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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言到话语当代文学批评外转的机理
[摘 要] 20批评出现了“由内而外”的转向,即从对文本结构、形式的追求转向对文本所表现的社会、历史的揭示.这种外转与语言学理论从语言到话语的转变密切相关.在这一过程中,形式主义文论运用语言学模式分析知识构成,形成“语言的牢笼”,语言与社会现实的关系被阻隔.福柯则积极推进话语的分析,揭露话语实践对知识、政治的控制,导致话语模式具有生产意义、表征权力运作的强大力量.今天,文学批评已不再仅仅停留于单一的文本分析,它已经成为跨学科的产物,具有泛文化的倾向.
[关键词]语言；话语,文学批评；福柯
[作者简介]蒋继华,盐城工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江苏盐城224051
[中图分类号] 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4434(2017)04- 0007 -05
20世纪是一个思想文化遭遇重大变革的世纪,各种学术思潮和思想观念层出不穷,此长彼消,纷纭复杂.冠以终结之名、转向之争的种种论断,诸如文学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以及语言论转向、文化转向、身体转向、后现代转向等演绎着知识和真理发展的概貌,折射出这个时代特有的文化症候.在这一过程中,当代文学批评出现了“由内而外”的转向,即从对文本结构、形式的追求转向对文本所表现的社会、历史、政治的揭示.这种外转机理与20世纪语言学理论从语言到话语的转变密切相关.
一、“语言的牢笼”突围
就其对20世纪批评理论带来的革命性转换而言,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影响尤为直接.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主要反映在1916年由其学生根据听课笔记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在该书中,索绪尔明确语言与非语言的本质差别,提出语言的意义只产生于语言内部,无关任何非语言因素,并区分出四组对立的核心概念：语言与言语、能指与所指、组合与聚合、共时与历时.这几组概念从不同方面突出事物的结构意义.首先,在索绪尔看来,语言和言语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语言不是说话者的一种功能,而是一种社会制度,研究的是由社会规则组成的语法体系和词汇系统,具有稳定性的整体结构：言语是个人的意志和职能行为,是说话者个人思想的组合,带有个人用词、造句的特点,因而是一种日常行为活动,具有个体性、日常性、暂时性.索绪尔认为传统语言学将言语作为研究对象显然是错误的,应将语言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这种语言符号“连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1],索绪尔以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能指即词的书写形象,如声音、字母等,所指即词的概念或意义.这两部分之间除了文化因素外,仅仅是一种偶然的、随意的约定,不存在任何必然联系.但当一个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关系在一定文化语境中得以确立后,就具有某种关联性,这意味着单独的语言符号不具有任何意义,必须在与其他符号的差别中才能确立自身的意义,而这种意义是由它所归属的系统决定的,从而系统差别决定符号意义.这种系统差别在语言状态中主要表现为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组合关系强调语言符号的横向排列,词的含义由句段或语法中的位置决定：聚合关系突出语言符号的垂直联想,联想的存在使得随便选择具有差异性的语词成为可能.语言的组合和聚合关系显示语言的意义由整体性关系及其形成的结构所决定.藉此,在语言研究中,应重点开展共时性而非历时性研究.共时性研究语言的存在状态及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关系：历时性研究语言的演化阶段及连续要素间的关系.索绪尔提出以共时性研究替代传统的历时性研究,因为研究语言自身的演化历史远没有研究语言与其它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心理关系等现实性问题更有意义.这种研究把现实的语言当作结构来看待,突出的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即语言有自己的一套规则和体系.总之,索绪尔的语言学促成了现代语言论的转向,即由对语言个别性、历时性、组合性以及外部的研究转向对语言的共时性、聚合性、差异性、关系性的研究.在这一过程中,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尤其从二元对立的核心术语中突出事物只能在一个结构系统内与其他因素形成某种特殊关系时才具有意义,理论家的任务就在于寻找能将文本意义阐释出来的这种结构,索绪尔由此被称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奠基人.
