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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丢失的精神家园文化类电视节目火热的背后

【内容摘 要】作为电视节目“小众型”的文化类节目近期日益火爆,取得了不俗的社会反响和高收视率.其背后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本文意在分析文化类节目直指人心的社会因素和媒体因素,试图找出中国电视受众审美旨趣和审美意向的爆点,来探寻电视文化的发展理念.

【关键词】电视;文化节目;娱乐化;精神家园;审美;文化诉求

在历经了电视节目娱乐化的风暴潮之后,中国电视和电视人似乎幡然醒悟,回归到主流意识层面和传统文化的核心区域,感觉到资本的力量并非无往不利,同时也庆幸没有堕入西方学者詹姆逊所认为的那样:“资本运作的法则渗透到了包括文化在内的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鸿沟不再存在,人们对主体和主体性的崇拜已经让位于对‘主体之死’的承认.”⑴传统文化被大众文化所征用的现状到了该矫正的时候了.就此,一大批渗透着中华传统优良文化的被主体化和主题化的电视节目闪亮登场、璀璨夺目,吸引着广大受众的眼球,成为电视文化的新时尚和新风尚.这种反刍现象可否被称之为“后娱乐化”时代的到来?从泛娱乐化时代到后娱乐化时代,中国电视及其亿万受众经历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转折和审美回归呢?文化动力又是怎样作用于人心的?抑或多种因素凝成的万法归一使然?不言而喻的是,文化地标昭然若现,栩栩如生.本文拟从政府、媒体、受众与社会等几个方面来探讨当前文化类电视节目大火的原因,试图找到现象背后的媒体规律、消费心理以及社会变迁带来的观赏方式的嬗变,以此孵化出每一个中国人灵魂深处那片圣洁的净土.

一、娱乐泡沫充斥荧屏

进入消费时代的中国电视,在唯市场论、唯收视率论思想的影响甚至支配下,过度娱乐化倾向导致的“三俗”(低俗、庸俗、媚俗)节目屡屡出现在电视荧屏上,甚至成为很多电视台的“座上宾”.此类节目基本以传播低俗品位、窥探个人隐私的内容生产为主要特征,以挑战、颠覆传统的方式,吸引观众尤其是具有购买力的80、90后年轻人,刺激市场、宣扬享乐式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不知不觉中使电视这样的大众媒介放弃了拥有教化功能的社会角色.殊不知,这类低品位的节目是对广大公民智商与审美需求的无视.作为视听兼备、声画并茂的主流媒体,电视的本质就是以反映和再现社会生活为其艺术特征,具有审美、娱乐、消遣功能之特性,同时寓教于乐.所以,正确有效地处理好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既要防止主流意识形态被泛化、被稀释,又要杜绝用文化来代替意识形态这种做法,成为摆在电视人和电视媒体面前的重大课题.中国的国情尤其需要这样.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经济的腾飞促使传媒生态发生变迁,市场化、产业化的概念进入传媒视线,从而引发了媒体业的一场革命.上个世纪十年始,正是这种外力和氛围使得电视节目的发展呈井喷式状貌,节目形态琳琅满目,荧屏热闹非凡;更主要的是,电视媒体的管理上也发生了巨变,市场机制的引进给中国电视产业化的形成平添助力.产业化的一个鲜明具象指征便是,各电视台需要自负盈亏、自创收益,原先的事业单位需要一定的企业化运作和管理,而风行国外的娱乐节目正好是个突破口,它比较贴近观众生活和心理,容易形成固定的收视群,并且市场运营方便,促进自身和传媒产业化进程.2004年2月,曾下发了《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基本正式开启了中国电视产业化路途.

