11日,当身在唐山参加文学活动的我,从一个作家朋友那里获得莫言获奖的消息之后,竟然实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敢相信中国人期盼了很久的这个重要奖项,居然真的就这样变成了一种活生生的现实.

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充分地认识到,莫言的此次获奖,对于中国文学而言,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由莫言的获奖,我马上就联想到了早在12年前,就已经被诺贝尔文学奖青睐过的另外一位同样用现代汉语写作的作家高行健.尽管说由于非文学的原因,一直到今天为止,我们都依然有很多人不是很清楚高行健获奖的具体状况,但文学从根本上说应该是无国界的.古往今来所有优秀的文学作品,实际上都是属于全人类的,是人类所共有的一种文学遗产、文化遗产.人都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作家用来表达自己所思所想的唯一的媒介,同时也是读者得以进入文学作品的唯一途径.因此,对于作家来说,使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进行文学创作,是远远比国籍,比政治都重要得多的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假若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能够承认这一点,那么,也就应该意识到,当人类文明的脚步已经跨进21世纪的时候,我们依然抱着一种实际上非常陈旧的眼光来看待理解十多年前高行健的获奖,到底会有多么可笑.高行健固然是一位法国作家,但他更是一位用现代汉语写作的作家.我想,从根本上说,我们只应该从语言的意义上来理解和评价高行健的获奖.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在许多年之后,当我们超越了现实的制约和束缚,在一种更加客观冷静的意义上来进行中国当代文学史书写的时候,高行健肯定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巨大存在.虽然说高行健从国籍看是一位法国作家,因现代汉语这一语言媒介的使用,就使得他将来肯定不可能进入法国文学史的书写之中.

我们都知道,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面向全世界的文学奖.作为一个视野格外广阔的国际文学奖,可以说世界上所有语种写作的作家,都在诺奖评委会的关注视野之中.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楚地知道,最起码从理论上说,世界上有多少个语种,就会存在多少个语种的文学创作,尽管说不同的语种所处的地位事实上并不平等,使用人口更多的大语种无疑拥有着更大的影响力.这样,你也就完全可以想象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能够在前后不过12年的时间里,先后颁发给两位用现代汉语写作的作家,该是多么特别的一件事情.在这里,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看待诺贝尔文学奖的影响力的问题.尽管说诺贝尔文学奖只是由位居北欧瑞典文学院负责评选的一个文学奖项,假若不是因为有诺贝尔奖的存在,我们有很多人可能根本就不会知道有这样一个北欧国家存在.尽管说拥有诺贝尔文学奖权的也不过是瑞典文学院的18位终身院士,而且这些院士也大都年事已高.某种意义上,我们所特别看重的诺贝尔文学奖,不过也就是这18位瑞典文学院院士选择的一种结果.这一奖项所反映出的,也不过是他们的一种文学审美趣味而已.如此看来,诺奖似乎真的不应该受到如此强烈的重视.但在另一个意义上,我们却也不能不看到,尽管说世界上存在着可谓是名堂众多的文学奖项,比如英语世界中的布克奖,比如法语世界中的龚古尔文学奖,再比如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奖,等等,实在是名目繁多,数不胜数,但就这些文学奖项的口碑与影响力而言,却真的没有哪个文学奖的影响力能够与诺贝尔文学奖相提并论.因此,假若我们持一种中和公允的态度,那就无论如何都得承认,诺奖确实是截至目前为止世界上影响最大的一种文学奖,而不是之一.某种意义上,诺奖完全应该被看作是充分地体现着欧洲文化趣味,或者扩而大之,充分地体现着整个西方文化的趣味的一个重要文学奖项.诺贝尔文学奖,到现在为止,已经拥有长达一百多年的历史.莫言,是诺奖历史上第108位获奖者.多少带有一点巧合意味的是,中国作家使用现代汉语写作的历史,到现在也差不多拥有了百年的时间.这样,一个看起来非常有意味的话题,也就自然生成了,那就是,百年现代汉语写作遭遇百年诺奖.究竟到什么时候才能够有使用现代汉语写作的现代作家获得诺奖,可以说是已经缠绕了中国人很多年的一个重要问题.以至于,稍微夸张一点说,中国人盼望诺奖,都快要把自己的眼睛给盼绿了.

