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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异化的理论批判
[摘 要]从马克思早期“异化”概念出发,也即是在关心人的自我实现和自由完满的维度上来解读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压制了人类潜能的发展,人被普遍置于一种奴役状态下,不仅受他人奴役,而且受自己所创造的非人格化和非人性化二力量所奴役,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先天分裂的诸生产要素也根本不能确保人的潜能得到实现.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导致人的异化的总病灶,消除它得以运作的核心要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关键词]马克思；异化；资本主义；劳动；自由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45(2018)03-0002-04
异化,这样的概念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其确切包含的真实意义在马克思那里是没有明确指出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异化进行了系统详细的集中论述.“在这里,马克思在运用该概念时一种显而易见的情况是用来描述一种分裂的状态,即所谓‘人的自我异化和自我回归’视角下的批判.”但即便是就具体的人的层面而言,马克思似乎也有意照顾到了在经验事实和哲学抽象两种层面来展开他的论述.从经验事实层面而言,“马克思在《手稿》中致力于描述和分析工人这种牲畜般的生存状态.换句话说,只要是从经济事实出发来进行问题研究,那么无处不看到这种异化的痕迹.”
一、资本主义与劳动
首先,还是要回到人的问题上来.世间的一切问题,都是人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人类要实现自身的完善和存在的价值,使自身的生活世界富于实际社会,那就必须使人类的本质性力量和自觉能动性获得充分而有效的发展.
马克思把这种本质性力量归为劳动.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中,这种所谓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形式不同,相关的异化成为一个系统的社会问题,其程度也不同.一般而言,社会因素造成的系统异化是指社会中的这种差距,即人的潜力的最终实现与社会成员的潜力的最终实现之间的差距.这一差距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增长而不断扩大,而异化的可能性也在增加.与此同时,社会调整对个人参与分享社会劳动财富的压力日益增大.
马克思正是在这种资本主义制度异化的基础上,获得了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哲学人类学的基础.马克思在《宣言》中首先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结构性紧张：“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与社会生产的空前进步相比,生产力正在膨胀和发展,但并没有为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自我实现创造更多的机会和空间.相反,它进一步限制和削弱了个体劳动者.它仅仅是人的理性、技能和能力以及其他参与社会生产和社会管理的潜力和才能,它不过是参与社会物质财富分配的一种可能性.
其次,回到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来.在说明资本主义以何种方式剥夺工人的一切生活内容时,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对劳动分工的过度依赖.
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运作都依赖于建立在生产精细分工基础之上的集体劳动.资本主义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发展是分工协作的一个必然产物,而这个产物本身也进一步加剧了分工的发生.劳动过程被尽可能地细化,大量的个体劳动者在其中从事一个乃至几个环节,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服从整个机器大工业的冰冷法则.在此过程中,劳动机器本身具有了一个主体的独立性,而原本应该作为主体的劳动者相反则成了前者的附庸,成为这个大机器的一个零部件.在《资本论》讨论“机器和大工业”的章节中,马克思写道：“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在前一种场合,劳动资料的运动从工人出发,在后一种场合,则是工人跟随劳动资料的运动.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是一个活机构的肢体.在工厂中,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如此一来,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必然推动个体能力、思维往简单化和单面化发展,而他的所有个人生活都将被剥脱.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下,利益最大化主导的社会化生产只会带来劳动的异化和人性的扭曲：“大工业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专业.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绝对的矛盾怎样破坏着工人生活的一切安宁、稳定和保障,使工人面临这样的威胁：在劳动资料被夺走的同时,生活资料也不断被夺走,在他的局部职能变成过剩的同时,他本身也变成过剩的东西；这个矛盾怎样通过工人阶级的不断牺牲、劳动力的无限度的浪费和社会无政府状态造成的灾难而放纵地表现出来.”这个绝对的矛盾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当中的结构性异化.资本主义社会的利益逻辑支配着游戏当中的每个参与者.“人的异化,因而也就是从资本诞生的母体当中遗传下来的真正的‘原罪’．而在整个资本的生产过程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当中蔓延开来,且随着资本主义异化生产的结构性特质不断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这就产生了阿克瑟罗斯(Kostas Axelos)所区分的经济和社会异化、政治异化、人的异化以及意识形态异化等诸多形式.”
