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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碧云90年代中短篇小说的悲剧哲学

江涛

摘要：90年代的黄碧云总是在讲述关于漂泊、还乡与死亡的故事,在她的讲述中,专属于她自身的个人经验,以及由个人经验形成的悲剧哲学,是把握黄碧云创作的关键.同时,从她的悲剧哲学中,也能窥见到她对于生命的矛盾与悖论的思考.

关键词：黄碧云；逃离；还乡；死亡；个体体验；悲剧哲学

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7）1-0099-06

从现有的对黄碧云世纪末小说的研究资料中可发现,采用社会文化学和叙事学进行解读是最常见的两类方式.在这些成果中,创作主体的个人经验与身份认同以及“香港情结”如何成为作家创作的内驱力,始终是最为显性的话题.有学者认为黄碧云的小说“展示了特定时空和文化氛围中香港人的城市身份想象.”①这样的阐释是从历史出发,结合了香港的文化氛围与作家的创作心态所得出的结论,她归结于是一种城市身份认同的失落,而这种失落造成了一种“怀着失去香港的永远的伤痛”,②这便是黄碧云小说的悲剧来源.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认同的失落”并非黄碧云特有,它是一个泛化的现象,并未涉及到黄碧云的个人经验和思想.因此,社会文化学已经不能对黄碧云提出新的研究空间,所以,本文从思想研究入手,探究黄碧云小说中人物浮萍式的运命以及随遇而安的死亡背后,独特的悲观主义哲学.

一、沉默的另一种形式：“逃离”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说：“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③.他认为,当现实世界是无法言说之物时,人们就应该沉默.这种“无法言说之物”,在普世哲学中是一种与现实不同的“神秘之物”,然而维特根斯坦却将其视为现象学中所论及的世界本体.康德哲学认为世界本身就是现象的,人类可以依靠理性去接受并塑造它,因为人类是能动的主体.但是,维氏却提出“世界是所有事实的总体,而不是事物的总体”④,这个“事实”是处在逻辑空间中的恒定之物,这也就意味着他不认为有偶然世界,世间万物都是必然的,是存在先于本质的,也是人的主体性不能改变的,所以才有了“沉默”.这种“沉默”意味着人在面对“事实的世界”时采取了一种消极的态度,它代表着对世界之存在的不认同,甚至是拒绝,是一种不抵抗的抵抗.黄碧云用了一种特殊的方式表达这种消极的“沉默”,那就是“逃离”.

黄碧云曾把逃离的缘由归结于恐惧,“人只有恐惧了,拒绝了才会采取这样一个动作,这样一种与社会不合作的姿态,才会逃.”⑤恐惧,源自于人在面对周遭的无法控制而在心理上产生了一种害怕情绪,而逃离就是这种情绪的下意识行为.不争不抗,不言不语,只是用“逃”表明着对现实的态度,这与“沉默”的性质一致.黄碧云的逃离,一般认为与香港的特殊历史有关,在《温柔与暴烈》中,写到世纪末的香港：“中英谈判触礁,港元急剧下泻,市民到超级市场抢购粮食”,“在香港,任何事物都以高速演变着”,⑥这种极速的变化突然让港人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进而发展成一种拒绝现实和逃离现实的行为,于是就有了《失城》中赵眉对陈路远的话：“住不下去了,让我们结婚,离开香港”.离开,这是“沉默”的变体行为,因为“事实”存在无法改变,离开,眼不见为净.于是陈路远就带着赵眉搭上了这股移民潮,共赴加拿大,他们认为,这是一条“凭智慧建造了巴比塔,通往天堂”的路径.可惜,这条路终究成不了通往天堂的阳光大道,更像是一种生死未卜的落难荒原.生活的焦虑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在物质与精神上遭遇了更大的困境.在现实的强压下,他们只能被迫再次逃离,还乡回港.然而,时移世易的香港,却绝不会如慈母般原谅那些曾经逃之夭夭的市民,而是赐予了一道来自死亡的催命符,将回归故土变成了自掘坟墓.由此,可以判定黄碧云的逃离意义：不过是“从油镬跳进火堆,最后不过又由火堆跳回油镬”,一切都毫无意义.可见黄碧云对于“事实的世界”一视同仁,香港也好,加拿大也罢,并无不同,只有“逃”才是人类共同的生命轨迹.