步入消费主义领地后,人们开始注重消费,关注自身利益和前途,不再青睐或迷信社会精英和权威,由此促成了电视由意识形态浓烈的宣传功用转向信息消费占主导地位的产业化.诚如英国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大众传媒一方面是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助推器,另一方面传媒自身也在逐步地“消费化”.广大受众普遍希望通过电视这种传播工具更多关注个体的真实生存状态及自我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谋求一种精神上的解脱与释怀,尽管这多少带有点自欺欺人的幻象.最主要的是,中国社会的日新月异,已使得电视媒体不可遏制地从以往“乌托邦式的宏大叙事”之圣殿走向普罗大众的世俗生态,与此同时,作为文化中心的正统话语框架渐渐被商业文明解构,由此呈现出新的历史节点,媒介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也不断加快.从这一切不难看出,经济的杠杆作用是极为明显的.电视的产业化与大众文化在中国相遇是那样的恰如其分,电视产业化似乎在文化和精神界面一下找到了自身的载体而乐此不疲.大众文化的商品性、通俗性、流行性、娱乐性等结构要素必定会与产业化产生化学反应,无形中为电视产业化搭起了戏台.特别是,大众文化贯穿着一种人文特质和人文精神,蕴含着一种人文求索的价值理性,它既属于电视传媒独有的文化资源,也为电视产业化寻觅到了一种管理提升的突破思路.

或许是历史的规律,大众文化与中国电视产业化进程相互结合中似乎在不经意间放大了大众文化中一个要素——娱乐性,这就导致电视节目娱乐化的现象愈演愈烈,近成燎原之势,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从媒体造星到受众造星.眼花缭乱的娱乐节目层出不穷,似乎全民都在参与电视台纷纷打造的“娱”并快“乐”着的节目,但仔细审视一下就能发现,众多的电视娱乐节目其文化品位与格调普遍不高,以明星为主导、以爆隐私为笑料,节目沦入浅层次的庸俗、低俗、媚俗的娱乐之中,严重缺乏创新.很多节目都是模仿、复制国外的,甚至买断版权引进播放,根本谈不上创意追求和研发.消费语境下的很多电视节目都呈现出新闻过度故事化、娱乐泡沫盛行的态势,节目背后渗透着大量的商业元素,理性的公共空间被挤压,批判和反思甚少,主干文化被边缘化,加之社会监督的缺位,造成电视节目过度娱乐化的发生与发展,它的所谓市场化运作方式正一步步消解着主体意识、审美趣味、批判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较强的精英文化,同时也造成民族传统文化传播的失范.

二、管控调整 力所当为

以上电视节目中的娱乐乱象终于迫使国家断然采取措施,2011年10月24日国家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提出从2012年1月1日起,34个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要提高新闻类节目播出量,同时对部分类型节目播出实施调控,以防止过度娱乐化和低俗倾向,满足广大观众多样化多层次高品位的收视需求.意见重申,电视上星综合频道是以新闻宣传为主的综合频道,要扩大新闻、经济、文化、科教、少儿、纪录片等多种类型节目播出比例.意见提出,从2012年1月1日起,每个电视上星综合频道每日6:00至24:00新闻类节目不得少于2小时;18:00至23:30必须有两档以上自办新闻类节目,每档新闻节目时间不得少于30分钟;各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还要开办一个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道德建设栏目.

意见要求各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建立科学客观公正的节目综合评价体系.意见明确提出三个“不得”,即不得搞节目收视率排名,不得单纯以收视率搞末位淘汰制,不得单纯以收视率排名衡量播出机构和电视节目的优劣.

这就是被媒体所称的“限娱令”.针对民间人们的质疑和观望,新闻发言人就《意见》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强调,将《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称为“限娱令”是不准确的,一直是鼓励办好积极健康娱乐节目的.简单用“限娱”的说法,容易引起人们误解.《意见》主要是针对当前群众反映强烈的部分上星频道电视节目过度娱乐化、格调低俗、形态雷同等倾向而制定的一整套管理措施,包括明确电视上星综合频道定位、增强新闻类节目播出量、改善节目类型结构、建立科学综合评价体系、实施节目播出备案管理制度、强化播出和管理部门职责、加强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等多个方面,是一个全面规范电视上星综合频道播出管理的文件,其目的是为了使电视荧屏更加健康向上、丰富多彩,更好地满足广大观众多样化多层次高品位的收视需求.

“限娱令”的这一“限”,体现了电视媒体主动调整和优化电视文化结构的努力,也促使娱乐节目自身回到精品化、精致化、差异化、多元化的路上,多一些创新,少一些盲目跟风.所谓的“限娱令”作为主管部门政令的最大价值就在于,改变以往电视台制作、选择节目的理念和价值诉求.三个“不得”基本上将电视台推到了一个全新、敞亮的价值坐标上.“绿色娱乐”的观念呼之欲出.

