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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通勤难偷走年轻人的幸福感
“才经历旅行途中的人山人海,又要遭遇上班路上的排队堵车.”大城市“通勤难”是摆在年轻人面前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今年6月,极光大数据就以国内GDP排名前10的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发布《2018年中国城市通勤研究报告》.该报告显示,排名第一的北京,平均通勤路程13.2公里,平均用时56分钟；而排名第十的武汉,平均通勤路程8.2公里,平均用时43分钟.显然,“通勤难”已经成为挤占青年人生活时间、影响其生活质量的重要原因.
车还没进站,
她就开始思索要不要“放手一挤”
河北女孩仲夏喜欢将通勤比作“取经”.为了省钱,她住在燕郊,工作却在数十公里外的北京二环.上下班从此成为她每个工作日不得不面对的痛苦经历.每天,这个95后都会纠结于“挤还是不挤”的终极难题.往往公交车还没进站,她就开始思索,要不要“放手一挤”,但往往还没做好“冲刺”的准备,她就被身边的客流推到几米开外.
“当然要挤.”傍晚6点,北京地铁2号线上,IT男孙飞告诉记者,排队等车就像,这趟不上,说不定下趟人更多,而“往里走”“还能塞塞”则往往能增加早点儿回家的胜算.
每到夏天,人多、堵车这些因素会让人更加烦躁.“就像在浪费生命.”仲夏抱怨说,为了不迟到,她早上6点半乘坐公交车,一路上像梦游一样.下班时,也时常要等四五趟车,才能找到一个容身之处.“啥都没做,光路上6个小时就没了”.
“我大概是被通勤‘杀死’的上海年轻人.”工作4年、目前从事金融行业的张闻雨苦笑道.她是上海本地人,家住宝山,单位在虹口,每天上下班共计两小时.
对比上海54分钟的平均通勤时长,张闻雨还是感受到来自体力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最先的是肩膀,张闻雨打开日常背的双肩包,翻出13英寸的苹果电脑、文件、伞、水杯,“这些就有三四公斤”.由于负重大、时间赶、路面凹凸不平,她早已把原本喜欢穿的高跟鞋丢在办公室,只在上班时穿一会儿.
“人多”“拥挤”“气味难闻”等不舒适的通勤体验,消耗着大家的耐心,让人发出“宁愿上班工作累死也不愿花太多时间在路上”的感慨.
开车会好些吗？家住北京五环的李新宇给出否定答案.从家到地铁站大概有两公里只能步行,一年前,他开始自驾上下班.通勤的舒适度稍有改善,可要操心的事情一下变得很多.“担心堵车会迟到.还总有乱开的、加塞的、喜欢按喇叭的,有时龟速行驶,还有撞车的.最可恨的是乱骑电动车的,车速快,喜欢乱窜,稍一不留神就会发生交通事故.”开车上下班,李新宇觉得还是很累.
通勤在1小时以上的上班族,
抑郁概率高出平均水平33%
事实上,通勤困难带来的后遗症远不止往返路上的无奈.这群“职住分离”的年轻人还得忍受日益增加的经济成本、不容乐观的健康情况,以及持续下降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
2017年,剑桥大学等机构对3.4万余名上班族展开的联合调查中,通勤在1小时以上的上班族,抑郁概率高出平均水平33%,产生与工作相关压力的风险高12%,每晚睡眠时间不足7小时的可能性高46%.
一些不能准时下班的年轻人的通勤压力更大.住在沙河开出租车为生的张华,会在每天凌晨出车,赶到中关村维亚大厦,接4位拼车的女孩子.“她们并没有合租在一起,只是知道是顺道的,这么晚地铁也没有了,就合伙包了我的车.”张华说,近30公里的路程,4个女孩会分摊100多元的出行费用.
当小年轻被通勤困扰之际,已经为人父母的职场人士更是痛苦翻倍.“既要接送孩子,又要正常工作,一天下来,精疲力竭,苦不堪言”.
