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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和权力：对西美尔时尚哲学思想的批判

摘要：作为较早对时尚问题进行思辨的哲学家,西美尔的时尚哲学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西美尔从人类生命本源引出人的二元对立的双重性,在这种二元对立状态的相互演进过程中指出“模仿”的过渡作用,因而模仿作为时尚的关键因素就确立下来.这种将时尚的产生问题与生命哲学进行缝合的创举让时尚问题更为深刻却又更加难以把握.不可否认的是,西美尔所说的模仿过程对时尚的产生固然重要,但是从布迪厄的现代文化消费理论中发现,权力的争夺在这里才是时尚发生的关键.

关键词：时尚；权力；西美尔；布迪厄

一、时尚的产生问题

目前,对时尚问题的研究已在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学科广泛深入地展开.但是时尚的产生机制问题却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无论是聚焦于人的心理诉求还是从社会外部机制所得出的理论都不尽完美.而作为较早对时尚起因问题进行思辨、论述的哲学家——西美尔的时尚哲学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西美尔从人类生命本源引出人的二元对立的双重性,进而在这种二元对立状态的相互演进的过程中指出“模仿”的过渡作用,最后得出“时尚是既定模式的模仿,它满足了社会调适的需要”[1]96.在此,西美尔的时尚产生动因在于人类生命的内在二元对立性的相互持续演进,然而这种将时尚的起源问题与生命哲学进行缝合的创举让时尚问题更为深刻却又更加难以把握.

不可否认的是,时尚的产生与模仿密不可分,但是从布迪厄的现代社会文化消费理论中发现,时尚的核心绝不仅在于模仿.布迪厄的文化消费理论将时尚的起因归结为“生产场域与消费场域这两个相互独立的场域共同‘协作’的结果”[2].显然这种空间场域的分类将时尚的产生机制进一步细化.但是场域如何运行以致于时尚被生产出来？布迪厄认为这其中权力斗争是场域的普遍特征,也就是说权力的争夺在布迪厄这里是作为时尚得以产生的关键.如果说西美尔衍生于哲学层面的时尚起因还难以把握的话,那么布迪厄的社会学权力理论似乎更贴近社会现实且易于理解.因此笔者将在下文中,把布迪厄的权力理论贯穿于西美尔时尚哲学的二元对立演进之中,对其在生命哲学层面的分析与时尚的理解进行解析与区分.

二、西美尔的时尚之起因

如果说时尚的产生还有很多其它影响因素,如审美趣味、个人心理嗜新求异等,那么这些因素也只不过是西美尔时尚哲学理论的衍生或变体.西美尔从生命哲学出发,以人类生命现象的本源为基础引出人作为个体的生命本质——双重性,即生命内在力量的扩张性,从而形成一种斗争与和平相互协调的状态.正是因为这种双重性又内化于人的行动之中,所以人的抗争变成个体的典型行为.在此西美尔接着引出一系列人生命特质中的二元对立状态来佐证其观点,如身体上的运动与安宁,以及人心理上对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追求,同时在情感上也不断寻求人的平静与自我变化的抗争.但是西美尔并未局限于此,从个体的二元对立延伸到社会历史的冲突、对抗与调和,甚至包括宇宙一神论与多宇宙信念乃至生物学中的遗传与变异等概念.其最终的目的在于告诉我们：“我们种类历史中的每一个基本的生命形式代表着一种持久、同一、平等、相似中的影响力与变化、特殊、唯一中的影响力同化的独一无二的方式.”[1]94也就是说人类自身的领域内一直存在这种二元影响力,但这两者之间却并非独立,而是相互影响与相互演变、同化的过程.

至此,西美尔还未谈及时尚,却引出了一个关键概念——同化.“同化”一词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如我们经常说被工作环境同化,被生活圈子所同化,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与社会环境相同一.这是一种主动与被动同时存在的过程,被动在于不断接受周围信息影响进而转变潜意识而存在,主动便在于“模仿”.正如西美尔所说,模仿作为一种心理机制或许可以“界定为思想与无思想之间的产物”[1]95,很显然,“模仿”在这里是作为生命二元对立状态相互演进的手段或工具而存在,满足人对个性与普遍性的追求.“时尚”最终因此而产生,时尚与哲学的缝合工作得以完成,从生命本质中的二元状态的同化,再到模仿,最后物化为“时尚”这一社会现象.

