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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贸易逆差和广场协议之结
美国对101个国家存在贸易逆差,对中国贸易逆差约5000亿美元（美国与中国的统计数字各有不同）,关键源头认为这是源于美国深层次商品与货币的问题.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更是患了颇为严重的“贸易逆差失调症”,把美国的各种弊病归咎于贸易逆差,以及支撑这些逆差的糟糕协议.
贸易逆差与贸易
特朗普推行美国新政的保护主义,是囿于当今美国出现两大难题：（一）美国政府财政欠国债超过20万亿美元；（二）有101个国家对美国贸易盈利、中国贸易对美长期顺差盈利近40年、2016年达到5000亿美元上下（美中双方各自统计数据不同）.这让美国总统特朗普“心病”大发.如同一个人得了重病“心塞”——就像是在玩一种美国历史上没有过的推诿责任游戏,从而又可以避免把实情告诉美国民众：贸易逆差已成为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打交道的核心难题.贸易逆差使得美国人可以利用其他国家的多余储蓄来维持超出自己能力的美国消费水平.如果美国不喜欢贸易逆差,那要么重新开始储蓄,要么就得放弃让经济复兴的虚假承诺.贸易逆差并非根本问题,而是“拒绝接受”这种“心塞”的疾病症状.
中美贸易逆差是全球近半个世纪的一大特别案例,这是因为：（1）中美贸易37年来一直美国全逆差,中国如数全顺差盈利；（2）美元是全球第一大货币,长期占全球货币市场份额超过50%以上,自2008年8月全球金融海啸后,美元又升为占全球货币市场超过61%,全球更加依赖美元了.而2015年之后,人民币只占全球货币市场的1.8%,且是一种全球最封闭——不能自由流通、不能自由兑换、不能自由汇率的货币.也就是说：美中贸易逆差与美元全球流通、人民币非全球流动的这种单向使用货币有极大历史关系；（3）这一种货币全球流通、任意兑换、全球市场浮动汇率,那一种货币限制在一国内流通、不能向外流通、不能与全球各国货币不能自由汇率上下,致人民币价值被高估、致非流通货币价值居高不下.
美元当年逆差的现实
美元兑日元的汇率为1美元兑290日元,1978年秋季跌到最低点170日元,跌幅达到41.38%.为此,在1978年秋季,卡特总统发起了一个“拯救美元一揽子计划”,用以支撑美元.
1979—1980年,世界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第二次石油危机导致美国能源大幅上升,美国消费物价指数随之高攀,美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超过两位数.例如,在1980年初把钱存到银行里去,到年末的实际收益率是负12.4%.
1979年夏天,保罗·沃尔克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为治理严重的通货膨胀,他连续三次提高利率,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的结果是美国出现高达两位数的利率和市场利率,短期实际利率(扣除通货膨胀后的实际收益率)从1954年—1978年间平均接近零的水平,上升到1980年—1984年间的3%—5%.
高利率吸引了大量的海外资金流入美国,导致美元飙升,从1979年底到1984年底,美元汇率上涨了近60%,美元对主要工业国家的汇率超过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前所达到的水平.美元大幅度升值导致美国的贸易逆差快速扩大,到1984年,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达到创历史纪录的1000亿美元.
贸易逆差与货币
众所周知,史鉴“广场协议”——是囿美国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到2016年,美国故伎重演——与贸易逆差有101个国家、对中国逆差举世最大,这让人想起人类历史的有所雷同的一次历史之结——“广场协议”：上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表面上是美国减轻国内债务的一种调节平衡性行为,实质上广场协议包括其后的一系列举措是美国对日本的一次现代经济的“剪羊毛”.
一国贸易长期逆差表现在货币方面因素主要有：货币强弱,国民货币储蓄,它国货币的力量等.
美国对101个国家存在贸易逆差.特朗普政府说的没错,这不是双边问题,这绝对是一个多边问题.与众多国家都有贸易逆差,反映美国国家存在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美国储蓄不足、与货币、贸易的不匹敌.2016年第三季度,美国国内净储蓄率（储蓄额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仅为3%,不足20世纪最后30年平均储蓄率6.3%的一半,这也许是一个巧合.
储蓄不足又想让经济增长,美国必须从中国、德国和日本等储蓄大量过剩的国家吸收储蓄.但为了吸引外国资本,它必须背负巨大的国际收支逆差.自2000年以来累积的8.3万亿美元国际收支逆差,与同期8.6万亿美元的多边贸易逆差相当.这凸显了为什么针对某个国家的强硬言辞不过是政治恫吓.若不从问题的根源着手,消除与一些国家的贸易逆差只会导致与其它国家的贸易逆差扩大.
广场协议的结果
当时主要发达国家美日德英签订“广场协议”后,上述五国开始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在国际外汇市场大量抛售美元,继而形成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1985年9月,美元兑日元在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波动,协议签订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美元迅速下跌到1美元兑200日元左右,跌幅为20%.在这之后,以美国财政部长贝克为代表的美国当局以及以弗日德·伯格斯藤（当时的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为代表的金融专家们不断地对美元进行口头干预,最低曾跌到1美元兑120日元.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美元对日元贬值了50%,也就是说,日元对美元升值了一倍.
当时,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银行行长（简称G5）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后,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协议.因协议在美国的广场饭店签署,故该协议又被称为“广场协议”.
