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符元年类自考开题报告范文 和宋大中祥符元年《源神碑》碑末所见西河任姓家族考类自考开题报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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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大中祥符元年《源神碑》碑末所见西河任姓家族考

李娜娜

摘 要: 《源神碑》立于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碑文主要记述了宋初介休洪山泉水利开发和农商相关产业状况等.碑刻正文研究论述颇多,本文抛开正文,另辟蹊径专门对碑末的“任姓”家族诸人的职衔进行研究探讨,以其反映当时地方大姓与当地寺院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达到补史证史的目的.

关键词: 洪山村 任姓 职衔

《源神碑》立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戊申,是当地僧众为了纪念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丁酉重修安置源神塑像的神堂而立.碑刻全文收录于清光绪时,湖北天门胡聘之所辑《山右石刻丛编》.碑文共25列,每列61字至63字不等.1~20列为碑正文,21~25列为人名和衔名[1].由于立碑时间与修建时间相比,已逾十余年.碑末所列人名,不应当仅仅是立碑人,更有可能是修庙人和立碑人同列,以志纪念.以往的研究者,聚焦碑文正文,据此探讨宋初介休洪山泉水利开发、农商相关产业、公共产权等.但对于碑末人名及衔名,则鲜有问津者.

笔者统计碑末人数,除去未计算在列,刊刻碑文的马氏兄弟子侄4人之外,尚有64人.笔者按照自然顺序进行了编号,见下表.64人中,除一人阙名,无法判定僧俗之外.据名称可判定为僧人者17名,有姓名士庶人众46人,其中任姓共有9人,占士庶人众的五分之一弱,分布在碑刻的21、22、25列.就姓氏人数来说,任姓多于其他各单姓人数.

根据第22列“都维那”的专名,可知介休洪山《源神庙》立碑活动的组织者是任密.他的衔名是“前守大通监主簿”,表明他曾经在唐宋并州重要的官营冶铁机构——交城大通监——中担任主簿.“主簿”一职,在上表的任姓9人中,职衔为最高;在有衔名的46人中,仅为中等.任密作为赋闲在家的退休官员,被六十多人推举为“都维那”,职衔高低恐怕不是最主要的原因.笔者推断,任姓家族在洪山寺当地的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原因.田野调查中,笔者获悉了有关洪山村早期开发过程中姓氏家族的传说.洪山源神庙任姓看庙人告诉笔者:“他听老人们讲,任姓自洪山村出现,便居住在洪山村中.当初落户洪山村的一共有十八户人家,其中任姓有三户”.洪山村聚落形成中的早期人户,任姓比例为六分之一;如果说传说中的比例,只是户数多寡情况的反映的话;至碑刻所立的年代,职衔不同的任姓,占碑刻所列士庶人众的五分之一弱,则从宽幅上体现了任姓家族在洪山寺辖村诸人户中的重要性.碑刻和传说,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任姓家族在洪山村聚落形成和地方事务的影响力.任密作为“任姓”家族的代表,当仁不让地成为此次活动的组织者——“都维那”.

第21列编号5的任能和第22列编号12的任韬,职衔分别是“油务”和“磁窑务”,是管理当地榨油业和磁窑税收的官吏.油税和磁窑税,可归入“商税”的范畴.《宋会要辑稿》设《商税杂录》一门,收录全国各地商税额,介休县商税额亦有记载.值得注意的是,介休商税额有两个独立的记载.《宋会要辑稿·商税杂录》记载,宋代介休每年的商税额是“介休县二千七百一十四贯五百八十一文”.洪山寺虽然地理上在介休县境,行政上隶属介休,但在《商税杂录》中征税额却是单列的,“洪山寺七百三十二贯六百二十七文”[2].洪山寺税额,为介休县的四分之一,油税和磁窑税是目前所知洪山寺征收的税种之一.《宋会要辑稿》中介休县和洪山寺,各自登录税额的情形,亦可以在碑末衔名中得到验证.为了区分洪山寺和介休县的税务官员,碑刻在介休县税务官的前面特意加“介休县”.第23列编号23的侯裕,他的衔名是“通引官充介休县酒务”;以及第24列编号34的耷雅,他的衔名是“客司充介休县商税务”.任能和任韬,两个衔名中未出现“介休县”,可视作是洪山寺征税机关的办事人员,负责洪山寺辖境内“油税”和“磁窑税”.作为寺庙的洪山寺,负责商税征收,可以推知征税机关设在寺庙之中.碑刻中任氏家族的衔名,印证了文献记载的信度,进而为探讨和研究宋初地方征税机关与佛教寺院的关系,以及地方大姓家族与佛寺、地方经济业态关系等研究题目,提供了可征信的材料.

第21列编号6的任王和编号第7的任光舜,衔名分别是“学究”和“故西头供奉官岚州兵马都监弟三传业”.“学究”一名,典志体书中备载,属于宋朝“贡科取士十科之一的明经科.明经科有五经、三经、二经、学究一经之别.应学究一经考试的叫做学究”[3].此处的任王挂衔“学究”,可视作是获得一定功名但未入仕的生员.同样为“生员”的还有第21列编号为7的任光舜,他的衔名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西头供奉官”,该衔为宋朝的武阶官“初系三班小使臣.真宗咸平元年,定为同八品”;第二部分是“岚州兵马都监”,稽考“兵马都监”一职,“宋朝诸路、府、州、军、监及县、镇、城、寨、关、堡或置,掌屯戍、边防、训练之事”;前述两个武职衔名,并非任光舜本人,乃是未具名讳的兄长,此点可以从“弟”可见一斑.稽考史籍,“三传”的传习及科考并没有第一、第二、第三之分.此处“弟”更多表示的是亲属关系,非次序“第”的讹写.由是可知,任光舜的族兄任某,曾担任“西头供奉官岚州兵马都监”之职.任光舜作为生员,他所传习及科考的经文是“三传”[4].

