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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音乐非遗分类综合的深层
项 阳
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核准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2006年中国开始组织国家、省、地、县四级申报“非遗”以来,已经有5批项目成功入选,仅进入国家级和省级的音乐类项目就有近千项,加上市县两级更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量.此举大大增强了社会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认同度.据了解,在国家新一批“非遗”项目中,各省市都有名额分配,这说明在各级“非遗”部门充分认知了“非遗”内涵之后,将一些本区域内早已存在、只是大家尚认知不够到位的项目进一步挖掘.在这种意义上新报项目亦有相当深厚的内涵,只不过是此前挖掘不够深入而已.诸如冀中音乐会等能够进入国家与省级“非遗”项目的毕竟是少数,那些没有被列入者并不说明其内涵不够深厚,不过由于人员、组织、文本以及名额等诸种问题尚有待进一步深入.
国家“非遗”项目第一批申报分十三大类,从第二批始归为十类,其后维系了这样的类分框架.各地、县组织申报当然要考虑类分,但更多面对个案,进入到省级和国家级层面,这种分类意义越来越彰显.我们看到,多省市呈送项目汇总起来诸如鼓吹乐类型占有相当比例,以致后面数次评选更多就是扩展项的意义.尚有不以鼓吹乐命名,但明显属于此类,诸如冀中音乐会与西安鼓乐类型.就这些形态讲来,如果仅对曲目进行简单描述难以把握其实质性的内涵.但当我们走下去,看到这些吹鼓手班社当下何以为业、何以生存,看到音乐会社组织何以为用,其乐曲何以相通,许多问题便有了答案.
就鼓吹乐讲来,虽然当下在各级专业乐团中就是以乐曲的样态而存在,仅以此把握难以认知其深层内涵.当我们走向乡间社会看到鼓吹乐之所以为乡民们有文化认同,主要还是在于其参与民间礼俗的仪式性意义,甚至可以说当这种民间礼俗的仪式性诉求消解,民众没有了这种仪式诉求为用的文化认同,鼓吹乐在民间也就趋于消解.应该明确,这种类型在民间之所以存在,恰恰因为诸种民间礼俗的需求所致,我们曾对这种现象进行辨析,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关注这么多种民间礼俗何以形成,又何以必须用乐.
我在多篇文章中对这种现象进行辨析,理出这样一条脉络,即在数千载的历史长河中有一个民间礼俗被国家礼制规范后以行拓展完善,再由国家礼制向民间礼俗转化的过程.当定型后的国家礼制仪式用乐在遍及全国为用中选择了鼓吹乐,这种乐制类型至少在明代以来呈现涵盖所有礼制仪式类型（吉嘉军宾凶礼加卤簿仪仗用乐）的情状,从宫廷到各级地方官府形成了庞大的官属乐人承载体系,当清代雍正年间禁除这些官属乐人之乐籍,并由官府主持将这个群体分散到各乡镇,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方能看到当下各地民间礼俗婚丧嫁娶仪式庆典接衍传统国家礼制仪式用乐之时的普适性存在.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有历史观念,是否有整体把握.对这些的揭示有赖于音乐类集成志书和当下全国性多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音乐类项目,如此促使我们思考,并与历史上的国家礼制向民间礼俗的转化形成对接.传统的鼓吹乐在当下民间礼俗中所具有的仪式性意义；其承载的曲目何以既有历史上的礼乐形态,又有历史上的俗乐形态,是怎样的因素导致了民间礼俗多种功能性为用的意义？
围绕智化寺京音乐也显现我们的思考.智化寺京音乐是首批被列入国家级“非遗”代表作的项目,所以如此是由于自20世纪50年代即由潘怀素和杨荫浏等多位学者持续性关注并给予“京音乐”这样一种称谓.虽然其后出现了诸如僧侣被还俗等诸多事件,但由于这个群体承载的音声活态尚未消解,当“气候”适宜,终于使乐的部分得以恢复,让学界可以把握没有断链的从乐谱到音声活态的完整显现.当然,这“京音乐”并非仅由智化寺一座寺院承载,但讲智化寺有其代表性,毕竟这座寺院与明英宗时曾经的宫廷总管有渊源,其乐便也“根正苗红”,加之寺院中乐谱和活态传承未断有“标杆”意义,学界在一个时期曾致力于把握是否为“北方鼓吹乐的源头”,研究由此展开.