三、媒体内容生产的本质追求

电视媒体作为公共媒体和主流强势媒体,自身专业行为、职业操守规范、价值评判尺度等都对广大民众起到示范作用.其节目制作中过度娱乐化倾向无疑损害了社会的公知力和审美品位,对文化价值观的传播和传统道德的认知都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为此,提高电视行业的自律,加强电视节目制作者的社会责任意识、媒介操守和专业主义精神,提升大众媒介素养和批判分析能力就成为电视业的必然选择.

面对娱乐化的荧屏情势,国家干预、政府调控都旨在电视节目布局的结构性调整,一个国家的电视节目不失为一类文化现象,我们对电视文化的考量就应该比较理性和客观、平衡而健康.崛起于上个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大众文化,承载了太多中国国民的情感与忧患、欲求与希冀,先是以人文化内涵作用于广大民众,其投射载体的电视娱乐节目就是其中一种表征;只不过它还没来得及朝着科学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就一下返璞归真似地转向中国民族传统文化.或许是娱乐久了,人们更渴望静水流深的绵长与邈远;热闹久了,大家更希望宁静和反思.时尚、热点终究没有战胜人类永恒的精神需求和感情寄托.电视节目这种急转弯恰好说明,传统文化是流变不居的、是受各种人文因素的作用在成长和发展着的.文化大师张岱年先生曾说:“从过程的意义上看,文化不仅是一种在人本身自然和身外自然的基础上不断创造的过程,而且是一种对人本身的自然和身外自然不断加以改造,使人不断从动物状态中提升出来的过程……在人类社会活动所创造的成果的意义上,文化是文,还不是文化.只有考虑到这些成果同时还意味着对人自身的改造才是文化.”⑵

认真反思一下似乎不难发现,正是电视节目娱乐化泛滥才导致一种反向的作用力的生成,催生出端庄、周正、大气之美的正宗文化类节目,或许是一种物极必反吧.文化研究中的功能学派认为,文化的产生是社会功能的需要,文化的本质在于维护社会规范,是一种价值工具.其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曾表示,不同的文化功能构成不同的文化布局,文化的意义以它在人类活动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所关联的思想以及所有的价值而定.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以来都在无声地构建国人的价值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人的心态、思维和行为,成为一种生活法则而相伴左右.文化研究中的传播学派代表人物弗洛贝纽斯提出了“文化圈”概念,指出文化要素的相似性证明文化间存在历史上的同根关系.那么大众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势必存在一种文化渊源上的关联,电视媒体正好在新时代承接了两者的互联与互动.无论是《中国诗词大会》还是《朗读者》,都重现了中国语言文字之美、诗词雅韵之风、精品之旨以及中国文化所特有的观念、气质、智慧与神采.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等助力着一代又一代中国民众心系家国梦想与普世情怀,传承民族文化,肩负起民族复兴的重任.

文化的吸纳力和互补性是很强的,从电视节目的结构性布局中我们看出了传统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双人舞情结,这种情结被电视维系与承接后演绎出一种崭新的文化样式,靠着视听冲击作用于人心.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丰富的人文精神、“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古朴厚重、深邃致远”的美学追求、“简约自守、恬淡平易”的处世意念等等复苏习性、生活方式、情感方式无不尽显其中.无论是春节的合家团圆、元旦的互致问候,还是端午节的粽子、中秋节的月饼,都浸润着一种中华文化精神与人文关切.而电视表达将此种中国故事、中国精神、中国品质、中国力量凝聚于当代人心,将跨越时空的思想形态、观念意识、价值坐标、审美风范艺术地转化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一种精神觉醒与心灵回归,形成精进向善的社会风尚和民族碑文.

老祖宗留下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也只有与时俱进、与现代科技高度结合、融入,才能有市场、有人气、有受众、有反响;才能完成“化”的过程,正所谓“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毋庸讳言,创新是文化的生命,中国优质的传统文化也只有在秉承传统文明基因的基础上,不断汲取新时代的生活养料,并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先进的传播理念和传播工具方可拥有更大更强的生命律动.

