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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馆藏整体的文献保护读《文献保护:问题和规划》

摘 要 保罗·班克斯和罗伯塔·皮莱特2000年出版的《文献保护:问题与规划》围绕文献保护议题,探讨规划框架和管理思路.该书提供了面向馆藏整体保护的新视角,其预防性保护、普通文献保护和文献保护管理的思想尤其值得借鉴.文章概述其成书背景和内容特点,重点评析其思想观点.

关键词 文献保护 预防性保护 整体修复 保护管理

引用本文格式 蔡晓萍. 面向馆藏整体的文献保护——读《文献保护:问题与规划》 [J]. 图书馆论坛,2017(2):24-29.

Preservation from a Collection-Level Perspective

——A Review of Preservation:Issues and Planning

CAI Xiao-ping

Abstract Edited by Paul N. Banks and Roberta Pilette,Preservation:Issues and Planning addresses key issues in preservation and proposes managerial and practical solutions from a collection-level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its background,and reviews its content from three aspects,including preventive preservation,preservation of general collections,preservation management.

Keywords preservation;preservation planning;collection conservation;preventive preservation

1 成书背景与内容概况

1.1 成书背景

尽管图书馆开展文献保护活动由来已久,但以馆藏整体为对象,实施系统化的文献保护,不过是20世纪50~60年代才产生的变革.其诱发因素主要是文献保藏机构对酸性纸张老化危机认识的加深,以及这一时期频发的自然灾害对馆藏的严重破坏[1].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过去80年出版的图书中,超过40%严重老化.1966年理查·史密斯博士(Dr. Richard Smith)的调查显示,北美3亿册图书中,30%~50%无法使用,老化程度以每年4.8%的速度上涨;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两千多万册图书中,每年至少有96万册因无法使用而退出流通[2].在文献保护危机下,单靠以工艺及个体为导向的传统修复措施显然是杯水车薪,面向馆藏整体的文献保护项目应运而生,越来越多的机构设立独立的文献保护部门.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人们更多地关注电子和数字化媒体,但在其作为一种新的存储载体为保护带来新的方式和便利的同时,也存在难以应付的挑战[3].《文献保护:问题与规划》(Preservation:Issues and Planning)诞生于该背景,探讨新时期图书馆和档案馆的文献保护问题,并对如何更合理有效地制定保护计划、开展保护活动进行全面分析和论述.

《文献保护:问题与规划》的编辑由卡洛琳·哈里斯(Carolyn Harris) 于1989年发起,但1994年哈里斯的逝世使得此书的编辑活动停滞.1996年保罗·班克斯(Paul N. Banks)和罗伯塔·皮莱特(Roberta Pilette)接手编辑工作,才使此书得以顺利出版.班克斯在美国文献保护领域的早期发展中可谓领军式人物,是美国最早以修复师和文献保护专家的身份全职主管图书馆文献保护部门的典型代表.在他的带领下,纽伯里图书馆(Newberry Library)开展了系统化、常规化的文献保护与修复项目,成为该领域早期的示范单位.此外,作为文献保护与修复教育的先驱,1981年班克斯创办美国第一个文献保护与修复硕士研究生项目——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文献保护教育项目(Conservation Education Program)[4](这里的“conservation”更符合保护的概念,关于术语含义的演变稍后将解释[5]).而皮莱特则是哥大文献保护教育项目最早的毕业生之一,曾任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ies)、纽约历史学会图书馆(New York Historical Society Library)、纽约公共图书馆( New York Public Library)修复实验室和文献保护部门主管;亦曾在长岛大学(Long Island University)图书馆与信息科学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任教.文献保护实践领域与教育领域的丰富经验使得他们能洞察文献保护工作的重要议题,也深谙文献保护事业发展的趋势,他们承担编辑工作为本书的质量奠定了基础.

此外,本书的撰写汇集了当时在文献保护领域一线工作的关键人物,如曾担任斯坦福大学图书馆(Stanford University Libraries)文献保护部门主任的布坎南(Sally A. Buchanan)、康奈尔大学图书馆(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ies)文献保护与修复部主任迪恩(John F. Dean),以及纽约州立图书馆(New York State Library)文献保护与修复项目主任里利(Barbara Lilley).因此,与其说此书试图阐述创新性方法,不如说更在于总结最佳实践案例,探讨潜在问题,为新时期文献保护工作方向提供指引.