索绪尔虽然关注语言材料的意义,但在他那里,意义只是发现形式、结构和模式的手段,他看重的是语言而非历史、文化等附着于语言之中的深层意蕴,所以“语言是一种形式,而不是一种实体”[2].而当人与世界的一切联系都取决于这一形式结构时,这就势必带来对自足的“主体”概念的摒弃,这就是罗兰·巴特所言的“作者之死”.索绪尔语言学引起的深刻变革就是后来理论家们运用语言学模式分析知识构成,包括文学阅读和批评,其主要表现是以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等为代表的形式主义文论把语言学方法视为获取可靠知识的工具,着眼于文本的结构、形式、语言的阐释,追求文本自律的语言形式和封闭的本体论结构,由此建构起文本理论学科体系.如俄国形式主义重在挖掘诗歌语言的内部构造方式,包括雅各布森的“文学性”,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反常化策略等,使日常语言逐渐走向诗歌语言.结构主义通过语词概念建构语言学结构模式,发掘文本潜在的二元对立关系、整体与局部关系、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关系等,达到对文本结构的理解.新批评则强化对具体文本结构、语言构成的科学化研究,主张文本的意义只能在作为形式组织起来的语言因素中寻找,例如兰色姆的“构架一肌质”论、退特关于诗的内部张力说、布鲁克斯的悖论和反讽技巧等文本处理策略标志着新批评的文本结构“总是可以在一个封闭的统一体内得到解决”[3],实现从非文学回归文学本身.
如果说对索绪尔而言,语言是一个脱离言说主体和言说环境、自身受整个规则制约的指意系统,在这样的系统内,似乎无人在说话,只有“语言在言说”.那么对受其影响的形式主义文论来说,从语言、结构、操作规则等方面人手分析文学文本,文学研究的对象自然只是具体的语言形式,批评只是承担阐释和说明的使命.如此,拘囿于这“语言的牢笼”内,语言与社会现实的关系被阻隔.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詹姆逊在《语言的牢笼》(1972)一书中提出“语言的牢笼”命题,对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的语言学模式进行批判和改造,力图冲出“语言的牢笼”.在詹姆逊看来,索绪尔语言学区分出对立的双方固然有创新和辩证的一面,但其存在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对立是语言学内部静止的对立、纯粹的对立,是不可能以任何形式调和在一起的绝对的对立,和辩证法的对立完全不同.而如何实现“语言的突围”？詹姆逊主张应当把对立的双方辩证地统一起来,建立语言学认识模式,实现形式和内容、形式和历史的结合,避免语言成为控制人的工具.如同詹姆逊在书的开始提出“思想史是思维模式的历史”,语言学亦可成为一种思维方法和哲学认识的模式史,也就是说,“语言”并不像索绪尔所想象的那样完全脱离言说活动和社会语境,纯然存在于语言领域.“如果把语言学研究仅限于‘语言’问题,那我们就无法解决现实言语交际中的许多问题,因为语言毕竟是在一定时间、地点,由说话主体控制的一种动态的存在.”[4]生活在现实中的语言具有能动地生产意义和建构社会现实的功能,这就有了语言向话语转向的可能.
20世纪60年代,法国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提出语言的主体性概念,强调“语言再生产着现实.这需要从最直接的意义上去理解：通过语言,现实被重新生产出来.说话的人通过他的话语使事件以及他对事件的体验重生,听他说的人首先把握到话语,并且通过话语,把握到被重新生产的事件.因此,语言实践所固有的情形即交流与对话的情形,赋予话语行为以双重功能：对说话者来说,它重现了现实：对受话者来说,它重新创造了现实”.在本维尼斯特看来,言说的存在即自我的存在,人在语言中通过语言自立为主体,重新创造现实,其现实的具体交流行为就是话语活动.这不仅提高了受话者的主体地位,还跳出了传统语言学的纯“语言”模式.这一时期,结构主义叙事学已经介入对叙事话语的探究,如托多罗夫、热奈特在话语层面探索叙事的普遍模式,而将话语深入推进、走向后结构主义阵营的是罗兰·巴特等人.受本维尼斯特的影响,罗兰·巴特认为话语有自己的组织系统,不同于普通的语言：“话语有自己的单位、规则和‘语法’.话语虽然完全是由句子组成的,但是由于超越句子范围,所以自然应该是一种第二语言学的研究对象.”[q话语“超越句子范围”,原因就在于社会因素可能介入其内部,这寓意着叙述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的普遍规律,而非具体作品.这一规律无疑是通过批评家的阅读实践实现的,这就把批评的重心由作品转向阅读过程和话语属性.乔纳森·卡勒提出诗学的真正研究对象不是作品,而是读者运用一定的“文学能力”对语言现象进行分析、解释文学意义形成过程的一套程式系统和文本规则,因此,语言学的考察任务“不是描述某一组素材,而是把对于一种语言的全部了解架构起一种再现形式,从而对语言事实给予说明”.也就是说,通过考虑说话者对语句的意义和语法的判断重新构架一个规则体系,表达出某种意义,而“不了解文学话语的特定规则,不了解作为制度的文学,就不可能理解文学作品”(卡勒语).这样,对具体语言结构的分析转向到对读者语言能力及其背后约定俗成规则的检验.
