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方面有关论文范文集 和土家族摆手舞的传承模式与其变迁相关自考开题报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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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族摆手舞的传承模式与其变迁

刘喜山1,邓星华2

（1.南阳师范学院 体育学院,河南 南阳 473061；

2.华南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摘 要:学界关于体育非遗的研究,多是武术、养生气功、传统游戏竞技方面的,对传统舞蹈类体育非遗的关注不够,从模式视角审视传统舞蹈类体育非遗传承实践和传承问题的研究更是少有.运用文献资料法、田野调查法、深度访谈法等,对摆手舞传承实践进行历时梳理和现时调查,提炼摆手舞的传承模式,分析传承模式变迁的表征及动因,从中归纳摆手舞的变迁机制,总结摆手舞的传承经验,审视摆手舞的传承问题,对整个传统舞蹈类体育非遗的未来传承提出建议.认为摆手舞传承实践中的9种传承样态可以提炼为民间主体主导传承、政府主导传承、社会组织主导传承3种传承模式,这些传承模式及其要素在相关文化生态因子的作用下处于永恒的变迁状态；各传承主导方对摆手舞的动态认同及传承模式的多样化是摆手舞传承至今的根本保证,摆手舞的传承问题正是由于各传承要素未能对文化生态因子的变化做出及时调适的结果,这要求摆手舞各传承要素不仅要适应文化生态变化,也要走向有机协同.未来,传统舞蹈类体育非遗应回归传承者的生产、生活之中,要融入全民健身之中,也要转向休闲娱乐；要明确传承主导方的权责；在传承中做到传承模式的多样性与保持体育非遗内涵的原真性相统一.

关键词：摆手舞；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模式；文化变迁

中图分类号：G85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0520X（2018）05006106

Inheritance and Changes of Handwing Dance

LIU Xishan1, DENG Xinghua2

(1.School of P.E., Nanyang Normal Univ., Nanyang 473061, China；

2.School of P.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Academic research on spor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mphasized more on Kungfu, Health Qigong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games than on the spor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uch as dance. Through literature study, field study and indepth interview, the history, changes and inheritance of handwing dance was explored in order to reveal the patterns and experience to learn from in the future. The common people, the government and the social organizations played a dominant role in the inheritance. It was because of the recognition of the handwing dance by them that the dance was greatly promoted. It was also because the inheritance was based on the cultural adaptation. In the future, the traditional dance related spor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hould go back into the people’s production and life, combine with the fitness for all, and with the recreational programs. Meanwhile, the variety of inheritance and the essence of the spor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hould be kept.

Key words:handwing dance; spor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ance mode; cultural change

摆手舞是土家族独有的、主要在“舍巴日”等民族节庆期间开展的用于祭祀娱乐的身体活动,其悠久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人类社会的原始时期［1］.摆手舞的身体动作非常丰富,可分为娱乐型、生产型、生活型、狩猎型、农耕型、军事型等多种,其中,“走动顺拐”、“全身颤动”、“双腿屈膝”、“重拍下沉”等是摆手舞的标志性动作.原始摆手舞动作简单淳朴、粗犷大方,多是对生产、生活、战争等场景的模拟,表达祭祀祖宗、祈愿美好的朴素感情；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全民健身逐步发展和广场健身舞蹈的风靡,摆手舞不仅进入了少数民族运动会,还逐渐成为广大土家族城乡居民喜闻乐见的一项健身项目；2006年,摆手舞成为中国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摆手舞以独特的身体运动符号承载起丰富而厚重的土家文化,它既是传统舞蹈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亦是一项典型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

2017年初,、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体育非遗）等传统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人民的精神家园.作为民族的身体文化,不论是中国武术,还是900多种民族民间体育,都有自己的文化生成机制,有自己的文化支持系统,它们的形成、发展和延续,始终都与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需求、价值取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2］.在自现代以来的社会急剧转型中,诸多体育非遗遭遇传承困境,甚至濒临消亡已是不争事实.传承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是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关键所在”［3］.摆手舞在传承中虽然也遭遇到诸多困境,但整体而言,其当前在土家族城乡的传承状况是较好的,从而具有类的借鉴价值；同时,前期研究对体育非遗传承已从整体上给予较多宏观性的讨论,且多是有关武术、养生气功、传统游戏竞技方面的,对传统舞蹈类体育非遗的关注是不够的,故摆手舞个案的研究凸显出一定的典型性意义和现实价值.另外,摆手舞的传承实践表面上多样无序、繁杂无章,实则具有一定的“模式化”特征,也正是这些“模式化”的行为才保证了摆手舞的漫长存续.模式是规律的具体应用和实现形式［4］,归纳摆手舞的传承模式及其变迁逻辑,有利于探知摆手舞的传承机制,为整个舞蹈类体育非遗的可持续传承提供借鉴.

