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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汉字史材料述论
内容摘 要：魏晋南北朝是汉字隶书楷化、行书产生的关键时期,在汉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研究这一时期文字所需要的材料大致分为出土材料和传世材料,其中出土材料又大致可分为碑刻、简牍、残纸、写卷、铭文、法帖、玺印和小件杂刻等,传世文献又可分为字书、旧注和传世文献用字等.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 出土材料 传世材料
魏晋南北朝是汉字书体由隶转楷的重要历史阶段,也是行草书发展的重要时期,随之产生出一系列巨大的文字变革,文字形体各逞姿态,纷繁复杂.全面展示和科学清理魏晋南北朝汉字史,是一项具有深刻历史意义和现实研究价值的工作.
文字实质上是动态书写的结果,书写的对象、工具、方式及载体均会对文体产生相应的影响,现在流传下来的各种文字均是靠不同载体保留下来的.就魏晋南北朝而言,文字的载体大致可以分为出土材料和传世材料两大类.其中出土材料又大致可分为碑碣、砖瓦、简牍、残纸、写卷、铭文、玺印和小件杂刻等,而传世文献又可分为字书、旧注和传世文献用字等.根据以上思路,我们拟对以上各种载体分别讨论.
一.出土材料
（一）石刻材料
魏晋南北朝文字研究的最大宗材料就是石刻材料.石刻类别不同,用途不同,其内容差别较大,特别是文字的使用,其差别更明显.如墓碑用字比较正规,异体字相对比较少,而造像记、买地券书写比较草率,用字比较随意,异体字、俗别字更多.学界对碑刻的分类很不统一,最少的仅分成四类,最多的分到四十多类.我们根据研究需要,结合六朝石刻的实际情况,并参考毛远明先生《碑刻文献学通论》,分为以下七大类.
1.碑碣
刻写有文字或者图案的竖立石头都可称碑碣,秦代称刻石,主要起纪念和标记作用.細分的話,方首、圭首者称碑,浑圆首则称碣,也可泛称不别.其主要类别是墓碑,刻写死者的生平事迹,用作对死者的纪念或作为坟墓的标记；也有文告、赞颂、记事、诗文碑以及各种经典铭刻.碑碣是碑刻文献语料的大宗,是研究魏晋南北朝的主要材料之一.
2.石阙
阙本是宫殿大门口两座左右对立的门楼,木制构建.后来改用石头,垒迭成石门台观,左右对峙,状如门阙,故称石阙.根据其建造地点的不同,可以分为宫阙、庙阙、墓阙、民居门阙等.
其中神庙阙和墓道阙最多,也最有特色.阙上常常刻镂浮雕,或线刻各种图案.有的刻有铭文,内容为姓氏、官爵、功绩,文字一般都比较简要,其功用主要在于标记或装饰.也有镌刻长篇铭文的石阙,如著名的汉代嵩山三阙,内容多颂扬之词,书法也甚精美.
3.摩崖
摩崖是刻写在山崖石壁上面的诗文、题字以及造像题记等碑刻的通称.字又作“磨崖”.其内容主要有以下七类：记事颂赞类、记人褒赏类、诗歌散文类、宗教经刻类、摩崖造像类、题名题记类、应用文书类.文风多典重文雅,也有部分铭文含白话成分.
4.墓志及其他幽埋铭刻
墓志是埋葬于坟墓中,记録与墓主姓名、籍贯、谱系、履历、寿年、卒葬年月、官阶品级、生平事迹、子孙概况等相关内容的碑刻文字的统称.历史上对墓志有不同的称谓,有的纯粹是名称不同,实质完全无别,有的则因对象、内容特殊而略有差异.墓志产生于东汉,发展于南北朝,数量巨大,异体众多.
5.石柱铭刻
石柱多为纪念、标志或者装饰而建,产生于汉代.古代造桥修路,建庙兴学往往要立碑或立石柱,镌刻铭文以述其缘起,记其经过,赞其功德.文末有捐资出力人题名,以张扬其善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如祭祀庆典,战争告捷等,也要竖碑立柱,撰写铭文,以示纪念.