二、福柯的话语分析与权力的生产
在语言向话语转变的过程中,福柯积极推进话语的分析,揭露话语对知识的监控.福柯认为每个社会“都有其关于真理、也就是关于每个社会接受的并使其作为真实事物起作用的各类话语的总政策：都有其用于区分真假话语的机制和机构：用于确认真假话语的方式：用于获得真理的技术和程序：都有其有责任说出作为真实事物起作用的话语的人的地位”[9].因此,对话语的分析要关联权力规则,以揭露话语对知识的控制.在早期“知识考古学”的研究中,福柯提出历史并非是一个连续性整体,而是借助于决裂、极限、变化、转换等概念形式不停地呈现为非稳定性和非连续性的“断裂的历史”.在福柯看来,历史的首要任务不是解释过去的重大遗迹即文献,确定它的真伪及其价值,而是对文献进行组织、分割、分配、安排、划分层次,建立序列,从不合理的因素中提炼出合理的因素,测定各种成分,确定各种单位,描述各种关系.因此,对历史说来,文献不再是一种无生气的材料,而是历史力图在文献构成中确定某些单位、某些整体、某些序列和某些关联,并使这些文献的印迹说话,实现对历史重大遗迹的本质描述,此即“知识的考古”[10].正是在关注历史的重建中,福柯提出需要一种理论,探究它们如何被割裂以及通过重新组合使传统的连续性束之高阁,这种理论就是话语,“它是由实际陈述（口头的和书面的）整体在它们的散落和在各自所特有的层次上构成的.在有把握地接触一门科学或者小说、政治演讲、某作者的作品甚至是一本书之前,我们要探讨的原始中性材料,便是一般话语空间中的事件群体.这样,便出现了描述话语事件的计划,作为在此中形成的单位的研究范围.这种描述很容易区别于语言的分析”[10].福柯提出,存在于话语中的不连续性是陈述,陈述是话语的基本单位,是话语的原子,任何话语的陈述都是依照特定的秩序和规则,表现了主体的扩散.而当主体使用某一种话语时,就寓意着不同的身份和位置.正是在这种陈述中,在说出的话中,人落入被说出的世界中,从而话语指向了语言之外：“诚然,话语是由符号构成的,但是,话语所做的,不止是使用这些符号以确指事物.”[10]因此,人们所能听到或在文本中读到的话语并不像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纯粹的、简单的事物和词语的混合体,而是代表着一定的话语实践规则,确定着对象的序列.福柯旨在揭示一种“知识型”话语结构如何通过陈述使整个世界都处在话语的言说和表述中.在后来的系谱学阶段,福柯将研究重心转向话语和权力的关系,认为话语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显现,真理和维护权力的知识是话语的产物.“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以及其他社会中,有多样的权力关系渗透到社会的机体中去,构成社会机体的特征,如果没有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发挥功能的话,这些权力关系自身就不能建立起来和得到巩固.我们受权力对真理的生产的支配,如果不是通过对真理的生产,我们就不能实施权力.”由此,话语的生产与权力斗争密切相关,不同的话语模式规范着社会行为,以权力的强制手段规训人们的活动.经过福柯“权力之眼”的系谱学考察,在《疯癫与文明》中,十七八世纪的医院和收容院成为生产知识的话语机器；在《性意识史》中,权力、知识和性话语构成彼此不可分割的秩序模式,即要了解权力究竟采取什么方式、通过什么渠道、借助哪些话语渗透人们最细微、最个体的行为,捕捉那些难以察觉的性欲表现形式怎样闯入并控制人们日常的享乐.对此,英国学者斯图尔特·霍尔认为福柯研究的不是语言,而是作为表征的话语：“它将表征从纯形式理论的控制中解救出来,并给它一个历史的、实践的和‘俗世的’运作语境.”[12]在霍尔看来,话语不涉及事物是否存在,只涉及事物的意义从何而来,意义作为“表征的实践”,与其说是被简单地“发现”的,还不如说是被生产出来的.而意义被表征生产出来,显然通过语言符号的运作,即语言生产意义.这就推翻了传统关于“物”的意义与表征它们的方式无关的模仿说、反映论等本质主义看法.霍尔的目的不在于陈述语言如何产生意义,而是强调意义被配置和建构的实践方式,意义是如何随着语言符号与概念指称的模糊处于流动、差异、碰撞之中的,即考察一种特有的话语所生产的知识如何与权力联结.在福柯、霍尔这里,本是语言学概念的“话语”已指向权力的生产.
