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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山本》的叙事空间
摘 要：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山本》以传奇笔法,将秦岭地区的风土人情、宗教信仰、政治斗争等多方面内容融进秦岭世界.其中主观与客观意象共存,赋予了文本虚实相生的美学特征,建构了苍茫神秘的自然空间,并且以“安仁堂”“地藏菩萨庙”“县国民政府”等场景为载体,表现了隐遁避世、玄学造诣、神仙崇拜、众生平等、轮回转世等宗教观念,在复杂的历史与政治书写中融入佛道话语,建构了相互影响又相对独立的佛道与政治空间,其中饱含作者对于生活与存在、历史与现实的哲学思考.
关键词：贾平凹；《山本》；空间；意象；儒释道
中图分类号：I207.425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674-0033（2018）05-0024-06
TheNarrativeSpaceinTheOriginoftheMountain
ZHENGYi-ran
（CollegeofLiterature,ShaanxiUniversityofTechnology,Hanzhong723000,Shaanxi）
Abstract:JiaPingwa´snovelTheOriginoftheMountainuseslegendarytechniquestoincorporateQinlingregion´scustoms,religiousbeliefs,politicalstrugglesandotheraspectsintotheQinlingworld.Thecoexistenceofsubjectiveandobjectiveimageshasgiventheaestheticfeaturesofthetexttobetrueandfalse,andhasconstructedanaturalspaceofthemysticalandenigmaticnature,ithasalsobeensupportedbyscenariossuchasAnRenTang,JizoBodhisattvaTemple,andtheNationalGovernmentofthecounty,theconceptofconcealingideas,metaphoricalattainments,worshipofimmortals,equalityofallbeings,andreincarnationoftheworldareexpressed.BuddhistandTaoistdiscoursesareintegratedintothecomplexhistoricalandpoliticalwritings,andBuddhistpathsandpoliticalspacesthataremutuallyinfluentialandrelativelyindependentareconstructed.Itcontainsphilosophicalthinkingoftheauthoronlifeandexistence,historyandreality.
Keywords:JiaPingwa;TheOriginoftheMountain;space;imagery;Confuciani,BuddhiandTaoi
2018年《收获》长篇专号（春卷）刊发了贾平凹的第十六部长篇小说《山本》.“山本”,即“山的本来,写山的一本书”[1].这部长达四十二万字的鸿篇巨制,不仅记载了秦岭深处各类珍奇的草木、禽兽,也叙写了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时期,秦岭地区各股武装力量的发展与衰亡史,所以说,《山本》既是一本秦岭的风物志,也是一本秦岭人事志.文本中设置了各类富含暗示性与象征性的情节与事物,这一方面增强了秦岭的神秘感,使小说极具象征主义色彩；另一方面又为读者的阅读增添了障碍,容易使人陷入误区[2].另外,作者将佛道思想融入人物的日常对话与行为选择中,建构了相互影响,又相对独立的宗教与政治空间.本文旨在从小说叙事空间建构的角度,透视《山本》复杂的文化内涵.
一、《山本》中的自然空间
“一条龙脉,横亘在那里,提携了黄河长江,统领着北方南方.这就是秦岭,中国最伟大的山.”[3]秦岭的绵长与高峻赋予了其重要的地理意义,同时,它的苍茫与神秘也使其成为了古今文人争相表现的对象,文学作品中的秦岭书写已蔚为大观,这赋予了秦岭深厚的文学意义.《山本》就是一部以秦岭为表现对象的文学作品,与其他作品不同的是,小说中的动植物与山水皆为灵性的存在,不再仅仅作为背景,做烘托与渲染之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干预与指导人事的文本意义.人在自然界得以重新定位：由“人非草木”变为“人皆草木”,自然环境真正地实现了从“为我之物”向“自在之物”的转化.总而言之,《山本》以山为主体,建构了一个博大而宽厚,隐秘而富饶的自然空间.
