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研究方面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 跟赵树理日本之探析类毕业论文提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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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日本之探析

摘 要:日本学者对于赵树理的研究给国内研究带来重要的思想启示和方法论意义,但是对于这种卓越的"他者"研究成果我们应当分析其研究背后的原因,以更加辩证地看待和反思日本学者的研究,并从自身角度出发,站在中国文学发展的脉络上再来看待赵树理文学的现代性问题,进行更加符合中国文学和国情的思考和疑问.

关键词:赵树理日本原因现代性反思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赵树理因《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一系列作品被赞扬为最能够体现"讲话"精神的作家,其作品是在文艺思想指导下取得的第一批丰硕成果,是研究新中国文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线索.尽管当时国内对于赵树理文学的真正接受存在质疑,但是在日本,赵树理文学一经译介,就得到了日本学者的高度关注,特别是50年代,随着译介数量的加大,日本对于赵树理的研究也达到了.

一、日本赵树理研究兴起之因

日本国内对于赵树理现象格外关注的原因无外乎他者的影响和自身反思两个方面.首先,一九四九年九月新中国的建立无疑给世界注入了一针强力"震动剂",新中国红色政权的突围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崛起,日本由于地缘、政治、文化、历史等问题与中国向来联系紧密,新中国建立无疑给日本极大的刺激,所以日本急于了解新中国的状况,急于了解中国.另外,新中国革命最为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以及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赵树理作为新中国崛起的作家,作为一个专注写中国农民的作家,更作为一个最能体现"讲话"精神的作家,种种原因让赵树理成为引起日本学术界高度关注的一个放射性的点或者一个宣传新中国的媒介.

另一方面,二战后,日本知识界弥漫着战争悔恨和战争负罪以及反思的情结,"个人"与"社会"的尖锐对立,以及战争带来的身心俱疲之后的孤独和绝望,让一向强调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民族独立的日本国人感到前所未有的迷失和彷徨,所以日本学者的真正不安和焦虑在于如何拯救即将失落的民族意识.日本学者,诸如竹内好拿赵树理文学作为"他者"来烛照本民族的问题,阐发对于日本国内虚无和存在主义盛行的否定.《李家庄的变迁》就得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得到日本方面高度的关注.日本学者在当时日本面临的国际环境之下又提出赵树理文学超越现代文学的可能性,实际是以文学作为文化乃至制度的先锋,超越"西方现代文学"的可能性就是超越"西欧现代性"的可能性,扭转欧洲强加给东方的"现代",将"作为方法的亚洲"作为反抗西方中心主义以及现代性话语霸权的有力武器.

通过对于日本国内关注和研究赵树理文学的原因的分析,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显著的倾向,也就是基于向新中国取经,日本大多数的学者研究赵时带着一种强烈的民族情绪--为战后的日本寻找新的出路.所以这种具有强烈目的性和主观性的研究需要我们保持清晰的头脑冷静客观看待并反思这些带给我们惊喜的思维方式.

二、日本赵树理研究的两个案例

洲之内彻和竹内好的文章在此可以作为两个典型.贺桂梅在论文中这样分析两篇文章的不同,"两文提出了相互冲突的特点,其焦点在赵树理小说是否具有´现代性´及如何理解这种现代性",洲之内彻认为由于赵小说缺乏人物心理分析、没有体现出个人与社会的对立,所以不具有现代有小说的特点.而竹内好则认为赵小说"超越了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了自我解放的境界",并且赵的写作打破了现代小说的标准型配置,例如人物心理描写一类的规范,成为了超越现代小说的存在.但是,这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甚至可以认为是完全对立的分析,在看待赵树理文学现代性问题时观点存在惊人的一致--即在讨论赵文学现代性时默契的将重点都放在文学体现的自我与社会的对立问题上,竹内好在此基础上比洲之内彻上升一个层次,并且得出了赵树理新颖性正在于对现代文学为代表的西方中心主义突破的天才分析.二人虽然观点不同,但是讨论的出发点相当一致,都源于日本当时的社会状况,日本社会面临着西方国家曾经经历过的个性解放过程中的虚无主义和颓废.所以,竹内好等人关于赵树理文学的分析是赵树理于日本的重要意义,是站在日本的角度去寻求现代文学的另外一种可能性,是日本对于抵抗西方中心主义的"亚洲方式"的一个杰出想象.