1摆手舞的传承及其模式

1.1摆手舞的传承概况

历时而言：摆手舞的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土家族祖先巴人的形成期［5］.在元、明、清土家族地区实施土司统治时期,摆手舞逐渐发展兴盛起来.以1727年改土归流、1953年的民族识别、1978年改革开放和2006年成为国家级非遗项目为时间节点,可以把摆手舞的传承历程划分为5个时期：自然时期、低谷时期、复苏时期、发展时期和繁荣时期.

共时来看：实地调查发现,摆手舞几乎是沿着武陵山区内的酉水河流域散布开来,成为“酉水河文化带”上的重要文化现象.作为一项身体活动,摆手舞的开展需要依托一定的空间场域,湘、鄂、渝、黔“三省一市”接壤的武陵山区是是摆手舞的主要传承区域.在乡村,来凤县百福司镇的舍米湖村,龙山县农车乡的农车村、马蹄寨,永顺县大坝乡的双凤村,酉阳县后溪镇的长潭村,既是原生态摆手舞的开展中心,又是原生态摆手舞传承和保存最好的村落.但乡村原生态摆手舞除了在这些历史名村有较为经常性的开展,在其他空间整体上呈现出式微的局面.“现在这些民间自发组织的集体性的娱乐活动越来越少,有时也多是在一些组织的灯会活动中得到集中体现［6］.”可见,现代化背景下乡土摆手舞的式微已是不争的事实.在城镇,摆手舞的传承行为一般都在国家权力的主导之下,政府、企事业单位遇到重大活动或节庆（如国家法定节假日、地方节日、纪念日、非物质文化遗产日、重大文化项目开业）,一般都会组织人们跳摆手舞.在博物馆、传习所、群艺馆等场所也有土家摆手舞的传承实践.广场摆手舞因其亲民特征受到广大市民的喜爱,但在整个广场舞中的开展情况却是喜忧参半.在学校,摆手舞一般随当地“民族文化进校园”、“非遗进校园”、“乡土教材”、“校本课程”等进入中小学校.对于中小学摆手舞教学,国家政策层面是鼓励为主,但在监督和奖惩层面的措施缺乏,单靠学校的自主性和积极性难以保证中小学摆手舞教学的持续长久.在景区,摆手舞成为展示土家族风情的一块招牌,一些景区会定时、定点开展摆手舞表演.但景区以迎合市场为第一目标,一些原本与摆手舞无关的传统和故事被不断地发明出来,对摆手舞的形式要求往往大于内容,其原真内涵慢慢丢失.在运动场,运动竞赛中的摆手舞（操）实践是近几年兴起的新事物,它是摆手舞的体育功能不断发展凸显的必然结果.1999年和2003年,摆手舞曾两次以表演项目形式进入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2014年10月,摆手舞成为湖北省第八届“会”的正式竞赛项目.

1.2摆手舞的传承模式

学术界在使用“传承”和“模式”时,对其涵义的认识仍是有分歧的.狭义的传承侧重于纵向的传授和继承,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语境下,把“传承与文化联系起来,使传承获得了广义的意义.它不仅代表传承着的事象本身,而且代表着一种文化过程,它的本质就是文化的延续.”［3］传承成为“人类社会代与代之间文化的传递和群体与群体之间文化的传播.”［7］在实地调查中,传承的内涵和外延也均被大大地拓展了,传播成为广义传承的必要条件,甚至诸多传播现象和实践活动也常以“传承（广义）”囊括之.因此,本研究采用广义传承的内涵和外延.从社会学视角来看,模式是“在某种理论思想指导下某种事物各要素之间的一种组合方式和运作流程的范式.”［8］结合摆手舞文化传承具体情况和特征,“传承模式”的操作性定义为：有关各传承要素的组合方式和运行机制的整体范式,它是对一类传承行为或方式进行抽象化、理论化与概括化的结果［9］.

