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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产业经济的政策、实践和理论构建中国产业经济学术座谈会会}义综述

新时代对加快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发展和理论创新提出了鲜明的时代要求.产业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在勾勒出一系列产业经济建设宏伟蓝图同时,也对产业经济学理论工作提出了紧迫的研究重点.

为加快推动产业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更好地服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充实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南方经济》编辑部于2017年11月18日,在广州联合举办了“调结构与促升级:中国产业经济学术座谈会”.《中国社会科学》常务副主编王利民教授、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王瑁教授在作简短致辞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赵昌文部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张晓波教授、南京大学商学院刘志彪教授、暨南大学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张捷教授、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王瑁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小玄教授、山东大学管理学院杨蕙馨教授、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林木西教授.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赵细康研究员、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向晓梅研究员分别围绕产业升级、调结构促平衡、产业经济学研究的发展方向等主题对中国产业经济的政策、实践与理论构建发表了精辟的意见和建议,综述如下.

一、产业升级的政策、实践与理论

赵昌文部长在题为《关于工业革命的三个定律》的报告中把国家崛起与工业革命和产业发展的关系、产业发展的经济与制度条件概括为“工业革命的三个定律”,着重分析了产业升级的制度条件,并联系中国实际,对如何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把生产力中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挖掘出来进行了深入阐述.

定律一:工业革命是大国崛起的必由之路.首先,他以麦迪逊对全球1000年来GDP总量的统计数据说明,全球经济总量在工业革命之前并无大的变化,全球经济的巨大增长是在工业革命后的200余年中实现的;其次,他依然根据麦迪逊的数据,说明英国利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实现了对法国的全面超越;德国与美国利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实现了对英国与法国的超越.工业革命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一些国家虽然可以利用资源优势实现比较高的人均收入,但没有建立起现代产业体系,与现代化依然有很大的距离.联系到中国,中国经济与西欧的差距是在工业革命后迅速拉开的.中国已经错失了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会,如果不能很好地抓住新一轮工业革命带来的机遇,就无法实现现代化,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深度参与甚至引领新一轮工业革命.

定律二:引领工业革命是经济基础和制度优势的结果.一个国家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可以通过引领工业革命实现崛起呢?定律二回答了这个问题,这需要经济基础和制度优势两个方面的条件.

从经济基础来看,一方面要具备较大的市场规模.一个市场规模小的国家虽然可以利用工业革命提供的机会实现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俚难以成为工业革命的引领者.另一方面要达到一定的产业技术门槛.人均GDP相对于世界最领先国家的比例是度量产业技术门槛的较好指标,1870年时,德国和美国人均GDP相对于当时的领先国家英国的比例分别为57. 6%和76. 6%,因此,人均GDP达到世界最领先国家的50%至70%是一个后发国家引领工业革命的产业技术门槛.那么,按照这一标准,中国现在是否具有了通过引领工业革命实现崛起的条件呢?从全国来看,2015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是美国的31. 9%,按照汇率计算则只有美国的1/7到1/6,还有较大的差距.但是,中国地区差异大,研究中国问题一定要注意它的这一结构性特征,从中国创新发展最好的深圳、北京、上海、杭州四个城市来看,相当于72. 9%,如果以人均GDP排在前8的省、市、自治区来看,则为54. 5%,接近或者达到了当年曾经引领新一轮工业革命国家的产业技术条件.因此,无论从市场规模还是从产业技术门槛来看,我国已经具备了引领工业革命的经济基础,对此要有信心.

制度优势是指一个国家的制度可以保证其体制具有可改革性.英国为什么没有继续引领工业革命呢?它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经达到了足够高的技术羟济门槛和市场规模,它失去引领地位的原因是制度的惰性,相关制度没有与时俱进地调整.比如英国议会1865年通过了《机动车法案》,被人们讥笑为《红旗法案》,该法案规定:每一辆在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必须由3个人驾驶,其中一个必须在车前面50米以外做引导,还要用红旗不断摇动为机动车开道,并且速度不能超过每小时4英里.这一法案严重限制了英国汽车工业的发展.作为对照,美国则能够出台一系列促进新产业发展的法案.制度应该可以保证社会的纵向流动性,保证中小企业可以健康地成长发展为大型企业,一个国家的制度如果不能保证社会的纵向流动性,那就是僵化的制度,不可能引领工业革命,美国能够继续引领第三次工业革命也是因为其较强的社会纵向流动性,比如,当年的道琼斯工业指数成分股目前只有GE -家还在.如前所述,中国已经具备引领工业革命必要的经济和产业基础,但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和维持企业纵向流动性的外部环境,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话题.