其实也还不止是他们俩的获奖,我们注意到,除了诺奖之外,最近若干年来,也还有一些中国作家获得了其他一些国际性的重要文学奖项.比如,阎连科获得了2014年度的卡夫卡文学奖.卡夫卡文学奖设立于2001年,是为了纪念20世纪伟大的小说家弗兰茨·卡夫卡而专门创设的一个文学奖项,该奖项每年评选一次,主要颁给那些作品具人文主义关怀的作家.虽然说设立的时间不长,而且奖金也仅仅只有一万美元,但因为十多年来的获奖者,比如耶利内克、品特、村上春树、罗斯、克利玛、哈维尔、奥兹等,都属于世界范围内口碑极佳的优秀作家,所以便一时之间声名鹊起,已经成为了业界颇有一些影响力的文学奖项.从这个意义上说,阎连科的获奖,其重要意义自然也不容小觑.再比如,被拥趸亲切地称之为“大刘”的刘慈欣,以其《三体》而荣膺科幻文学界的雨果文学奖.北大教授曹文轩,则获得了儿童文学界重要的安徒生文学奖.这些作家的获奖,连同高行健与莫言这两位汉语作家相继获诺奖,其实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对于他们的获奖,无论作出怎样的高度评价都不过分.比如,我们都知道奥运会的重要性,知道在奥运会上每一块金牌的价值所在.一方面,我们固然无法否认奥运会与奥运金牌的重要价值,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得清醒地认识到,与奥运会相比较,这两次诺奖的获得,无疑具有更其不容忽视的重要价值.因为他们是文学的写作者,是靠自己的思想,靠自己的精神、智慧,不仅为中国的文化和文学,而且也为人类的文化与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作家.文化的意义,文学的意义,对于总体意义上的人类文明进程有着非常明显的推动作用,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在我看来,它的价值和意义远远超过了体育,当然也超越了所谓的政治.依照我们前面的论述,高行健与莫言他们的先后获奖,实际上就意味着拥有百年历史的现代汉语写作得到了同样拥有百年历史的诺奖的承认.因为诺奖鲜明地反映表现着欧洲乃至整个西方文化的文学审美趣味,所以,诺奖的承认,其实也同样意味着现代汉语写作获得了欧洲乃至西方文化的基本认可,可以被看作是百年现代汉语写作史上的界碑性文学事件.

必须注意到的一个客观事实是,高行健与莫言时隔12年时间的相继获奖,绝不仅仅只是意味着他们个人的小说写作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在这里,我们首先当然要充分地估价他们个人性特质极其鲜明的小说创作所取得的高度思想艺术成就,但与此同时,我们恐怕更得清醒地意识到,这两位汉语作家之所以能够获奖,与他们背后所实际存在着的一个汉语写作高原之间,存在着无法剥离的重要关系.其实,早在高行健刚刚获奖之后不久,一直长期跟踪关注着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我,就曾经在许多场合表达过这样的意思,那就是,假若说高行健的创作确实已经得到了诺奖的颁奖标准,那么,据我对于中国文坛基本情况的了解,在中国最起码有超过了十个以上的作家的实际创作水准并不低于高行健,也都可以说已然达到了诺奖的颁奖水准.这其中,自然少不了有作家莫言.现在看起来,我多年前的这个预言多少还是有点道理的.莫言的获奖事实本身,就极其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现在,莫言的获奖事实,促使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上述看法.就我自己一种长期的阅读理解,我觉得,最起码如下这些中国作家的实际写作水准,也都已经达到或者说接近了诺奖所要求达到的那样一种思想艺术高度,他们是贾平凹、王蒙、史铁生、王安忆、陈忠实、阎连科、韩少功、张炜、北岛、铁凝、李锐、阿来、于坚、余华、格非、汪曾祺、王小波等等.这里需要稍加展开一下的,是作家铁凝.尽管说铁凝现在身为中国文联和作协的双料主席,但我在进行评价时却并没有考虑到她政治身份的存在.在此处,我只是把她作为一位思想艺术成就相当突出的小说家来看待的.毫无疑问,无论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位获奖,一点都不会显得意外.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他们与高行健、莫言一起,以他们足够丰富的文学创作从根本上支撑起了我前面所说的那个现代汉语写作的高原.

