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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学课程在民国大学开设的时间问题与其他兼和张传敏等人商榷

李占京

回溯现代文学学科史,近年来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话题,有关新文学课程的问题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新文学课程在民国大学的开设时间,不仅仅关乎新文学进入大学教学的确切时间点,而且关乎新文学与文学教育的互动、大学文学教学方式的变革等诸多问题.然而,新文学课程究竟最早在哪所民国大学开设?在哪一年开始开设?至今未有定论.在新文学课程开设时间的确定上,张传敏、杨蓉蓉、胡楠等人均做出了可贵的探索.然而,新的史料发现总能将相关研究不断推向深入.本文根据最新发现的史料,试图与张传敏等人探讨新文学课程进入民国大学的时间问题,并对其他相关话题展开论述.

一、学界已有“结论”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较早在大学讲授新文学内容的是周作人, 时间大约在1922年下半年.持这一论点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张传敏、胡楠等人.张传敏是研究民国时期大学新文学课程的学者,他的《民国时期的大学新文学课程研究》[1]是较早地对该问题进行系统论述的专著.他在2008 年发表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史中的课程问题》一文中提到:

1922年秋, 周作人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也曾在当时的燕大学生许地山协助下开设了“现代国文” “文学通论”“习作和讨论”等课程.[2]他在2010 年出版的专著《民国时期的大学新文学课程研究》中,有如下表述:

1922年4月3 日,经过胡适介绍,周作人与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及刘廷芳相见,约定从下半年开始担任该校新的国文系主任;3月6日,周作人接到燕京大学来信,签订了合同,内容是说担任国文系的“现代国文” 的一部分……[3]据此,张传敏得出结论: “周作人很可能是民国时期在大学里讲授新文学课程的第一人.”[4]无论是文章《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史中的课程问题》还是他的专著《民国时期的大学新文学课程研究》,张传敏引用的资料来源均为张菊香与张铁荣编著的《周作人年谱》.查该年谱,相关原文如下:

(1922年3月4 日) 到胡适处,与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及刘廷芳相见,约定从下半年起担任该校新文学系主任.3月6日,接到燕大来信,即签订了合同.“内容是说担任国文系内的现代国文的一部分”,“学校里毕业生许地山来帮忙做助教,我便规定国语文学四小时,我和许君各任一半;另外我设立了三门功课,自己担任,仿佛是文学通论、习作和讨论等类,每星期里分出四个下午来,到燕大去上课.”[5]

通过查阅原文, 笔者发现一个问题.似乎张传敏对两个词组有别样的理解:一个是“新文学系主任”,一个是“现代国文”.张传敏将“新”字单独断开,将“文学系主任” 归为一个词组,从而认为周作人担任的是燕京大学“新”的国文系主任.笔者不认同这种说法.根据上文“内容是说担任国文系内的现代国文的一部分”这一句,可以判断,周作人负责的是国文系的一部分.周作人经胡适介绍从北京大学转任燕京大学教员.周作人初来乍到,不太可能一上来就担任国文系主任.

《周作人年谱》中的这段话, 依据的是《知堂回忆录》.查《知堂回忆录》原文,有可能帮助我们理解这段史实:这一年里,在我还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便是担任燕京大学的新文学的功课,一直蝉联有十年之久.到一九三八年, 还去做了半年的“客座教授”,造成很奇妙的一段因缘.讲起远因,当然是在两年前的讲演,那时因瞿菊农来拉,前往燕京文学会讲点什么,其时便选择了“圣经与中国文学” 这个题目,这与教会学校是颇为合适的.后来因时势的要求, 大约想设立什么新的课目,前去和胡适之商量, 他就推荐我去,这是近因.一九二二年三月四日,我应了适之的邀约,到了他的住处,和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与刘廷芳相见,说定从下学年起担任该校新文学系主任事.到了六日接到燕大来信,即签订了合同.从七月发生效力.内容是说担任国文系内的现代国文的一部分,原来的一部分则称为古典国文, 旧有两位教员,与这边没有关系.但是现代国文这半个系只有我一个人,唱独角戏也是不行,学校里派毕业生许地山来帮忙做助教,我便规定国语文学四小时,我和许君各任一半; 另外我又设立了三门功课,自己担任,仿佛是文学通论、习作和讨论等类, 每星期里分出四个下午来,到燕大去上课.[6]