定律三:后发经济体越来越难以采用旧有的工业化模式.旧有的工业化模式是指依靠低成本劳动力、大规模资源投入和廉价的环境成本参与世界分工体系以实现工业化的的模式.后发经济体越来越难以采用传统工业化模式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是低成本劳动力的优势越来越受到机器人的挑战,单纯数量上的人口红利越来越受到机器对人的操作工作替换的挑战,巨量的低素质人口很可能不能带来人口红利,反而成为人口包袱.资源的优势也可能因为技术的进步而丧失,比如石油资源,随着新能源技术的进步,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主要国家都在制定和实施提高新能源在能源消耗中的比重、降低石化能源比重的能源战略,这将来会给经济对石油资源依赖度高的国家形成巨大挑战.新一轮工业革命可能拉大全球发展的差距,固化经济的发展劣势,旧有的工业化模式在局部和阶段性的时间内复制是可能的,但从总体上来讲,是不具有可复制性的.

由于旧的发展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我们必须创造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创造新动能,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人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最活跃的因素,因此,创造新动能,就是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把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挖掘和激发出来.联系我国昀实际,“人”的因素,包括三个“关键少数”和一个“绝大多数”.第一个“关键少数”是企业家.企业家是一个社会真正创造财富的人,把企业家的作用更好地发挥出来对培育新动能至关重要,这一方面需要保护企业家包括人身权、财产权、创新收益权等在内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需要在构建亲清的政商关系方面下更大功夫.第二个“关键少数”是领导干部.激发领导干部的积极性,要把总书记在2016年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的三个“区分开来”①落实到实处.在这方面,佛山市南海区出台了干部行为的正面清单,解除了干部干事的思想顾虑,是把三个“区分开来”落到实处的有益探索.第三个“关键少数”是科技人员.科技人员是研发和创新的主体,研发是把钱变成纸的过程,而创新是把纸变成钱的过程,我们对研发重视较多,但要更加重视创新和科技成果的转化.一个“绝大多数”是指社会大部分创业者.要以共享为中心创造一个良好的创业生态,以利于广大创业者的创新创业.

张捷教授在题为《中日两国产业升级的政策与实践比较》的报告中,在分析日本产业退出政策和产业再生政策的得失与原因的基础上,讨论了中国从日本产业政策的得与矢中可以借鉴的地方.

为促进产业升能,在这两个阶段,日本政府分别采取了不同的产业政策.第一个阶段是淘汰落后产能阶段.日本的落后产能在1950~1960年代集中在纤维、煤炭等产业,在1970~1980年代集中在钢铁、有色金属、石化、水泥等基础原材料产业.日本政府在这一阶段实施的淘汰落后产能的产业政策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加强环境规制和提高投资门槛,通过政府干预和市场杠杆倒逼落后产能退出;另一方面,实施促进再就业、对淘汰设备企业给予援助等政策(1978“特安法”、1983“产构法”、1987“圆滑化法”),尽量减少传统产能退出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冲击.到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日本落后产业基本被淘汰,淘汰落后产能的政策取得了相对的成功,.

第二个阶段是扶持新兴产业发展的阶段,实施了以自由市场为理念的产业再生政策.19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变化,试图通过废除各种政府管制,鼓励企业创新来发展新兴产业,实现产业升级.除了保留环境政策、中小企业政策和产学研合作以外,其他产业政策退出,但以自由市场经济为理念的产业再生政策成效有限,产业升级缓慢,最终形成泡沫经济.日本产业再生政策相对失败的主要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等要素市场封闭落后,不能适应产业升级的要求(日本式体制的路径依赖).第二,产业组织结构以大企业为主导,中小企业大多依附于大企业(系列化),创新动力和资源均不足,大企业通过对外投资,摆脱国内不利的生产要素条件,从而加剧了地万经济的萧条.第三,创新投入主要来自企业,企业创新投入局限于商业应用型,基础创新投入薄弱,导致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第四,人口老龄化,文化开放度较低等禀赋特征.第五,政府已无足够财力实施产业政策,产业政策的实施需要政府财政的支撑,但到90年代,日本各地方政府财政紧张,政府财政也不宽裕,无力有效支撑产业政策的实施.日本由于新旧动能转换衔接不佳,旧的去了新的不来,导致其“失去的十年”、“失去的二十年”,经济增长长期低迷.

中国经济当前也面临新旧动能转换的问题.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与日本上世纪60 -80年代的淘汰落后产业过程及其产业调整政策惊人相似.在淘汰落后产能方面,我们的优势是政府执行力强,财力雄厚;但我们的困难是上游产业(重化工业)大多属于国有企业,利益集团强势(如煤、电联盟),地方政府出于对地方经济利益的保护而对淘汰落后产能的消极态度,因而实现结构调整需要较长时间.但是,中国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新兴产业的生长显得比日本更强劲.主要原因是:第一,国内市场庞大,正迎来大众消费热潮;第二,民营企业大多处于下游消费行业,竞争激烈但成长迅速,成为创新驱动的主力;第三,基础研究国家投入大,国冢创新体系较强势;第四,有“一带一路”、“双创”等国家战略的引领.

综合来看,中国新旧动能转换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第一,资本、技术、人才、自然资源等要素市场发育不全,影响到产业转型升级中要素的再配置,金融市场的问题还可能引发系统风险.第二,房地产等资产市场与日本存在同样的泡沫问题,导致资本弃实向虚.第三,占据上游行业的国有企业改革尚未完成,利益集团可能拖慢产业升级的步伐.结合中国的实际,日本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得失对中国有两个重要启示.第一,产业转型升级不仅是结构改革、技术创新,也是一场深刻的体制变革,过去成功的体制和政策,并不能保证未来一定成功.第二,新旧动能转换时期,产业政策不可缺少,但政策设计应当以市场机制为基础.

