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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不孤》：探寻中华文化精魂不灭的奥秘
刘起林
在陶少鸿近四十年的创作生涯中,长篇小说《大地芬芳》和《百年不孤》均致力于探寻二十世纪中国乡野民间的人生范式与命运状态,《大地芬芳》描述了农耕人生以生儿育女、发家致富为目标的物质性生存,《百年不孤》则展现了乡贤人物以乐善好施、行善积德为核心特征的精神人格.这两部作品的意义建构具有鲜明的互文性特征,共同体现了陶少鸿小说创作的审美境界与艺术标高.
长篇小说《百年不孤》（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年出版）聚焦现代中国的乡贤文化生态,在审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风雨与乡土人生的基础上建构起了这一思想主题.所以,我们也需要将其放到“百年反思”小说的文学史序列中来考察,理解和定位才有可能更为清晰而准确.包括《古船》《白鹿原》等文学经典在内的“百年反思”小说作品繁多,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也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些“套路”和“成规”.在这种基础和背景之上,《百年不孤》显示出以下几方面的突破与创新性.
首先,《百年不孤》的审美重心不再是借助传统文化来批判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误区,而是通过展示世纪性历史风雨中的个人命运,来探究中华文化精魂不灭的奥秘及其独特的存在规律.
大量的“百年反思”小说存在一条基本思路,就是进行二十世纪中国的悲剧命运陈述、宏观历史批判和文化破坏力展示,其中鲜明地体现出一种以文化叙事批判阶级叙事的叙事套路.《百年不孤》并未回避这些沉重的历史内涵,作品的审美重心却发生了巨大的转移.作者通过描述岑励畲、岑国仁父子的人生命运和精神坚守,以沉静从容的艺术风度展现出,虽然“乡贤”作为一个阶层在二十世纪中国正逐渐消亡,但德与善的文化精神在乡村社会中仍然静水流深、影响广泛,就像苍茫大海上的一盏灯、凄风苦雨中的一炉火,稳定着乡民的人性、温暖着百姓的人心.《百年不孤》的这种艺术呈现表现出一种根本的审美精神,就是探寻历史风浪与世事沧桑所难以撼动的中华文化的坚硬内核,阐发民族文化优良基因在历史巨变中存在和延续的可能性、必然性,揭示中华文化穿越二十世纪百年风雨的磨难与打击,还有哪些精神基因与价值元素未曾被改变,仍然保持着生命活力与历史意义,总而言之,作者实际上是在致力于探寻中华文化精魂不灭的奥秘.
其次,《百年不孤》以历史与文化演进的“南方境界”为基础,既展现出以儒家德善文化为价值内核的乡土精神在纷乱时势中坚守的历史形态,又描述了作品主人公面对历史潮流时不乏屈服与顺应的道家人生姿态.
《百年不孤》审视乡贤文化及其尚德崇善的思想品质在历史巨变中的兴衰存亡,与许多“百年反思”小说存在审美思路和叙事框架的一致性,但作者并未着力强化历史演进的对立、对抗形态和破坏性状态,并未将其描述得血雨腥风,充满暴戾特征和传奇色彩,而是更注重揭示时代风浪中乡村人际关系的具体情形和内在复杂性,更注重发掘乡村百姓在历史转折关头达观本分的人生姿态.岑国仁散淡、平和地安居乡野民间,在众多历史巨变面前都表现出一副懦弱、内敛、驯顺的人生姿态,同时却默默地坚守着自我以善意和德行为中心的精神原则,无论何种状况下都坚持“讲旧礼节”“守规矩”,这种外圆内方、顺势而为却又以柔克刚的人生态度,相当典型地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立身、以道家应变的精神特征.
作者按照这种审美思路所展开的描写,散发出浓厚的“南方气息”,实际上是建构起了一种历史沧桑巨变中的“南方境界”.中国的南方大多是丘陵地带,山重水复之间很容易形成边缘化的社会环境和小范围的“世外桃源”生态,历史与文化的发展在这样的地方更多地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渐变、融合而非断裂的形态.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描述农业合作化的进程,就展示了这种在欢乐和忧伤中进行精神融合式转变的历史境界.《百年不孤》所展现的,同样是这种在“乡土中国”也许更具普遍性的历史演变情形.