四、受众:不曾忘记为什么出发

中国文化的体系要素所包含的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的思想和价值观以及重和谐、重整体、重直觉、重关系、重实用的思维方式,几千年来深刻地影响着国人的心灵及行为举止,是中华民族血脉的延续,也正是现代中国人寻找的丢失已久的精神家园.在这方面,电视媒体负有使命,也是极具表现力的大众传播载体.电视人的理性自觉开始回归,于是我们看到了《中国诗词大会》《中国汉字听写大赛》《中国成语大会》《朗读者》《见字如面》《汉字英雄》等带有鲜明中国风格和民族意蕴的电视文化节目,像一阵清风扑面而来,给人回肠荡气之感.这些清新有力的文化类节目,对于国民形成国家荣誉感,提升节目认知、审美和教育功能,促进社会普遍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产生了有利的影响.这些“绿色”节目档次高、品位高、富于生命力,让中国的电视观众领略到中华文化的独有魅力,其社会反响不言而喻.

刚刚落幕的《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所引起的巨大反响,正好与2017年春节前夕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相契合,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据统计,这一季《中国诗词大会》的10期节目拿下了11.63亿人次的收视率,为春节期间收视最高的电视节目之一.这档主题看起来略显小众的文化节目,出人意外受到热捧,引发民众热议与追视,其原因在于广大民众民族文化心理的回归.正如主创人员所言:“这档节目,我们就是在以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初衷,用心打造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狂欢.所以,在节目编排和制作方面,我们尤其强调‘文化’的成分,并力求达到最佳的观看体验……品味诗的情怀,从很大程度上讲,是我们对于自己文化的二次发现,是在看遍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后所进行的一次民族之魂的寻根,是贯穿古今的思想共鸣.”⑶电视文化节目的火爆不难看出人们的审美中枢神经有很强的修复能力和矫正能力,而审美旨趣、审美品位的回归也反映了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和欲求;对信息的精致化需求、精品化消费、精神化滋养正成为当代中国民众消费文化产品的现实诉求.增添电视娱乐类节目的文化含量,增加电视文化节目的比重应该是媒体机构强化电视节目文化涵养和认知功能的重要举措,因为,教化的力量不可小视.综上所述,电视节目过度娱乐化的现象,其娱乐节目氛围的形成也与受众有关系.因而,培养、引导大众树立正确的娱乐消费观势在必行.

针对电视节目的层级与格局,现阶段政府部门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建立更加有效与科学的管理体制、机制和产业氛围,便于文化产品更加细致和到位的商业运作.电视产业化的现实带来的媒体管理与运作方式的巨变与反响早已取代了对它的学理性争执,似乎预示着中国电视业迟早要走这一步.但怎么走、在路程中会碰到哪些棘手的问题、如何克服却显得准备不够充分,也算是摸着石头过河吧.现阶段的问题是,文化生产体系中如何实现文化资源的合理配置?既然引入了市场机制和产业手段,就应当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实现文化资源的优化配比.因为文化价值的深度和广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文化产业化能否顺民意.这也是本文为什么在论及电视文化类节目的时候要把“娱乐化”提升到学术讨论的层面.

五、文化再生的力量

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时间的种子(The seed of time)》一文中曾这样认为:“文化一直明显是社会或日常生活与艺术之间调解的空间.文化是这些方面双向相互作用的地方:艺术使日常生活崇高,反过来社会生活使艺术和美学平凡和堕落.因此文化像是边境地带和来往跨越运动的空间,是从一个层面或维度到另一个层面或维度的变换和转化的所在.”⑷当下中国电视文化类节目的兴盛就说明了这种转化的存在感和必然性.当代中国现实情境中大众对文化产品的消费,一定会有这么一个转换,从审美的角度说,它是从主体精神的异化复归为主体精神的自觉,而正是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把人的精神王国引向了一个无限灿烂辉煌的崇高境界.”⑸现阶段的中国大众和电视受众特别需要在“一种愉悦的震惊之中”,“灵魂感受到一种兴奋的静默和赞叹”⑹.这一精神历程踩着时代的鼓点和节拍正好应和了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脚步.半个多世纪以前,美学大师宗白华先生曾说:“中国以后的文化发展,还是极力发挥中国民族文化的‘个性’,不专门模仿,模仿的东西是没有创造的结果的.”⑺中国民族文化的个性也正是当代中国人信息消费的审美指向.创意、创新、创造不正是中国目前主流话语的前沿标准和时代精神的写照吗?