在“广场协议”签署之后,上述美国政府当局和专家们不断地对美元进行口头干预,表示当时的美元汇率水平仍然偏高,还有下跌空间.在美国政府强硬态度的暗示下,美元对日元继续大幅度下跌.“广场协议”——影响最大国家日本,揭开了日元急速升值的序幕.1985年9月,日元汇率在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波动,在“广场协议”生效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快速升值到1美元兑200日元附近,升幅20%.1986年底,1美元兑152日元,1987年最高达到1美元兑120日元.从日元对美元名义汇率看,1985年2月至1988年11月,升值111%；1990年4月至1995年4月,升值89%；1998年8月至1999年12月,升值41%.从日元实际有效汇率看,1985年第一季度至1988年第一季度,升值54%；1990年第二季度至1995年第二季度,升值51%；1998年第三季度至1999年第四季度,升值28%.
历史的教训与启迪
1985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日本制造的产品充斥全球.日本资本疯狂扩张的脚步,令美国人惊呼“日本将和平占领美国！”美元兑日元的汇率为1美元兑290日元,1978年秋季最低跌到170日元,跌幅达到41.38%.1978年秋季,卡特总统发起了一个“拯救美元一揽子计划”,用于支撑美元.
1979-1980年,世界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第二次石油危机导致美国能源大幅上升,消费物价指数随之高攀,美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超过两位数.例如,在1980年初把钱存到银行里去,到年末的实际收益率是负的12.4%.
1985年9月,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日本财长竹下登、前联邦德国财长杰哈特· 斯托登伯、法国财长皮埃尔·贝格伯、英国财长尼格尔·劳森等五个发达工业国家财政部长及五国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因协议同样在广场饭店签署,故该协议又被称为“广场协议”.协议中规定日元与马克应大幅升值以挽回被过分高估的美元.“广场协议”签订后,五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各国开始抛售美元,继而形成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2016年,美国的贸易逆差比当年严峻上百倍、今日美国与101个国家有贸易逆差,能象当年的“广场协议”一揽子解决吗？
广场协议历史得失
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后的10年间,日元币值平均每年上升5%以上,无异于给国际资本投资日本的股市和房市一个稳赚不赔的保险.“广场协议”后近5年时间里,股价每年以30%、地价每年以15%的幅度增长,而同期日本名义GDP的年增幅只有5%左右.泡沫经济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虽然当时日本人均GNP超过美国,但国内高昂的房价使得拥有自己的住房变成普通日本国民遥不可及的事情.1989年,日本政府开始施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虽然戳破了泡沫经济,但股价和地价短期内下跌50%左右,银行形成大量坏账,日本经济进入十几年的衰退期.
1987年G5国家再度在法国罗浮宫聚会,检讨“广场协议”以来对美元不正常贬值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以及以汇率调整来降低美国贸易赤字的优劣性,结果是此期间美国出口贸易并没有成长,而美国经济问题的症结在于国内巨大的财政赤字.于是罗浮宫协议、广场协议要美国不再强迫日元与马克升值,改以降低政府预算等国内经济政策来挽救美国经济.也就是说,广场协议并没有找到当时解救美国经济疲软的症结,而日元与马克升值对其经济疲软的状况根本于事无补.
相反的是,“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则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因为,“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度地升值,对日本以出口为导向的产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为了要达到经济成长的目的,日本政府便以调降利率等宽松的货币政策来维持国内经济的景气.从1986年起,日本的基准利率大幅下降到30年的“零利率”,这使得国内剩余资金大量投入股市及房地产等非生产工具上,从而形成了1990年代著名的日本泡沫经济.这个经济泡沫在1991年破灭之后,日本经济便陷入战后最大的不景气状态,一直持续了十几年,日本经济仍然没有复苏之迹象.
治理贸易逆差用惩罚
想要惩罚中国贸易顺差,正是这种错误做法的一个例子.假设特朗普政府将其威胁付诸实施,对中国商品征收惩罚性45%关税.鉴于中国占到美国商品贸易逆差101个国家总额的近50%,此类举措看似很有吸引力.但它会适得其反,关键是美国商品能不能在中国及101个国家占有足够的市场份额？否则消除美国贸易在101个国家的逆差就是一句空话.
美国多边贸易101个国家失衡中来自中国的部分将由其他国家取代,其中多数国家的成本结构和产品都远远超过中国目前的水平.中国制造业的劳动报酬率约为美国前十大外国供应商（除中国外）劳动报酬率的10%.让这些国家填补空缺相当于对沃尔玛的商品和美国消费者征收重税.
这一切说明,要解决美国贸易逆差只有一个切实的办法：增加国民储蓄.这将使美国摆脱对外国资本以及为吸引外国资本所需背负的多边贸易逆差的过度依赖.
特朗普是丝毫不加掩饰他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他在1月20日就职演说中宣称：“保护措施将造就伟大的繁荣与强大.”这让人觉得仿佛回到了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当时一种类似的思想导致了《司莫特-郝利关税法》出台,向全球主要贸易国征税,引发了一场全球贸易战和“大萧条”.
“贸易逆差失调症”就是拒绝接受现实的表现,而否认现实可能导致重大政策失误,在国内外引发混乱局面,破坏稳定.它让人误以为可以通过双边途径来解决的多边问题.这种错觉必须及早解决,以免为时太晚,贻害全球经济发展前行.
2016年的美国经济问题,与“广场协议”时如出一辙：症结在于美国国内巨大的财政赤字（超20万亿美元）、美国对外贸易的101国逆差（超过2万亿美元的逆差）.于是广场协议达成了要美国不再强迫日元、马克升值的同时,还以降低政府预算等国内经济政策来挽救美国经济.也就是说,“广场协议”并没有找到当时美国经济疲软的症结,而日元与马克升值对其经济疲软的状况根本于事无补,但“广场协议”遏制了日本、德国经济强劲发展的势头.
美国贸易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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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际贸易论文题目
6、国际贸易实务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