《爱在纽约》中,宋怀明飞抵纽约与哥哥宋克明生活,并产生了异样的情愫,然而禁断之恋终究无法修成正果,感情的创伤迫使他逃离纽约飞往洛杉矶.只是“洛杉矶又怎样呢……生命在我面前无穷的开展.我只是嫌它太长了.”这里,空间的意义被黄碧云消解,无论是《怀乡——一个跳舞女子的尤滋里斯》中的阿姆斯特丹,《一个流落巴黎的中国女子》中的巴黎,还是《其后》里的日本,所有的空间趋于雷同,失去意义.在这方面与其他香港作家笔下的“移民”有本质的区别.黎翠华、也斯、钟晓阳等人,也都不约而同地书写着港人背井离乡的艰难遭遇,仔细阅读不难发现,其中空间书写的差异与杰姆逊的经典理论遥相呼应：第三世界弱小族群的民族国家寓言.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清晰地体会到,移民空间对于源发空间的俯视和歧视,以及移民者自我身份的认同与他者的冲突,这些都是香港移民文学的共性.然而,黄碧云的小说在这方面的隐喻却不够鲜明,她更多的是一种现代式的荒诞表达：故乡与异乡并无差别,都只是“无法言说”的“油镬”或“火堆”,人只能被迫的逃离和再逃离.

那么,所谓的“逃离”,也就有了一种仪式感.她说：“只有在黑暗里才可以感觉空间.我以为世界有多大,总想一直的走下去；但原来一个人的脚步只有脚步那么大；无论我走的有多远,我带着的还是我自己的脚步.”⑦从黄碧云的自白中,可以隐约地感知她的两难抉择.“逃离”是一种觉悟后的自救行为,但她也清楚,空间的包围不仅是一个小小的香港,而是整个世界,所以无论逃向何处,作为存在者而言,皆是无路可逃,人类心中的伤痕也不会在路途中弥合、治愈,所以黄碧云才说：“人的存在,也无外如是”.逃离的希望与明知无望的悖论如影随形.

二、存在者之还乡：此地是他乡

海德格尔认为：“诗人的天职就是还乡”,在《人,诗意的安居》中说到：“还乡就是返回与本源的亲近”,⑧故乡原是一个多层指向的概念,既有地理学上的故乡,也有精神上的生命学旨意.只是人类在经过了工业革命的狂飙突进与全球化的席卷之后,故乡已经成为了一个泛指符号,所有带有故乡意味的地理空间都被现代化改变了原始的意义,世界进入了无故乡的“全控社会”（塞尔日·莫斯科维奇语）.生活在故乡与生活在别处,没有质的差别,人类的肉体与精神被强行扔进了同一秩序中,化零为整.所以黄碧云坚持认为人是没有故乡的,故乡的意义只是人类自我慰藉的符号,聊胜于无.因此,她一直都行走在逃离故乡的旅途中,同时,远方也是她还乡的归途之地.