6.造像题记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广泛传播,佛教造像也风靡天下.流风所及,道教也有造像.很多造像都附有造像者的题记或愿望之类的文字,这类文字可统称造像记.造像多是以像设为主体,题记只是附属铭刻,故刻记并不十分在意.大多数造像记,其撰文人、书写人、镌刻人多非名家,书法都比较草率,往往俗体、讹字连篇.历史上也曾出现过造像记书法名品,如《龙门二十品》,终究数量甚微.造像记是魏晋南北朝碑刻的又一大宗,而且绝大多数文字属于手头字,因此也是研究文字的重要材料之一.
7.画像及其题字
碑刻画像主要是刻画在坟墓石壁、墓地祠堂、阙庙等石构建筑上的图形,包括人物、草木、鸟兽、云水等,属于中国丧葬习俗的一部分,人称“画像石”.其内容极其丰富,是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文学、艺术研究的重要材料.有的画像没有文字,只有图像,有历史、思想、文化、艺术、衣冠文物、宫室制度等方面的研究价值；而有榜题,甚至有题记等文字的画像,其历史文献价值则更大.
（二）简牍材料
简牍是书写在竹简或木牍上的文字.在对殷墟甲骨的研究中,人们就发现了用朱笔写成的文字,在《尚书》中也有“唯殷先人,有典有册”的记载,这些现象表明简牍在当时就已经是重要的文字载体.因其材质容易腐朽,没有实物保存下来.现在发现的时间最晚的简牍就是三国两晋简,数量极为有限.主要有：楼兰尼雅汉晋木简.据不完全统计,尼雅和楼兰遗址所出汉文简纸文书共728件,绝大部分为魏晋时期的遗物.1966——1969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53号墓出土晋泰始九年木简1枚,内容为私人书信.1974年,江西南昌M1号晋墓出土木刺5枚,木椟l枚,内容为随葬衣物清单.1979年,江西南昌三国吴墓出土木刺21枚,木牍2枚,其中1枚木牍内容为随葬器物清单.1984年,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出土木刺14枚,木楬3枚.1985年,甘肃武威旱滩坡19号墓出土东晋木椟5故,内容为墓主人身份、职位记事和随葬衣物疏.
魏晋南北朝最大宗的简牍材料是《三国吴简》.1996年于湖南长沙走马楼J22遗址中发现,数量达10万余枚,超过20世纪所发现其他简牍的总和.根据材质与形制,这批简牍从形式上可分为竹简、大木简、木椟、封检和签牌等,从内容上可分为符券、薄籍、书檄、信札,还有一些杂类.时限包括东汉中平二年（185）至嘉禾六年（237）,但绝大多数为孙吴年号.主要是长沙郡与临湘侯国的地方文书档案.
吴简的文字处在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过程中,各种书体相互交杂,隶书、楷书两种特征在同一个字中出现的情况极为常见,同时还有行书、草书等书体特征.除了在书体上表现出鲜明特征之外,其文字应用现象也比较突出,表现为古今字、异体字、假借字,多种多样,是研究魏晋南北朝汉字史的重要文献.
（三）六朝写卷
敦煌遗书,主要指敦煌17号藏经洞出土的敦煌写本.敦煌写本最早可考的是李盛铎、张伯驹藏《佛说五王经》①,其题记标注的时间是曹魏景初二年（公元238）九月十六日,最晚的Ф.32A《大般若波罗蜜多经》②为宋咸平五年（西公元1002）七月十五日写成.前后相距700多年,跨越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初等几个时期.魏晋南北朝敦煌写本是早期敦煌遗书,始于曹魏建国（公元221）,止于陈后主祯明三年（公元589）.材料内容主要有佛经、古籍、文书等,其中以佛经写本最多.