摆手舞在各场域的传承实践表面看起来是纷繁无序的,但若按照统一的标准对其进行抽象归类,发现其中存在类型化的特征.依据传承实践的不同特点,可以把摆手舞的传承实践划分为舍巴日中传承、人生仪典中传承、家族师徒式传承、文艺展演式传承、学校授课式传承、舞艺比赛式传承、旅游节庆中传承、营利表演式传承与广场健身中传承等9种传承样态.对已存的9种传承样态进行进一步归纳可以发现,舍巴日中传承、人生仪典中传承与家族师徒式传承是受民间个体主导的；文艺展演式传承、学校授课式传承、舞艺比赛式传承与旅游节庆中传承则是受政府主体主导的；而营利表演式传承与广场健身中传承则是受社会组织主体主导的.三个主导力量的强度是不同的：自然个体主要依托民间自然人,较为松散,强度最弱；社会组织主要依托社会组织（社团、企业等）,强度居中；政府主导主要依托国家权力部门,自上而下,强度最高.研究根据传承中主导力量之不同,把摆手舞已存的9种传承样态进一步概括归纳为3种模式：自然个体主导模式、政府主导模式和社会组织主导模式（图1）.

表1摆手舞的传承要素构成表

模式名称传承者（主导方）传承目的传承手段传承场域传承内容

自然个体主导模式掌堂师、寨老、 师父娱神、祭祖、祈福、娱乐、养生等生产生活需要口传身授；血缘；拟血缘；民俗节庆中的群体传承等摆手堂；村落、乡镇等乡土社会耳濡目染的身体动作、仪式、技巧、套路、功法等

政府主导模式国家行政机构或事业部门；传承人发展民族运动,强化民族认同,维护文化多样性借助国家力量和传播技术的大众传承、赛事传承等城镇文化中心；运动会；学校等区域传统动作、仪式；时代需要的新编动作、仪式等

社会组织主导模式社会营利机构；非政府组织；传承人休闲娱乐健康,赚取经济利益,传播民族文化 借助社会组织和传播技术的演艺传承、广场舞传承城镇健身广场；景区；演艺舞台等市场和生活需要的原始改编、新编动作、仪式等

五个要素的变化组合形成不同的传承模式,且各要素间的交互作用会产生不同的传承效果；同时,任何一个传承要素之变化,亦会造成传承模式的改变,从而带来传承效果的变化.即五个传承要素是自变量,其产生的传承效果是因变量,一个模式的传承效果是被其传承要素事先决定了的.

2摆手舞传承模式的变迁

传承模式的变迁是一种文化的变迁,是传承主体的一种行为选择.微观而言,传承模式的变迁具体体现在传承者、传承目的、传承手段、传承内容、传承场域等要素的变化中；宏观来看,这种变迁是自然个体主导模式、国家主导模式与社会组织主导模式间的交替与互动关系.

首先,传承模式变迁包括传承模式自身变迁与传承模式之间变迁两个方面.摆手舞传承模式内部部分传承要素的变化往往带来模式自身的变迁,因而传承模式自身变迁往往是指其内部部分传承要素的局部改变；摆手舞各传承要素的整体变化引起传承模式的变化,带来传承模式之间变迁,因而传承模式之间的变迁往往意味着其包含的全部传承要素的整体改变.其次,各传承要素的不断变动带来摆手舞的传承模式的永恒变迁,摆手舞传承模式的变迁具体体现在各传承要素的变化上.传承者方面,其身份出现了由民间艺人到传承人再到公司或社团负责人的转变,甚至是集多种角色于一身的“兼容

身份”；传者实现了由个人到群组的扩展；并且传承的主导力量也发生了由乡土掌堂师（寨老、师父）到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的转变.传承场域方面,从乡土世界扩展到了城镇甚至国内外；从摆手堂扩展到了舞台、操场和广场等.传承手段方面,由民间个体主导模式时人际间的口传身授、面面交流,到利用一切传播媒介的大众传播、组织传播等,传播受众得以无限扩展,传播效果得到大大提升.传承目的方面,从最初的敬神、娱神到自娱和娱人,从求安祈福到追求经济和健身价值.传承内容方面,从最初对传统农耕生产生活的模仿,到对现代时尚元素的利用和追求；从原始的祭祀仪式到现代健身动作.再次,摆手舞传承模式间的交互关系反映了其模式的变迁.摆手舞的传承模式一经产生,不是亘古不变的,它无时无刻不处于变迁之中.民间个体主导模式产生于传统时期,它伴随摆手舞走过漫长的发生、发展过程,直到近代遭遇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开始呈现式微之态.建国以来,为了避免摆手舞的快速消亡,政府力量开始介入摆手舞的传承,利用政府的组织和资源优势传承摆手舞,从而诞生了政府主导模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企业和社团组织也开始介入摆手舞的传承实践,从而促生了社会组织主导模式.总体而言,这3种传承模式各有优势与不足,它们在历时上是主次演替的关系,在共时上是共生互补的关系.