1.2 内容概况

全书共18章,每一章论述的内容既相对独立又互有交叉.编者在序言中谈到,有效的文献保护项目应同时包括三方面内容:对具有文物价值的文献的保护、对以内容信息为主的普通馆藏的保护,以及对存储于新媒体之上的信息的保护[6].在此观点指导下,本书在文献保护技术具体问题的探讨上在这三方面实现了平衡.在第六至十八章,按照保护对象划分,除了对纸质文献馆藏的关注,亦重视多媒体馆藏文献和数字化资源的保护问题;按照文献保护工作的阶段划分,不仅涉及馆藏环境控制与建筑设计、馆藏日常维护与书架管理、灾难预案、藏品安全、展览筹备等预防性的保护措施,也涵盖馆藏修复处理,以及文献载录格式转换中的缩微、影印和数字化技术.从这点看,此书提供了一个全面、系统的视角来看待文献保护.

正如本书标题所指,书中论述的方式综合了“文献保护”“问题”“规划”.文献保护作为“需要管理措施来解决的技术难题”,班克斯认为对图书馆员和档案馆员而言,“从管理的角度来理解文献保护工作远比掌握某一保护技巧更为重要”,而“文献保护活动也应成为图书馆和档案馆日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由文献保护专业人才进行管理”[7].因此,本书目的不在于提供准确无误的操作方法,而是侧重于各类型机构在开展文献保护工作可能遇到的政策、资金、人员等管理问题,尤其强调文献保护的规划.

2 面向馆藏整体的保护:新的文献保护发展观

以馆藏整体为对象的文献保护思想变革产生于20世纪50~60年代.当文献量不断激增、保护问题日渐复杂时,尽管单个文献的修复处理非常必要,但对整体馆藏的保存状况所能起到的影响极为有限,必须寻找面向馆藏整体的保护办法.什么是“面向馆藏整体的文献保护”?简而言之,文献保护的着眼点从文献个体(obeject)的保护转向馆藏整体(collection)的保护,但具体的内涵和外延在不同时期,从不同角度,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与解释.国外研究者在文献中的表达方式时有差别,如“Collection care”“Collection- level approach”“Collection conservation” “Collection preservation”,从词语本身看,中国翻译时倾向于将其翻译为“馆藏保护”“馆藏级别方法”“馆藏修复”等,但这种翻译不能表达出其中包含的“整体性”含义,而这恰恰是精华之处.

在新时期的文献保护工作中,图书馆和档案馆等文献收藏机构面临的严峻考验不是如何修复某一件特定的藏品,而是面对数量庞大、类型多样、潜在保护需求不尽相同的馆藏,如何最大限度地延长其使用寿命.在这种情况下,文献保护活动的开展不可能是一系列单一的、互不关联的、被动的应对措施.只有将馆藏视作一个整体,明确各个组成部分的保护需求,开展系统的、持续的、灵活的文献保护项目,才有助于图书馆和档案馆等机构更好地应对保护危机.如何实现面向馆藏整体的文献保护项目是现代文献保护工作探索的新方向,也是此书所体现的重要价值.通过内容分析,不难发现,面向馆藏整体这一新理念指导下的文献保护工作,其工作的对象、具体内容和方法有别于我们以往所熟知的文献保护理论体系.

2.1 馆藏整体保护的关键:预防性措施

实现馆藏整体保护目标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的觉醒和丰富过程,最为明显的变化是对预防性保护认识的不断深化及其工作内容的扩展.在美国文献保护领域发展的早期,预防性保护措施和补救性保护措施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分,对词汇的使用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和定义.譬如,“保护”(preservation)与“修复”(conservation)这两个词汇时常交换使用;自20世纪80年始,图书馆和档案馆界才逐渐对这两个词汇有了统一的认识,并赋予其新的定义[8]:“保护” 一词开始被用作总括性的术语,用来囊括一系列防止或减缓文献损毁及老化速度的预防性保护措施,如馆藏环境控制、灾难预案、日常维护;而“修复” 多数情况下专指单个文献的补救性修复处理.而从广义讲,“保护” 一词不仅包括预防性保护措施,也涵盖修复处理和文献格式转换.因此,在术语的统一及其定义的变化过程中,不难发现预防性保护措施的重要性逐渐凸显.

