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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背景下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结构升级
一、引言
对贸易结构的分析是国际贸易领域一个重要的课题, 出口贸易技术结构分析在近年来更是得到了广泛关注.我国２０１０ 年制造业出口占总出口的８８.２％, ２０１５ 年为９４.３％.制造业出口在我国出口贸易中的分量一目了然, 然而“大” 已不是目的, “强” 才是必然选择.制造业出口结构升级成为新常态下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环节.２０１７ 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要深入实施《中国制造２０２５》, 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 推动中国制造向中高端迈进.因此, 实现制造业出口结构升级不仅是实现结构性改革的实践, 同样也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奠定了基础.
随着全球分工的日益深化, 产品从概念提出、设计、生产到产品销售的各个工序各个环节分别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完成, 全球价值链已经成为现在国际分工的主要模式.制造业出口结构正是体现了一国参与制造业国际内部分工的地位, 谁掌握了高新技术, 谁就能在这种分工体系中获得更多利益.一方面发达国家不断改进技术, 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将落后产业或成熟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然后集中力量搞研发.虽然这种分工模式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技术进步, 但发展中国家仍然位于价值链的低端, 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制下获得较少的贸易利益.ｉＰｈｏｎｅ 手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一部ｉＰｈｏｎｅ手机５００ 美元的销售收入中, 我国参与的加工组装环节只获得６.５美元.
衡量制造业出口技术结构主要有三类方法： 一是根据Ｌａｌｌ（２０００） 等人对制造业按照Ｒ＆Ｄ的投入多少划分的不同技术水平产业； 二是Ｈａｕｓｍｍａｎ （２００７） 等人基于人均ＧＤＰ 的出口复杂度的衡量； 三是基于国内增加值的衡量.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 由于产品生产的各环节各工序分布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 中间产品贸易大大增加, 因此, 基于国内增加值的衡量更能够说明一国在价值链的地位.本文关于我国出口技术结构的考察主要基于利用ＷＩＯＤ 测算的制造业各产业的国内增加值.
二、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结构的演进及特点
从改革开放开始到现在, 我国制造业出口的国内增加值逐渐增加, 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逐渐加深,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不断提高, 出口贸易技术结构不断改善, 但制造业出口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由于全球价值链的相关指数计算依据了国际投入产出表, 鉴于国际投入产出表数据的时间限制, 以下对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结构的分析, １９９５ 年之前的部分以不同技术水平的商品出口结构的变化为主来衡量, １９９５ 年之后以基于国内增加值的显示性比较优势和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来衡量.综合来看, 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结构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 初级产品出口向制造业出口转变（１９７９—１９８６ 年）
这一阶段, 我国制造业出口数量增加, 出口从初级产品为主向制造业为主转变, 但出口的大都是劳动密集型产品.
２０ 世纪７０ 年代中后期, 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业成本优势的逐渐丧失, “亚洲四小龙” 通过主动承接西方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引进外资和技术, 实现了经济发展的奇迹.２０ 世纪７０ 年代末８０年代初, 部分发达国家出现了产能过剩和滞胀, 大量闲置资本需要寻找新的投资场所, 日本、“亚洲四小龙” 面临货币升值的压力, 需要向外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恰逢此时, 改革高度集中的外贸体制和经济特区的设立给我国承接产业转移、吸引外资、引进技术带来了新的机遇.１９７９—１９８１ 年间, 出口额年均增长超过１０％, 在这一阶段我国的出口技术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１９７８ 年我国出口产品中初级产品占比超过５０％, １９８０年初级产品出口和工业制成品出口已平分秋色, 制造业出口额超过９０ 亿美元, 到１９８６ 年, 制造业出口比重超过６０％.其中, 制成品出口以纺织品、鞋类、服装、玩具和运动用品为主.
（二） 加工贸易快速发展升级（１９８７—１９９１ 年）
这一阶段, 我国出口技术结构虽有提升, 但仍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工贸易在这一阶段快速发展且从简单来料加工向进料加工转变, 加工贸易的飞速发展和结构升级也促进了我国出口技术结构的提升.