马克思正是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将异化的症结置于资本主义的内部结构之中.由此可见,马克思总是把问题引向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他认为人类活动发展的潜在可能性与现代工业的技术要求并不矛盾.相反,它恰恰根植于现代科学生产之中,一旦劳动者有了自觉的生产标准.而不是资本主义嗜血的利润最大化,不是盲目驱动的,因此克服劳动异化和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和自我实现将逐渐显现出来.
二、资本主义与自由
马克思所给出的导致异化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压制了人类潜能的发展.而另一个更为突出也更根本的原因则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被普遍地置于一种奴役状态之下,这种奴役状态不单是受某个其他人的奴役,而是在更基础的层面上受人们自己所创造的这些非人格化和非人性化的力量所奴役.
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生产和分配并非以统一调配管理的方式运作,而是取决于有自由意志的资本家,他们作为商品的私人所有者是各自独立的个体,而他们相互之间的行动拼凑成了整个社会的生产运作.正如资本主义的辩护者告诉我们的那样,这一体系确保了个体（特别是资本所有者）拥有最大自由来选择处理他们本身所拥有的财富.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宏观层面上,所有这些自由个体的行动所造成的后果,以及由此产生的市场机械化和经济体系最终摆脱了任何人的控制,自由意志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可避免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而我们所有人,不论是作为个体还是集体,对此都将无能为力.这种无能为力最明显地体现在贸易危机中,一旦大量资本家在短时间内遭遇毁灭性打击,工人将失去工作.而这种危机的产生往往不是因为某种大自然本身不可预测或不可抗拒的灾难,也不是因为社会生产力遭遇某种突变和衰竭.相反,它仅仅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商业贸易的循环体系当中天然蕴含一种结构性的困境,这种困境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结构性矛盾,而这一困境作为危机而爆发出来的时候,又进一步凸显了这种异化的社会性表现.这种异化的特质已经不仅仅表现在市场体系阶段性地导致灾难性后果这一方面,从更本质的意义上来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真正异化了的乃是人本身.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重点批判了资本主义如何令工人的生命活动变成异己的,或者非“自己的生命活动”,他们在劳动的对象化过程中恰恰丧失了自己.
马克思对“自己的生命活动”的强调跟他对人类自由之价值的推崇有密切关联.何谓自由？对于这个问题,从不同角度进入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释,在当代学者中,伯林关于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论断大概是最广为人知的了.自由在马克思看来首先是一种自我决断,是人的活动和人本身都服从于人自己的有意识的、合乎理性的选择.关于自由的概念,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家包括像卢梭、康德、黑格尔等人给出了一连串的名字,诸如“自发性”,即自己是自己的原因,“我”成为一个因果关系的第一环节,以及像“道德自主”、“自治”等,因此,在马克思和之前的哲学家之间,自由至少可以在否定性的消极意义上达到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不存在对个人的强制和胁迫,不论这种强迫是肉体上的,还是道德和精神上的.这种否定性意义的自由进一步又为开创一种更深层的、积极的自由创造了可能性.很明显,马克思后来所发展的自由观在很大程度都坚持着这样一种积极的自由概念：在唯物论的意义上,要获得自由并非要通过避免或防止的否定性力量,而是要通过使得一个人的真正个体性得以可能的肯定性力量.在马克思之前的近代思想家那里,积极自由的概念往往都是从个体和道德的意义上来进行理解.而要实践这样一种自由,无疑必须具备特定的社会条件,特别是满足一定的政治条件.当然,这些还不是最主要的,真正积极的自由在于对自己意志、情感和冲动的驾驭,即通过理性的知识和自身的道德律令来引导并掌管自己的生命活动,在注重人之作为社会生产者的马克思看来,这种积极自由诚然是可取的,但是纯粹精神意义上的自我抉断,正如黑格尔的哲学体系的思辨性一样,尚存在某种本末倒置,真正的自我决断更应该建立在人类对自身所生产之产品以及对社会生产之条件的支配上,这样一来,自由也就从一种先验意义上的可能性摇身一变成为了一种经验意义上的价值目标.这一点正是马克思超越前人之处,当然也是马克思理论自身之激进性所在.