王瑁教授在题为《创新与新产业发展:广东实践与理论思考》的报告中,从广东省产业发展与自主创新的实践出发,围绕政府扶持创新方式的变化及其绩效,对政府有无必要和席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扶持创新进行了探讨.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为应对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广东省提出了腾龙换鸟的产业升级战略.但是,“笼子”即土地等资源腾出来了,而“鸟”即新产业从哪里来?发展经济学认为,追赶型经济应以成熟的发达经济体为标杆,通过技术引进、模仿学习等方式,发挥后发优势,降低自身摸索的不确定性.日本等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追赶时期政府实施的选择性扶持的产业政策及其成效印证了这一点.但是,当追赶型经济的收入水平与技术能力和标杆型国家的经济差距缩小时,可引进的技术逐步减少,产业发展对自主创新的需求日益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能够更有效地促进自主创新呢?近年来广东的实践为这方面的理论思考提供了一个现实的样本.

2010年以来,广东经历了选择性扶持与研发性激励两种扶持创新方式的变化.在产业升级初期,广东仍然沿用了选择性扶持的产业政策.2010年确定了LED产业、高端新型电子信息产业与新能源汽车等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项目评审,对符合评审要求的产业项目给予财政补贴,以吸引民间资本流入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然而,这种选择性的产业扶持政策虽然适用于追赶型经济,但并不适合创薪型经济的要求.这是因为:第一,在创新型经济中,几乎所有的行业与部门都有创新需求,而不是少数几个部门;第二,追赶型经济可在国际上找到标杆,而创新型经济不容易在国际找到标杆,因而选择性扶持的风险增大;第三,给少数行业优惠,对其它行业的创新产生抑制影响,不适合全社会的创新.

2014年以后,广东省转而采用了研发性激励的政策,不分行业,对所有研发投入符合条件的企业均给予扶持与补助,以普遍增强企业对研发投入的激励,促使更多的企业从事创新投入.在具体做法上,对于具有研发投入的企业,不需要立项竞争性评审,不需要结题验收,不论企业是否赢利,只要符合申报要求,就可以得到政府的研发补助,单项最高补助金额为500万元,补助约相当于企业研发投入的5 -10%.研发性激励政策取得了明显的绩效.第一,促进了企业研发投入增长.2015年,政府补助金额为12. 11亿元,补助企业1494家,撬动企业研发投入397. 22亿元,两者之比为1:32.8;2016年,补助金额是23. 15亿元,补助企业3770家,撬动企业研发投入650. 33亿元,杠杆比是1:28.2017年预计补助7000家以上,补助金额预计为40亿元.第二,加怏了高新技术企业的成长.研发投入的税前抵扣与研发补助等多项政策叠加最高可使企业研发经费的30%由财政补助,这推动了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步伐.2012 - 2016年间,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从6699家增加到了19857万家,年均增长了31. 2%,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位居全国首位.第三,推动新产业和高收益行业在产业结构中占比上升及工业整体效益提高.2012 - 2016年间,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从23%上升到27%,2016年,珠三角地区为32%左右,广州是46%,深圳是67%以上;广东省2012年制造业高收益行业①产值占比为25. 48%,低于全国31. 05%的占比,而2016年广东省制造业高收益行业产值占比上升到30. 74%,超过了全国30. 12%的占比.2012年广东省制造业的平均利润率为5.45%,低于全国制造业6. 03%的平均利润率;2016年广东省制造业的平均利润率为6.23%,和全国制造业6. 24%的平均利润率相持平.2012至2016年,广东省制造业税收增速为7.1%,高技术制造业税收增速10. 9%,2016年高技术制造业税收占制造业税收额比重为23. 5%,不仅明显高于全国4. 7%、8.2%、11. 1%的水平,而且明显高于江苏、浙江、山东等经济大省.这说明广东省的创新型经济获得了明显发展,研发性激励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效.

广东省扶持创新政策的转变在于两个方面.第一是扩大了扶持的对象范围,从扶持产业转变为激励企业,扶持的企业不再只限于特定的产业,只要是有创新行为的企业,就给予补助.在选择性扶持中,补助范围局限于LED业、高端新型电子信息与新能源汽车等三个领域,而在创新性激励中,从高新技术领域扩展到其他产业.2015年在研发补助中,高新技术企业占比为77%,其他企业占比为23%,2016年,其他企业占比进一步扩大为37%,而高新技术企业下降为63%.第二是降低了项目的管理成本.相财于过去的科技项目评审来说,这种以配套方式给予的补助减少了政府部门通常在科技计划项目立项前的技术、财务与市场前景等方面的专业评审,只要企业材料真实与符合要求,就可以获得相应比例的补助,也不需要验收评审,极大降低了项目的管理成本,同时,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也较小.