回顾西方文化的流变和消费史可以发现,西方人也曾经历了这么一个阶段性转变.“一度活跃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提出了‘文化工业’的概念.该学派认为,人们对资本主义文化产品(尤其是传媒)的消费使他们失去了用独立而批判的眼光来看待资本主义的能力.”⑻曾经的迷失也同样出现在现代中国的文化生产和消费领域,但中国文化的吞吐、涵盖和再造能力也是令人刮目的.“在传统中国,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对中华民族(包括中国境内的汉人和其他族群)的民族认同和国家统一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换句话说,中华民族的统一主要是统一于中国文化.”⑼不论是业界和学界,我们要深入思考的是,当代中国民族文化在与世界文化的对话、交合、互动中如何焕发青春与活力,如何重塑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和电视人的文化理性,用中华文化的精神让电视荧屏充盈着多一些文化影响力和文化传承价值的节目,以飨亿万受众.

源头活水般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如今的电视荧屏上被放大、被弘扬无疑是件好事,它其实是中国原创电视节目的一个很好的出发地和底盘;几千年古老灿烂的文明成果不正是电视的粮仓和我们文化创新的助推器吗?厌倦了那些插科打诨、打情骂俏似的所谓娱乐节目,厌烦了那些克隆、复制、翻版的国外节目,中国观众多么渴望自己的民族文化复兴,以彰显文化软实力,多么渴求电视节目中的中国式创意与研发的显灵,以此来满足亿万民众的文化欣赏诉求以及他们对电视的垂爱.难道不是吗?!

电视文化类节目的繁荣从表象上说可以归结为观众审美品味的转移,其实还有很多潜在海面下的深层次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剖析.这里值得思考的是文化的现代化,是不是一定要用高科技的手段大制作、大烘托、大酷炫才能一展文化的魅力?用名人来提振收视点以此来膨胀节目效应就一定管用吗?节目做得有文化和有文化地做节目,两者应该如何有机统一才能产生双赢效果?收视率是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如今电视业的GDP,追视率没有错,错在将其视为衡量节目质量与效能的唯一标准.好在中国电视人正从躁动走向沉静,力图用一种新的视角来观察渐渐远去的传统文化和新兴文化的关联,努力建构一种新型的多元互动的文化新格局以及电视节目的合理版图.总之,从文化类电视节目的个体经验推导出民族文化模式的新发展才是我们的特色研究所指.

注释:

⑴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P90

⑵张岱年 程宜山:《中国文化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P3

⑶共青团知乎团队@albrando,@红色土拨薯:《如何评价2017年的央视,“中国诗词大会”?》

⑷【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著,王逢振译:《时间的种子(The seeds of time)》,江苏教育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6年3月第1版

⑸叶朗:《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P327

⑹叶朗:《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P329

⑺宗白华:《自德见寄书》,见《宗白华全集》第一卷 P321,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

⑻苏国勋 张旅平 夏光:《全球化:文化冲突与共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P477

⑼苏国勋 张旅平 夏光:《全球化:文化冲突与共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P507

参考文献:

1.叶朗:《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

2.李怀亮,六悦笛:《文化巨无霸——当代美国文化产业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

3.《中国广播电视年鉴》2013、2014、2015

4.张隆栋:《大众传播学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5.郑兴东:《受众心理与传媒引导》,新华出版社,2003

6.【德】马来兹克:《大众传播心理学》

7.【美】Charles W.Kegley,Jr.:《国际关系理论论争-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挑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8.【俄】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编,赵国顺等译:《全球化的边界-当展的难题》,编译出版社,2008年3月第1版

9.【美】约翰·费斯克著,王晓珏 宋伟杰译:《理解大众文化》,编译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

作者系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播音主持系副教授、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媒介融合研究基地研究员

责任编辑:程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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