这一阶段经历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 国际国内环境较为复杂,对外开放的国内环境也经历了一些波折.即使如此, 我国制造业规模仍获得了较大的增长, 制造业出口比重增加到７７％.另外, 加工贸易在这一阶段高速发展, 加工贸易出口比重由１９８７ 年的２２.３％ 上升到１９９１ 年的４５.１％, 同时, 加工贸易也从简单的来料加工向更为高级的进料加工转变.制造业出口中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业产品、机械及运输设备增长较快, 机械运输设备出口占制造业出口的比重由１９８７ 年的６.６４％增长到１９９１ 年的１２.８４％.这一时期电信器材、家用电器、机械运输设备出口增长较快, 但这些产品大多数都是以加工装备形式进行的.
（三） 高技术产品出口比重增加（１９９２—２００１ 年）
这一阶段, 制造业出口数量持续增长, 加工贸易超过了一般贸易成为主要的出口贸易方式, 中等技术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出口比重上升, 机械及运输设备成为最重要的出口产品, 制造业出口贸易技术结构显著提升.
冷战结束后, 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 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速度加快, １９９２ 年我国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１９９４ 年《对外贸易法》实施, 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建立, 更是为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１９９５ 年开始加工贸易出口超过一般贸易成为这一阶段我国主要的出口贸易方式.以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科技成果在世界范围广泛运用, 信息化的发展带动了我国制成品出口技术结构显著提升.从图１ 不同技术水平的行业出口国内增加值比率变化可以看出, 低技术产业的国内增加值比率下降, 中等技术和高技术产业的国内增加值比率上升.
（四） 高技术产品出口比重超越低技术产品（２００２ 年以后）
这一阶段, 我国制造业更加深入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体系.伴随着制造业出口数量的飞速增长, 高技术产品出口比重进一步增加且超过低技术产品出口比重,出口贸易技术结构得到了显著提升, 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仍处于中低位置, 转型仍将继续.
这一时期, 各国更多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全球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也为我国引进技术、实现生产力跨越奠定了基础.２００１ 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新阶段, 为我国制造业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人口红利、制度红利的比较优势, 使得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制造业迅速成长, 制造业国内增加值以２０％ 以上的比例增加.如图２ 所示, 高技术产业的国内增加值比率不断增加, ２００６年超过了低技术行业的国内增加值比率.
Ｋｏｏｐｍ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 在对出口产品“增加值” 分解的基础上构建了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其中前向参与度指数（ＧＶＣ＿Ｐａｔ＿ｆ）表示一国作为他国中间产品的提供者, 其间接增加值出口与总出口的比例； 后向参与度指数（ＧＶＣ＿ Ｐａｔ＿ｂ） 表示一国作为其他国家中间产品的接收者, 国外增加值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两者之和表示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值越大, 说明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越深.从图２ 可以看出, 我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逐年增加, ２００８ 年前后受金融危机影响有波动； 后向参与度始终高于前向参与度, 后向参与度和前向参与度的差额有减小,特别是近些年两者已非常接近,说明我国出口到他国的中间产品逐渐增加, 和我国进口他国中间产品的差额逐渐缩小, 我国的出口贸易技术结构明显改善； 从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指数（ＧＶＣ＿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再次印证, 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在近些年提升较为明显, 但即使如此, 我国仍然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中低位置.
三、影响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结构升级的因素分析
从初级产品到制造业产品、从以来料加工为主到以进料加工为主、从低技术产品到高技术产品,我国凭借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外商直接投资成为“世界工厂”,一步一步的发展与进步有技术引进也有自主创新.改革开放后我国出口贸易技术结构升级主要得益于劳动力成本优势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 然而随着劳动力比较优势的逐渐丧失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减少, 通过技术引进的方式实现制造业出口技术结构的升级遇到了瓶颈.因此, 自主创新才是现阶段实现技术驱动发展的核心力量, 产业协调发展才是整体出口技术升级的重要基础.随着国内国际经济的不断发展, 影响制造业出口贸易技术结构升级的因素也发生了变化.