90年代的香港作家都有着此地是他乡的感触.香港作家潘国灵认为：“这段时期的城市书写透露出过多‘不安’的成分：伤城.危城.浮城.失城.狂城.迷城.无城.悲哀城.废城.玻璃之城.还可加上‘倾塌之城’”,⑨当曾经身份的优越感伴随着繁荣的香港在顷刻间戛然而止并付之一炬时,每个人都会在恐慌、眷念、失落的复杂情绪下失去了曾经的精神家园,成为无根的浮萍.可以说,香港这座城市深深地烙印在了港人的历史记忆中,曾经的东方之珠是每一个港人高贵的身份标签,是金絮其外的门面,若将它剥离,就等于切断了港人与自我和历史之间的联系,自傲感瞬间被自卑感代替,根源还是来自于于他们对于香港这座城市的依赖.只是,香港对于黄碧云而言,意义并不大,更不是她的精神家园,只是她难以掩饰的生命羞耻的见证,就如同一个胎记死死地黏贴在了皮肤上,时时提醒着她有一个悲惨的童年,有一个会把她打残在床上躺一个月的暴力父亲,和一个早逝的母亲.成年后的黄碧云游历四方,代表着一种对过去的遗忘,“这些年,我时常四处流年,与家人甚少见面,而且风尘年纪与家人渐渐生分.他们甚至不知道我去了纽约,搬了屋,换了职业,回到香港之类.”⑩故乡以血缘伦理为支撑,建构肉体与精神的联系,然而黄碧云却自我断根,将香港作为故乡的意义强行抽离,只是变成了一个她所熟悉的“驿站”,她在这里曾体会到片刻的欢愉,却不是天长地久.“我想我真正喜欢的城市只有纽约跟香港.他们共通而且最为独特的地方是他们都是没有历史的现代城市,活在其中,只有一时一刻.在香港,我想到的将来只有三天”,{11}三天后,她依然会选择走向远方,因为她是属于在路上的女子.

在《一个流落巴黎的中国女子》中描写了两个流落巴黎的中国女子.黄碧云很少讲诉笔下人物选择离港漂泊的原因,就犹如不愿意提及她的童年创伤一样,羞于启齿.主人公陈玉26岁时来到巴黎,与一名法国男子结婚一年后离婚,她没有朋友,也没想过回去,她只是依靠着简单的工作,简单的生活.后来她遇见了一个比她更凄惨的女子叶细细,叶细细是作为她的生命镜像而存在.她曾同情地劝说道：“不如回香港吧,此地不是留人的地方.”叶细细却说：“香港也不长久.”言下之意,她是没有家的.陈玉亲眼目睹了叶细细自杀的结局,她打了一个冷颤,或许她从叶细细的死亡中也看到了自己的结局.生命如浮萍,“随风而落去,不知流落何方”.意外的是,黄碧云却在结局处有意为陈玉设定了一条怀乡之路,但笔者认为,那绝不是传统的“落叶归根”,而只是一种知晓生命真相后因恐惧而自我疗伤的抚慰而已.其实她们都明白,人是没有故乡的,只能永远的孑然一身、无家可归.

海德格尔曾说：“向着我们已经存在的地方的返回,比起向我们尚未在和永远不会在的地方的匆忙远游,不知要困难多少倍.”{12}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故乡代表着生命的原点,同时也是“想象的形而上学经验之乡”,他把“一切伟大的本质的东西”都看成是和“故乡”有关,所以诗人的天职就是还乡,寻找形而上学的本质.但对于黄碧云来说,她对“故乡”是持不信任态度的,她甚至怀疑海式提出的有关故乡的“使命”、“召唤”、“诗意的生存”等关联性词语的权威性.在她笔下,返乡与“匆忙远游”无差别,都是一种身体与精神的“被抛于世”,故乡在黄碧云的生命里是离席的,甚至是被解构的,它不具备任何高尚的所指,只是一个空泛的能指,所以无论是《江城子》中的医生“我”,《温柔生活》中的尚伊,还是《失城》中的陈路远,他们逃离故乡,迁徙到了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地方,最后又被迫返还乡,在这连串的“逃离——逃离——还乡”中,他们都无法抵达生命的故乡,也不会像其他作家笔下,通过还乡来凸显生命的成长,更不会抵达海德格尔所言的“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

