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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重阳诗赋的感伤和温情名作和重阳之三
“余闲居,爱重九之名”（陶渊明《九日闲居序》）,九九重阳,因其月日并应纯阳之数,谐音“久久”,不仅陶渊明爱之,世人无不爱之.
相关研究认为,九月九日作为中国古代四大重数节日之一,当产生于序数纪日法得以使用后的东汉中后期（郭佳《九月九日重阳节探源》,《文化遗产》2017 年第5 期）.《旧唐书》卷十三载德宗五年春正月乙卯诏曰：“四序嘉辰,历代增置,汉崇上巳,晋纪重阳.”可见,重阳节在晋朝才成为受重视的节日.曹丕《九日与钟繇书》是现存较早详细诠释重阳节的文献,从中可知重阳节与祈求长寿相关,多以宴飨聚会为主要活动,并有服食菊花的习俗.
重阳节进入诗赋书写较晚,从现存作品考察,最早的当数东晋陶渊明重阳诗.现存与重阳节相关的唐前诗赋,除傅亮《九月九日登陵嚣馆赋》外,另有二十余篇诗歌.魏晋南北朝重阳诗赋具有较丰富的内涵,千载以下,犹可回味.
逆旅感伤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季秋时节,大自然一派凄凉萧瑟景象.特殊的气候节物,令魏晋南北朝重阳诗赋携带着或浓或淡的悲秋之情,这些悲凉感伤的心绪由秋天的景物感发,并进一步与生命的短暂、人生的忧劳、生活的困顿以及羁旅、离别、思乡等感受融为一体.
首先,重阳节萧瑟的秋景常触发作者人生苦短的喟叹.如陶渊明《己酉岁九月九日》：
靡靡秋已夕,凄凄风露交.
蔓草不复荣,园木空自凋.
清气澄余滓,杳然天界高.
哀蝉无留响,丛雁鸣云霄.
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
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
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
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
暮秋时节,风露交加,蔓草枯萎,园木凋零,空旷的天际中,秋寒和衰草里,大雁的鸣声令人思绪万千.诗人触景生情,大自然的荣枯变化引发他对人生的思考：世间万物都有盛衰变化,人生其间,怎能没有忧劳？万物的衰败凋零正如人类生命必然逝去一样,没有人能逃脱亡没的结局.诗人的内心充满焦虑,纵然故作达观超然之语,亦难以消解死亡固有的悲哀和无奈.陶渊明将人生忧劳、生命有限的苦闷,置于重阳佳节的背景中,使人类祈求长生的主观愿望与盛衰有时、生命有尽之间的矛盾,显得格外突出.
其次,重阳节登高等活动以及菊、酒等风物常被赋予游子羁旅和思乡的感伤.如宋代傅亮的《九月九日登陵嚣馆赋》：岁九旻之暮月,肃晨驾而北逝.度回壑以停辕,凌孤馆而远憩.何物惨而节哀,又云悠而风厉.悴绿蘩于寒渚,陨丰灌于荒澨.玩中原之芬菊,惜兰圃之凋蕙.旌竹柏之劲心,谢梧楸之零脆.尔乃流眄平隰,落日还皋,于感具盈,在物周骚.聆离鹍之栖响,泝鸣林之浏飙.彼游子之苦伤,每寤叹于我劳.矧集悲而钟苦,疚寸心其如忉.眇天末以遥瞪,怨故乡之阻辽.
此赋全无佳节氛围,充满秋之肃杀之气以及游子的苦伤之情.作者于重阳登高远眺,季秋的气候节物尽收眼底,绿蘩憔悴,灌木陨落,蕙兰凋谢,梧楸零落,寒渚,荒澨,一派“物惨节哀”的凄凉境界.更兼平原渺远,落日西斜,鹍鸡悲鸣,西风呼啸,这一切唤起游子心底的苦伤,羁旅之劳,故乡之远,前路之长,一起涌上心头,可谓集悲钟苦,寸心如忉,读之令人慨叹.
江总以重阳诗表达游子思乡之情.其《衡州九日诗》开篇写“秋日正凄凄,茅茨复萧瑟”,点出秋景的萧瑟及其投射在人心上的悲凉.然后以“姬人荐初酝”“园菊抱黄华”点出重阳时令,最后将情感落脚在思乡之情上：“聊以著书情,暂遣他乡日.”江总另有《于长安归还扬州九月九日行薇山亭赋韵诗》：“心逐南云逝,形随北雁来.故乡篱下菊,今日几花开.”此首含蓄蕴藉,亦抒发游子在佳节的思乡念归之情.这类隽永的作品,其菊、酒意象亦都蕴含着淡淡的感伤情调.