“早上5点多起来,为孩子准备早饭、做家务.6点40分喊醒孩子,看他洗漱、吃饭.”自打孩子上了学,北京家长刘娟便开始了“超长待机”.每天早7点,她准时从家里出发,送孩子去学校,接着再开车去单位.早高峰期间这段约13公里的路她常常要花上1小时以上.工作日出行“掏空身体”,让空闲时的各项安排通通被“补觉”代替.刘娟说,一到周末,她就要在家里宅一天,“缓缓身上的乏劲儿”.
此外,“通勤难”还挤压了年轻人下班后的学习时间,面对知识更新快,竞争激烈的现实,他们又不得不像“海绵挤水”似的抽出时间给自己“充电”.在上海市徐汇区一家汽车公司从事研发工作的小王,已经养成了在地铁上背单词、看书的习惯.但周围嘈杂的环境常常会分散他的注意力.有专业人士指出,在地铁上看书,实际上是用巨大代价换取微小的回报.“既会影响视力,还会因长时间保持一种固定姿势,导致腰酸背痛手足发麻”.
“通勤难”城市病并非毫无解决方法
大城市年轻人通勤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渐攀升的居住成本,香港大学在读博士姚远对此深有体会.
姚远说,在学校附近租房,三四千港元只能租到破旧的“劏房”：由厨房改的几平方米空间,“房间无法放下四把伞”,灶台处搭一块木板,就是睡觉的地方了.而现在他租住在深圳湾附近,居住条件好了很多.但相应也要接受口岸过关、搭三班地铁、一班巴士车全程一个半小时的通勤过程.
这似乎是每个年轻人都要历经的生存体验.工作初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戈艳霞就深受其扰.为了协调一个课题,她几乎每天要在清华大学（西北五环）与中国社科院（东南二环）之间跑.
戈艳霞心中理想的租房位置处于两地中间.但当时她的工资只有4000元,只好退而求其次,租住了清华大学附近的一个小房间.“房租2800元,剩下的勉强够吃穿行,再不敢奢望其他消费”.
为了不耽误工作,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研究院执行院长叶堂林也专门在学校附近为父母租了房子,自己更是时常“蹭住”,以便骑个自行车就能上下班.
在叶堂林看来,通勤难,是每个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的瓶颈.这既与大量的人口涌向城市,城市变得越来越大有关,也与规划部门前瞻性不够,造成公共设施体系不匹配有关.“以北京为例,市政基础设施为1100万人口配备,实际上随着外来人口涌入,人口已经超过3000万,交通等自然承载不了.”叶堂林说.
“与家人团聚、一起生活往往需要空间更大的房子和更低的物价成本,而远离就业区的房子会更大更便宜,物价成本也相对更低一些.”戈艳霞3年前对北京市青年人口发展状况进行调查发现,该群体平均每天通勤时间超过1小时的人数比例高达63.19%,通勤压力明显高于总人群平均水平.
“眼下的问题,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必由阶段,是阵痛,并非毫无解决方法.”叶堂林建议,政府部门将外来人口纳入自身人口管理范畴,根据实际现象配备基础设施.同时,为中小城市创造发展机遇,让年轻人拥有更多选择.
“从就业区和居住区的空间关系改造入手治理通勤问题.”戈艳霞给出对策.她建议通过增加就业集聚区的居住机会,或通过增加居住集聚区的就业机会,来改变当前职住失衡的格局.
在大多年轻人眼中,眼下最要紧的还是提高通勤舒适度.针对该问题,叶堂林建议,提高车站密度,调整公交线网的覆盖密度,开设针对不同人群的快车、慢车,并在一些大城市打造“公交+地铁”“市郊铁路”“城际铁路”的通勤系统,更好服务都市圈的三个圈层.
除了宏观上的调控手段,叶堂林还建议,上班族在早晚高峰期尽可能选择公共交通,“私家车对于道路的占有量,和它的出行效率相比还是不够的.”
（应受访者要求,除戈艳霞、叶堂林外,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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