广东省这种扶持创新政策的转变提出了两个方面的理论思考.第一,政策对创新进行扶持的必要性.创新具有知识外溢性、投资风险性等特征,这需要给予补助.否则,仅靠市场激励会导致创新投入不足.随着专利保护制度完善、公共知识厚度深化与风投基金成熟,这方面投入可能会减少,但是,不可能消失.只有分担一部分创新成本,才能激励更多的企业创新,才会带来更有质量的增长.第二,对企业普遍进行创新扶持优于对特定产业进行创新扶持.新创企业是新产业的源头,新产业是新创企业配置资源的结果.在能够准确地判断新产业方向与趋势的条件下,若强调政策的引导性与产业发展重点,则可以采取对特定产业的选择性扶持政策.如果不能对新产业方向与趋势作出准确判断,那么,与其补助产业,不如补助作为新产业源头的新创企业.

向晓梅研究员在题为《新生态、新产业、新发展——以广州天河区创新发展为例》的报眚中,从广州市天河区创新发展的实践出发,结合区域创新体系理论,基于地方政府在推动创新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总结出中国创新发展的“四位一体”模式,即“创新要素一创新经济一创新空间一创新生态”四种因素相互耦合作用,共同推动地区的创新发展,从实例出发,对新产业生成与发展的要素条件、空间形态与制度环境及地方政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进行了总结和探讨.

区域创新理论最早是由英国学者库克于1992年在《区域创新系统:在全球化世界中的治理作用》一书中提出的,他认为区域创新系统是由在地理上相互分工与关联的生产企业、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等构成的体系,这种体系支持并产生创新.区域创新系统理论包含了创新活力和支撑网络两个方面内容.我国学者从20世纪90年始引入区域创新体系的概念,大量研究成果认为区域创新系统是由某一地区内的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中介服务机构和地方政府构成的创新体系.与西方传统的创新理论强调企业作为创新主体不同的是,中国自上而下推行的创新发展取得了重要进展,其中政府在引导市场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促进创新要素集聚、创新空间打造和政府服务方面,政府的作用不可替代.这些研究主要关注主体要素(包括区域内的企业、大学、科研机构、中介服务机构和地方政府)、功能要素(包括区域内的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服务创新)、环境要素(包括体制、机制、政府或法制调控、基础设施建设和保障条件等)三个部分内容,对创新空间的关注不足.其次,对中国区域创新体系而言,理论上不仅仅要关注“大学一产业、大学一政府、产业一政府”等两者互动的双边关系,更重要的是应从多个维度关注多个要素耦合作用所催生的创新效果.

向晓梅研究员认为,基于政府在推动创新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的创新发展总体遵循“四位一体”模式,即“创新要素一创新经济一创新空间一创新生态”相互耦合作用,共同推动地区的创新发展.创新要素指地区的创新资源要素禀赋,是一个地区创新发展的基本条件.创新经济即地区利用本地的要素禀赋,在外部需求诱导下所进行的经济生产活动.创新空间即创新要素和创新经济的地理空间支撑体系.是一个地区创新活动的载体.创新生态即地区的创新发展软环境,包括创新活动的激励机制、政府服务、软硬件配套设施等.无论是北京中关村地区、上海浦东还是大部分中国地方城市的创新活动集聚地区,均是这四个维度相互作用、共同推动地区繁荣的结果.

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天河区已经成为广州经济的“第一马车”.2016年,天河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801亿元,增长9%,总量连续十年全市第一,以占全市不到2%的土地实现了全市1/5的GDP总量,每平方公里GDP产出高达27.7亿元,远高于北京海淀、深圳南山,居全国三大科技强区首位,经济、科技等多项指标稳居全市第一,率先实现了发展动能的迭代更替和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形成创新驱动下由科技创新和现代服务业带动的“天河创新发展”.“天河创新发展”的形成源于以下四大方面的基础支撑.第一,高科技企业井喷式发展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生力军.培育了网易、广州无线电、佳都、UC、广州中软、银联支付、酷狗等一大批优秀的科技创新企业.第二,众创空间及孵化器等不断增长.全区众创空间累计达到53家,占全市43%,其中国家级14家、省级8家、市级30家,分别占全市的31%、67%、45%,坞位居全市第一位.第三,创新型产业替代传统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和新引擎.传统的以工业、商业、房地产业为代表的旧动能增速放缓,优势减弱;以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新动能逐步增强,对GDP的贡献率大幅提升.第四,总部型高端服务经济成为能级强大的创新辐射源.在珠江新城、广州国际金融城、天河智慧城三大平台的支撑作用下,天河区科技、人才、资金、信息等总部经济要素快速集聚,截至2017年3月,天河区实有注册在地的总部企业107家,约占市总部企业总数的29%,总量连续6年位居全市第一;截至2016年,拥有包括多个世界知名银行在内的广州70%的金融机构总部,汇聚了以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为龙头的全市1/3的会计师事务所、以世界五大地产行为龙头的全市1/5的地产中介公司以及全市1/3的律师事务所,是华南地区商务服务辐射能级最强的区域.