面对秦岭这一苍茫辽阔的自然空间,我们可以把作品中的意象作为切入点,采用化整为零的方式进行深入研究.意象主义诗人庞德认为：“意象可以有两种.它可以产生于人的头脑中.这时它是‘主观的’.也许是外因作用于大脑；如果是这样,外因便是如此被摄入头脑的；它们被融合、被传导,并且以一个不同于它们自身的意象出现.其次,意象可以是客观的.攫住某些外部场景或行为的情感将这些东西原封不动地带给大脑；那种漩涡冲洗掉它们的一切,仅剩下本质的、最主要的、戏剧性的特质,于是它们就以外部事物的本来面目出现.”[4]庞德根据意象的来源将其划分为主观意象与客观意象,《山本》中的意象纷繁芜杂,但也不外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以外部事物本来面目出现的客观意象.这种意象主要集中在《秦岭志草木部》与《秦岭志禽兽部》的编撰过程中.花草类.譬如：“荜茇、白前、白芷、泽兰、乌头、青葙子、苍术……”[3]37；“蕺菜、大叶碎米荠、诸葛菜、甘露子、白三七……”[3]298这些花草多为中医药材,具有较大的药用价值.树木类.小说中涉及的有秋季红叶类、黄叶类、橙叶类、紫红叶类等若干种.奇禽异兽类.譬如：像水牛一样却长着羊角猪鼻的羚羊、不断变换皮毛颜色的狸子、背上有人面纹的蜘蛛[3]330、竹节虫、铁蛋鸟、双头鱼等[3]331-332.这些极具地方色彩的奇花异草、奇禽异兽穿插在文本中,既带来了陌生化效果,又丰富了文本的表现内容,增添了秦岭的深邃度与神秘感.
第二,被融合、传导之后形成的主观意象.此类意象已经从“自然之物”中脱离,进而转化为“抽象之物”.正如苏珊·朗格所言：“意象真正的功用是：它可作为抽象之物,可作为象征,即思想的荷载物.”[5]此类意象在小说中主要以具有魔幻色彩的非主导性意象面目出现.非主导性意象的特征是：“意象附着于人物或事件,在作品中不处于中心位置,离开了它,人物或事件的意义可能受到损害,但是不会影响整个作家作品意义的表达.”[6]我们可以总体划分为以下几类来考察作品中的此类意象.
第一类是文中频繁出现,贯穿全书的意象群.这类意象为超现实叙事提供了意识领域的合理性,似乎是作为人物命运流变、故事情节发展的前提或关键因素存在.其中比较鲜明的有陆菊人从娘家带来的三分“胭脂地”、涡镇的老皂角树、长年卧在门楼上的猫等,这三种意象也代表了民间信仰的三种形态.风水土地崇拜.无论是房屋建造还是墓室修筑,中国人都十分看重风水的选择,认为风水宝地能够福荫子孙后代,所以,风水先生在民间就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山本》中,根据风水先生的说法,陆菊人家的那三分地暗通龙穴,必出为官者.所谓“龙穴”,有学者总结风水学创始人郭璞的观点如下：如果小溪的分支在坟墓周围流淌,而坟墓四周又山林环绕,那么此处就被成为“龙”.用以安放棺木的墓穴也被称为“龙穴”[7].而陆菊人的地紧邻崖湾沟畔,树木丛生,山林环绕,且有武士之墓,实为龙穴所在,由此可见,关于“龙穴”这一定位,作者并非一言以蔽之,而是从民间传统文化角度出发,去建构与之相匹配的空间概况,足以见得作者在意象建构过程中的匠心.后来经过一系列机缘巧合,涡镇的世事果然暗合了当初风水先生的预言,这块地也成为了小说中出现的第一个有暗示性的意象.古树崇拜.古树指的是生长百年以上的老树,同人与其他动物相比,古树寿命较长,并且多为当地常见品种,利于留存,譬如：柏树、槐树、银杏树之类.小说中的“老皂角树”位于涡镇中街的十字路口,粗壮高大,古朴沧桑.文中多次出现跪拜老皂角树的情节,或求广进善财,或求出行平安.在这里,老皂角树已经不是秦岭深处的一棵普通的树木,而是已经转化为一种能给人类赐福消灾的灵性存在,这皂角树不仅见证了涡镇的世事变迁,也寄寓着涡镇人对于生命与未来的美好诉求.人对树的虔诚也展现了秦岭人对自然万物的崇拜与敬畏.最终,老皂角树神秘死亡,这也暗示了涡镇必然覆灭的结局.动物崇拜.动物崇拜自古有之,属自然崇拜之一.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来看,动物崇拜主要表现在部落图腾上,即“整个部落的族民皆具有相同的图腾,它们是一代代遗传下来的.”[8]这些图腾有的是现实的自然物,有的是人运用抽象概括的思维能力创造出来的对象.譬如：中华各民族共同信奉的龙图腾、纳西族的牛图腾、彝族的虎图腾等；从传统民间社会的角度来看,动物崇拜心理可表现在对家蛇、燕子、刺猬、黄鼠狼、狐狸或者猫、狗等家养动物的保护、善待与敬重上.小说中陆菊人的猫长相怪异,习性孤冷,似乎具有预知灾祸的能力,并且数次暗示陆菊人.以上提到的各类动物在民间信仰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关于它们的民间传说数不胜数,这些形形色色的传说传递出来的来自动物或者说某种神秘力量的报答与报复等现象,也强化了动物崇拜在传统民间社会的心理基础.