马克思看来,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都不过是一历史性形式,它是人类的历史性创造,因而也是随着人类历史的演进而不断发展变化的,而非自然生成的或者由某个超越的存在者创造出来的不可更改的形式.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最后,他就谈到了这种生产方式及其制度形式的变更性：“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物质力量.从这时起,社会内部感到受它束缚的力量和就活动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
自始至终,马克思都坚决抵制那些为资本主义制度作终极性辩护的思想.这一方面固然是其本人杰出的历史感和辩证的方法论使然,但同时也应当注意到,这为马克思所强调的这种经验层面上的真正自由和真正的自我决断留出了空间,同时也暗示了其出路和代价之所在.既然社会关系也是人自身的一个产品,那么唯有构建出一种真正合乎理性要求、满足个性发展的社会关系,人才能最终得到自由.在这样的社会关系当中,人不再迫于某种强力而屈服于异己者,也不再听命于某种任意武断的意志,比如资本的意志.也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关系中,他们看到了自我意识的真正投射以及自豪和满足.因而,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关系中获得了自由的人,才是真正克服了异化达到自我实现的人.在此还要稍微回应一种对马克思的惯常批判.肖恩·赛耶斯在“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的异化概念”一文中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异化观过于强调客观性而忽略了人的个性：“马克思主义常常把自己表达为一种纯粹的社会哲学,自我被描绘为一种单纯的社会产物.马克思主义者常常似乎在暗示,社会变化单独就足以改造和实现自我——仿佛‘在革命之后’,自我与社会之间的所有冲突就都自动地被消解掉了,而无须任何个人方面的行动”.
迄今为止,马克思谈论的主要是异化之克服和人之自由解放的社会性条件,对马克思来说,这个条件是必要的,甚至是首要的,抛开社会变化,则人的自由必成空谈,但是社会变化并没有被马克思当作一个充分的甚至是唯一的前提.马克思诚然相信在“革命之后”,共产主义社会关系之中,异化和冲突最终将得以消解,但是他从不否认在此社会条件之下的人的自主性创造和自我实现的个人伦理责任.
三、资本主义社会异化问题的终结
以上讨论至此,则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呼唤自然也就顺理成章了.对于什么是共产主义,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在此只需要提示某种可能性；因为人的真正自由必然要求这样一种现实的社会关系,因此它必定只能在某种非现成的理想共同体中实现.真正的自由不是像斯多亚主义者那样退避到个人的德性和心灵的宁静当中或像宗教信仰者那样寄托于彼岸世界,它必定是现实的和社会的,所以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类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因为只有在排除了一切异己性统治的彻底平等的共同体中,普遍的自由才有可能落实.就此而言,马克思相信并要求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覆亡,这不是因为受某种预设的乌托邦理想所驱使,相反,这恰恰是因为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看到了人的真正异化以及背后的结构性力量.马克思的信念在于人本身的信念,即相信历史的逻辑必定走向人的真正的自我实现,这一历史逻辑不是马克思自己的创造,而是人类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发展史本身所展示出来的.因此,马克思自身的工作不是充当预言家,而是去澄清纷繁芜杂的社会现象背后的逻辑结构及其历史走向.
总的说来,马克思确实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导致人的异化的总病灶,消除它得以运作的核心要素即它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除此之外,“没有理由不承认马克思也相信其他社会问题诸如宗教幻想、和性别压迫等等同样可以导致异化,而这些要素即便是在社会主义关系之下也仍须加以克服.”因此,马克思异化理论与资本主义批判留给我们的是一项未完成的工作,与其说它给出了结论,倒不如把它当作一个目标,当然它更多还是一条道路或者一种启示,无论如何,一种实践的人本主义要求人们在历史的道路上且行且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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