三、“雅努斯”之境

正因为在黄碧云心里,此地已是他乡,所有象征着故乡的空间都淹没在了意义缺席中而趋于雷同,人们处在同体时空下,也便失去了返回与超越的能力,就如亚当和夏娃被逐出“故乡”的伊甸园之后,遭遇了种种磨难再难挽回.而这些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而颠沛流离的现代人,也一样会遭遇到如海德格尔所预见的,失去了本真的生存方式与存在的沟通能力后而处于“烦、畏、操劳、无家可归”的无限循环中,并走向殊途同归的结局.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浮世众生其实早已被黄碧云看透、看绝.从表面上看,黄碧云的小说空间跨度大,但如若细细辨别便可发现,她所关注甚至是沉迷的,却依然是在这末世离的浮萍人生,亦或者是在安稳的太平盛世中生命的流于虚无.这种虚无,黄碧云给了它两种可能性：“存在之‘烦’”与“死亡之在”,如同罗马门神雅努斯的两幅面孔,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共同构成了虚无的“雅努斯”.

《盛世恋》里的程书静,一个为人小心谨慎从不行差踏错的女子,但错就错在这太平盛世下,却拥有一颗不安于室的心.方国楚也不过是一个平凡男人,大浪淘沙里肯定有比他更糟的.一对俗世男女,彼此有些爱意,男的犹豫不决,女的故作矜持,终于耐不住结了婚.但纵然意难平的是,女的向往着琼瑶小说的浪漫,而男的却早已麻木于生活.在一个盛夏的中午,他们最终离了婚.走出办公大楼,方国楚急急地过马路,书静站着,哭了.“太平盛世,个人经历的最大的兵荒马乱不外是幻灭”,只留下这最艳毒的阳光,证明着这太平盛世的繁华,最后演变成一个空洞的姿势,自嘲着过往的荒诞.

盛世恋,若从前理解去想象字面背后的隐喻,理应是轰轰烈烈、跌宕起伏情节,具有大时代色彩的“倾城之恋”,但显然,黄碧云所讲述的故事着实没能配得上这样一个“宏大”的标题,里面尽是细致琐碎的生活描写,具象地罗列着都市感情中的烦和怨,以及他们各自内心世界中细微的心理变化.整个故事也是用一种不痛不痒的安静语调铺陈开来,从结婚到离婚,没有大起大落,但却又能在不知不觉中,将这种苍凉的“空洞的姿势”浸润在了看似喧嚣热闹的太平盛世里.读者依稀可以窥见张爱玲式的虚无感,人生的底色是荒凉的纯白,命运是注定会倒塌的那堵墙,没有未来,更没有什么永恒价值.世事如此,一生一世,尽系一念之间,都淹没在了黄碧云绝望的悲剧哲学里.

叔本华认为：“既不需要有一个巨大的谬误,或者闻所未闻的偶然事件,也不需要一种人物,其邪恶达到了人类所能达到的极限；而只是些具有普通品德的人物,在普通的环境中,彼此处于对立的地位,它们的地位逼使他们明知故犯地、争着眼睛地相互造成了极大的灾难.而他们当中没有一方是完全错误的.”{13}叔本华这种悲苦阴冷的哲学完全是对《盛世恋》的总结,他把悲剧的成因从社会矛盾引向了在细水长流的日常中慢慢酝酿出的间隙与烦恼.要知道,世间悲惨之事并不都来自于在风口浪尖,更多的是被琐碎的时光静静消磨掉所有理想而变得了无牵挂的悲哀.这种悲哀的根源源自于一种“时代的无法捉摸性”（尼采语）,即便是太平盛世的香港,看似繁荣稳定,但这种死水一般的稳定生活也能一点一滴地耗尽人类最后的祈愿.方国楚结婚后陷入了烦恼人生中,这种“烦”与池莉小说中的印家厚还不一样,印家厚是被生活的琐事反复地折磨而烦恼,方国楚则是一种虚无的烦恼,觉得光景无聊,拿到了博士学位,职称也入手,三年提心吊胆的试用期也过了,甚至连婚也结了,唯一可做的便只剩下发胖了.生命无所事事,日子就在沉默中向悲剧的终点全速前进.他与程书静之间并无孰是孰非,就是这太平盛世,却也能让人灰飞烟灭.