早期敦煌遗书反映了汉字书体的“转型期”,即从隶书过渡到楷书的萌发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以隶书为母体的不甚成熟的楷书模式.具体来说,先后有两种形态：隶楷型和魏楷型.隶楷型是汉隶之余续,方笔体势为其主要特征.魏楷型,是隶楷的进化,圆笔笔意是这种书体的特征.魏晋南北朝时期虽已产生行书和草书,但敦煌反映比较迟钝,仍然以魏楷体为主,行书和草书的写本很少,特别是整文的行草书尚未发现.
文字使用方面,敦煌写本除了正字以外,还存在大量的俗字,异体字、讹误字、草书楷化字、记号字等.这些文字的出现直接导致了部分文字的字形、结构、构件甚至笔画等破坏了原有的构字理据,同时建立了新的构字理据,从而,把文字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四）楼兰汉文残纸文书
楼兰作为西域三十六国之一,是中西交通的枢纽.关于楼兰的最早记载是《史记》.《史记·匈奴列传》记载了公元前176年匈奴冒顿单于致汉文帝的信札“定楼兰、乌孙、呼揭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东汉以后渐趋隐没.十九世纪末,瑞典科学家斯文赫定深入中国新疆地区,发现了楼兰古城及其大批的文物,其中包括著名的楼兰残纸文书.历经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楼兰残纸文书先后共有五批出土.
第一批出土文书是1901年3月斯文赫定在对罗布淖尔是否是游移湖的地理考察中,发现了楼兰古城,在城中挖获木简残纸共157件.1906年12月斯坦因第一次来到楼兰古城,挖掘出土第二批汉文简纸文书,共201件.1901年3月日本大谷探险队员橘瑞超,进入罗布荒原,考察楼兰遗址期间获得第三批汉文简纸文书共49件.1941年2月斯因坦第二次来到楼兰,对楼兰古城及附近十余处遗址和墓葬进行挖掘,获取第四批汉文简纸文书103件.1980年4月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侯灿,深入罗布荒原对楼兰遗址调查发掘,出土第五批简纸文书共65件.
楼兰残纸与甲骨文、简牍等出土文献相比,虽然在数量和规模上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但它作为目前出土的最早的写在纸上的文书,在地理、历史等研究方面均具有特殊的意义.同时,楼兰残纸文书处于我国文字发展的过渡阶段,隶书、行书、楷书、草书等多种书体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对汉字形体产生重要影响.对于语言文字和书法艺术的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
（五）六朝书帖
魏晋南北朝还是书法名家辈出的时代,如曹魏有曹操,三国时魏有胡昭、钟繇、卫觊,吴有皇象.西晋有索靖、卫瓘.东晋政治掌握于门阀大族,而对书法的崇尚与学习是这些大族的门风.王、谢、郗、庾是南朝书风最盛的四个家族.王廙、卫夫人、王导、王敦诸家承流于前,王洽、庾翼、郗愔、王珉接响于后,而二王父子领一代之.不仅如此,南朝宋还有有羊欣、孔琳之、萧思话、范晔、薄绍之；齐有王僧虔、王慈、王志、张融；梁有陶弘景、萧子云；陈有释智永.笔墨相继,代代不绝.这一代人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法帖.如钟繇的《尚书宣示表》《贺克捷表》《荐季直表》,索靖的草书的《七月帖》《月仪帖》,卫瓘的草书的《顿州帖》,陆机的《平复帖》,王廙的楷书《祥除帖》与草书《嫂何如帖》,王洽的楷行相间的《仁爱帖》、草书《辱告帖》,庾翼的《故吏帖》,郗愔的《廿四日帖》《九月帖》《远近帖》,王羲之的《姨母帖》《初月帖》《丧乱帖》《二谢帖》《奉橘帖》《得示帖》《频有哀祸帖》《孔侍中帖》《忧悬帖》,王献之的《洛神赋十三行》《廿九日帖》《授衣帖》《卫军帖》《思恋帖》《十二月帖》《乞假帖》,王徽之的《新月帖》《得信帖》,王珉的《此年帖》《力书帖》,王珣的《伯远帖》,羊欣的《移屋帖》《足下帖》,萧思话的《节近帖》,薄绍之的《回换帖》,王僧虔的《太子舍人帖》,王慈的《翁尊体安和帖》《柏酒帖》《汝比帖》,王志的《喉痛帖》,智永的《真草千字文》等等.这些不仅是重要的学习书法的模板,也是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字的重要材料.