3摆手舞传承模式变迁的原因

根本而言,传承模式应是人类的一种行为选择,摆手舞传承模式的变迁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文化现象,是各传承要素因内、外环境改变而持续发生调适或适应的动态过程.分析推动摆手舞传承模式变迁的影响因素是正确、客观认识其传承实践中的经验和问题的重要一步,也是探寻摆手舞传承规律的必然之举.

文化是一个生态系统,要了解一种文化事象的存在与意义不能脱离它的本土文化环境［11］.就摆手舞的存在范式而言,以摆手舞为代表的传统舞蹈类体育非遗与其存在的文化生态是相生共融、互为表征的.5个文化生态变量［12］对摆手舞传承模式变迁的影响有内、外之别,其中价值观念主要是指摆手舞传承主导力量的意识观念,是推动传承模式变迁的内因.文化生态系统中的社会组织其实指代的应是人类为适应自然、社会环境而创造的组织制度,研究把组织制度作为一个变量纳入传承模式变迁的外在动因之中.这样,具体到摆手舞传承模式的变迁,自然生境、科学技术、经济体制、组织制度等4个生态变量构成摆手舞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圈,它们是推动摆手舞传承模式变迁的外部因素.同时,传承者、传承目的、传承内容、传承场域、传承手段等是推动摆手舞传承模式变迁的内部影响因素,它们的交互作用构成摆手舞的传承模式圈（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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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摆手舞传承模式及其文化生态构成图

由于文化生态圈中的变量处在永恒的变动中,它们会不断作用于由各传承要素构成的传承模式圈,从而外在地推动了摆手舞传承模式的变迁,而且,不同的生态变量对各传承要素的影响大小应该是不同的.其中,由自然环境、人口流动、场地等构成的自然生境变量,孕育了摆手舞及其民间个体主导方式；由生产生活技术、通讯传播技术、交通技术等构成的科学技术变量,推动了摆手舞传承模式的变迁；由生计方式、经济形态等构成的经济体制变量,框定了不同类型传承模式的发生、发展；由土司制度、宗族制度、国家机构（学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社会组织（健身社团、旅游公司、演艺组织等）构成的组织制度变量,促成了摆手舞传承模式的多样化共存.意识观念内在地限定了传授者会选取不同的传承模式,传授者的需要则是推动这些传承模式不断变迁的内在源动力,而各传承要素的变化最终带来了传承模式的变迁,并且这些传承要素在模式变迁中的作用是不同的.祖先崇拜、民间信仰、民族观念、集体认同、文化产品、强身健体等意识观念奠定了摆手舞传承模式产生与发展的心理基础；传承者的需要是推动摆手舞传承模式变迁的根本动力,但这种需要受制于摆手舞自身的功能,摆手舞的传承模式就是在这种“需求—功能”互动的关系中产生并发生变迁的.

4摆手舞传承模式的变迁机制及传承经验

4.1摆手舞传承模式的变迁机制

文化生态学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不同的文化变量构成的有机系统,社会的变迁会给社会环境和民俗语境带来巨大的改变,从而导致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困境与适应［13］.摆手舞传承模式的变迁就是在这些内、外文化变量的作用下发生的.自然环境、科学技术、经济体制和组织制度等变量构成了摆手舞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这些变量不断作用于传承模式的各个构成要素并最终决定摆手舞传承模式的必然变迁,这就是摆手舞传承模式的变迁机制（图3）.