强调预防性的保护措施是实现馆藏整体保护最具经济效益的途径,也是本书的核心观点.莫罗(Carolyn C. Morrow)在第一章指出:“尽管对单个文献所采取的具体的保护策略会有所差异,但所有的图书馆馆藏都能受益于一系列的预防性保护措施……一旦缺乏这些预防性的保护措施,投资大量的资源对单个文献进行修复则变得毫无意义.”[9]沃德(Christine Ward)亦在随后的章节强调:“在现代文献保护项目中,最重要且覆盖面最广的组成要素便是预防性保护措施.”[10]

在对预防性保护措施的重要性反复强调的基础上,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将哪些措施纳入预防性保护范畴?本书基本涵盖当时最佳的实践进展,以及丰富的内容措施.除了馆藏环境控制、图书馆与档案馆安全问题,以及文献日常清洁等较为熟悉的预防性保护措施,本书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将馆员与用户文献保护意识培养以及灾难预案的管理亦囊括其中.其重要价值在于,这恰恰是中国目前相关研究较少关注的议题,也是文献保护实践领域时常忽视的工作内容.

2010年中国一项调查表明,包括制定并实施灾难预案、对读者进行文献保护教育与培训等在内的预防性文献保护工作,很少受到图书馆的重视.31家接受调查的大型图书馆中,有29家(94%)开展文献保护工作,其中19家(66%)已对馆员进行文献保护教育培训工作,但仅7家(24%)开展面向读者的文献保护教育和培训工作;而制定并实施灾难预案的图书馆仅有7家(24%),且这些灾难预案并不完全符合文献保护的要求[11].由此看来,《文献保护:问题与规划》在这些措施的相关论述上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和理解预防性保护.譬如,在第八章《馆藏维护与书架管理》(Collection and Stack Management )中,瓦特森(Duane A. Watson)认为在面向馆藏整体保护的目标下,应全方位扩展文献保护工作的视野,既要关注文献馆藏环境的静态保护,亦将保护工作前移和后推,强调文献在上架前各个业务环节以及之后利用过程中的保护.而在这样一个被扩展的保护环境中,文献保护的职责便不是单靠保护管理者一人的努力即可实现的,因此“面向馆员的文献保护教育和培训项目必不可少”,且“一个精心策划的、长期的培训项目有助于提高馆员的文献保护意识,使其能以一种合作协同的方法来开展文献保护工作”[12] .

2.2 扩展的对象:普通文献的保护

将普通文献纳入文献保护项目的范围是本书另一特点.妥善保护馆藏文献,尽可能延长使用寿命是图书馆的基础工作.然而许多馆员长期以来对“保护”一词的认识往往局限于有雄厚资金支持的大批量缩微项目以及修复部门对手稿、善本等珍贵文献的修复工作,而在以提供便捷利用和服务为首要目标的中小图书馆,图书尤其是开架图书的保护往往不够重视,使得开架图书的破损率和剔除率不断翻升[13].尽管这一现状描述写于20世纪末,但毫无疑问,这样的文献保护困境正时常在我们身边发生.