广州天河区的区域创新发展过程就是“四位一体”的创新实践.一、在创新要素集聚方面,天河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高度集聚带来了创新人才和资本的集聚.二、在创新经济发展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广州经济快速发展,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日益增多,城市功能不断提升,高端电子信息、商务和商贸等业态不断发展,形成了创新的经济形态.三、在创新空间支撑方面,经济的扩张带来了城市规模的扩张,天河区的空间开发过程就是在广州空间不断东扩过程中形成的,在原有创新要素禀赋和经济形态的结合下,孵化、总部、众创空间等空间形式不断出现,并重塑了创新空间体系.四、在创新生态优化方面,在区域竞争和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下,地方政府不断优化服务、理顺机制,构建起有利于创新发展的生态链条.这包括:第一,完善创新激励政策体系,促进创新发展.天河区已形成1 +1 +8的产业及人才扶持系列政策体系,出台了《天河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成立了“广州天河基金”,对于企业、人才,从研发、专利、成果转化的前期阶段,到种子、孵化、加速的培育阶段,到初创、成长、小巨人的发展阶段,再到“独角兽”、区域总部、行业龙头的整合阶段,实现产业政策链条全覆盖,形成了“便利、灵活”的创投机制.第二,推动政府服务模式创新,助力创新发展,在全币率先开展商事登记制度改革试点,建设透明、高效的政务环境.完善政务中心商事服务制度,落实外商投资企业注册登记管理权政策,探索卡位注册、集群注册等商事登记改革举措,提升了区域投资贸易便利化、规范化水平.完善配套服务,促进创新要素集聚,打造了有活力的营商环境.第三,强化社会治理,护航创新发展.天河区在全市率先实现市网格化服务管理全覆盖,基层治理水平通过管理创新得到明显提升,连续两年在全市创建平安暨综治工作考核中排名第一.实施“天河村官上大学”工程,与区内高校合班,全面提升村官素质.启动干净整洁平安有序工作标准全覆盖培训,营造法制化、生态化、共享型的创新环境.

总之,天河区的创新发展过程正是得益于“创新要素集聚一创新经济发展一创新空间支撑一创新生态优化”的良性循环累积,四者共同推动了天河区的创新发展.

二、“调结构促平衡”的政策、实践与理论

刘小玄教授在题为《调结构促平衡:理论、实践和政策》的报告中,对我国结构失衡的表现、成因与对策进行了分析.

我国当前的产业结构失衡一方面表现为供不应求,另一方面表现为供过于求.

供不应求最明显的领域是房地产,由于土地垄断,房地产的供给不足,导致房地产飙升,怍为垄断者的政府则可以从中受益.凡垄断资源的产业,都会出现这种供给不足的现象.供给不足的直接后果就是高于均衡,另一后果就是,高带来的暴利刺激了泡沫的大量出现,导致了虚拟的泡沫经济,不仅严重脱离实体经济,还直接从实体经济中吸走了大量资本,导致实体经济的进一步萎缩.如何解决供不应求的问题呢?如果市场能够正常调节,那么只是短期波动,市场会趋于均衡.或者也可以采取短期配给方式来应对,等待供需缺口降低后再交给市场.如果政府保持垄断资源,总是保持较大缺口,那么这种高及其带来的泡沫就很难消除.这种情形也适用于类似的行政垄断带来的经济泡沫或产业失衡.只要存在行政垄断,相伴随的必然是供求缺口,因为垄断者可以从这种缺口中获取更多的利益,不管是政府,还是掌握垄断审批权的官员个人,都能从中获益.

供大于求的部门,往往不易垄断,但是也不是正常的市场竞争,而是政府有保护的竞争.

这类行业存在较高的退出壁垒,多半是政府控股或有政府背景的企业占主导地位,他们在商品市场竞争中具有某种特殊地位,即使效益不太好,也可以不受市场竞争的约束.在政府保护下,他们能够获得廉价土地和贷款,以及其他优惠待遇,因而在竞争中免于处于不利地位,能够持续生存下去.为什么企业会有过度供给或产能过剩的行为呢?在不完全市场状态下,供给并非完全由市场需求决定.厂商有怎样的行为动机,就会产生怎样的行为结果.当政府以GDP最大化为主要追求目标时,往往导致其控制下的企业也会以此为目标,去追求产值最大化,规模最大化,投资最大化,贷款最大化,等等,当这些目标不受或较少受市场约束时,同时又与政府目标和企业高管自身利益目标相一致的时候,就会更加得到强化,因而不是以效益(利润)最大化来决定企业的生存发展,而可能脱离市场需求,出现产毹过剩等供需严重失衡的状态.

两种结构失衡,由两种原因所致,行政垄断导致供小于求的缺口,追求最大化产值及规模的行为导致供大于求的过剩.但其实质都是政府之手的作用、政府设置市场壁垒的结果,前者是设置进入壁垒,后者是设置退出壁垒.它们有不同的市场结构和路径依赖,前者通过对市场的垄断来保护市场免于进入者的竞争,后者则通过各种补贴优惠来保护企业免于被市场淘汰;前者表现为供给不足和高高利润以及高泡沫,后者表现为供给过度和产能过剩以及僵尸企业.