活生生的日子,当存在之烦将人逼近绝路之境后,就会有死亡的黑翼在上空盘旋,不过是正在发生与其后发生罢了.在名为《其后》的小说中,平岗得了乳腺癌,他去乡下找大哥,大哥带他去山坡上找到了两个墓地,说一个留给自己,一个留给平岗.平岗返回时,他远远地喊道：“要戒烟、早睡、好好的死！”生命是人的根本,除了生死世间之事都是小事,但这篇小说里,生死也都是小事.他们能平和地挑选自己的墓地,意味着他们敢于直面死亡,颜纯均说：“戒烟,早睡,这是现代社会里最耳熟能详的两条有关健康的戒律.大哥在作这类似的劝告时却是为了‘好好的死’.于是生与死在这里便消失了界限.对平岗来说生也就是死.”{14}那么也就无所谓“其后”会怎样,“其后”又能怎样了,在黄碧云心里,所有的“其后”都只有一个相同的结局来完结生命.这种悲剧观与许多作家一致,如郁达夫、张爱玲、李碧华等,他们总喜欢将命运的悲剧归于最后的死亡,有的伤春悲秋,有的悲天悯人,有的冷漠决绝,而黄碧云,在她的悲剧哲学里,人是没有过去与将来的,他们犹如一类符号,游离在早已设计好的固定时空里,迷茫也好绝望也罢,生也好死也罢,都是点着的一根烟,渐渐就成了隐隐若若的灰,跟没有一样,终究身不由己.

黄碧云说：“就算我现在死了也无所谓,生和死差不多”,{15}这与叔本华的哲学观如出一辙,他认为：“世界和人生不可能给我们真正的快乐,因而也就不值得我们留恋.”所以,生而为人又要解脱痛苦的最终办法,就是死亡.《其后》中的平岗并不是主动选择死亡,而是在有限的时间里等待死亡.有意思的是,在萨特眼里,死亡是“丝毫不能等待的”,{16}因为死亡何时到来并不能确定,但平岗却是例外,妻子和妹妹相继死亡,而自己也患上了乳腺癌无法治愈,他的生命到了一个临界点,人生没有了期待,也就不惧死亡.大限将至,他便能“好好的死”.由此,我们也能体会到黄碧云的悲剧哲学里的存在主义,她写道“人在世界上总是痛苦不安,人的价值飘忽不定,人生‘无家可归’,人生永远是一个未知数,它来自乌有,去向子虚.”{17}在《一个流落在巴黎的一个中国女子》中,叶细细是一个二十出头的中国女子,在巴黎艰难度日,她偶尔也来找过“我”几次.“我”和叶细细都是没有将来的人,只是“我”从不想将来,愿意冷血地没有知觉地活在此时此刻,而叶细细却不能,所以人生的苦痛如枷锁紧紧扼住了她的生命,推着她走向绝望,她选择用自杀的方式了解了自己,将破碎的生命化为了“子虚乌有”.叶细细的选择,便是海德格尔的“向死的自由”,死亡是此在最基本的可能性.