我经常不无自嘲地说自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之所以总是这么说,乃是因为我不仅特别热爱中国当下的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并且对于当下的文学创作有着很高的评价.其实早在2005年的时候,在大连召开的中国小说学会的一次年会上,我就曾经有过一次大会发言.在会后的会议综述中有这样的一段记录:“毕光明通过对一些短篇小说文本的分析,指认一个小说经典正在生成时代的到来,而山西大学王春林则从自己近几年来对长篇小说的追踪式阅读体验来确证毕光明观点的合理有效性.他认为最起码如莫言《檀香刑》、王蒙《青狐》、贾平凹《秦腔》、格非《人面桃花》、阎连科《受活》、刘醒龙《圣天门口》、李洱《花腔》等,均可被视作优秀的带有明显经典意味的长篇小说.从一种普遍的文化心态来看,我们似乎总是不愿意承认我们的时代、我们的身边有巨人存在,有杰作产生.这样的一种漠视当下文学现实的心态显然是不可取的.他认为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这样一种文学现实的存在,我们应该看到一个文学、小说经典生成的时代正在到来.”[7]之所以早在2005年就会强调一个文学、小说经典生成时代的到来,是因为我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敏感地意识到,包括小说在内的中国当代文学,在经过了“”结束之后长达三十年之久的文化积淀和文学积累之后,确实已经进入了一种状态,确实已经开始有一批经典性的作家作品在生成过程之中.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假若没有这样一个文学、小说的经典化时代的到来,假若没有这样一批优秀作家所组成的现代汉语写作高原的崛起,那么,高行健与莫言他们的相继获奖,就是极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高行健、莫言的获奖事实,一方面固然与他们长期以来所取得的突出创作成绩有关,是对他们思想艺术成就的一种高度肯定,但在另一方面,却也是对于我们所谓现代汉语写作高原的一个总体性肯定.很显然,如果没有“”的结束,没有“”后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所奠定的思想文化基础,没有19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对于传统计划经济的取替,没有较之于过去宽松自由了许多的思想文化语境的出现,那么,这样一个现代汉语写作高原的崛起,高行健与莫言他们的相继获奖,恐怕就是没有可能的.应该看到,诺奖之于现代汉语写作结缘,之所以没有发生在“十七年”期间,也没有发生在“”期间,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粗略地回顾一下百年来的现代汉语写作历程,可以说基本上走过一个两头高中间低的类似于马鞍形的发展演变历程.其中,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鲁迅、沈从文、张爱玲等人为代表的所谓五四文学,与上世纪十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显然已经构成了前后两个不同的文学高峰.诺奖之所以要在进入新世纪之后,才开始与汉语写作结缘,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对于后一个文学高峰的充分肯定.

三、经典确认与中国文学自信力的重建

由莫言的获奖,我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了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评价近三十多年来的中国当代文学,乃至于如何看待评价百年来的现代汉语写作的问题.这个话题,具体还得从2009年发生的那样一场究竟应该怎样评价中国当代文学60年成败得失的大讨论说起.那么,60年来我们到底取得了什么样的文学成就?这个成就到底是高还是低?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也就是说,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理解估价当代文学的思想艺术成就?围绕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在当时,形成了两种尖锐对立的观点.一种叫做唱盛派,一种叫做唱衰派.所谓唱盛派,就是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所谓唱衰派,自然就是认为当代文学一塌糊涂,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思想艺术成就!两派观点,可以说是针锋相对势如水火.从我们的基本论题出发,关于唱盛派,我们姑且按下不表,这里重点说一说唱衰派的具体情况.