针对调整结构失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质上就是要对决定市场供给的政府和企业进行改革,使它们适应市场,由市场来决定行为目标.真正让市场需求发挥决定作用,确立以市场导向为目标的合理企业行为,是形成合理均衡的产业结构的根本基础.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是:第一,消除市场壁垒,实现公平竞争.哪里有壁垒,那里就有垄断,哪里就有寻租,哪里就有腐败,消除市场壁垒具有现实的迫切性.由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强势,垄断处处存在,不仅有全行业的垄断,而且有大量的局部市场垄断.垄断导致设租寻租,导致经济体循环系统中的局部梗阻,破坏了市场的公平规则,阻碍了大量的创新源泉出现.要素市场(土地.劳动,资本和金融)的充分可流动性和市场化配置,才能实现要素资源的合理配置.第二,要对企业进行分类改革并实施相对应的市场化政策.对于公益性部门,应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进行合理规制,按照成本进行定价,鼓励适度竞争.对一般竞争产业,应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政府不干预不补贴,所有企业在市场中公平充分竞争.对战略性产业,应以长期效益最大化、溢出效应或正外部效应最大化为目标,制定产业政策择优适度扶持.市场经济以一般竞争产业为主,战略产业的范围应当随着经济成熟而不断缩小.第三,对战略性产业进行清晰界定.战略性产业的概念在理论上不清晰,实际政策中存在混乱.如何确定这种既处于商业类范畴,但又区别于充分竞争的产业的性质?它们的主要市场定位和目标是什么?它们具有怎样的经营特征?战略性产业所面对的市场不是完全垄断,也不属完全竞争,而处于两者之间的交叉区间.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把赶超型的发展战略作为体现了国家利益的基本目标,而不同发展阶段的战略定位是有所不同的,战略性产业也应有所不同.改革开放的早期,用举国之财力,引入国外的先进设备和技术,解决中国急需的发展缺口.例如宝钢、武钢,都是当时很有名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大项目.此外,在全国各地各省都采取了这样的战略,大规模地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和技术,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做出了贡献,与此同时,也满足了很大的民生需求的缺口.在国内外技术差异很大的条件下,这样的发展战略可以通过购买引进模仿等方式奏效,能产生相对应的或放大的社会溢出效应,但是到了一定程度,当国内外技术差异越来越小的情形下,这种引进式发展战略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小.战略性产业基本上以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前沿技术作为目标,它应该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溢出效应或正外部性很大,对其可能产生的溢出性效益需要尽可能准确评估,才能确定合理的投入产出预算边界;第二,长期性,必要时可能会牺牲短期利益,但预期一定会带来长期的更多利益;第三,全局性,战略性产业不同子一般的产业,也需要有赢利目标,但是可以从该项目带来整个国家的更多的效益目标.产业政策扶持的战略性产业适合于可行性和预期较好,确定性较大的产业.对于风险很大、不确定性很大的行业或项目,除了特别必要的,应更多诉诸市场风险投资来做,避免国家资金投入难以收回.有效的促进创新的路径是“垄断竞争”,这种不完全竞争的方式应成为战略性产业的市场定位.在特定阶段,依靠一定的国家支持和必要的市场竞争压力,两者相结合.要从传统的战略性产业转换为现代的创新发展战略,从更多依靠要素投入转换为更多地依靠人力资本的创新发展战略,激发人的潜力,让创新者能有充分的自由发展空间.应放开市场,鼓励公平竞争,政府应集中有限财力,在大量涌现的普遍创新基础上,选择最优战略性投资对象,有助于实现全面创新的发展战略目标.

杨蕙馨教授在题为《供给侧结构改革与产业发展》的报告中,以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切入,分析了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新变化,从通过供给侧改革以使生产结构适应需求结构变化的角度,讨论了如何通过创新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中国经济已经维持了30多年的高增长,就近年而言,2013年至2016年,我国GDP年均增长7. 2%,高于同期地界2.5%和发展中经济体4%的平均增长水平.同时,综合实力显著增强.2016年,我国GDP达到74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为2012年的1.32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接近16万亿元,为2012年的1. 36倍.2016年,我国GDP折合11.2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5%左右,比2012年提高超过3个百分点,稳居世界第二位.2013年到2016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30%以上,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贡献率的总和,居世界第一位.中国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稳定之锚.那么,中国的高增长还能维持吗?靠什么维持?

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是,总供给与总需求相匹配,产业发展要与居民收入水平、需求结构吻合.从需求侧来看,近年来中国人在海外的抢购应引起我们的思考,改革开放40年,需求侧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的需求层次不断提高,应通过供给结构的转变以适应人们需求结构的变化.

过去30多年来经济的增长主要来自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体制改革导致的资源流动,使企业家资源得以开发、人口从农业向非农产业流动,通过开放利用国外市场和资本以推动经济发展,国内市场不断发育,地区分工逐渐形成.新常态在表面上看是GDP增速告别两位数,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背后的原因是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发生了变化(新旧动能交替).