文中明确说明周作人是“担任燕京大学的新文学的功课”, 而且说明了“原来的一部分则称为古典国文,旧有两位教员,与这边没有关系.” 周作人负责的仅仅是“现代国文这半个系”.可见, “新文学系主任” 只是负责“新文学”部分的主任,而不是整个国文系的主任.这几句原文中的重要信息,可以佐证笔者的观点.张传敏可能没看到这段原文,因此在理解上有些偏差.张传敏做出了“约定从下半年开始担任该校新的国文系主任”这样的判断后,依旧会在该句下一行引用“内容是说担任国文系的‘现代国文’的一部分”.[7]这可能是由于他没有深究这一问题,从而也忽略了这两句话之间的矛盾.

在周作人的回忆中,还有一段话也可以作为证据:

十一年夏天承胡适之先生的介绍,叫我到燕京大学去教书,所担任的是中国文学系的新文学组……[8]

关于“新文学系主任” 这个词组,可以确定,周作人担任的是“新文学”部分的主任,而非整个国文系的主任.至于“现代国文”是不是一个课程的名字,也比较容易判断.根据上文周作人的相关回忆,周作人总共开设了四门课程,分别是“国语文学” “文学通论” “习作” 和“讨论” 课.虽然周作人没有提到准确的课程名字,但由于他负责的是“新文学组”,将“现代国文”理解为“新文学课程”或“现代国文课程”更妥当.以周作人与燕京大学新文学课程为硕士论文研究对象的胡楠,也持此看法:

到了1923 年,系里增加了一名教员,即顾名,两人一起担任的课程是国文文学、日本文学、文学讨论、翻译、文学通论共五门课.1924 年课程基本与1923年相同,周作人担任了国语文学(诗)、国语文学(散文)、文学谈论与习作、翻译、日本文学五门共十学分的课程, 顾名则讲授国语文学(诗).

这便是燕大新文学教育的最初课程设置.[9]

胡楠也不认为有专门的一门课叫“现代国文”.所以, 可以将“现代国文”理解为统指那四门课,而非特指一门课.否则,就有可能误导 读者认为周作人当年就开设了新文学课程.实际上,周作人开设的这几门课都不是纯粹的新文学课程.即使周作人讲到了新文学的有关内容,也占据相当小的比例.例如,根据冰心的回忆,周作人在课上会讲到冰心的诗和散文等现代文学的有关内容:

这时已是一九二三年春季,我该忙我的毕业论文了.文科里的中国文学老师是周作人先生.他给我们讲现代文学,有时还讲到我的小诗和散文,我也只低头听着,课外他也从来没有同我谈过话.[10]

周作人在1923 年的燕京大学开设了五门课:国语文学(诗)、国语文学(散文)、文学谈论与习作、翻译、日本文学.既然在课堂上会讲到冰心的诗歌与散文,可以推测,冰心听的有可能是1923 年周作人讲授的“国语文学(诗)”和“国语文学(散文)” 这两门课.据周作人的《关于近代散文》一文提及, “国语文学” 课先讲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俞平伯的《西湖六月十八夜》,白话文部分到此结束;其次,讲白话文翻译的《旧约》,继而讲金冬心、郑板桥、李笠翁、金圣叹、张宗子、王思任、刘同人、李卓吾、三袁、倪元璐等二十余位明清散文家.相比而言,现代文学部分则只讲了胡适、俞平伯、冰心等寥寥数人.[11]明清散文部分和现代文学部分,所占比例相差如此悬殊,可见周作人用力所在.