所谓唱衰派,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情况的代表人物,是德国汉学家顾彬,其国内的呼应者,是肖鹰等人.从总体上说,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并不看好.这一方面,他有两个流播甚广的观点.第一就是所谓的“中国文学垃圾论”,即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是一堆谈不上什么价值的垃圾.在当时,我们有很多媒体都在炒作传播顾彬的这样一个观点.据顾彬后来解释说,自己的本意,只是针对1990年代中后期曾经一度甚嚣尘上的所谓“身体写作”这一特定文学现象而言的.那个时候,包括卫慧、棉棉等在内的一批所谓美女作家,特别热衷于在自己的小说作品中书写身体,因此被称作“身体写作”.顾彬先生是一位德国人,德国人素以理性认真严谨著称于世,所以,我特别相信顾彬先生所作以上辩解的诚意.但无论如何,从这样一种哪怕是被严重曲解了的“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里,我们所嗅出的,也还是顾彬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并不看好的味道.这一点,还能够通过他另外一个很著名的“五粮液与二锅头论”得到一种切实印证.所谓的“五粮液与二锅头论”,也就是说顾彬比喻性地把中国现代文学称作“五粮液”,把中国当代文学称作“二锅头”.如此一比喻,顾彬之特别尊崇中国现代文学,贬低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态度,当然也就一目了然了.

说到顾彬,无法忽视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他对于莫言的公开点名批评.莫言曾经说自己写作《生死疲劳》只是用了43天的时间.这一点,被顾彬紧紧抓住大做文章.顾彬说,一部篇幅如此之长的长篇小说,写作时间居然只有短短的43天,无论如何都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如果换了德国作家来写,怎么也得三年时间.如此一种写作速度,当然是一种粗制滥造.与对于写作速度的指责相比较,更值得注意的,是顾彬对于莫言写作本质的一种批评认识.“中国当代小说在美国非常红,在德国卖得也不错,虽然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和作家都不看.一九四五年以后,欧洲作家都不会讲故事了,故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特别是五十年代法国新小说家说得很清楚,‘如果还有什么叙述者想对我们讲故事的话,应该对他表示怀疑.’但是好像世界上还会有人需要人家给他讲故事.因为余华、莫言、苏童他们还喜欢讲故事,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能在美国和德国找到读者,因为读者想得到消遣.”[8]只要认真地揣摩一下顾彬的这段文字,他之对于莫言他们这一些喜欢讲故事的中国作家的否定立场就是非常鲜明的.

顾彬之外,唱衰派另外一种情况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王彬彬与林贤治他们.王彬彬是南京大学的教授,林贤治曾经是花城出版社的编辑,他们两人都是当代文学知名的研究者.同样是唱衰派,王彬彬与林贤治他们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指责批判,又与顾彬他们有所不同.在这里,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乃是他们主要传承着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作家的一种基本精神立场.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自由主义作家,曾经有学者做出过这样的论述:这些自由主义作家,“在主张文学的‘自主性’上,在对文学与商业、与政治结缘持怀疑和批评态度上,则持相近的立场.文学不应成为政治、宗教的奴隶,作家应忠实于艺术,坚持‘独立的识见’,创作出‘受得住岁月陶冶的优秀作品’,这是他们文学主张的基本点.”[9]很显然,王彬彬、林贤治他们所秉承的,正是这样的一种文学立场.他们之所以要唱衰中国当代文学,正是从这种文学立场推演而出的一种必然结果.按照我的理解,这样一种唱衰观点的根本要害,在于简单地把文学与政治绑架在了一起.如何有效地把二者剥离开来,尽可能从文学本体的立场上理解看待文学,恐怕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说以上两种唱衰中国当代文学的看法,都曾经在中国文坛乃至中国社会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相比较而言,影响更为巨大,同时也更为深入人心的,恐怕却是顾彬的那种看法.为什么顾彬的看法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呢?认真说起来,在这里,其实是一种过分看重西方文化的心态在作祟的缘故.正所谓外来的和尚会念经,顾彬的上述主张之所以能够产生很大影响,与他的外国汉学家尤其是欧洲汉学家的身份背景,存在着很大的关系.惟其如此,尽管说一直有不少中国的批评家在为中国当代文学所取得的思想艺术成就作积极的辩护,但实际情况却是,这种来自于本土的声音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影响力.在这场角力过程中,最终占据了上风的,依然是唱衰的顾彬他们.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假若不是因为2012年的诺奖授予了莫言,那么,顾彬他们这样一种唱衰中国当代文学的论调,就还会以一种特别强势的方式继续存在下去.然而,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质疑思考的问题,却也正是通过今年的诺奖颁发给莫言而生发出来的.莫言能够获得诺奖的认可,当然是天大的好事.但应该注意的是,正是莫言获奖这一事实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此前那样一种甚嚣尘上的唱衰中国当代文学的论调一下子低了下去.在我的理解中,这种现象的出现,同样是不正常的.实际上,早在诺奖颁发给莫言之前,莫言的小说创作就在我们国内的文学界获得高度的认可与评价.众多优秀的当代文学批评家所撰写的那些研究文章先不必说,只要看一看那些年,莫言在各种文学奖项评选中的获奖纪录,这一点就不难得到充分的证明.在这些众多奖项中,影响比较大的有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杰出作家奖、第二届红楼梦奖.这其中,茅盾文学奖带有明显的性质,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则是一个民间设立的大奖,至于红楼梦奖,干脆就是在香港设立的针对所有用现代汉语写作的海内外华文作家的一个奖项.既有的,也有民间的,再加上香港的,别的且不说,单只是这样的三个文学奖叠加在一起,应该说是很有说服力了吧.但真正的问题却在于,这所有的努力叠加在一起所产生的影响力,都无法与顾彬一个德国汉学家的影响力相对抗.以至于,我们到最后还只有通过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才能够从根本上扭转长期以来那样一种唱衰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看法.