从经济增长的动力来看,中国经济发生了4个方面的变化.第一,中国经济以往是以工业为基础、以出口为导向的,随着世界经济陷入低速增长,出口高速增长难以为继.沿海发达地区出口企业所遭遇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其深层次原因还是市场需求不足.第二,以往的城乡二元结构意味着农村劳动力供应充足,低廉,城市里较高的生产率能提供相比农村更高的劳动收入.这一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2012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农村25岁以下劳动力已经有70%不在农村了,以往供应充足的农村劳动力条件不再具备,这种现象的结果是工资增速提升,并且这种提升是全国性的.201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西部地区的工资增长速度相比中东部更高,这使中国低成本制造业受到挑战.第二,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出现.老龄化社会意味若储蓄率下降,储蓄率的下降意味着投资来源的下降,表明以往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难以持续.第四,节能减排已经是大势所趋,资源环境条件日渐紧张.在以往的经济增长中,资源是廉价的,环境甚至是不要钱的.现阶段,土地资源、水资源、能源已经非常紧张,60%的石油需要进口.与此同时,雾霾的大面积发生也使人们意识到环保的重要性.

随着经济增长因素的变化,经济的结构开始转变(供给侧改革)、潜在增长率出现下降,构成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对中国经济发展来说,更值得关心的问题是经济增速阶之后能否在一个新的平台上稳住.稳住脚了,才有可持续的增长.在未来的经济增长与产业发展中,配置效率的潜力越来越小,“后发优势”也越来越弱,中国未来增长的主要源泉一定是在生产效率的改善与提高(新动能).这就需要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供给侧改革就是要从供给、生产端人手,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一方面清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另一方面发展方向锁定新兴领城、创新领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新旧动能转换.

就创新的涵意而言,熊彼特认为创新是把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引入生产体系,包括五种情况:引入一种新产品、引入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原材料或半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引入新的组织形式.熊彼特的创新概念包含的范围很广,涉及到技术性变化的技术创新及非技术性变化的组织创新.因此,不能片面地把创新驱动等同于技术创新,创新驱动在本质上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仅包括技术创新,还包括组织创新(包含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制度创新等多方面内容.以管理创新为例,指企业把新的管理要素或要素组合引入企业管理系统以更有效地实现组织目标的活动,对旧的管理制度的调整和变革,是以提升企业竞争力为根本目标,解决当前在市场竞争中所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动态“创造性破坏”过程,这本身就包括在创新驱动的内涵之中.

在通过供给侧改革,鼓励创新的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不能“抓大放小”,而要大小兼顾.不可否认,中国需要像微软的视窗系统、苹果的iOS系统、谷歌的安卓系统等“高大上”的技术创新,这肯定是需要全国上下齐心协力、经过一段时间共同努力才能达成的.显然,更要脚踏实地,不等不靠,首先从小处或容易处做起.第二,各类产业均不可忽视、不可偏废,比如沃尔玛、家乐福、大润发和乐购等外资商业流通企业,本是属于传统行业,但是以超市、大卖场和连锁等新的业态做到了生产经营管理的创新.沃尔玛不仅仅是业态、商业模式的创新,还有卫星通信技术、条码技术的推广应用,全球采购、零库存管理,使得天天低价与企业获得较高的赢利并存,正因如此,2014 - 2016年作为传统零售行业龙头的沃尔玛重新回到了世界500强榜首.又比如肯德基、麦当劳等外资餐饮企业,把标准化和质量控制引入食品生产经营的全过程中,以连锁经营方式把肯德基、麦当劳开遍了全世界.第三,不能片面地把创新驱动等同于技术创新.当下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需要结构优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及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为此,呼吁全社会重视产业创新、制度创新、产品创新、组织创薪、管理创新等,并不意味着不要“高大上”的技术创新,而是真正地把创新驱动落在实处,促使大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大处着眼,小处人手,既抓大,抓高又不放小.企业的一切创新要以能够抓住消费者、占领市场为目的,应牢牢吸取光伏产业主要以国际市场为主、一哄而上低水平重复建设,短时间内很风光,一有风吹草动就陷入十分尴尬境地的教训.

产业与企业转型升级的路径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以硅谷为鉴借,培育有利于创新的产业生态系统;二是发现(创新)新的商业模式;三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整合全球资源实现创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取决于中国企业的创新活力.创新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政策指引和企业实践.在经济全球化的前提下,整合全球资源求发展是事半功倍的途径.

林木西教授在题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报告中,围绕过去五年产业结构调整取得的主要进展、当前产业结构调整存在的突出问题、深化供给侧改革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着力点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过去五年产业结构调整取得的重要进展,主要表现在:第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第二,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第三,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当前产业结构调整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为:第~,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第二,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第三,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

深化供给侧改革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有三个依次递进的侧重点.第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有以下几个基本要求:一是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二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三是着力构建市场经济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第二,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发展实体经济,着力发展实体经济必须坚持创新驱动.第三,要把实体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制造业上.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优化升级传统产业、促进全产业链整体提升.最后,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系上,应把产业结构调整的着力点放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上.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是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应加快制造业的转型发展,主动适应服务业全球化的大趋势.