在黄碧云一系列“虐杀”小说中,死亡除了笼罩在虚无的迷雾之下,还有一重荒诞色彩.《捕蝶者》中的陈路远原是法学院学生,理应对犯罪有理性的认知,但由于儿童时期亲眼目睹了母亲的自杀,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和负担,从而在十八岁时开启了捕杀“温柔女子”的嗜血行为.第一次杀人时,他体验到了一种性的快感.他对待自己又喜又怕的老师丁玉生,同样采用了绑架、占有、虐杀的方式,满足了自己的变态,他喜欢吸食红豆沙和女人的血,死亡在陈路远的意识里不是一件恐惧的事,而是与、性纠缠在了一起,这让人联想到了施蛰存的《石秀之恋》中的石秀,他们都是由“爱洛斯”的极度压抑后,产生了剧烈反弹和膨胀,从而走向性虐和杀戮.弗洛伊德总是将“力比多”视为人类一切行为的根源,认为一个男人的性欲如果过于强烈就很可能由恋人变成杀人狂徒.陈路远从小在一个破碎的家庭中长大,有着严重的自卑情结,害怕被拒绝和被抛弃,当他总是得不到外在的认可和重视时,就会通过性暴力、虐杀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从黄碧云冷酷般的零度写作中,也可从侧面体会到她对性和死亡的态度：死亡既是每个人无法逃避的终结亦是本能,那么一切无原则的狂欢也就有了它存在的合法性,包括这种虐杀行为.

除此之外,黄碧云对于病态的死亡有一种无可救药的痴迷.《双城记》中的陈路远依旧是一个杀人狂魔,“每次杀完人后他都像做完爱后一样舒畅宁静”,甚至连自己的女儿也不放过,“他便‘轰’的杀了她.”《失城》中的陈路远,忍受不住失业与生存的双重压力,不止一次的想杀死妻子赵眉,而赵眉也在生活的绝望里变得神经质,她给自己的孩子吃着血和生肉.最终陈路远冷静地用大铁枝杀死了赵眉和自己的四个孩子,他说：“我爱我的家人,所以我为他们做了决定.”“杀”是通向死亡的极端方式,除了《一个流落在巴黎的中国女子》中的叶细细之外,基本都是他杀.杀人在黄碧云的观念里,不是犯罪的标签,而是一种行为艺术,它象征着浮萍式运命的尘埃落地,象征着逃离与苦难的终结.

存在主义者们认为：“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悲剧的,人存在为了追寻未来,而未来就是死亡,因此人的存在就是走向死亡.”所以黄碧云从不逃避死亡,将死亡看成日常生活中的常态,赋予了死亡世俗性.同时,在黄碧云的悲剧哲学中,死亡还具有超越性.从死亡的本体论来说,它具有“死亡的确定性”和“何时死亡的不确定性”,前者是殊途同归,后者则是每个生命不同的定数.因为“何时死亡的不确定性”总会让人惴惴不安而心生恐惧,所以造就了《失城》中的陈路远.他是如此深爱着他的家人,他不忍他们被生活折磨得死去活来,所以他让死亡提前并准点到来.因此,死亡就在这里成为了一种超越世俗和苦难、甚至是超越虚无的路径,是在生命的苦海无边中最后的回头是岸.

四、结语：个人经验未必不能深刻

颜纯钧认为,世界上有两类作家,一种是“我手写春秋的”作家,另一种则是依傍着个人经验写作“自叙传”的作家,黄碧云属于后者.颜纯钧肯定了黄碧云的才情,但他又认为：“停留于体验毕竟是那些没出息的作家所为”.{18}对于颜先生的话,笔者只能表示出有一半的认同.

首先,依靠着个人体验写作的作家,他们的优势就是能够利用自己天生的才情,极其敏感地发现和反观自己的内心世界,对自我的灵魂进行切肤式的拷问,所以他们一提笔往往就能震惊世人,如郁达夫、张爱玲,到后来女性文学中陈染、林白……但问题是,如果是陷入到了个人体验的深渊而“两耳不闻窗外事”,则容易流于平面,而无法让作品得到“质”的提升,如90年代的“身体写作”.所以,关键一点是在于怎么利用个人经验,使其与文学形式和普遍人性的主题相得益彰.