（一） 劳动力成本优势
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不仅使我国制造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优势, 更是成为吸引外商来华投资建厂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的廉价劳动力为我国制造业出口扩张及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近些年来我国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逐年增加, 据牛津经济研究院的研究结果, 我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只比美国低４％.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原因一方面是劳动力工资上升, 另一方面是单位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较工资上涨缓慢.我国制造业的工资水平是印度的４.６倍, 是越南的３ 倍.除劳动力成本增加外, 房地产攀升、环保成本增加等总成本的增加, 一方面削弱了制造业出口商品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也导致外商直接投资减少, 不利于技术引进.这些因素的存在都使得我国传统的制造业出口格局必须转型, 制造业出口技术结构升级迫在眉睫.
（二） 外商直接投资
改革开放后, 我国通过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加大引进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技术, 通过建立健全外资法律法规体系、完善外资产业政策、引导外资投资方向等外资引进政策积极吸引外资, 推动了我国的产业升级, 促进了我国出口技术结构的升级.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 很长一段时间内外商直接投资成为促进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结构升级的重要影响因素.
现阶段我国制造业外商投资实际利用额出现明显下降, ２０１５ 年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额３９５.４ 亿美元, 比２０１２ 年减少１９％.从表１ 看出, 相对于相对稳定的总体实际利用外资额, 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额下降, 占比由２０１２ 年的４３.７％ 下降到２０１５ 年的３１.３％,而外商更倾向于投资批发零售业、金融业等现代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下降的原因： 一方面, 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 ２０１５ 年世界经济增长率２.４７％, 发达国家纷纷提出再工业化战略, 如德国工业４.０、美国工业互联网, 强调制造业的回归和升级, 发达国家资金回流；另一方面, 营商环境落后, 长期以来我国的营商环境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 也落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如表２ 所示, 我国营商环境指数排名虽然逐步提高, 但和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相称.
外商直接投资的下降不利于我国通过吸引外资的方式引进技术,也为自主创新提出了挑战.制造业领域应该更加关注自主创新, 多一些像振华３０、复兴号这样的全球领先的产品.
（三） 自主创新能力
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成为了制约我国出口技术升级的关键因素.从近十几年的每百万人的专利申请数来看, 如表３ 所示, 我国远远低于日本和美国.日本虽然经历了迷失的十年, 每百万人专利申请数依然很高.从每百万人专利申请数的增长率来看, 我国遥遥领先.导致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的原因有： 第一, 企业缺乏创新条件, 创新基础差且缺乏创新关键技术人才； 第二, 企业缺乏自主创新的动力, 守着原有生产模式不愿意改变.
自主创新不仅体现为技术创新,也包括模式创新、方式创新和制度创新等各个方面.２０１７ 年２ 月末,我国移动电话用户达１３.３ 亿户, 移动互联网用户数达１１.２ 亿户.２０１６年, 我国移动支付金额超过２０８ 万亿元, 世界第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为制造业发展的模式创新、方式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 产业的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产业结构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换, 又逐步向第三产业转换.产业结构的转化升级也促进了我国出口技术结构的升级, 但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并没有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
如表３ 所示, 我国制造业行业中高技术行业比较优势逐渐提升,但具有较大比较优势的依然是低技术行业, 产业发展不均衡影响了我国整体的出口技术水平.其中, 低技术行业中我国均具有比较优势,纺织、服装及皮革业（ｃ０６）, 木材加工（ 家具除外） 及木、藤、棕、草制造品业（ｃ０７） 比较优势非常显著； 高技术行业中计算机、电子及光学设备制造业（ｃ１７） 和电器设备制造业（ｃ１８） 比较优势得到了显著提高且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小汽车、拖车、半挂车制造业（ｃ２０） 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ｃ２１） 不具有比较优势.
四、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结构转型升级的政策建议
出口技术结构升级不仅体现在技术创新, 也体现在模式创新、方式创新和制度创新等各个方面.技术创新是出口结构升级的核心, 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要鼓励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相结合.提高外资利用质量的同时, 政府要加大财政税收支持自主创新, 为创新提供人力、资本和制度等方面的支持.发挥重点产业的引领作用, 带动出口技术结构的全面升级.鼓励制造业与互联网的协同发展, 创新制造业经营模式.