假若说几年前顾彬观点在中国的大行其道,充分地反映说明了一种过分倚重于西方文化的基本心态,那么,到了现在,诺奖所产生的极大影响力,从根本上说同样是以上那种文化心态作祟的缘故.必须注意到,在这个过程中,尽管说中国本土的文学批评家实际上已经进行过非常扎实有效的阐释努力,但令人倍感遗憾的是,这些文学批评家的阐释努力,事实上却并没有产生应有的理想效果.虽然说简单地断定这些文学批评家的阐释努力已经全部付诸东流,肯定多少显得有些夸张,但从根本上说,这些阐释努力,在西方文化面前的溃不成军,却又实在是无法否认的一种客观事实.这样看来,无论是几年前的顾彬言论,还是2012年的诺奖效应,实际上都是弥漫于国人基本心态之中的那样一种自我文化殖民心理发生作用的一种必然结果.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样来评价和看待中国当代文学乃至整个百年现代汉语写作总体成就呢?或者更进一步说,在面对以上这个重要问题时,我们本土的学者与批评家,究竟拥有多大份额的发言权?之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根本原因在于,由于长期以来西方文化、西方文学过于强势的缘故,我们在西方文化与西方文学面前其实已经丧失了文化与文学的自信力.说白了,也就是自己瞧不起自己,没把自己当回事.我们迷信的,只是别人,是他者.我们迷信的,是德国的汉学家顾彬先生,是瑞典文学院的那18位院士.只要是西方人说的,就一定是正确的,而我们自己说的,就可能会是错误的.说到底,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在当下时代的中国,我们的确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文化与文学上的自信力.既然是用现代汉语写出的文学作品,为什么我们的本土文学批评家说了就不算呢?我们清楚地知道,在一个世界文学的时代,简单粗暴地拒斥世界文学经验,肯定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但这却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得惟洋人的马首是瞻,并不意味着我们自己就丧失了对于汉语写作的判断力与发言权.从这个意义上说,莫言在2012年的获奖,绝对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借助于如此一个意义极其深远的文学事件,借助于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分析指认当代文学经典的存在,现在,确实已经到了如何重建我们的文化与文学自信力的时候了.