总体而言,魏晋南北朝重阳诗赋的感伤色彩,取决于重阳节令自身的特殊性以及中国古代文学的悲秋传统.大自然春生秋杀,暮秋的肃杀景象容易唤起悲凉的体验和心绪,即使像沈约《为临川王九日侍太子宴诗》这种颂美朝廷的作品,也因节令的特殊性而在景物描写中带有感伤意味：“凉风北起,高雁南翻.叶浮楚水,草折梁园.凄清霜野,惆怅晨鹍.”反之,春天万物生长,给人欣欣向荣之感,所以有关上巳节的书写,基本有着欢欣愉悦的一面,如王羲之所言：“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再如成公绥《洛禊赋》展现的情景：“考吉日,简良辰.祓除解禊,同会洛滨.
妖童媛女,嬉游河曲,或盥纤手,或濯素足.临清流,坐沙场,列罍樽,飞羽觞.”热闹非凡的场景,俨然全民的狂欢.
中国古代文学的悲秋传统,始自宋玉《九辩》,深秋肃杀景象,自此即被赋予悲凉的基调.魏晋时期,人们对死亡的无情、生命的短暂和个人价值实现之间的矛盾有了更为深刻的体验和认识,所以他们对生死十分敏感,对与生死相对应的大自然的荣枯变化也十分敏感,这其实就是悲秋传统千古延续的内在动因,所以他们往往以感伤笔调书写秋景.
人生如寄,旅居天地之间所经历的生死、离别、羁旅、思乡以及否泰、盛衰等,在魏晋南北朝文人的重阳书写里,都携带着明显的感伤情调.
文人趣味
魏晋南北朝重阳诗赋极少描写相关民俗,而多写景感怀,有雅化倾向,充满文人趣味.为辟邪、祈求长寿而进行的登高、饮酒食菊、佩茱萸、食蓬饵等民俗,在魏晋南北朝诗赋中极少得到书写和表现,但这些民俗确乎是存在于民间的.曹丕《九日与钟繇书》以及《风土记》《荆楚岁时记》等文献亦有关于佩茱萸、登高、食蓬饵、饮酒服菊以求长寿、除恶、辟邪、御寒等重阳民俗的记载.现代学界的研究亦表明,汉代以来,重阳节确实具有以上习俗及观念（参看张君《九九重阳节——中国传统的死亡节、升仙求寿节和酒神节》,《求索》1993年第5 期.）.
较为直接地描写重阳民俗的魏晋南北朝诗赋屈指可数.陶渊明《九日闲居》中“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差可算是对服菊饮酒以求延年益寿的民俗的叙写,但陶渊明此句只是为了引出佳节无酒的感叹.又如竟陵王萧子良《九日侍宴诗》：“月殿风转,层台气寒.高云敛色,遥露已团.式诏司警,言戾秋峦.轻觞时荐,落英可餐.”此首结句写饮酒服菊,但“轻觞时荐”乃是写侍宴中的觥筹交错,“落英可餐”更多是对屈原的致意,与民间重有延寿、辟邪色彩的民俗活动相去已远.再如江总《衡州九日诗》虽然亦写“姬人荐初酝”“园菊抱黄华”,但饮酒赏菊在这里只是带有家庭温馨气息的风雅之举.至于梁简文帝《九日赋韵诗》曰：“是节协阳数,高秋气已精.檐芝逐月启,帷风依夜清.远烛承歌黛,斜桥闻履声.梁尘下未息,共爱赏心并.”虽然起句点出重阳节令,但接下来所写则纯是动人的秋夜景色,与重阳并无关联,置于其他秋日亦无不可.