4.2摆手舞的传承经验

（1）传承者的动态认同是摆手舞长期存续的关键. 体育非遗文化认同,是对人们之间或个人同群体之间通过传统体育活动来对民族文化共同性的一种确认［14］.相较于传统政治制度,以摆手舞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和仪式具有更强的“同一性”,并且这种“同一性”在构筑族群认同方面更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摆手舞先后经历了传统时期的祖神认同、建国后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21世纪以来的社会认同三个阶段.三种认同从历时上是先后相继的,是因文化生态的变迁不断作用于传承者,继而引起传承者主动进行价值选择和社会意识确认的结果,是传承者对文化认同进行主动调适的结果,亦是摆手舞的已有功能不断变化或新功能不断产生的过程.各模式存在的前提是获得传承主导方的认同.由于外在文化生态变量是不断改变的,传承者的意识观念和需要也是不断变化的,所以这个认同不是固定不变的,是动态的.这些认同一直处在一种“认同——调适——再认同”的不断解构与重构之中,在这种动态变化之中,摆手舞的传承模式也在做出相应的改变：祖神认同对应的是民间个体主导模式,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则对应的是政府主导模式,社会认同对应的是社会组织主导模式.

（2）模式多样一体是摆手舞可持续传承的保障. 与武术类体育非遗的个体化传承不同,摆手舞及传统舞蹈类体育非遗走的是群体化的传承方式.首先,摆手舞的传承实践呈现出模式化特征.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摆手舞可以划分为9种传承样态与3种传承模式.其次,传承模式呈现出多样性.在漫长的传统时期,摆手舞的祭祖祈福功能下产生了民间主导传承模式；建国后,摆手舞的民族识别功能、民族—国家认同、维护民族多元一体功能下产生了政府主导传承模式；进入市场经济后,随着全民健身热潮的到来,摆手舞的经济功能、健身功能、丰富业余文化功能下产生了社会组织传承模式.第三,摆手舞传承实践客观需要各模式走向多样一体.摆手舞的传承模式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需要其走向多样一体来保证摆手舞的持续健康传承.多样一体不是要消灭模式差异、走向“同一”,而是在尊重模式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前提下,求同存异,发挥模式间的整体效能.

（3）模式协同是摆手舞可持续传承的必然选择. 一方面,传承问题是模式自身不足及关系不畅的体现.在文化生态的不断作用下,传承模式长期处于变化转型中,各传承模式的不足终被逐渐展现出来.另一方面,在价值多元的今天,社会的“异质性”越来越强,仅靠一种传承模式是难以保证摆手舞的持续健康传承的,每一种传承模式在凸显摆手舞多元功能方面都有自己的优势,所以,传承模式间的协同是摆手舞传承实践变迁的必然选择.具体表现在：首先,政府、民间和社会三个传承主导方要分工协作、明确权责；其次,设置最低目标层,以达成各 “利益主体”间的传承目的一致；第三,综合运用传承手段,把口传身授与大众传媒、组织优势结合起来；第四,借鉴“异人、异地、异品”［15］构想,保持摆手舞传承内容的多样共存；第五,促进乡村、城市、学校、广场、运动场、博物馆等传承场域的异地共享.

5对传统舞蹈类体育非遗传承的启示

“走出个案是人文社会科学中个案研究事实上的共同学术追求”［16］.摆手舞仅是整个传统舞蹈类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个案.“个案的选取不一定需要具有代表性,但一定要具有典型性”［17］,但个案并不狭小,有眼光的研究者总能探寻出更多具有普泛意义的价值和规律来［18］.

5.1不断调适以加强动态认同

内外文化生态变化后,也应对传承实践进行主动调适,以加强传承者对体育非遗的动态认同.（1）满足生产生活需要. 体育非遗是在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发生、发展起来的,是满足生产生活需求的结果［19］.所以体育非遗不能脱离生产生活的实践,否则如同“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就会失去存在的基础.在体育非遗因社会急剧转型而陷入生存危机和濒危状态的时候,把体育非遗纳入政府体系进行“圈养”式的传承保护是必要的.但体育非遗终要回归人们的生产生活中才能获得更多的认同.（2）融入全民健身实践.现代体育运动一方面能够保持生理上的健康,另一方面可以舒泄心理的压力,这样的功能正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现代人走出“脑力过度、体力荒废”的困境,从而迎合了现代人的需求.我国拥有种类繁多的体育非遗,经过调适,它们完全可以满足现代人对健康身心的需要.首先,体育非遗可以融入大众体育健身.其次,体育非遗可以融入学校体育健身.（3）转向休闲娱乐活动. 新世纪体育将以突出娱乐因素作为发展手段,用培养人类健康身体的方式来提供快乐.体育运动作为人们闲暇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在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及人们闲暇时间普遍增长的新时期,其社会功能正在发生明显的转变：从群体到个体；从生产到生活；从工具到玩具［20］.传统舞蹈类体育非遗也将向休闲和娱乐活动转向,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休闲和娱乐的需要.首先,向休闲旅游性质的活动转向.其次,向竞技娱乐转向.如舞龙、舞狮、龙舟、抢花炮、那达慕等,把这传统舞蹈类体育非遗改造为竞赛观赏型活动,也可以满足人们的休闲娱乐需求.