魏晋南北朝法帖虽然真迹甚少,多为唐宋摹本,与原文有一定的差距,但总体上还是保留了当时文字的特征,如《集王圣教序》,虽为后世的集字和摹本,但基本保留了王羲之书法的精髓.如果从文字结构而不是就书法神韵的角度看,则与原文应无多少差异.魏晋南北朝是隶书向楷书转化的最关键的阶段,隶、草、楷、行融为一体,作为手写的法帖更是如此,因此造成大量的异体字、俗字、讹字,同时产生出一些新的字形,这为我们研究当时文字提供了有用的材料.
二.字书材料
魏晋南北朝是文字训诂的又一个期.自三国至隋,所著字书近百部,如按汉字形体编排的晋吕忱《字林》、南朝梁顾野王《玉篇》,按字音分韵编排的魏李登《声类》、晋吕静《韵集》等.惜时代久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字书已经亡佚,不见全本.
《字林》是我国辞书史上一部十分重要的字典,后人称之为“上承《说文》,下启《玉篇》”.《字林》之学在唐朝时几与《说文》齐名,其后逐渐消亡,至今已无传本,唯清人广泛搜罗辑得其所释字词约一千六百六十个,加之今人所辑零星片断,总数约为原书的六分之一,其中尤以任大椿《字林考逸》一千五百余条为甚.这些都为后人研究《字林》一书保留了珍贵的资料.
《玉篇》是南朝梁顾野王所编纂的一部字典,与《说文》以小篆为字头不同,《玉篇》是以楷书字头编排的字典.现在的《玉篇》已非原来面目,唐代处士孙强曾修订增字,到宋代陈彭年又再次重修,增字很多,但又被删节了大部分释义,只保留了极简单的注释,取名为《大广益会玉篇》.据唐代封演《闻见录》载,《玉篇》共16917字,现存本则为22561字,大约是孙强等后人陆续增加的.与《说文》对照,《玉篇》原本多出7564字,今本多13208字.从十九世纪开始,又陆续从日本影印回保留的唐代《玉篇》残卷三种,取名为《原本玉篇》.它比较完整地保留了南北朝文字的原貌,是研究南北朝文字的重要依据.
三.旧注材料
魏晋时期保存下来的古书旧注,三国时期主要有王弼《周易注》、何晏《论语集解》、韦昭《国语注》.晋代有郭璞《尔雅注》《方言注》《山海经注》,此外,王肃、服虔亦曾为典籍作注,惜他们的著作都没有保存下来,而只是在后人的著作中有所摘录.还有裴松之《三国志注》,其子裴骃《史记集解》.
魏晋以后出现了一种注释新样式,即音义体.南朝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以何晏《论语集解》为主,兼采老、庄玄学,不拘家法,阐发经义,是南学的主要经注之一.据典籍记载,魏晋南北朝古注还很多,惜后世多已亡佚.值得注意的是,陆德明于唐初撰成《经典释文》十四种,其中搜集了大量异文材料,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的字形多有引据,也可以作为该时期文字研究的佐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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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魏）王弼：《周易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11]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注 释
①王素、李方：《魏晋南北朝敦煌文献编年》,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第3页.《中国古本释语集录》认为可疑.
②据原苏联公布之敦煌遗书目录中,第229号为宋真宗景德三年（公元1006）.
基金项目：本文为西南大学创新团队项目“基于出土文献综合研究的文化推广工程”（项目号：SWU1509395）成果.
（作者介绍：顾盼,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2015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汉字史；张显成,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二级教授、博导,主要从事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以及中医文献整理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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