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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昌炽和刘承干二三事

叶昌炽,字兰裳,又字鞠裳、鞠常,自署歇后翁,晚号缘督庐主人,晚清著名的金石学家、文献学家、收藏家,尤以校勘之学冠绝当时,瞿氏《铁琴铜剑楼书目》、蒋氏“铁华馆丛书”、潘氏“功顺堂丛书”均由他审订.他一生遍访大江南北各地藏书家,囊读历代藏书书目,最终撰成《藏书纪事诗》.《藏书纪事诗》搜罗书林掌故,对研究藏书家和藏书史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审定书稿、撰写《藏书纪事诗》,叶氏的一生与藏书颇有渊源,就连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都还在校勘《嘉业堂四史》.叶氏能够任职嘉业堂,帮助刘承干校勘《嘉业堂四史》,得益于缪荃孙的介绍.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王朝轰然倒下,随着王朝命运的终结,那些忠于王朝的士大夫也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其时乾坤颠倒、社会鼎革,为了躲避战乱,前朝遗老纷纷移居上海.为求生存,别无他技的他们不得不依靠自己丰富的藏书和深厚的学术功底谋生,而变卖藏书和帮他人校勘也成了他们主要的谋生手段.

得益于大量遗老的涌入,上海成为当时书籍流通的重要枢纽.此时,刘承干凭借雄厚的财力,身处上海这个古籍集散中心,大肆搜罗书籍,可以说,刘承干的藏书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也成就了他日后“民国藏书第一人”的美名.刘承干藏书声势浩大,各地书商也是闻风而动,门庭若市,然其中也充实着伪本赝本,可谓泥沙俱下.识别鉴定,工作艰巨,非精于版本目录学者难以胜任.其时,刘氏藏书已初具规模,其中不乏如宋本“四史”这样的佳椠,同时,其也有意将藏书付梓刊刻,化身千万,以利于学林.

就在刘承干求贤若渴之际,叶昌炽受辛亥革命的影响由苏州移居上海.叶氏深厚的学识为刘承干所仰慕,因此刘承干相求缪荃孙,请求其为介绍,之后缪荃孙便作函叶氏.叶昌炽在日记中说:“得艺风函,为吴兴刘翰怡(承干)介绍请见.”经由缪荃孙的介绍,两人得以正式相识.一句为“吴兴刘翰怡(承干)介绍请见”,之后,刘承干主动上门拜访,对叶氏的学问给予了高度评价,盛赞叶昌炽于“目录之学,甚为渊邃,考论金石尤为精确,殆老辈中佼佼者也”.

之后,两人经常参加各种聚会.虽然聚会名目繁多,但鉴赏书籍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如纪念黄丕烈一百五十生辰大会,王雪澄、缪荃孙、刘翰怡、张均衡、徐乃昌、刘体乾、杨钟义、李审言等沪上藏书家集聚一堂,出“士礼居旧籍有黄丕烈手跋者二三十种,陈列几案,纵览观赏”,以此怀念先贤.叶昌炽在此次聚会上作有《五月十一日荛圃生日筱珊前辈招同王雪澄廉访张菊生参议徐积余观察南浔张石铭刘翰怡偕艺风堂藏书有荛翁题跋者开尊共酌即席赋长句一首五叠前韵》.刘承干和张石铭为刊刻书籍,不定期举办各种书籍讨论会,叶氏也在邀请之列,被刘承干“延至新斋看各种书籍,细谈种切”.刘承干还专门派车接叶氏到寓所,邀其赏鉴自己收藏的宋元精椠.叶昌炽日记中还专门记录了观书之事:“所见古书以蜀大字本《史记》为最佳,无《索隐》、《正义》,但有《集解》,亡友西蠡同年之物.尚有宋椠《宋书》、大字本《通鉴纪事本末》……艺风之《守山》、《学津》两巨编亦归于刘.”可见,叶昌炽对刘承干的藏书是深表赞赏的.对藏书刻书的共同爱好,成了两人增进感情最好的润滑剂,随着交集日益增多,两人的关系也日益密切.

可惜,当年的六月份,叶氏患便秘二十余日,病情一度十分严重,刘承干介绍了灌肠之法,病情方才有所转机.此后,叶氏离开上海返回苏州静养,两人的联系也日渐减少.