（一） 优化营商环境, 提高外资利用质量
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技术溢出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有效地促进了技术创新和出口结构的优化, 然而, 近些年来, 我国对外投资增长迅速, 而制造业的外资实际利用减少.积极引进外资既有利于弥补资金不足, 又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技术创新.《国务院关于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发〔２０１７〕３９ 号） 指出, 政府要减少外资准入限制, 促进投资便利化和人才的自由流动, 通过财政税收支持政策进一步完善各级开发区的综合投资环境, 优化营商环境.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既是为引进外资提供更好的环境和平台, 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我国２０１７ 年营商环境总体排名第７８ 位, 比２０１６ 年进步２ 个位次.其中, 开办企业排名第１２７ 位, 排名靠后的原因是开办企业耗时长； 办理施工许可证排名第１７７ 位, 排名靠后的原因也是办理时间长； 纳税排名第１３１ 位, 纳税排名靠后的原因一方面是时间长, 另一方面是应税总额高.我们要进一步通过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措施为来华企业提供高效服务, 对急需引进的行业给予税收优惠, 为外资企业提供更好的运营环境.
（二） 优化资源配置, 促进企业自主创新
制造业出口结构升级的核心是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的核心则是人力资源的积累.由于技术进步的外部性, 企业往往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从基础研究、开发研究到应用研究技术推广, 投入大周期长, 企业缺乏自主创新的积极性, 需要政府给予机制和体制各方面的支持.第一, 政府通过财政税收等手段给予资金支持, 特别是基础研究领域, 可以考虑股权激励等措施激发基础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和成就感.从政府Ｒ＆Ｄ 支出来看, 如图３ 所示, 我国的Ｒ＆Ｄ 支出占ＧＤＰ 的比重逐年增加, 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但是和日本相比依然很少.第二,增加教育支出, 重视人力资源积累的长效机制.第三, 鼓励企业间建立技术合作制度, 建立合理的退出机制, 推动出口结构转型升级.第四,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加强产学研的结合.第五, 提供相应配套措施, 例如科研环境、团队建设、配偶就业、社会认可以及个人价值实现等方面, 吸引海外高技术人才来华就业定居, 对于外籍高技术人才还要考虑包容性和融合性问题.
（ 三） 发挥重点产业的引领力, 带动产业集群进步升级
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很难做到全行业统一步调, 这就要求我们的政策要善于在行业布局上抓住“牛鼻子”.一是对行业基础好、科研能力有保障、国际市场有品牌的重点产业, 比如高端工程机械、机车及配件制造、航天制造、轮船制造、军工产业等领域, 加强政策鼓励和资源配置, 进一步扩大市场影响和贸易份额, 加快技术提升, 带动周边产业的同步升级发展, 形成集群效应.二是对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科技、机器人、养老设备等未来潜力很大的战略新兴产业加大前期投入, 为技术研发和产品的产业化提供切实的机制保障, 追赶并占领未来行业发展的技术高地.三是对传统行业加快技术升级改造, 严格环保标准, 淘汰过剩产能, 保留中高端产品的制造规模.
（四） 推动制造业与互联网的有机融合, 推动中国制造向“ 中国智造” 发展
“中国制造２０２５”、美国的先进制造企业、德国工业４.０ 无疑聚焦于制造业的下一次革新———智能制造.智能技术与制造业的结合必然要求制造业与互联网的有机融合, 通过工业大数据的支撑, 实现制造业“互联网＋ ” 的协同发展.第一, 充分发挥互联网聚集优化各类资源的优势, 降低交易成本, 组合先进要素, 满足化需求, 创新制造业发展的新模式.第二, 打造信息共享平台, 鼓励大型企业、地方产业基金和社会资本参与平台建设, 实现制造、营销、物流的协同, 减少生产流通损耗.中小企业更是可以利用其灵活性的特点, 积极与互联网平台对接, 减少中间环节, 实现在线的协同与交易, 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第三, 提升产业智能化水平.不仅仅是制造工艺本身的智能化, 还包括需求分析的智能化、投融资决策的智能化、跨地域跨市场整合生产资源的智能化.第四, 具备全球视野.“中国智造” 是在满足全球生产分工体系建设的过程中, 我们对自身的定位； 其发展过程更需要整合全球资源的视野和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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