然而,我们这里所倡扬的努力重建我们自身文化与文学的自信力,却并不意味着一种盲目自大的自我文化膨胀心态的生成.一方面,我们应该意识到,在拥有了三十多年的文化积淀与文学积累之后,一个现代汉语写作的文学高原确实正在崛起的过程之中.但在另一方面,一种现代汉语文学写作高原的崛起,却绝不意味着我们现代汉语的写作成就已经达到了怎样一种高不可攀的地步,已经达到了足可与世界先进文学平等对话的地步.莫言能够赢得诺奖的青睐,确实是令人格外振奋的一件事情.但在充分享受莫言的获奖带给我们由衷快乐的同时,我们必须很快从这种狂热状态中冷静下来.要很好地利用莫言获奖的这个契机,以一种尽可能客观的心态,来冷静地反思评价中国当代文学以及百年来现代汉语写作的成败得失,及时深入地总结检讨百年来现代汉语写作思想艺术成就的高低.一方面,我们固然不能够妄自尊大.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却也更不应该继续以一种类似于阿Q的自轻自贱方式妄自菲薄下去.一种较为理想的认识姿态是,一方面,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并肯定中国当代文学,肯定百年来的现代汉语写作所取得的成就.这其中,尤其值得肯定的,是鲁迅他们的那个三十年与晚近一个时期,这样两个现代汉语写作的巅峰阶段.但与此同时,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让自己的头脑冷静清醒下来.必须看到,无论是中国当代文学,还是百年来的现代汉语写作,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一方面,是百年来的现代汉语写作总体面对的困境,另一方面,则是作为作家个体自身存在着的一些明显不足.从前者而言,尽管我们前面曾经特别强调不应该用政治来绑架文学,但反过来说,我们仍然得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所处的文化语境,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整体的政治生态语境之外,无论是作为现代汉语写作主体的中国作家的总体思想能力,还是一种对于当下现实生活的理解和把握能力,当然也包括艺术构型和艺术表现能力在内,我们的现代汉语写作实际上都存在着诸多亟需思考解决的问题.

其次,就是作家个体自身所存在的一些思想艺术问题.在这一方面,我甚至要说,就是已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自己,他的小说创作也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容忽略的思想艺术问题.比如说,莫言小说写作的思想能力上的问题.我并不是说莫言没有思想能力,也不是说他的作品没有思想性.而是要突出地强调,与其他那些更有思想能力,思想性更具深刻性的作家相比,莫言的思想能力显然还是比较贫弱的.这一方面,莫言同时代的一些同行作家,比如说王蒙、李锐、韩少功等,仅就思想能力这一项,就对于中国社会现实与中国历史问题的理解、认识和思考来说,他们恐怕都要比莫言强一些.再比如,通过对莫言小说的阅读,我们不难发现,他的小说创作,一方面继承发展了中国本土文学经验,有着中国传统叙事方式的发扬,另一方面,他也广泛地借鉴和吸收了西方文学经验,或者说世界文学因素.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莫言是一位把中国文学经验和世界文学因素有机融合成为一个艺术整体的汉语作家.但是,在如何才能够更加中国化,更能代表中国这一点上,他却比不上贾平凹.同样应该强调的是,尽管我们认为王蒙、李锐、韩少功的思想能力明显强于莫言,贾平凹的中国化特色,也要明显胜于莫言,但这却并不意味着,这几位作家自身的小说写作,就不存在任何问题了.是故,一种理想的文学创作姿态就是,充分地认识并总结包括以上所述这些作家个体在内的百年来现代汉语写作所客观存在着的思想艺术缺陷,为已经拥有百年悠久历史的现代汉语写作,在未来日子里,向着更高的思想艺术境界迈进做出必要的思想和艺术准备.

注释:

[1]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参见《为什么读经典》,第1—10页,译林出版社2015年11月版,后文凡引用此文处不再专门注出.

[2][4]刘小新《经典》,参见南帆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99个词》,第284、286页,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9月版.

[3]唐弢《当代文学不宜写史》,《文汇报》1985年10月29日.

[5]高楠《文学经典的危言与大众趣味权力化》,《文学评论》2006年第5期.

[6]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7]马相武《让小说在全球化中释放魅力——中国小说学会第八届年会综述》,见中国作家网2008年6月22日.

[8]顾彬《从语言角度看中国当代文学》,载《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9]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第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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