从语言到话语的转向,及至话语成为语言学新的关注点,不仅显示20世纪语言学变革带来的深刻影响,还由此导致话语具有生产意义、表征权力运作的强大力量,显示话语、知识、权力和真理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些无疑影响了当代文学批评的格局.
三、话语转向与当代文学批评格局的新变
其实,作为文学存在的重要一极,文本是作家以特定手段和技巧创制出来的、承载一定的形象和意义、传达某种信息和价值的符号体系.在我国古代,这种符号体系最初所指涉范围极其广泛.追溯起来,就是以“文”为代表的“文一辞”观念[13].“文”源于对自然物象的观察,泛指一切有形的纹理或花纹.如《周易·系辞下》载伏羲氏“观鸟兽之文”,又提出“物相杂故日文”,都突出了万物因具有纹路和色彩而相互交杂的特性.许慎《说文解字》日：“文,错画也,象交文.”这种线条和色彩的交错构成了“文”的本义.其实,无论是交错还是相杂,都只是一种手段,寓意着“文”内在地具有一种层次性,又因其沟通天地人,所以表征的是一种文化现象,与政治、伦理、审美有着广泛的联系.在西方,文本的这一构成形态无疑也存在着.柏拉图的“理式”是模本的原本,艺术和真理隔着三层,是“影子的影子”.普罗提诺的“太一”流溢出心智、灵魂、物质等等.黑格尔将作品区分为外在的形式和内在的意蕴,认为一件艺术作品首先见到的是直接呈现给我们的东西,即形式,然后是它的内容.这种形式和内容密不可分,形式的背后见出丰富的社会和历史意蕴.在论述“史诗”的特征时,黑格尔以《荷马史诗》为例说,荷马在对外在事物和情况进行丰富多彩的描绘中,对诸如一根手杖、一根王笏、一张床等描绘得极其细致.这些在近代人看来微不足道的东西荷马却津津乐道,黑格尔分析其原因,认为“是因为人们还不曾把这一切事物分出高低等级,它们都是有使用价值的.人们也还不曾使整个生活脱离有实用的具体事物而转到纯粹理智的领域,所以他们还能从这些原始简朴的器具及其制造中看到自己的熟练手艺,财富和正当的兴趣而感到光荣”[14].也就是说,当时社会还是一个没有等级贵贱之分,人人享受技艺、劳动、习俗和兴趣（包括英雄）的社会.显然,这种描绘反映出一个民族在整个历史阶段的鲜明个性,其看似漫不经心的描写背后却蕴含着民族和时代的精神意识与生活风貌.因此,“一切真正原始的史诗对表现在伦理的家庭生活,战争与和平时期社会生活情况,乃至需要、技艺、习俗和兴趣等方面的民族精神,也就是一个民族在整个历史阶段的意识方式,都要描绘出一幅图画.要对史诗进行评价、钻研和分析,就等于用心灵的眼睛去检阅各民族的各具个性的精神”[14].这种对形式和意蕴的展现不仅规避了前人关于美的构成的唯形式论倾向,还启发了后人对于美的本质、文本构成等问题的认识,而美就存在于黑格尔所言的“理念的感性显现”之中.由此,社会、历史内在于文本之中,文本具有向外部敞开、意义增殖的可能,即文本作为作者创作出来的、面向读者的实体形态,不但是形式的、审美的,也是文化的、社会的.文学的发展历史证明：文学是一个与读者、社会、传统、当下等发生密切联系的“关系”世界.文学的“关系”世界决定了静态的和以偏概全的思维模式无法穷究文学的鲜活性,也无法安放作为多面体的、纷繁多样的文学存在.坚持“审美功能说”的布拉格结构主义学派理论家穆卡洛夫斯基认为,审美是一个不断改变的疆界,同一审美客体可以具有多种功能,例如“一个教堂既是一个宗教崇拜的场所,同时也可以是一件艺术品：一块石头可以是一个门槛,一件投掷的东西、建筑材料,也可以是艺术欣赏的对象”,因此,文学的边界总在变化着,与社会结构发生动态性的关联.穆卡洛夫斯基的“审美功能”说显然与黑格尔的观点具有某种相似性.文艺社会学家埃德蒙·克罗认为文学是具有塑造能力的第二模式化体系,这种符号体系具有从文本机体内产生各种冲突或酝酿矛盾的能力,而阅读或批评程序随时都可能成为冲突的导火索,这就预设了文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既可以通过文本内的微型符号体系,也可以通过文本对于社会言语凝聚的生成工作而客观地予以反映,而写作者本人则既未发现这些关系,也不可能发现,这一事实使文本具有极广泛的社会视野能力,或者更准确地说,具有极广泛的解读社会的能力”.文本与社会发生积极的联系,具有广泛的解读社会的能力,其话语实践的过程饱蘸着外部各种关系机制的发生.这如同丹纳从种族、环境和时代去考究文学,文学批评要依据文学得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因为文学容纳了文化、政治、历史等因素.如果撇开历史语境去评价文学,就会颠覆文学历史的真相.因此,我们要在历史语境中考究文学的存在.