小说中第二类主观意象是偶然出现,散落在文本各处的意象,一方面可以预示吉凶,比如井宗丞死前看到的冥花、王魁死前听到的猫头鹰叫以及陆菊人、杨钟、杨掌柜三人手指斗纹个数与各人寿命福祉的暗合等；另一方面表现在干预判断、指导人事上,比如在麻县长判案、预备团军旗军装颜色的确定、陆菊人做茶总领等事件的叙述过程中都伴随着神奇自然现象的发生.以上分类列举的种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不仅能在思想上增加小说的深度,在艺术表现方面上,也使小说超越了现实与时空的壁垒,增强了文本的表现力.
对于文学作品中这些看似超现实的、魔幻性的意象来源问题,有学者已经作过相关论述：其一,来源于作家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神秘事象；其二,源自于对深植于民族传统之中信仰世界的神奇再现[9].同样,渗透在《山本》中的神秘性书写,既来源于秦岭深处的珍奇物种与一些难解的自然现象,也来源于作者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为基础的对涡镇人信仰世界的表现.人们往往会把关注点侧重于后者,但这两个方面对于作家的创作过程以及作品本身而言同样重要,只是由于庞大而复杂的读者群体各自具备不同的生活环境、文化背景,因此必然会产生一定程度上的接受差异.所以在异域风情的感受过程中,文学虚构与生活现实的界限往往被模糊,对于作家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神秘事象也只做艺术层面的解读,这是对秦岭本身所蕴含的神秘与美的削弱.不可否认的是后者具有更高层次的文学意义和价值,秦岭一切的事物都被作者调动起来,服务于自己的主观意志,这种陌生化的艺术表现手法,使文本具备了虚实相生的美学特征,真实地再现了秦岭人的精神面貌和信仰世界.
二、《山本》中的佛道空间
《山本》中除了对自然空间的神秘书写之外,还融入了作家大量的生命体悟和哲学思考.作者以地藏菩萨庙与安仁堂两个空间为坐标,将佛道话语引入日常叙事,表现了传统宗教文化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宗教表现了一种人们面对日常的生存、各种困难和死亡等问题时,对超人力量支持和保护的深切需求.”[10]这一点在小说主人公陆菊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面对涡镇存在的暴戾与杀戮,陈先生与宽展师父已经成了医治她内心缪乱的精神向导.