胡楠在《周作人与新文学的学院化:1917—1937》中认为,周作人“至少从1924年起,周作人担任了诗和散文的部分”.[12]胡楠的这一论断有些保守,根据上文冰心的回忆,这个时间点可以提前到1923 年春季.因为冰心的毕业年份是确定的, 所以可以判断,1923年春季周作人在燕京大学“国语文学”课上讲授了新文学的有关内容.至于,1922 年下半年至1923 年年初,周作人有没有讲授新文学内容,由于现在还缺乏相关史料支撑,暂时还无法确认.因此,张传敏提出的“燕京大学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由周作人开设了新文学课程”, 只能算一种模糊性的结论.[13]

二、最早开设新文学课程的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无论是张传敏还是胡楠,都认为周作人是最早在大学讲授新文学课程的人.因此认为燕京大学是最早开设新文学课程的大学:

周作人之任教燕京大学,是最早的在大学中开设新文学相关课程的记录.[14]周作人很可能是民国时期在大学里讲授新文学课程的第一人.[15]

笔者通过翻阅史料发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设新文学课程的时间早于燕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1922年打出了“新文学”的鲜明旗帜,开设了三门直接以“新文学” 命名的课程:“新小说作法”“新戏曲作法”和“新诗歌作法”.[16]这是目前发现的, 明确开设新文学课程的最早记录.

北京高师是一所改革较早的学校.早在1919年,《北京高师教育丛刊》第一集“发刊词”即表示要“介绍国外最新的教育学说”,“建议今后本国教育上各种革新的计划”.[17]在这种革新思想的影响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2 年开设了“选文”课:选文甲论记文、选文乙文论、选文丙现代文.[18]北京高师大力支持白话文,校内新文化氛围十分浓厚,1919年与1920 年,该校曾邀请蔡元培、胡适、陶孟和等众多新文化重要人物来校演讲,探讨白话文的相关问题.同时, 《北京高师教育丛刊》上也集中刊登改革教育、讨论白话文的系列文章,对白话文予以肯定并积极接纳.1919年12月《北京高师教育丛刊》第一集上发表了《改革示范教育之意见》(陈宝泉)、《蔡孑民先生莅本校国文部演说词》(周蘧笔记)、《白话文与天足》、《我之国语观》(张东荪)、《国文之将来》等文章.其中,《国文之将来》是蔡元培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演讲词.该调了师范教育课程设置中白话文位置的重要性: “高等师范学校的国文,应该把白话文作为主要.至于文言的美术文,应作为随意科,就不必人人都学了.”[19]1920 年3 月《北京高师教育丛刊》第二集上发表了《新历史》(陶孟和先生在本校附属中学史地研究部讲演词,附中学生张世泰笔记)、《中学国文的教授》(胡适之先生在本校附中学国文研究部讲演词,周蘧笔记)等文章.1922年的“高等师范学校组织说明书”中,该校改革教育的意图发挥得愈加明显:

教育为立国根本, 师资为教育渊源.东西文明各国,岁费巨资,日谋师范之宏张,其重要可知.惟教育与时俱进,师制不能一定不易.今欧战告终,世局一变.凡百事业,力求效率.吾国高等师范制度,是否合于世界趋势、本国国情,自不能不详为研究,亦兹改进.[20]在这样的教育思想与学术氛围影响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1922 年开设了三门新文学课程:“新小说作法”“新戏曲作法” 和“新诗歌作法”,学分均为2分,都是选修课.[21]同时开设的还有三门课: “选文·丙·现代文” “儿童及青年文学” 和“各国比较文学”,以辅助新文学教学.可以说,北京高师是最早开设新文学课程,并将课程名称冠以“新”字的高校.