不可否认,西美尔的缝合工作做得很完美——对时尚的起因构建了一套逻辑体系,但是又能否经得起逆向推敲？又是否足够彻底呢？如果我们结合西美尔对时尚的进一步论述便会发现,其对时尚的哲学思考依旧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在于西美尔对人类生命双重性的相互同化的分析仅仅只是一种陈述工作,并未深入分析其动因.如果说在西美尔那里,人的生命二元结构成为这种动因的话,那么这种动因似乎是一种先验的,但是如果仅停留在这种先验的基础之上,就不能触及时尚起因之本性.因而西美尔后续的观点,如时尚是阶级分野和社会需要的产物、时尚的变化特性、时尚还作为一种补偿机制而存在等主要观点,都看似非常正确且具有启发性,但是却无法探求其根源.当然,我们或许可以说西美尔提到过两个关键理由,“模仿给予个体不会孤独地处于他或她自己的行为中的保证”,以及模仿给予个体表达差异与自我提升最终凌驾于普遍性之上的满足.但是这种寻求群体认同的机制依旧停留在心理学层面,难以上升为哲学思辨之高度.

再者就是对个性与普遍性的多重解读.西美尔在生命的双重性中所谈到的个性与普遍性,与其后文中讲述的时尚的个性与普遍性原则,其含义又是否一致？这直接关乎到时尚起因之合理性的问题.上述两点问题密切相关,那么我们又如何找到追寻时尚之产生的突破口呢？我们对西美尔的时尚哲学思想保持怀疑,但是他对时尚所做的社会学分析却是非常独到的.因此我们可以从时尚在社会学层面中的意义与作用来倒推出时尚的起因.首先西美尔在谈到时尚的阶级分化之作用时认为,时尚的普遍性原则在于其将大众引向一条共同的道路,那么这是一条什么道路？是指大众为求融入一类群体而对同一种时尚形式的追求,还是一种生存方式？当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回答之后,时尚与权力的关系将彰显出来.

三、权力与时尚的产生

我们知道西美尔对时尚的关键命题是“时尚是既定模式的模仿,它满足了社会调试的需要；它把个人引向每个人都在进行的道路,它提供一种把个人行为变成样板的普遍性规则.但同时它又满足了对差异性、变化、个性化的要求.”[1]96西美尔接着解释说,时尚之所以能将个人引向一种道路,关键在于其总是具有等级性、阶级性,高阶层的人利用时尚将其与低阶层的人分开.那么也即是说,“时尚是存在于众多领域之中的一种机制或者一种意识形态”[3].这种意识形态对大众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以便于对现存社会关系的维护.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通过教育制度与社会机构的影响力对大众进行规训,以保障人们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臣服[4].换句话说,意识形态的关键作用在于将现存的社会关系给“自然化”,直至大众将其视为合理的、合法的,甚至为其存在而辩护.如果我们再具体到时尚的某一领域,如服饰领域就会发现,“时装中的服装在衣饰交流层面是语言”[5].这种语言向大众传递一种其在日常生活中难以企及的的象征,无论是美貌、金钱亦或是自由、性解放等,而这种语言最终构成一种神话,大众在追求这种神话的过程中实现对现有社会关系的承认并为之辩护.那么结合这种意识形态我们该如何理解西美尔所说的时尚在于构成一种普遍性道路？显然这种普遍性道路并不是简单的指个体对某一时尚形式的普遍追求或是为了融入一类群体.

回答这一问题必定要提到布迪厄的文化消费理论.布迪厄进一步将时尚的产生拆解为社会生产场域与消费场域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时尚生产场域中任何商品都会被营造为具有卓越化和正统性利益效果的产品,于是这种效果便使得产品位于社会等级秩序前端.也就是说被赋予高等级秩序象征意义的产品在消费社会中是一种权力符号存在,这类产品在消费场域内被追逐并成为时尚是社会空间内占据更为有利位置的消费者采取的一种对权力进行占有与彰显的策略.这里,布迪厄与西美尔虽同时提到了社会等级,但是不同点在于前者直接通过社会等级关系将目光聚焦在了关键点——权力.换句话说,“权力”才是大众追求时尚的内在动因.