安仁堂的陈先生是涡镇的郎中,在医治人们生理病痛的同时,也启发、开导着求医者的内心,传递着通达淡泊的处世哲学与人生智慧.陈先生的思想与老庄哲学思想相契合,结合他的早年经历与行医生涯,我们可以大致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他与道家的渊源：第一方面：隐遁思想与玄学造诣.根据文中交代,陈先生早年间跟随元虚道长学医,并且决意在八仙观里当道士,后来为了逃避当兵自毁双眼,最终回到涡镇当了郎中.正是早年间道家文化环境的熏陶驱使他不惜残害身体,以求与政治的决裂,最终选择在秦岭中的小镇子里安身立命,从而获得精神的逍遥与自由.陈先生除了医术高明之外,还具有高深的玄学造诣,“玄”源于《老子》中的一句话：“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学本来是道家哲学上的一个用语,指的是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以《老子》为研究核心的哲学思潮.在近代泛指一切研究不可知本体的学说.这样一来,玄学的概念就被扩充到了极致,凡不可思议的、无法用科学原理解释的事物或现象大概都可以进入玄学视域.《山本》中陈先生就具有测字、看相、算卦等超常能力,尤其表现在测井掌柜运势、收剩剩为徒以及预知涡镇覆灭等情节的设置上.除此之外,井宗秀的得力助手周一山可做周公之梦,能通兽语,并且善于将人的生辰八字等与人事建立起某种隐秘联系.以上种种科学无法涉及的事物可谓玄之又玄,为文本笼上了一层神秘面纱.并且,故事里的人仿佛只是顺着生命与历史的原定轨迹,按部就班地生存着,这一点也传达了某种宿命的思想.第二方面：人本主义思想与顺世主义思想.人在自然与社会之中的双重复杂关系中生存,不断陷入自我与外界的联系与矛盾中,“人在处理外界事物的过程中,总是把自己作为衡量万物的标准,因而不能使万物物尽其用,各尽其才；而自己也会同时感到受外物的牵挂,滞碍而不能自由.”[11]由此可见,要想实现精神的独立与自由,就必须树立正确的物我观念.小说中从陈先生劝导砍树以解决纠纷的行为和对待接莫郎中一事的态度中,可以看出他的豁朗与通达,他反对人为物役,主张以人为本,追求一种“不物于物”的超凡境界.陈先生坚持人本主义思想的同时,还奉行顺世主义思想,这二者是互为表里的关系.比如他对白起说过：“凡是遇到事,你没有自己的主见了,大多数人干啥你就干啥,吃不了亏的.”[3]144文中此类话语很多,无论是在治病救人还是日常话语中,陈先生都反复强调一种顺应时势、少欲无为的生活态度,认为“许多想法最后都成了疾病.”[3]253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剩剩从马上跌落摔断腿一事,一方面给杨家人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另一方面,身体的残疾也使得剩剩将来免于遭受被抓丁打仗的痛苦.这也体现了道家养气、养神、养形的修养之道.第三方面,道家的政治理想.小说中有那么一段对话——“陆菊人说：那你看着啥时候世道就安宁啊？陈先生说：啥时候没英雄就好了.”[3]496他的话正应了“乱世出英雄”这句老话,也传达出了道家崇尚天人合一,无为而治的政治诉求.
《山本》中所受的道家文化影响还表现在神仙崇拜方面.神仙崇拜是道教信仰的核心.对于民间信仰中的神灵,道教不论在其形成的早期,还是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都从没间断过对它们的吸收改造[12].小说中屡次提到一幅钟馗画,钟馗是民间传说中驱除邪祟的神,旧时民间常挂钟馗像以辟邪除灾.沈括有一段关于钟馗名字以及钟馗画起源的记录：“钟馗之名,从来亦远矣,非起源于开元之时,开元之时,始有此画耳.”[13]虽然关于钟馗名字的渊源在学界尚存争议,但是基本可以确定钟馗画最早为唐开元年间吴道子的手笔.钟馗于唐明皇梦中捉鬼的传说在民间广为流传,其中对于钟馗生平也有着较为详尽的交代：“臣为终南山进士钟馗是也,因在唐高祖武德（公元618—627年）年间应举不捷,金榜落第,羞归故里,后在皇殿石阶上触阶自杀,皇上当即传旨,赐绿袍下葬.臣因而感恩图报,誓为皇上遍除天下‘虚耗’妖孽之事.”[14]文中提到钟馗是终南山人,终南山位于秦岭山脉中段,隶属陕西省西安市,是佛道文化的发祥圣地,这为涡镇人崇拜当地道教神灵钟馗的心理机制提供了合理性.神仙崇拜是中国传统的民间信仰体系长期作用于思想观念的外化表现,体现了人们对鬼神的敬畏之心与辟邪除灾、纳福迎祥的美好愿望,也表现了秦岭地区浓厚的地域色彩与悠久的民间文化传统.
《山本》中突出的具有宗教意味的空间是地藏菩萨庙.幽冥教主地藏菩萨是地狱之佛,虽然与地狱相联系,但他与道教的地狱之王酆都大帝大相径庭,地藏菩萨的作用是拯救和超度,他带着爱和慈悲的使命降临地狱,带领着亡灵去往阿弥陀佛的天堂[15].一将功成万骨枯,虽然《山本》并非以战争为主题,但其中表现的与残暴时时都在震撼着人的感官与心灵,地藏菩萨庙与宽展师父的存在,发挥了拯救和超度亡魂的作用,同时,也慰藉着现世人的心灵,为文本提供了宗教救赎的维度.