第21列编号4的任颜和第25列编号62的任钊,他们的衔名是“马大卿庄官”和“勾当庄官”.“庄官”衔名,典志体政书中无专项列目,可视作是地方人士自我管理过程中形成的地方性职衔名称.至于“庄”,当为宋代民屯所立的田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对于民屯庄田的人数,以及的扶持规定详细,“依民间例,召庄客承佃,每五顷为一庄,客户五家相保共佃,一人为佃头,每庄官给牛五具,种子、农器副之.每家别给菜田十亩.又贷本钱七十千,分二年偿,勿取息.若收成日,愿以斛斗折还者听.”根据前述,“马大卿庄官”的衔名中“马大卿”,其人当比定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的“佃头”,即民间屯田的召集者.据前述材料,笔者推断“庄官”衔名,更有可能是协助“佃头”进行屯田事物管理的散官.前述推断,可从“勾当庄官”衔名得到验证.“勾当”,意指勾检充当其职,“宋时三司等部门皆置,主管某一方面的事务”.至于屯田所在的位置,从纳税归属地来看,当在洪山寺征税机关管辖的范围之内.担任“庄官”的任姓人户,在洪山寺辖境内协助进行了屯田开发,并自挂衔名,显示自己的身份.

第25列编号55的任显和第25列编号61的任斌,衔名分别是“前行”和“司理节级”.“前行”,据宫崎市定先生研究宋代役法,并列举州院系统的胥吏分等,可知属于第二级胥吏,“州院系统的事务系专门化,称为吏人,以孔目官为首,而分为数个阶层:第一级为职级,第二级为前行,第为后行;第四级为见习吏人”;至于“司理节级”的衔名,由两部分组成.“司理”,全称为“司理院”,是州一级的司法机构.《宋会要辑稿·职官》“端拱元年十二月诏诸州州司理院并属县狱簿并用州印”;“节级”,属于狱政管理人员.宋代早期,州监狱从居户中征募任期两年的“节级”.由是可知,任斌是汾州司理院下属的“节级”,为监狱内部的胥吏.

《源神碑》碑末的“任姓”诸人职衔,不仅有文武官员,传经生员,还有下级胥吏,更有未入流的“庄官”;有任职邻州府县,有本州本县为官者;身份多样,职衔宽幅,多维对接民生,提供了了解宋初介休地方社会运行实态的史料.

《源神碑》碑末记载任姓家族,史料无专门记载,但所在介休,行政上隶属汾州西河郡.稽考唐宋典籍,西河郡任姓的记载并不鲜见.唐人林宝编撰《元和姓纂》,专门列目介绍西河郡任姓的起源及名贤、良宦,可资参证:“西河(任姓),任敖之后,徙西河.晋东平太守任诞,裔孙干,唐司农丞,生元植、昭理.元植,殿中御史;曽孙肃、侗.侗,京兆少尹.昭理,汴州刺史.干从父弟惠,孙正名,唐右司郎中,又居成都.”[5]汉唐之际西河任姓的谱系,由林宝记载可见一斑;家族中的精英俊秀,曾出仕,并担任要职,还有迁居他乡者.林氏的记载偏重任姓外出为官,对于西河郡当地的任姓人物,未有述及.

宋初,“任姓”赫然成为汾州西河郡的大族之一.乐史在编撰《太平寰宇记·汾州·姓氏》时,将其列为西河郡四大家族之首,“西河郡出四姓,任、临、栾、相里”[6].由于《太平寰宇记》全国性志书的特点,以及所收数据的宏大性,并没有提供西河郡四大家族成为地方望族的缘由,以及家族在地方上如何发挥影响,体现家族职能等实证方面的信息.唐宋两类不同的材料中,大概受篇幅所限,更可能是编排侧重点的偏差,缺乏对“西河任姓”在汾州西河郡的分布及实态的介绍.

《源神碑》碑末所列“任姓”家族诸人的衔名,是宋初介休地方保留的珍贵史料;一方面印证了文献记载的信度,另一方面补充了文献记载不足.据碑末人名及衔名,可以为探讨宋初地方征税机关与佛教寺院的关系,以及地方大姓家族与佛寺、地方经济业态关系等研究题目,提供高信度的材料;“庄官”的衔名,补充了史载之阙,提供了鲜活的地方运行中出现的职官名称;地方上胥吏阶层的详细介绍,为研究宋代州县胥吏的组成、承袭提供了可信的材料.

[1] 《源神碑》,大中祥符戊寅立,碑存山西省介休市洪山镇洪山寺廊.《山右石刻丛编》录有全文.

[2]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卷9787《商税杂录》,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3] [宋]王应麟《小学绀珠》,卷9《制度类·八科(宋),明津逮秘书本,第5页.

[4] [宋]王溥《唐会要》,卷76《三传三史附》记载“三传”始于唐长庆年间,“唐长庆年间……伏请置三传科以劝学者”,自后宋代沿袭不改,武英殿本,第12页.

[5] [唐]林宝《元和姓纂》,卷5《下平声·任》,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88~489页.

[6]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河东道二》,卷41《汾州·岚州》,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作者系山西旅游职业学院旅游文化与艺术系讲师,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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