从语言到话语的转变使得今天的文学批评格局发生新变：文学或审美行为总是能动地介入社会和现实生活,而不是游离于社会和现实之外：文学批评不再仅仅停留于单一的文本分析,它已经成为跨学科的产物,具有泛文化的倾向.弗莱曾追溯文学的文化渊源：“文学的全部历史使我们隐约地感觉到,可以把文学看成是由一系列比较有限的简单程式构成的复合体．而这些程式在原始文化中都可以观察到.”[17]可以说,在一个由语言、、权力等构成的当代批评世界里,批评和文化、意识形态、审美等有效关联,尤其通过寻找文本内的片断、症候、矛盾等因素并使之重构,生产出新的意义,其具有的社会批判功能彰显无遗,所以批评不是漫无目的的随意式,而是有其现实指涉性.加布丽埃·施瓦布认为“阅读行为是一种越界行为,涉及跨越文化、历史或审美差异构成的疆界的商榷.因此有必要比较不同文化的现实遭遇,揭示文学生产和接受过程中他者和文化接触独特的运作机制”[18].阅读成为一种文化接触行为,文本在不同层面消解、拓展或僭越划定的边界.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视域中,批评对象得以更新,批评范围得以扩大,批评所具有的创造性和建构性成为自我重建的新维度.具体而言,一方面,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将语言和言语的区别引向对系统结构的分析,使得结构主义者致力于追寻言语活动生成的深层模式,文本成为意义的“生产”过程.在这方面,阿尔都塞运用症候式阅读法,通过发现文本中的症候和矛盾,发掘蕴涵于其中的理论框架和深层结构——阿尔都塞称之为“总问题”,读出文本中没有呈现的含义.从此出发,阿尔都塞提出将阅读建立在“认识是生产”的基础上.由此,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文本语言的“深层结构”成为批评的重要动力.阿尔都塞的弟子、法国学者皮埃尔·马谢雷在《文学生产理论》中提出文学批评是一种生产实践行为,即批评不是满足于对文本的一般性阐释,而是基于文本的不完整状态,以一定的法则生产出作者没有表达的内容,彰显批评作为一种生产实践活动具有的理论特质.另一方面,话语理论诱发了批评对社会、历史和政治的介入,即文学批评的“向外转”.巴赫金曾将语言和话语进行比较：“语言学只与抽象的、纯净的词语及抽象的成分（语音的、词法的等等）打交道：因此,话语的完整含义及其意识形态价值,认识的、政治的、美学的价值,对于这个观点而言都行不通.”话语并非是从辞典中选择词汇,而是从生活中选择有思想内容的语言：话语反映出一定的社会活动意识,折射出具体的意识形态内容.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伊格尔顿、詹姆逊通过对文本表层内容的辨认,揭示文本蕴含的意识形态内涵和政治倾向,建构起从形式到政治的批评新模式.其中伊格尔顿通过研究作为生产的文学与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之间的关系,探究文本意识形态的生产模式、生产规律和运作机制,揭示文本系统如何使隐蔽的“政治无意识”暴露出来,推进文学生产研究.詹姆逊将文本阐释置于历史文化语境中,通过对文本结构的层层剥离和文本阐释的符码转换,形成一种新的从形式到政治的话语阐释模式,使被遮蔽的历史真实与政治得以凸显.由此,批评的终极目标是历史视域下的政治,文学理论实际成为一门政治学.
总之,当代文学批评的“外转”,其深层机理与20世纪语言学理论的转向密切相关,即从语言到话语的变换使文学批评重在发现作品内在的矛盾性,并回到社会和历史之中,凸显当代批评特有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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