作者将庙里的住持设定成一个哑巴,本身就蕴含着一定的禅宗思想.“禅”的本义就是沉思,它主张排除一切外在干扰进行纯直觉的体验和内心的反思[16].虽然宽展师父不能开口说话,但却有尺八代其发声.尺八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木管乐器,同时也是普化禅宗的重要法器.宽展师父的出场总伴随着尺八乐音,或苍凉辽阔,或激越狂放,她时常吹奏的一首曲子叫《虚铎》,据说这是居士张参的先祖张伯模仿普化禅师振铎之声所作.尺八中博大的禅宗思想使其远远超越了本身作为乐器的定位,从而转化成一种具有慰藉与救赎意味的精神符号,吹奏尺八的过程也即是一种参禅修行的方式.
佛家有“众生平等说”,主张“上从诸佛,下至傍生,平等无所分别”,认为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能成佛,追求万物内外的平等性.小说中吹奏尺八也不单是宽展师父的专利,其中,花生与陆菊人也有学习吹奏尺八的体验.尽管宽展师父是个哑巴,但并不影响对此二人佛心佛性的培养,以及对所有涡镇人的慰藉与救赎作用的发挥,因为佛家认为修行参禅并不为性别年龄、身份地位甚至物种等世俗表象所束缚,佛家奥义也不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达,而是讲究以心传心,通过“顿悟”或者“渐悟”的方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契合,达到一种本心清净、无为寡欲的精神境界.佛家的众生平等思想还体现在宽展师父为生前作恶之人设立往生牌位这一情节的设计上,她认为“不管生前有德没德,是善是恶,死了都是一样的,让他们灵魂安妥,重新托生个好人.”[3]342这不仅表现了佛门中人慈悲为怀,众生平等的观念,也传递出佛家不修今世修来世的价值追求.
小说中还表现了佛家的“轮回转世说”.井宗秀属虎,并且具备虎的禀性,陆菊人喜欢蟾蜍,形体也有些像蟾蜍,她把茶业经营得风生水起,大有金蟾敛财之势,并且种种神秘现象似乎都在暗示、佐证二人的转世说,因此,人人都传说井宗秀是老虎转世,陆菊人是金蟾转世.关于轮回转世说的大众接受心理,在《印度佛教史》中有一段精彩论述：接受轮回说也许反映人们拒绝在单独一生中不合理的乐与苦的经验,这种信仰希望有某种自然补偿法则在宇宙中起作用,保证得到最终的公平[17].这段话从平凡人视角出发,表现了其面对天赋异禀之人及其超凡成就时内心的不平衡,以及平凡人的无奈与自我安慰,这大概也是涡镇人传说井宗秀与陆菊人前世今生的心理动机所在.
尽管陈先生和宽展师傅分别生存在各自的意识形态中,但却都不约而同地同世俗纷争保持着一定距离,始终保持着“出世不离人世”的状态,以各自的方式安抚着生存在声与炮火中的恐惧而脆弱的心灵,具有关怀现世人生的人道主义精神.
三、《山本》中的政治空间
小说中的时代背景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一时期国内斗争形式十分复杂,国民党内部矛盾尖锐,以蔡大海、井宗丞等为代表的秘密发展势力,逛山、刀客横行,地方武装势力也处于发展、抗衡之中.以上各股势力之间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的吸收与分离、联合与斗争也折射出革命历史发展的复杂与严峻.
盘踞在涡镇的武装势力是以井宗秀为首领的预备队,这支自卫武装是井宗秀一干人设计剿灭涡镇土匪后,平川县麻县长在得到国民党69旅授权后建立的.一山不容二虎,预备队与县保安队这两股力量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县保安队攻打涡镇失败之后,县政府迁到了涡镇.无论是在平川县城还是在涡镇,麻县长都扮演着傀儡的角色,始终被史三海、阮天保、井宗秀这些掌握兵权的人架空.从麻县长身上我们仿佛看到了文人为官的尴尬以及文官在乱世之中的穷途末路.