在法国的路易十四时代,“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建构对维护统治起着重要作用.在这个时期,法国王权围绕着宫廷建立起一整套的象征符号、日常礼仪和修辞方式,以眩目的方式向臣民展示王权权威,培育等级政治秩序的观念”[6].这种结果直接造成社会阶层的分化,下层阶级虽然渴望权力却难以企及.当然这是古典时代的特征,而在现代消费社会,物质产品空前丰富且不断被赋予各种符号象征,尤其布迪厄所说的社会阶级差异的象征.因此在现代社会中,以往对权力的合法性的彰显不再仅存于政治领域,这种等级差异或者说不平等的彰显也不断延伸至消费、休闲,以及生活品味等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西美尔所说的“模仿”可以被置换到现代社会成为一种“消费”,即大众对这种被赋予高等级秩序象征意义产品的消费,当然并不仅仅局限于产品,也包括社会生活中日常表现的任意一种形式,大众在这种日常的消费活动中满足对权力的渴望.

谈到这里,我们再来回看西美尔所说的时尚之中的个体对个性与普遍性追求的意义,显然个体本质上为了物质产品背后的权力象征而对其进行消费,换句话说时尚真正意义上的普遍性在于把个体引向一种权力之路,这种普遍性潜藏在大众的日常消费活动之中.而至于生命双重性中的普遍性或者说是一种群体性普遍的特征仅在于个体总是倾向于融入群体以寻求内心的平静与归属.但时尚层面的普遍性则是一种权力倾向,个体需要利用模仿或者消费活动将自身真正的个性掩盖去追求新的“个性”,此“个性”并非个体本真之个性,按照鲍德里亚的观点,不过是利用各种不同的符号来满足内心深层的[7].符号带来的“个性”不过是对另一群体的渴望与凌驾于所在群体之上的需求,一旦融入所谓更高一级的群体又急切地再去模仿、追求又一种新的“个性”,从害怕孤独到寻求凌驾于群体之上的权力似乎就在那一瞬间.

时尚之中的个体不断寻求融入更高一级的群体之中,其本质在于一种对目前所在群体的凌驾以及向另外一种群体的演进之中.也就是说个体并不是为了融入群体而融入群体,而是向另一群体借来权力符号构建自身与所在群体的不同,其目的在于身处群体与群体之间的裂隙之中,个体能在裂隙之中回归主体、构建主体.不得不承认西美尔对模仿、时尚所做的心理学与社会学分析非常独到且具有启发性,但是其对时尚与哲学的缝合显然不够彻底.生命的二元对立性只不过是一种特征,是一种个体在以完成自我主体性构建为目的去获取权力时的一种状态,其与时尚之中的个性与普遍性有着不同之处.经过布迪厄的拆解可以发现,在时尚生产领域通过意识形态构建,赋予时尚产品、形式以某种不平等的象征意义——权力；而在时尚消费领域,这种权力则作为关键动因驱使着大众的时尚活动.

四、结语

至此,我们通过布迪厄的权力理论将西美尔对时尚与哲学的缝合进行了拆解,区分了其生命哲学的双重性与时尚的二元结构之不同,并进而提出了在现代社会中权力作为关键动因驱使着时尚的产生.但是,这里我们依旧停留在社会学层面对时尚现象的成因做出论述,却没有讲出权力在其中为何而存在,这种权力又是何种意义上的权力,也即是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追问找出时尚问题或时尚这一社会现象的哲学落脚点究竟产生于哪里.为此必须要回到海德格尔对主体的解构与米歇尔·福柯的权力—知识理论那里寻找权力的根源.福柯认为构建而成的主体对自我实现的需要已经上升为一种真理被大众所接受.但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对大众主体性的掠夺以至于其总是处在一种对自由的渴望之中,因而作为一种象征着权力的符号——时尚得以不断发生.

参考文献：

[1]西美尔.时尚的哲学[M]．费勇,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17.

[2]朱伟珏.权力与时尚再生产：布迪厄文化消费理论再考察[J].社会,2012(1)：88-103.

[3]史文德森.时尚的哲学[M].李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4.

[4]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M]//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编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338.

[5]巴尔特.符号学原理[M].王东亮,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7.

[6]洪庆明.路易十四时代的文化控制策略[J].史林,2011(06)：155-164+188.

[7]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福,全志刚,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4-6.

作者简介：罗磊,武汉纺织大学艺术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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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思想政治工作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