绝大多数魏晋南北朝重阳诗歌均不关涉重阳民俗,其中占比最高的应制诗歌内容多为欢宴射猎.如萧统《文选》所收谢灵运和谢瞻的同题之作《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是叙写欢宴与离别的作品,与重阳民俗没有丝毫关联.刘裕尚未称帝之时,曾于重阳之日设宴彭城戏马台,为辞官东归的孔靖饯行,当时“百僚咸赋诗,以述其美”,谢氏兄弟诗歌亦作于此时（谢灵运为谢瞻族弟.《宋书》卷五十六载：“瞻善于文章,辞采之美,与族叔混、族弟灵运相抗.”）.两首诗描写秋景,并不渲染萧瑟悲凉况味,而是典雅平和,符合应制和欢宴的写作背景.二者抒发别情颇为感人：谢灵运以“河流有急澜,浮骖无缓辙”表达离别的匆促与内心的眷恋,谢瞻以“扶光迫西汜,欢余宴有穷”表达时光飞逝、欢宴有尽的惆怅,以“临流怨莫从,欢心叹飞蓬”,表达对自己无法归隐的怅恨以及对人生漂泊有如飞蓬不定的叹息.
魏晋南北朝重阳诗赋对民俗的疏离,取决于当时文人的贵族身份以及审美取向.这些作者,除了陶渊明,几乎都是贵族甚至皇族出身,至少也是伴随权贵出入宫廷的官员,如谢灵运、谢瞻、傅亮、王俭、何逊、任昉、丘迟、沈约、刘孝威、刘苞、王修己、庾肩吾、萧子良、萧纲、王褒等.他们在文学书写中有意避免重阳节的民间色彩,而更多地赋予这个节日以文人趣味.如王脩己《九日诗》：“霜威始落翠,寒气初入堂.隋珠烂似烛,悬黎疑夜光.舞步因弦折,歌声随袂扬.夜深闻漏缓,檐虚觉唱长.”此首写秋夜歌舞欢宴,隐然有歌姬舞女身影,颇具宋词味道,内容无关重阳节日.他们留下的九日侍宴从驾之作,所写均为皇家气派和贵族排场,全然不见重阳民俗痕迹.
更有意思的是,在齐梁宫体诗影响下,重阳诗中的饮酒服菊习俗甚至变身为暧昧的场面.如刘孝威《九日酌菊花酒诗》：“露花疑始摘,罗衣似适熏.余杯度不取,欲持娇使君.”诗中娇俏迷人的女子,身着香气袭人的罗衣,和着晨露采摘菊花,手持酒杯对人撒娇.诗人以贵族日常生活中的调情场景替代了对重阳民俗的书写.
唐前文人对上巳节的祓禊民俗则有较多书写,如张华《太康六年三月三日后园会诗》写“合乐华池,祓濯清川”,谢朓《三日侍宴曲水代人应诏诗》写“祓秽河浒,张乐春畴”,刘孝绰《三日侍华光殿曲水宴诗》写“薰祓三阳暮,濯禊元巳初”,刘孝威《三日侍皇太子曲水宴诗》写“皇储遵洛禊,滥觞追灞桥.掌祓开神蘌,司马动銮镳”,庾肩吾《三日侍兰亭曲水宴诗》写“禊川分曲洛,帐殿掩芳洲.踊跃赬鱼出,参差绛枣浮.百戏俱临水,千钟共逐流”等,以上无论是侍宴之作,还是个人自由之作,上巳节所关涉的民俗都得到了文人相对较直接的书写.上巳节的祓禊民俗,与儒家礼仪相关,《后汉书·礼仪志上》注引蔡邕言曰：“《论语》‘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自上及下,古有此礼.今三月上巳,祓禊於水滨,盖出於此.”其曲水流觞的活动又给文人提供了雅集时机,所以,祓禊虽然亦是民间习俗,但它因符合文人的审美趣味而被广泛书写.
魏晋南北朝重阳诗赋对民俗的疏离,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贵族趣味和审美取向.
政治温情
魏晋南北朝重阳诗多侍宴从驾之作,充满宗法社会的人伦色彩和政治温情.《旧唐书》卷十三德宗贞元四年九月丙午诏曰：“比者卿士内外,左右朕躬,朝夕公门,勤劳庶务.今方隅无事,烝庶小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节日,宜任文武百僚选胜地追赏为乐.”此诏还规定了三节之时朝廷给予百官的赏赐标准,并宣布“永为常式”.德宗正是利用佳节慰劳赏赐群臣,以和谐君臣关系,体现浩荡皇恩.中国节日多以宴飨为庆祝方式,而宴飨自古以来就具有政治意义,《诗经》中大量的宴飨诗就是明证,这也就是为什么文人书写节日多应制之作的原因.
魏晋南北朝重阳应制之诗,多歌颂皇恩,赞美圣德,恭维主人,奉承宾客,流露出和谐愉悦的政治温情,这种温情消解了暮秋景象的凄凉萧瑟,而代之以典雅温润的颂美、堂皇富丽的皇家气派以及安定清明的盛世景象.