麻县长是一个典型的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传统文人形象,颇有中国社会渴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封建仕子气质.中国社会从古至今都有“官本位”思想存在,以官为本,以官为贵,推崇“学而优则仕”.麻县长也不例外,他积极入仕,参与国家政治.“初到双水县任上原本一心要造福一方,但几年下来,政局混乱,社会弊病丛生,再加上自己不能长袖善舞,时时处处举步维艰,便心灰意冷,只兴趣着秦岭和秦岭上的植物、动物.”[3]37尽管如此,麻县长的政治诉求也没有完全转移,在县政府迁至涡镇后,他还是有许多治县方略,但由于干事缺失、机构不健全、预备队不配合等原因只好作罢.麻县长的仕途遭遇从根本上来看,还是因为他是文人出身,缺少一支令行禁止的武装力量,毕竟乱世治国靠不靠笔,儒家倡导的“以礼治国”“为政以德”等治国思想固然可贵,却不为乱世之中,争权夺势者所需,这或许也注定了儒家乱世不显,盛世大盛的历史命运.
由于仕途频频受阻,麻县长开始修身养性,以自我完善与自我实现为目标,全心投入到秦岭草木、动物的整理与编写中,这也体现了儒家修己安人、居敬穷理等规范思想对个体内在发展的影响.自我完善与自我实现的功用不仅仅局限于个体精神的升华,孔子认为：“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这就将“修己”推及到他人与社会层面.这种个体到群体的思维模式还体现在相关学者对“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的解读上：所谓“独善其身”,主要是一种道德上的自我实现,其内容是“不失其义”,故“穷则独善其身”又称“穷则不失其义”,“义”所体现的是普遍的社会责任,“不失其义”亦即意味着履行普遍的社会责任[18].所以说,个体的自我实现,仍是为了实现更广泛的社会价值.反观麻县长自我价值实现方式的选择,其本身就带有明显的社会功用,涡镇最终化为了秦岭之中的一堆土,但《秦岭志草木部》与《秦岭志禽兽部》终得以传世.
麻县长与作家本人也有一定渊源.其一,贾平凹的创作初衷是整理秦岭的草木记、动物记,但却终因能力和体力未能完成,小说中麻县长的存在背负了作家数年来对秦岭草木、动物考察工作的积累,《秦岭志草木部》与《秦岭志禽兽部》的完成对于作家来说也是一种补偿,表现了文学作品与现实世界的互补.其二,麻县长与贾平凹都是文人出身,尽管时代、地位有异,但都有着为官而不想做官的困扰.对于这一点,储子淮在《作家贾平凹》一书中有相关叙述,并且详尽剖析了文人与官场的隔膜：“就其文人身份而言,他爱好写作,爱好文学,成为作协主席也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带领陕西的作家群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创造出一片新天地.但就其为官身份而言,在其位便要谋其事.成为作协主席,也要参加一些学术、的会议,要应酬,应要求写短文都是其次,最主要的是要收敛自身的特性,蜕变为与所有官场中人一样,这样才能适应官场.”[19]这其中表现的文人个性与官文化的矛盾冲突自古有之,尽管具体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作家将文人为官的尴尬和窘迫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在展现麻县长文人身份与官场地位的冲突中,大概多多少少也融合了自己对于自我与现实的体悟与思考.
四、结语
《山本》这部小说故事情节曲折传奇,人物形象生动鲜活,体现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我们可以从多重维度解读其文本内涵与主题意蕴,但无论如何都无法脱离作者对复杂人性的表现与对人性之中真善美的讴歌.文本叙事中涉及自然、地理、政治等多个领域,糅合了中医理论、民间习俗、宗教文化等传统元素,展现出传统儒释道文化丰厚的内涵及其在特殊历史时期与政治环境中对人的影响.有语云：“入于儒,出于道,逃于佛.”这部小说正是从自然、宗教、政治等多重角度,透视深邃而神秘的秦岭世界,探析秦岭人对儒释道文化的追求与乱世之中儒释道文化对人心智的启迪和对创伤的治愈.井宗秀、麻县长的人生选择与人性的裂变,陆菊人、陈先生、宽展师父等人对真善美的坚守等,展现了在特殊历史时期与社会环境影响下人性的复杂与生命的悲哀.小说中的铜镜映照了历史的黑暗与这片土地的藏污纳垢,最终涡镇消失在历史的漩涡中,作者以悲悯之心完成了对历史的凭吊,其间揭示了人性复杂的本质,表现了作者对于人性与生存的形而上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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