再次,《百年不孤》蕴含着宏大叙事的历史文化命题,却又将问题意识寓于对乡土日常生态的全方位呈现之中,从而超越了以问题意识、历史框架为中心的“百年反思”格局.
《百年不孤》描述了重大历史关节对于那偏远小山村的影响,揭示了岑励畲、岑国仁父子的德性人格在历史巨变过程中的存在状态,但作者更充分地展开的,其实是主人公在农耕日常人生中的勤俭持家、行善积德,是乡民百姓日常生活中的生产劳作、家道盛衰和恩怨纠葛,是他们生养作息于其间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作者描述开秧门、赛龙舟、赶山等仪式感和狂欢融的群体活动,展现了乡村社会特有的繁华、热闹与温馨；揭示由乡里邻居中德高望重的“中人”来调摆矛盾纠葛、安排家庭事务的人际关系特征,则展现了乡村社会在散漫自由状态中所蕴含的规范与伦理.对这种种从乡野民间的角度看实际上更为恒久、深沉的意义元素,作者显然倾注了更大的热情和心力,虽然处处表现得笔墨节制、雅致有度,具体的描述却丰沛鲜活、诗情洋溢.以对这种乡野人生境界唯美抒情的艺术开拓为基础,并将宏大叙事的思想主题蕴含于其中,《百年不孤》的文本审美境界就超越了众多“百年反思”小说以问题意识为中心的思潮性、话题性的意义格局,显得更富人文气息,更具“融史于诗”的审美意味,作品的思想主题也因此而更为丰满厚实和富于人间的情味.
第四,《百年不孤》在描述乡贤人物人格与威望形成的过程中,超越塑造“文化英雄”的套路,体现出一种将崇高品质和庸常性格相融合的审美倾向.
小说塑造主人公岑国仁的形象,鲜明地体现出这种将崇高品质和庸常性格相融合的特征.作者细致地表现了岑国仁在迷茫和挫折中的德善人格生成史.比如他施粥不成功反而给自己家庭带来灾祸,办育婴堂的行为并未延续下去,就都显得有圣贤之举但缺乏英雄的气概和才干.在表现岑国仁实施善举的过程中,作者还有意弱化其政治意识和思想境界,强化其家庭意识和仁义情怀.岑国仁资助女红军似乎仅因为有爱慕之心,善待打算投降的日本鬼子也仅因为“不忍心”,作者的描述中所体现的就是这种审美思维特征.对于岑国仁为追求善行而付出代价时的内心痛苦和人性本真状态,作者也给予了真实的描绘.廖光忠在施粥的混乱中抢劫财物而失手撞死岑国仁母亲之后,作者就细致地展现了岑国仁既恨得咬牙切齿、前去寻仇又下不去手的矛盾纠结状态.
在对人物形象身上的道德光环进行了祛魅化处理之后,乡贤人物就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文化英雄”,他们的精神品格就不过是庸常之辈在乡村日常生活中所坚守的一种公平与善意.正因为如此,乡村世界的芸芸众生反而更容易为其亲和力与感召力所影响.不无流氓、无赖习气的何国闰和廖光忠,都对岑国仁保持着信赖而尊敬的情感态度,也不断地增强着遵守德善文化规范的自觉性；在历史的深处,甚至土匪头子面对岑国仁祖父的善意,也表现出对规范和伦理的遵循.所有这一切,都鲜明地体现出乡贤文化崇高精神的人格感召力.乡贤人物体现于庸常人生之中的德善人格及其精神感召力,正是中华优秀文化精魂不灭的根源之所在.所以,《百年不孤》在这方面的艺术处理,充分显示出作者理解民族文化精神内核的透彻与精准.
责任编辑：赵燕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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