如王俭《侍皇太子九日宴玄圃诗》（节选）：
秋日在房,鸿雁来翔.
寥寥清景,霭霭微霜.
草木摇落,幽兰独芳.
眷言淄苑,尚想濠梁.
既畅旨酒,亦饱徽猷.
有来斯悦,无远不柔.
虽然是对深秋景色的描写,却没有丝毫悲戚之感.鸿雁来翔,似老友相见.幽兰独芳,似上天眷顾.欢宴之上,有会心的交谈,甘醇的美酒,益人的美德,来者无不欢喜,远人无不依附,这正是对皇太子最得体的赞誉之词,风格典雅温润.
萧纲《九日侍皇太子乐游苑诗》写道：“秋晨精曜,驾动宫闱.
露点金节,霜沈玉玑.玄戈侧影,
翠羽翻晖.庭回鹤盖,水照犀衣.
兰羞荐俎,竹酒澄芬.千音写凤,
百戏承云.紫燕跃武,赤兔越空.
横飞鸟箭,半转蛇弓.”作者以华丽的辞藻,工整的对仗,铺陈描写宫廷之景色、车驾、佳肴、美酒、歌舞、百戏等,渲染出奢华富贵的皇家节日气派.任昉《九日侍宴乐游苑诗》则通过“时来浊河变,瑞起温洛清.物色动宸眷,民豫降皇情”来营造太平盛世气象.重阳侍宴诗虽数量较多,但内容风格不过以上几种.
应制重阳诗中,比较有艺术性的当推描写帝王、贵族重阳骑射的几首作品,它们典雅庄重,并显示出较宏大的气势和阳刚的色彩,比其他侍宴诗更具动感和活力,同时也表明骑射是古代重阳节庆中的一项重要活动,梁朝萧子显《 南齐书》有“九月九日马射,或说秋金气,讲习武事,象汉立秋之礼”的记载.如梁代刘苞《九日侍宴乐游苑正阳堂诗》,开篇即写“六郡良家子,幽并游侠儿.立乘争饮羽,侧骑竞纷驰.鸣珂饰华眊,金鞍映玉羁”,阳刚的意象,明快的节奏,再现出装饰华贵的贵族子弟重阳节竞逐骑射的场景.再如庾肩吾《九日侍宴乐游苑应令诗》开篇写“钩陈万骑转,阊阖九关通”,颇具磅礴气势.其“玉醴吹岩菊,银床落井桐.御梨寒更紫,仙桃秋转红”等诗句,造语精美,色彩艳丽,情调明快.而“饮羽山西射,浮云冀北骢.尘飞金埒满,叶破柳条空.腾猿疑矫箭,惊雁避虚弓”一段,描写射猎过程中骏马飞驰、黄尘弥漫、弓箭鸣响的紧张场景,充满动感和张力.
王褒《九日从驾诗》是重阳射猎诗中的佳作：黄山猎地广,青门官路长.律改三秋节,气应九钟霜.曙影初分地,暗色始成光.高斾长楸坂,缇幕杏间堂.射马垂双带,丰貂佩两璜.苑寒梨树紫,山秋菊叶黄.华露霏霏冷,轻飚飒飒凉.终惭属车对,空假侍中郎.起句以汉宫典故引出射猎一事,大气稳重,有学养.随后以三秋节、九钟霜点出重阳节令,然后描写随驾出猎的情形.全诗清丽的用语,工整的对偶,有条不紊的叙述,无不透露出应制诗的典雅和悦风范.诗歌描写秋寒中的紫梨、黄菊,空中飘飞的寒露,林中作响的秋风,隐隐萧瑟悲凉之意,似在诉说自己入北后的心绪.整首诗从容劲健,耐人寻味.
魏晋南北朝重阳应制诗歌,在集体欢宴和射猎的背景中,尽显君臣、主宾之间的脉脉温情.
魏晋南北朝重阳诗赋,为后世呈现的不是遍插茱萸、饮酒服菊、食饵登高的民间佳节,而是充满逆旅感伤、表现文人趣味、负载政治温情的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日子.
（作者简介：马黎丽,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研究生,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教授,从事汉魏六朝文学作品研究,发表过《赋序的生成与文体特征的确立》《陈琳赋研究》《傅玄、傅咸父子辞赋比较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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