在中国,以服务和流通作为主要使命的文献收藏机构占绝大多数,其文献保护工作较薄弱,主要是因为此类机构的馆藏多以普通的现当代出版物为主,而该类文献常被认为是非典型性的、实用性的,以及可替换的.因此,在受限于经费和人员配置的情况下,最先舍弃的常是人们印象中“昂贵且费力”的文献保护工作.但实际上,每个时期的文献都承载着人类社会当时的思想、智慧、历史和创造,一代文献就是一个时代的记录和缩影,在历史意义上现当代文献一点也不亚于古籍文献.因此,对于这类文献,保护工作的缺失恰恰伤害了未来人类知识与记忆的传承.此外,文献的损毁不仅意味着记忆的缺失,更直观的体现则是文献的不可获取以及不可利用,而这正是与此类文献保藏机构所承担的服务使命相冲突.正如威廉(Sara R.Williams)所讲:“任何一个提供定期开馆服务的图书馆,倘若想实现‘为用户提供文献可持续利用’这一目标,都应将文献保护视作其工作的重要内容.”[14]因此,本书对普通文献保护关注以及相关保护理念的提出,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书中有关普通文献保护的论述集中体现在第二章《高流通率图书馆的保护项目》(Preservation Program in High-use Library )以及第13章《普通馆藏的修复》(The Conservation of General Collections).《高流通率图书馆的保护项目》重点关注馆藏以普通文献为主、流通率高的中小型图书馆文献保护项目的制定和实施,并通过三个具体案例探讨如何有效地规划符合机构实际情况的文献保护项目.《普通馆藏的修复》系统地论述一系列普通文献的修复问题,最为突出的内容莫过于“整体修复”(Collection Conservation)概念,即程序化地对普通馆藏采用修复原则[15].具体说来,是指采用标准化的材料和方法,批量处理具有相似破损问题的馆藏.不同于采用最小干预原则、个案处理、建立修复档案、最大限度保存文献信息内容和文物价值的古籍修复,整体修复侧重的是用最具经济效益的时间和方法来最大化延长普通文献的使用寿命.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一概念强调的是批量化的修复处理,但也要求要严格遵循一定的标准和方法.在当下文献量不断激增的情况下,对如何平衡修复的成本和普通文献本身价值这一问题,“整体修复”原则显得尤为重要.

2.3 策略的演变:保护管理

文献保护工作长期习惯于从技术角度思考问题,即主要依靠技术来解决文献保护问题[16].无论是对传统的修复托裱、去潮除霉,还是近代兴起的文献脱酸、库房温湿度调控,以及文献的载录格式转换等技术性问题都有着较多的关注[17].而在文献保护教育中,如档案学专业,文献保护课程普遍以“档案保护技术(学)”命名,教材以档案制成材料耐久性、存储环境、有害生物防治以及修复等技术措施为主[18].技术性措施的研究对解决文献保护问题的确重要.但随着文献保护对象和工作内容的扩展,文献保护各环节涉及的人员增多、分工更细,协作范围进一步扩大.为实现文献保护目标,就必须对各项资源和各方行为进行协调,在这一过程中,管理的意义便凸显出来.简而言之,文献保护管理(Preservation Management)即是文献保护活动中的一切管理活动,包括文献保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文献保护人员的配备、文献保护经费的筹集、文献保护灾难管理等内容.毫无疑问,有文献保护活动的产生便有相应的管理措施,但早期的文献保护活动不够系统、全面,没有形成专门的管理理论.而现代文献保护管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则是20世纪末面向馆藏整体的文献保护项目实践的结果.

《文献保护:问题与规划》着重于从管理角度来探讨文献保护问题.正如前文所说,本书目的不在于提供准确无误的操作方法,而是提供各类型机构在开展文献保护项目可参考的管理思路.因此,从管理策略上探讨文献保护问题,强调的重点和论述的风格便与以往的关注技术问题的文献保护研究有所不同.其中一个重要特征是有关文献保护政策的论述贯穿全书.第一章《定义图书馆的文献保护项目:政策和组织》(Defining the Library Preservation Program:Policies and Organization )着重阐述机构文献保护政策的意义,并从政策的声明、保护的原则、保护的优先次序、策略的选择等方面探讨一份完整的文献保护政策所应函括的内容[19].而有关馆藏维护、文献利用、物理修复、灾难预案,以及格式转换等文献保护措施亦在相关章节中提供制定政策的指引.通过制定文献保护政策进行管理,以成文的形式规定文献保护中涉及的各项内容,这是有效开展文献保护管理的重要基础.