理由有两个———

第一,1922 年燕大国文学系的课程并无以“新”命名的课程,燕大直到1927年左右才开出“新文学之背景”一课;第二,周作人大约于1922 年下半年进入燕大.能确定周作人讲授新文学内容的时间是1923 年,也就是冰心毕业那年.根据上文表述, 至于1922年下半年至1923 年,周作人到底讲没讲新文学的内容, 现在还缺乏史料证据.因此,可以确定的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是最早开设新文学课程的高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分四年制与六年制两种培养方式,分别称为“四年科”与“六年科”.六年制国文系学生第六年上学期的科目为:文学(小说及杂文)、名著研究、各国比较文学、儿童及青年文学、新小说作法、新戏曲作法、新诗歌作法.对于六年制国文系学生来说, 前五年主要学习写作、创作、文学概论与文学史知识,第六年的学习则带有了专门性与研究性.这三门新文学课程与“各国比较文学” “儿童及青年文学”课,被列入了选修课,以便学生根据兴趣与能力做选择性研习.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最早引进新文学教学内容, 但由于史料不足, 该校在1922年之前、之后的情况难以考察.但是根据这三门新文学课程都是“第六年上学期”修习的科目,可以认为这三门新文学课程的开设时间至少在1922年下半年.此时距离“新文化运动”也不过三年左右的时间,北京的高校就已经将新文学的有关内容引进大学教学之中,这对考量民国新文学与大学教育的关系不无帮助.考虑到北京高师主要培养中小学教师,这些毕业生将在全国各地执教,这无疑会在教育层面迅速扩大新文学的影响.社会活动层面的“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学”与教育层面的教学活动,相互影响、共同促进,有力促进了教育现代化与新文学的广泛传播.

虽然北京高师是最早开设新文学课程的高校,但从课程形态上看,这三门新文学课程仍缺乏独立性:这三门课均是选修课,其课程名称均带有“作法”,证明它们都是写作类课程.写作类课程与文学史等以传授文学知识为主的课程相比,边缘性地位更为明显.可见,北京高师注重的是新文学的创作练习,而对新文学知识的系统传授关注不够.更具独立性的新文学课程将会在1920 年代末期出现.

三、上海地区最早引进新文学相关课程的高校

在20世纪20年代,北京地区高校和上海地区高校引进新文学相关课程的时间相差不远.考察上海地区高校开设新文学课程的情况,有助于理解20 世纪20年代初期新文学进入大学课堂的历史样貌.

针对上海地区最早引进新文学相关课程这一问题,有研究者指出,复旦大学较早开设了新文学相关课程.杨蓉蓉在其博士论文《学府内外———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现代大学与中国新文学关系研究》中指出, 复旦大学在1924年开设了与新文学有关的课程,因此复旦大学是极早开设新文学有关课程的高校:

而在这个课程表里,虽然还没有明确使用“新文学”这样的名词,却是以“中国语体文学史” 这样的名称,开始开设与新文学相关的课程了.复旦不仅是在上海,即使在全国范围的大学中来说,都是极早开设新文学相关课程的大学.在新文学的教学和对当下文学发展潮流的关注问题上,复旦发出了别人未发之先声.[22]

关于这种说法, 有两点需要讨论一下.

首先,从全国范围来说,复旦大学“极早开设新文学相关课程的大学” 的说法有待商榷.根据上文的论述,1922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设了新文学课程.1922—1923 年, 燕京大学开设了新文学有关课程.1923 年7 月, 叶圣陶应福建协和大学文学院院长郭绍虞的邀请,前往教授新文学课程.在福建协和大学的讲台上,叶圣陶“讲鲁迅,讲周作人,讲郁达夫,讲朱自清,讲小说、新诗和美学以及文学社团和论争”.[23]只不过, 叶圣陶只讲了半年不到.1923年12月初,叶圣陶返回上海.复旦大学开设“中国语体文学史”课时已经到了1924 年.由此看来,北京高师、燕京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开设新文学有关课程均比复旦大学要早.

其次,杨蓉蓉的判断依据是复旦大学在1924年开设了“中国语体文学史”课程,并以此推导出结论.但是复旦大学在1924年并没有开设这门课,这门课只是在课程表中存在.根据笔者查到的有关资料,复旦大学1919 年办大学院文科,1925 年办中国文学科.虽然复旦大学1924 年列出了课程表,增加了“中国语体文学史”等课程,但该年并没有开设这门课.因为这一年学校宿舍还没有建设完备,种种课程还只是停留在纸面上.所以,复旦大学仅仅是在1924年冬季“厘定学程, 做种种之筹备而已.至1925 年秋季新宿舍落成,于是本科之设立乃得实现.”[24]因此,本文不认为复旦大学在1924 年开设了新文学课程.