赵细康研究员在题为《绿色化经济体系与低碳转型路径——基于广东的观察》的报告中,立足于广东绿色化经济体系建设,讨论了在工业适度重型化的背景下经济低碳转型的发展路径.

工业适度重型化是后发国家和地区工业发展进程难以逾越的发展阶段,重型化的资本深化和规模经济效应,不仅会导致技术选择偏向资本及能源技术密集和劳动替代的发展路径,而且其能源密集的生产方式也会带来能源紧张和环境恶化等系列后果,从而,在技术水平与能源结构变动不大时,工业重型化与工业高碳化往往相伴而行.从2000年左右,广东省重工业占全部工业的比重超过50%,进入了重化工韭阶段.2002 - 2012年10年间,广东工业占全省GDP平均水平约45%,工业能耗和碳排放分别占了全省总量约80%,其中大部分来又自于重工业(广东规模以上重工业碳排放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高达87%).总体而言,重工业占全省GDP约25%,但却占了全省超过50%的能耗和碳排放.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进入重化工业发展阶段后,重化工业比重会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在一个较高的区间范围内.英国和美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其工业化基本完成后的30- 40年后,第二产业的比重仍维持在33 -38%的高位区间,其中,重化工业增加值占GDP和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高达20%和70%.德、日的重化工业高位区间维持了40年左右.韩国的重化工业在高位至今维持了约35年,尚无明显的回落迹象.即使一个国家已步入以服务业快速发展为特征的后工业化阶段,重化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虽然在缓慢下降,但重化工业的绝对规模仍然继续扩大,其占工业的比重仍持续上升.1977 -1998年,美国和日本的重工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3倍和1.5倍,重工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从75. 6%和68. 4%上升到80. 4%和70. 4%,工业亘型化程度仍在不断提高.综合典型工业化国家的经验,一个国家的重化工业在高位区间至少将经历40 -50年的时间.

广东“十二五”立项以及“十三五”才投产、达产的项目,预计到“十三五”期末,上述重大项目将使广东能耗在“十一五”基础上增长约45%.预计广东重化工业的峰值将在2025年左右出现,最早到2040年左右才可能走出高位区间.

为了分析广东省碳排放的驱动因素,赵细康研究员从能源效率(单位增加值能耗)、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和产业规模四个方面分析了广东工业碳排放历史增长( 2000 - 2012)的内在机理.分析表明:无论是轻工业还是重工业,能源效率的提高和能源结构的改善使得碳排放得以下降,其中能源效率的影响远大于能源结构的影响;产业结构的变化对碳排放的变化有很小的正向影响,单纯产业结构的变化并没有带来碳排放的下降;轻工业和重工业产业规模的扩大是碳排放增长最重要的促进因素,其中,重工业的产业规模扩大的影响远大于轻工业.

基于以上对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的判断及碳排放驱动因素的分析,可以对广东省经济低碳转型的路径作出以下判断和前瞻:第一,现实的“规模增碳(产业规模的扩大使碳扩放增加)、效率降碳(经源效率的提高使碳排放降低)、结构迟滞(产业结构的调整对碳排放几乎没有影响、能源结构的调整会带来一定的下降)”的碳减排格局短期内难以根本扭转.第二,未来一段时期,能源效率提升仍然将是广东工业碳减排的主要路径.第三,随着技术进步效应的边际递减,未来碳减排的主要动力应逐步转换到产业结构(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和能源结构调整上来.

三、产业经济学研究的发展方向

张晓波教授在题为《对产业政策研究的反思》的报告中,分析了产业政策研究的重要性及国内产业政策研究的现状,结合自己的两个研究案例,对产业政策的研究提出了具体建议.

产业政策研究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相比欧美两百年的工业化历程,中国在短短40年时间就完成了工业化.但我们对中国工业化的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理论研究需要回答中国到底做对了什么?中国故事有没有普遍性?第二,随着要一带一路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想学习中国的工业化经验,讲好中国故事具有重要意义.第兰,面向未来,跨人中等收入国家后,产业升级面临巨大的调整,还需不需要新的产业政策?怎么才能做得更好?

从产业政策研究的现状来看,比如最近关于产业政策有效性的争论,争论的每一方都可以举出产业政策有效或者无效的实例,市场派只看到政府做错的事;政府派则盯着市场失灵不放,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只会固化已有的立场.但关于产业政策的现实是,产业政策普遍存在,不只中国有,西方发达国家同样有,有干得好的,也有干得坏的.因此,对于产业政策,与其争论要不要做,不如认真总结其中的规律,从而更好地指导未来的产业发展.关于产业政策研究的几点建议是:一、从研究产业政策是否有效转向研究如何才能有效;二、更多地关注地方主导的产业政策;三、对产业政策出台的时机进行研究;四、建立案例库和企业大数据平台.张晓波教授结合自己的研究体会对这些观点一一进行了说明.

从我国开发区的建设的实践来看,产业政策是有效的.在开发区建设中成熟且有效的措施及发展过程是:政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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