在中国现代学发展的历史上,"文学大众化"是十分重要的过程,究其原因,一个国家新文学的诞生及其被接受的程度,深刻的影响到民族国家的独立和利益.关于对"文学大众化"的讨论贯穿了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整条线索,这个过程走得很曲折.从1934年赵树理就开始有意识地使文学通俗化为革命服务,这受影响于上海左联"左联"的文艺大众化号召.1941年,在太行区抗日根据地举行的文联创作座谈会上赵树理为文学的通俗化大声疾呼.而之后在"讲话"精神指导下,赵树理终于完成自己文学大众化的转变,从此自觉地为农民写作.赵树理文学的大众化,或者通俗化,不等于通俗文学.它承担的更多的是一种媒介的作用,作为文学和大众之间的桥梁.他的文学通俗化和大众化是一种对于"五四"文学的反观和思考,又是对于"五四"精神的深入和扩张.

赵树理作品语言一直以来为人称道,这种独特性不仅仅表现在语言的通俗易懂以及方言的运用上,更在于他不是用方言来拉近与农民的距离,而是真正从方言中提炼出写作的语言.赵树理对于语言的应用真正实现了中国文艺大众化几十年来的目标.除了语言探索之外,赵树理文学通俗化一定离不开对于中国传统文学的形式--评书."评书是正经地道的小说,我一开始写小说就是要让它成为能说的这个主意至今不变".他认为评书作为不同传统士大夫和精英贵族文学的另外一种存在,民间的评书,民歌,地方戏曲是最能够将新思想和新文艺传播在农村,为农民多接受的文艺形式.所以文学上自觉靠近评书等民间文艺成为他完成文学通俗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贺桂梅评论"新质发于旧胎".赵树理对于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最为重要的意义或许就在于完成了文学向大众化的迈进,并且这种迈进是从中国本土的资源中提取出来,是利用中国人自己的文化为新文学的建立改良土壤.他开启了中国新文学独特的发展模式,并为这种模式提供了向传统借鉴的方式.

三、日本赵树理研究之启发

所以,这里再回头观望日本学者的赵树理研究时,不论是竹内好辩证的指出赵树理文学超越现代性的潜质,还是沟口雄三对于竹内好的"作为方法的亚洲"的反思,并指出其思维方式都是将以逻各斯主义为中心的坐标轴进行了一百八十度的旋转,其"先进-后退"模式根本上就没有挑出最西方的一种思维模式……这种日本式的精密的思维转换游戏,或者说极具后现代意味的解构思维方式,放置在当时的中国和新文学的发展中都显得不够突出有力,相对于赵树理文学对于中国新文学大众化完成的巨大贡献,这些都可算是后话了.

但是,在对于日本研究者分析和反思中,我们依然从那里收获颇丰,这种收获不仅仅是理论分析以及方法论意义上的学习,更多的是有感于日本学者在根植于自身和时代的困境,面对外部环境的压抑和内心的挣扎的同时,追问文学革命的可能性,这种灵魂的苦斗和思维的发散,以及内心的坚持恰恰征兆了竹内好所讲"如果没有无数为了自我确立而进行的殊死搏斗的瞬间,不仅会失掉自我,而且也将失掉历史."于反省中求得生存的可能性,于否定中重建自我的执着,种种警醒和追问,正是日本学术生命矗立的坚韧所在,也正是这种于学术研究中投射整个生命的强大力量,值得我们深刻铭记并且融入进自己的研究生命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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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美美(1992-),女,汉族,河南漯河人,硕士研究生,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研究方向:文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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