此书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涵盖文献保护管理中人力资源的组合问题,即文献保护部门的设立以及专业人员的配备.文献保护作为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专门机构的设立和专业人才的配备是有效开展工作的必要条件.而美国现代文献保护事业的开端也是以独立的文献保护部门的设立,以及文献保护专门人才的配置作为重要分水岭.1964年芝加哥纽伯里图书馆第一个开设独立的文献保护部门,并聘请保罗·班克斯以文献修复师的身份全职主管该部门.尽管此时仍采用“修复师”作为职位名称,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其职责是管理面向馆藏整体的文献保护项目.1967年国会图书馆成立保护部门(Preservation Office)并设立负责馆藏保护工作的副主任(Assistant Director for Preservation)一职,而耶鲁大学图书馆(Yale University Library)、纽约公共图书馆(New York Public Library)也在1971年、1972年相继设立文献保护部门[20-21].在我们常见的文献保护与修复概论性书籍中,很少有专门针对文献保护人力资源的组合问题进行探讨,因而此书的相关论述很有价值.

在莫罗所列举的研究型图书馆文献保护机构和人员框架中可以看到,一个合理的部门设置应包含书籍装订与上架前准备、文献修复和文献保护替换(Preservation Replacement)这三个业务单元,大型研究型图书馆还应包括格式转换工作组以开展文献的复制和格式转换工作.而开展这些活动的文献保护专业人才类型更是多样化.书中提出的人才架构大致分为文献保护主管(Preservation Librarian)、普通馆藏修复师(Collection Conservator)、特藏修复师(Special Collection Conservator )、修复技术人员(Conservation Technician).这样多层次的、明细的文献保护与修复分工体系,有助于形成保护管理中的分工协作关系,进而实现文献保护项目的全面开展.时至今日,美国很多图书馆依然沿用类似的机构人员设置.反观中国,仍有着较大差距,设立专门文献保护部门的理念尚未得到充分认识,文献保护工作多由特藏部、历史文献部或古籍部等部门承担[22].庆幸的是,近年随着文献保护意识不断加强,中国文献保护培训逐渐增多,从业人员队伍越来越庞大.因此从长远发展看,如何借鉴书中明细的文献保护部门设置和分工体系,建立起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文献保护队伍,需要我们认真研究.

3 结语

文献是社会记忆的重要载体,承载着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积累的经验和知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正是以文献遗产的永久传承作为基础,而文献遗产的永久传承又以现世的妥善保存为前提.如何开展面向馆藏整体的系统性文献保护项目,本书给出了很多历久弥新的方向性指导,对当下的文献保护工作实践仍具有借鉴价值.但是,受编纂模式、篇幅与时代限制,此书存在一些缺陷.

首先,就编纂模式而言,本书由两位主编邀请多位专家写作,虽有统稿,但各章之间多少存在交叉重复.譬如,第一至五章从不同类型文献保护机构着手,重点在于从机构、地区甚至全国性的管理层面探讨文献保护政策的制定、文献保护项目的规划与实施,以及这一过程中所涉及的机构组织和资金等问题.尽管这5章立足点各有侧重,并各自强调不同类型机构之间的差异,但由于出发点相同,因此存在对确定文献保护需求、确定优先顺序、制定计划框架等问题的反复描述,略显累赘.

其次,本书力图涵盖图书馆和档案馆文献保护的所有议题,由于篇幅限制,其在内容广度上的野心使其在内容的深度上有所舍弃.为弥补具体细节缺失问题,作者在每一章节的结尾处附上相关议题的推荐书目,以方便读者进行扩展阅读.但在过去15年里,美国学界对文献保护领域具体问题的讨论逐渐深化,新的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因此读者若想掌握美国文献保护领域的最新进展,不能只满足于书中囊括的阅读书目,还应与近年出版发表的相关论著参考比较.

即便此书存在一些不足,且在成书15年里,已然有更为完善的著作出现,却依旧不能否认此书的价值.此书并非“平地一声雷”地开辟一个全新的学术领地,而是对当时蓬勃发展的文献保护实践进行勤勉的总结,期望能对其后一段时间的实践起到指导作用.相信正是这种务实的态度,使得本书的读者能相对容易地将其内容应用于工作.实务性的书籍容易被淘汰,可幸的是,本书并没有深究于细枝末节,而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框架和决策的依据.故直到现在,此书仍被用作文献保护管理课程的经典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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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蔡晓萍,女,现为美国国会图书馆古籍修复高级实习生.

收稿日期 2016-10-08

(责任编辑:何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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