根据最新资料显示,从整个上海地区来看,大夏大学应该是最早引进新文学相关课程的高校.笔者查到资料,上海地区的大夏大学在1924—1925 年度开设了一门“诗歌” 课, 教员是郭沫若.该课每周讲授两小时,共计两绩点(两学分),是“国文系学生必修学程”.课程主要讲授新体诗和旧体诗, “本学程讲授新旧诗歌,包括本国及外国之著作,国文系学生必修学程”.[25]课程内容兼及中外诗作,将古体诗、新体诗、外国诗放在一起讲授,郭沫若这种颇具个性的授课方式使得这门课初步具有了比较文学的性质.这与燕京大学的课程设置相类似,无论是日本文学、欧美名著还是中国传统文学,都可以拿来与中国新文学相“参证”.这种教授思路及方式,又与1928 年杨振声整顿清华大学国文系时的主张相同: “为什么又要参考外国的新文学,正是因为我们要创造中国的新文学”.[26]新文学在进入大学课堂初期,大多是选修课,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就是例子.然而,大夏大学将涉及新文学内容的课程作为“必修学程”,这一举措就具有一定的标志性意义.这表明在1924—1925 年期间, 新文学在中国大学的课堂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新文学教学内容逐渐获得重视.大夏大学的这一创举,还很少被新文学教育的研究者注意到.

四、结语

经过上文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全国范围内最早开设新文学课程的高校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上海地区最早引进新文学教学内容的高校是大夏大学.燕京大学、福建协和大学等高校紧随其后,将新文学内容引入大学讲坛.1919年“新文化运动” 发生, 短短几年间,新文学就于1922—1924 年进入京沪等地高校教学系统,其渗入高等教育知识体系的速度是引人注目的.考察新文学课程的开设时间, 若将京沪争胜、为某一高校“正名”等作为研究的落脚点,其意义将变得十分有限.新文学进入高校的初期历史面目远未清晰,我们期待新的史料发现来不断冲刷已有的研究定论.

注释

[1]张传敏:《民国时期的大学新文学课程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10月版.

[2]张传敏:《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史中的课程问题》,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3]同[1],第40页.

[4]同[1],第65—66页.

[5]张菊香、张铁荣编著: 《周作人年谱:1885—1967》,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197—198页.

[6]周作人著: 《知堂回想录》,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11月版,第411页.

[7]同[1],第40页.

[8] 《关于近代散文》,周作人著、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9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第587页.

[9]胡楠: 《周作人与新文学的学院化:1917—1937》,复旦大学2014年版,第27页.

[10] 《我的大学生涯》, 冰心著, 卓如编:《冰心全集》(第7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9年4月版,第599页.

[11]同[8],第588页.

[12]同[9].

[13]同[1],第40页.

[14]同[9],第33页.

[15]同[1],第65—66页.

[16]《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组织大纲、学则概要、学科一览及课程标准》(民国十一年度),第20页.

[17] 《发刊词》, 《北京高师教育丛刊》(1919年第一集),北平: 《教育丛刊》编辑处,1919年12月,第1页.

[18]《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组织大纲、学则概要、学科一览及课程标准》(民国十一年度),第23页.

[19]蔡元培: 《国文之将来》, 《北京高师教育丛刊》(1919年第一集),北平:《教育丛刊》编辑处,1919年12月,见本演讲词第2页.

[20] 《高等师范学校组织说明书》, 《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组织大纲、学则概要、学科一览及课程标准》(民国十一年度),第1页.

[21]同[16].

[22]见杨蓉蓉博士论文:《学府内外———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现代大学与中国新文学关系研究》, 复旦大学2006 年版, 第37—38页.

[23]《我国现代教育的先驱者》,商金林著: 《叶圣陶》, 民进文史工作委员会,2004年11月编印,第28页.

[24]见“本校各科沿革、宗旨、设备及学程”中“中国文学科”“沿革”部分, 《复旦大学章程》(十六年秋重订),1927年,第1页.

[25] 《大夏大学一览》(1924—1925),第42页.

[26]郝御风: 《清华中国文学会有史之第一页》,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28 年12月17日第22期,第1版.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魏建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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