克尔凯戈尔说：“任何个人的也是人类的,个体是人类群体的标本”,这构成了经验写作的可行性的前提,但对这种“个体”的可信任度又有多少？它的普泛性又怎么样？这里以黄碧云对“死亡”的思考来举例说明.黄碧云对于死亡的认知最早来自于7岁时的童年经历.“7岁时就失去母亲的黄碧云,对死亡体会得比大多数人要早.50岁的她还清楚记得40多年前的场景,有一天家里很吵,从外面回家的她却觉得很开心,因为原有的安静被打破.她进到家门,有人告诉她,你妈妈死了.‘我不了解死是什么意思,我的家人叫我亲吻妈妈,我觉得她的脸很冷’”,{19}这是她对于死亡的最初认知.依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可以将这段难以磨灭的童年之殇视为她文学创作的潜藏能量,以及对于死亡书写的痴迷.然后,黄碧云并未拘泥于对死亡的表象体验,而是对死亡做出了形而上的思考：母亲的死亡,在某种意义上折断了她与生命之源的牵系,她被放逐在了爱的门外,成为现实的孤儿；香港原是她的文化之根,赋予她独特的文化身份,但却因历史因素让她失去了文化归属感,她再次被放逐在了家的门外,成为了精神的孤儿,她的肉体和精神在失去了爱与家园的庇佑后只能随遇而安,与死亡的幽灵同在.但是,黄碧云却又能在这种双重游离中,思考了人类的最终归宿、爱与死的交集,甚至是“生”的温柔与暴烈……在《温柔与暴烈》里,美娜生产的那一刻,“血水流了一床,空气有腥甜的气息,美娜拉裂喉头尖叫”,而“孩子在血与忏悔中来临,徐徐而出”.黄碧云对于死亡的描写往往表现得异常残酷与冷漠,但在这里,我们却见到了“生”的伟大,那同样的惨烈无比,但却能体会到在这种暴烈中人性的柔软与爱,这是与死亡相对的两极,黄碧云却意外地赋予了“生”的情感.她说：“死亡是没有办法的东西,我现在想的就是怎么去珍惜生命,希望生活没有太多要担忧的东西.”{20}黄碧云天生就有着对生命的绝望,所以她才会对死亡如此痴迷地书写,但是,在这种绝望中,她又感悟到了生命的珍贵,那是在暴烈中孕育的温柔,所以她又懂得去珍惜来之不易的生命之花,就如她笔下的人物,总是在兵荒马乱中不断地逃离,但在逃离之后,却也一次次地试图还乡,回到原点.如果说“逃离”是一种对世界采取的消极“沉默”方式的话,那么怀乡就是一种自我救赎的行为,尽管这种还乡的结果依旧没法改变人类固有的悲剧结局,但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对于“生”的希望所做出有限的尝试和努力,这也构成了黄碧云哲学思想中的悖论,那便是在死亡、绝望与虚无的永恒黑幕下,依稀闪烁着微弱的生命之光,从这些零星的生命光亮中,可以觉察到黄碧云对于人类长远命运所做的深刻思索.

① 王艳芳：《失城之乱：论黄碧云小说中的城市身份想象》,《华文文学》2008年第4期.

② 赵稀方：《小说香港》,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65页.

③④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贺绍甲译,商务印刷馆2009年版,第104页；导言.

⑤ 颜纯均：《与黄碧云聊天》,《文学世纪》2000年第2期.

⑥ 黄碧云：《温柔与暴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第221页.

⑦ 黄念欣：《一个女子的尤利西斯——黄碧云小说中的行旅想象与精神家园》,《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1期.

⑧ 海德格尔（德）：《人,诗意的安居》,郜元宝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87页.

⑨ 潘国灵：《城市小说——不安的书写》,转自袁勇麟、陈琳《浮动的书写——九十年代香港城市小说的叙事策略》,《扬子江评论》2007年第6期.

⑩ 黄碧云：《其后》后话,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201页.

{11} 汤贞兆：《黄碧云私读本》,选自《书中的冒险》,香港素叶出版社1997年月版.

{12} 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311页.

{13} 顾颖：《从叔本华的“第三种悲剧”来谈谈悲剧的美感》,《美与时代》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