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将智化寺作为北方鼓吹乐源头的认知真是难以成立.应该看到其时京城寺院中多有这些曲目的意义.当我们明白国家对于管理家庙的制度,永乐将社会上广泛存在的世俗曲目赐予寺庙为用的意义,特别是我们在北京市房山区佛子庄乡北窖村看到明确记有最早为明代天启年间所传谱本之时更加深了这种认知.这个村庄在历史上因煤而兴且相当繁华,其寺院规模显现了当年盛景,口述史表达这里的音乐是在明代天启年间由北京护国寺的宽容法师传入.这七十余首曲目中有不少与智化寺乐谱重叠,活态传承的乐曲诸如《醉太平》等多首曲目与智化寺如出一辙.
就《醉太平》这首曲目讲来,最早引发我关注是在2002年安新的圈头村音乐会,让我印象更为深刻是在音乐学院将圈头音乐会的陈小花师傅和夏有余师傅请来教唱的教室里.继而在河北霸州、雄县、高碑店等地我都听到了具有相通意义的同曲演奏.在固安县的屈家营村,虽然乐社称这首曲目为《鹅郎子》,但明白就是《醉太平》.当智化寺举办音乐节让我帮助设计之时,我制定了将霸州胜芳镇南音乐会、崔庄子音乐会、北京市大兴区长子营乡北辛庄音乐会和李家务道教乐社与智化寺同台演奏的计划,主旨是要涉及一批相通性曲目,由此把握同名同曲、同曲异名、同曲变异等现象.我们请到的这些音乐会有些已经是国家级“非遗”项目,有些是省级和地县级,这只不过是很少的一部分,我们完全可以将这种思路延续下去,深层挖掘这种展演的学术内涵.如果仅仅把握单个乐社可能不会对这种问题关注,但将多个乐社相关曲目集合在一起定会发现问题所在,真是应该对“非遗”代表作项目放在更为广阔的意义上进行深层辨析.
我们还可以将视野再放宽.有一些项目非从音乐类,而是以曲艺类、戏曲类等申报,这些与传统音乐有哪些内在关联性呢？如果我们明确历史上乐的定位与深层内涵,明确这些是从俗乐体系中“裂变”出去,就所谓曲艺音乐、戏曲音乐的认知其实是当下对其类分的意义,在历史上都是归属于专业乐人群体创造与承载的音声技艺形式,由此我们真是应该反思当下乐的定位.这些从乐曲到乐队组合、演唱形式等诸多层面都有着相通一致性内涵的音乐形态从地理位置上相距甚远,何以具有多种相通意义值得研究.这些内涵在国家组织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时早有学者深度把握,乔建中先生在为霍向贵先生《榆林小曲集》作的序言中就明确指出其与兰州鼓子、常德丝弦、扬州清曲从形态、乐队组合、曲牌使用等多层面上彰显一致性.国家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来,人们看到诸如广西文场、南京白局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其实还不止这些,诸如以上均是以唱为重的类型,如果加上那些以奏为重者必定会更多.
有一种现象值得关注,即在历史上、或称在上世纪之前少见这些称谓,更多命名是为20世纪50年代之后各地学者对音声技艺形态普查时为其命名,彰显对当地所存在的活态传统关注的意义.然而,相关历史文献在各地多有小曲、小令、小调、时调,南方对戏曲更多以声腔论所见,总之少见地方乐种、剧种、曲种的意义,这就是说在其时乐籍制度下体系内传承有着相通意义,特别是高级别官府之所在更是如此.如果能够把握这一点,这些相通的内涵应该明晰.当然,在当下各地申报项目之时,必定会从本土意义上考量,这些形态在脱离了历史上的乐籍体系之时,融入区域文化,当然会受到诸如方言、地理环境等多方面的影响,显现出独特性的一面,但学界之所以对这些当下所谓的乐种、曲种、剧种如此关注还是在于其所具有的相通一致性内涵.因此,将其聚拢在一起看可能会更清晰地认知,学界对这些已然开始深入辨研.我们看到,南京晓庄学院的板俊荣先生在2014年组织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团队在一起进行展演、研讨,2015年9月,乔建中先生在西安音乐学院又将这些团队集聚一堂,对其内涵进行深层挖掘.这些形态当下究竟在哪里用,何以这些区域在历史上都是高级别官府所在地,何以这些高级别官府能够存有这些形态,为何不是县域的意义？我们真是应该将这些深挖.如果没有历史观念,只以当下活态把握与描述,难以提出这样的问题.这就是我们何以要用乐籍制度把握官属乐人高级别官府乐人承载,用俗乐观念来认知这些存在的意义所在.