等到叶氏入住刘承干位于上海爱文义路八十四号的刘宅,是在一九一六年五月份了.此时,叶氏的经济状况日渐恶化,“为疗贫计”,不得不将苦心经营的纱缎庄折本归并于他人,花费毕生精力收藏的碑版也转手与刘世珩,留下了“三十年心力尽在是矣”的感叹.手头拮据、年事已高的叶氏只得通过校勘度日,虽然其间同为南浔藏书家的张石铭请求叶氏为其所藏宋元书籍编目,但终因期限太短而作罢.最后,叶氏接受了刘承干的邀请,入住刘宅,专心校勘宋本“四史”.与此同时,海上著名藏书家刘葱石先生也聘请叶氏编纂《碑目》,且待遇优厚,而叶氏毅然赴刘承干之约,个中缘由,我想除了刘承干对其礼遇之外,叶氏患便秘之时,刘承干及时介绍灌肠之法,助其缓解病情应该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其实,在叶氏正式入住刘宅之前,叶氏已经和刘承干就“四史”的刊刻作过沟通,并善意地提醒刘承干,“刻四史,诚不朽盛业,但兹事体大,虽得良工影写,校栞收掌,无事不需才.为筹全局,未可以贸然从事也”,对刘承干“四史”的刊刻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叶氏受聘嘉业堂校勘“四史”的时间很短,前后仅为一年的时间,又加上年事已高,最终还是没有完成全部“四史”的校勘,只完成了《史记》的校勘,这对“四史”的校勘出版是一个不小的遗憾,

入住刘宅后,叶氏开始《史记》的校勘工作.对此,叶氏倾注了自己极大的心血,其校订的《史记》,以嘉业堂所藏宋蜀大字本《史记》为母本,而以震泽王氏本、嘉靖李元阳本、南北监本、评林本、汲古阁本、鄂局翻王本、陈明卿·钟伯敬评本、柯维熊本、江宁局本等为之互校,后又借得宝礼堂藏宋大字本《史记》互为校订.能够借得宝礼堂宋大字本《史记》,叶氏欣喜万分:“宋大字本《史记》借的南海潘氏本,与翰怡藏本互勘.潘本亦有石蒙正、潘旦结衔,且多历书后一处,当是原本如此,而翰怡本则有补版矣……翰怡本钞配甚多,既可以潘本补阙,而潘本年表亦缺五卷,适为翰怡本所有.彼此相足,可成一完全善本,真快事也.”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叶氏还想着《史记》,生怕自己死后致使《史记》散佚,特别差陆升将《史记》送还刘承干.叶氏采用多种版本《史记》互校,彼此相补,才成完善之书,嘉业堂所刻宋本《史记》出刊之后,名噪一时,深受好评,多赖叶氏之功.

在校勘上,叶氏严格把关;在刊刻上,叶氏也是一丝不苟,刊刻《史记》用纸为宣城所,写版也请来了当时最为著名的陶子麟.为确保《史记》的刊刻质量,叶氏更是多次与陶子麟沟通,在笔力、体例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务必使刊刻书籍“与原本一律”.在刊刻《史记》之前,先刊刻其《邠州石室录》为发轫之始,通过刊刻此书,为《史记》的刊刻积累经验.

叶氏任职嘉业堂期间,除了校勘“四史”之外,还为嘉业堂鉴别审定古籍.“翰怡淫于书,书估踵门者如市.旧刻旧钞,日为评骘”,其中,叶氏自然也贡献颇多.抱经楼、莫氏影山草堂、缪氏东仓书库、缪氏艺风堂等藏书散出归于嘉业堂,均经叶氏鉴定.缪荃孙寄居上海虹口联珠楼,其所藏宋本十四种、钞本四种,以二万元归之嘉业堂.经叶氏过目鉴定收藏之书,均为宋、元、明善本,其中颇多珍本秘籍.

叶氏为嘉业堂鉴定书籍的大宗,当属宁波抱经楼散出之书.抱经楼主人卢文昭,号矶渔,晚号弓父.人称抱经先生,清乾隆壬申进士,历官翰林院侍讲学士,生平精于校雠,家藏图籍数万卷,手自校勘,精富无比.当时抱经楼藏书散出,沪上书商听闻,集股四万七千元前往宁波,捆载而来,以为奇货可居,想高价卖与袁世凯之子袁克文.此时袁克文寓居上海,正在不惜重金收藏宋本,因此书商起初索价十八万元之巨.不想袁世凯此时突然去世,袁克文无力收书,书价也一落千丈.其后,书单送至嘉业堂,最终,经由叶氏鉴别审定,计甲种二十五种、乙种十八种,共收四十三种.

一九一七年五月,叶氏离沪返苏,不久病逝.叶氏和刘承干相识也晚,真正受聘嘉业堂的时间更短,但就是在这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叶氏为刘承干鉴定古籍、校勘“四史”,可以说为嘉业堂的发展作为出了卓越的贡献,为嘉业堂的全盛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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