5.2明确主导方权责以促进模式间协同

传承者的动态认同是保证摆手舞长期存续的关键,故在促进体育非遗传承模式协同的过程中要对传承者给予足够重视.

（1）民间事情让民间主导方来办. 民间乡村世界是体育非遗的原生地,原生地保护是最根本的保护［21］,原生地传承是源头上的传承,是保证体育非遗本真性的根.当前,民间的传统舞蹈类体育非遗主要以“依托传统节庆”的形式开展,政府在其中提供交通、电力、治安、医疗等公共服务,民间社会担任活动的主导力量完全是可以的,这其中要特别重视发挥传承人的作用.（2）政府主导方提供服务与引导. 历时来看,体育非遗的发展史可以看作是“政府—民间”的互动史.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框架下,政府传承主导方在体育非遗的传承中具有绝对的主导地位.未来政府传承主导方（特别是非遗中心）应该还权于民间与社会主导方,并在其中发挥服务、监督与指导的作用.在国家治理提倡减政放权的大背景下,在体育非遗的未来传承中,政府主导方不应该再像现在一样事事亲为,“深陷其中”,而应该是“身在事外”,对民间和社会主导方的传承行为进行监控与引导,并为民间和社会主导的传承活动提供公共服务支持.（3）社会组织主导方应承担更多责任. 早在体育非遗产生之初,就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民间的传统社会组织是诸多体育非遗产生并存续至今的重要保障,如瑶族的“石牌”、“油锅”和仫佬族的“冬”、苗族的“鼓社”.民间组织具有自治性、志愿性和非营利性等特点,在“非遗保护”方面具有相当的能动作用.

首先,乡村传统组织应该继续担负起其在传统民俗节庆、人生仪典中对体育非遗传承的主导作用,可以在乡村旅游中开发原生态体育非遗的经济价值.其次,城市新生的社会传承者,比如旅游企业、演艺公司、体育社团等,在获得国家赋权的前提下,应该逐步走向实体化和法人化,一方面从政府手中接过体育非遗的传承重任,并承担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在利用体育非遗赚取经济利益和社会资本的同时,也要承担传承违约风险和法律责任,另一方面应该积极联系基层,做基层的代言人,响应基层的需求,调动基层的积极性.

5.3传承中坚持多样性与原真性相统一

（1）坚持整体性与差异性并举. 摆手舞与其赖以生存的外部文化生态变量、内部诸传承要素一起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有机的整体,故在传统舞蹈类体育非遗的传承过程中应当坚持“整体性原则”.同时,摆手舞在传承中又体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在对不同类别、不同区域体育非遗的传承中,也应做到区别对待.传承中只有既坚持传承模式的整体性又保持其差异性,才能带来摆手舞的多样性.（2）辩证处理变与不变的内容. 体育非遗的变迁是必然的,变才能保证体育非遗的适应和存续,不变则会使体育非遗走向消亡.但同时,体育非遗的“变”又不能是随意的、无原则的,在“变”中保持一些“不变”的元素才能维持体育非遗的原真性.原真性与原生态是不同的,原真性主要是指非遗所具有的特征性的仪式、动作、信仰等,原生态则是指非遗相对早期的、原汁原味的形态.试图保持体育非遗原汁原味的原生态显然是不现实的.每种体育非遗都有可以体现其“原真性”的特征,我们要做的是保持体育非遗原真性“不变”.

6结语

因《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没有单列“体育非遗”,学界有关体育类非遗的研究多集中于武术、养生气功、传统游戏竞技等项目.但在广场舞健身热潮和健康中国建设的大背景下,传统舞蹈类体育非遗（如锅庄舞、阿细跳月、鼓舞、撒叶儿嗬、龙舞、狮舞等）已经在全民健身实践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以土家族摆手舞为个案,从传承模式的视角出发,不仅可以弥补当前学界对传统舞蹈类身体运动关注较少的不足,而且可以审视摆手舞的传承实践,探索摆手舞的传承机制、总结摆手舞的传承经验,进而为整个传统舞蹈类体育非遗的可持续传承产生启示,从而更好服务全民健身和健康中国建设.当然,研究的代表性可能需要后期补充更多的个案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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