即便是对这些所谓个案在独立的意义上进行挖掘也能够有新的收获.我在2006年曾经写过一篇文稿,对榆林小曲男唱女声的现象进行探讨,这当然首先是针对个案的研究,但由此带出的问题令人兴奋,在深挖的基础上我们通过相关文献把握了这样一种现象,即在乐籍制度解体之后,恰恰是朝廷对女性艺人声与色的禁除,导致了既往由官属女性专业乐人承载的音声技艺形式全部改由男性担当.如果单从某一个点还难以全面把握,但从戏曲上讲来更为彰显,毕竟这是有专门女性角色与行当的意义,继而我们去探索它种艺术形态也同样如此.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促使我们去找寻相关制度的依凭.
我们当然要将“非遗”项目的个案有深入了解与把握,只有这样方能把握整体与宏观的意义.如同滚雪球,必须先将中间部分坐实,然后在雪地上滚方能做大,否则徒劳.我曾经写过一篇《传统音乐的个案调查与宏观把握》,这还是从方法论的视角考量.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持续性进展,对于“非遗”基础理论研究也日趋重要.总体讲来,这是解释学的意义,应该具有历史观念,区域综合,全国视野,要整体把握,这也就是我们谓之“接通的意义”.
总而言之,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国从四级申报意义上已经走过了十年的历程,国家正在进行新一批的申报工作.既然成立音乐类“非遗”中心,就要有整体设计,明确应该做些什么和怎样做,将各地音乐“非遗”集中在一起展演可谓色彩纷呈,但却不能够停留在这个层面.应该是个案与整体相结合,研究解决相关问题.挖掘深层文化内涵,否则显现不出特色的意义.从申报的意义上还需要深入,毕竟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会随着研究的深入而逐渐暴露出来.我们一方面要关注申报的工作,另一方面更应该在此基础上深入.换言之,当我们能够将这四级代表作项目的深层内涵厘清,在此基础上加大宣传的力度,使得社会对这些内涵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和认知,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培养和增强了保护意识.
我曾经探讨过《传统音乐与民间礼俗的依附共生》,关键还是深挖内涵的意义.“非遗”承载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内涵,关键是我们应该有怎样的知识结构去认知和把握.何以许多“非遗”项目的申报书只是一般性描述,而没有深层把握呢？真是应该祛除浮躁心态,做一点扎扎实实的事情,各地“非遗”中心如果能够有针对性地组织对申报相关音乐类“非遗”项目的培训,提升相关群体对于音乐类“非遗”的深层把握并组织一些有内涵的展演,使项目更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能够对于深层认知起到重要启迪作用方为上策.
当前,不仅是学术界,社会各界人士都对“非遗”有了相当程度的认知与认同,明确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构成.音乐类“非遗”项目已经成为音乐类院系研究生选题的重要着眼点.这些论文主要用民族音乐学方法论,把握承载这些音乐形态的音乐班社和音乐会社的口述史脉络以及传承谱系,对其音乐形态进行辨析的同时将其在民间礼俗中的应用加以描述等等,重在当下与活态.需要明确的是,所有“非遗”项目都是传统文化的深层积淀的产物,在这种意义上,如果我们能够把握住这些“非遗”的内涵,既从横向也从纵向进行全面梳理,进行同类辨析,分类比较,相信会将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引向更高的层次.
项阳《当下传统音乐与民间礼俗的依附共生现象》,《音乐研究》2005年第4期.
项阳《永乐钦赐寺庙歌曲的划时代意义》,《中国音乐》2011年第 期；周晓爽《房山区北窖村音乐会传谱及其活态传承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乔建中《榆林小曲·序》,刊霍向贵编《榆林小曲集》,陕西旅游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
项阳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荣英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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