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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意识形态视域分析

摘 要:意识形态通过“合法性”与政治认同相联结.意识形态为政治权力提供合法性证明,为政治认同的生成提供稳定环境,为政治认同的发展提供持续动力.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近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渐变以及现代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发展均对其所在时代的政治认同产生了深远影响.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利益分化、虚拟网络化、社会思潮多样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乏力等弱化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和生命力,对政治认同产生了消极影响.为此,应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推进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巩固和发展.

关键词:政治认同;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合法性

作者简介:张红建(1990-),女,河北藁城人,党校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的建设.

基金项目:教育部2013年度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3JZD050).

当代中国随着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深入推进,利益结构分化、社会阶层复杂化、政治文化变迁、思想观念多元化,这一系列的深刻变化导致了既有价值共识的消解和政治认同的削弱,维系公众生存和发展的政治共同体遭受了多方面的挑战.为此,大力加强政治认同建设,巩固政治认同得以实现的社会基础,提升全体成员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我国发展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意识形态是政治认同的理念性资源,是政治认同最原初的构成因素,也是较为持久的因素.[1]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它通过引导民众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提升民众的政治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国家繁荣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拥有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缘由,是推进中国政治认同的基础和保障.基于此,本文以意识形态视域管窥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爬梳意识形态与政治认同的内在关联,回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与政治认同互动的历史演进,审视当前我国政治认同弱化的意识形态归因,并探讨我国政治认同的意识形态逻辑.

一、理论缘起:意识形态与政治认同的天然内在关联

意识形态由18世纪法国学者特拉西首次提出,其后经历了不同视角的阐释,成为了公认的内涵飘忽不定、难以界定的概念之一.概括来看,意识形态是社会意识诸形式中构成观念上层建筑的部分,它与一定的阶级利益相联系,并有助于说明统治阶级的合理性.政治认同即如何使政治取信于民,主要指一个政治实体中的成员对于政治体系的认知、评价和情感倾向,它关乎着政权的稳定和政策的实施.通过“合法性”这一概念,意识形态与政治相联结,并成为政治认同得以实现的关键因素.意识形态能够科学地引导和提升民众对于政治体系的情感归属和认知水平,通过合理的整合为政治认同提供稳定的环境,通过满足现实诉求为政治认同的维系提供动力.

1.意识形态能够维护阶级利益,为政治权力提供合法性证明.政治合法性是维护社会制度和巩固国家政权的关键因素,是政治认同的情感来源.现代政党政治中,统治集团应重视对自身合法性资源的挖掘,“唤起并维持个体或团体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从而‘把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2].实现合法性的资源有很多,如传统的世袭制、法律规则、领袖的独特魅力、执政绩效、意识形态等等.然而,传统的世袭制在现代政治中已经失去存在的根基;法律也只有建立在公意基础之上,才能具有合法性功能;领袖魅力对于统治合法性的保障具有不稳定性;高水平的执政绩效可以在短时期内保证执政权力的稳固,而从长远发展来看,一味追求政绩的增长而忽视民众的的政治诉求,将不利于政治稳定.于是,意识形态在众多合法性资源中的重要性得以凸显.意识形态是人们认识和解释世界的一种价值观念,是影响人们对政治权力的价值判断的核心因素,是合法性资源中最深层次的因素.任何一个清醒理智的政治集团,都会重视从意识形态的层面来论证自身统治的合法性,正如波朗查斯所说:“合法性里面特别包括占有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政治影响,在分析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时,不能低估主要依靠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那些合法性的存在.”[3]

2.意识形态能够进行社会整合,为政治认同的实现提供稳定的环境.社会整合是指统治阶级运用多种手段对多样化、异质化的社会成分进行协调和统一,从而实现凝聚民心、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社会整合的手段和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以国家政治力量为载体实现社会整合,如政治制度、权力结构配置、社会管理体制等;二是以意识形态的教化为手段实现社会整合,如思想政治工作、新闻媒体传播、公民道德教育等.比较而言,国家政治力量的发挥须以暴力的国家机器为保障,具有强制性和镇压性,而意识形态的教化则更具柔和性,能在润物细无声中达到凝聚人心、统一意志的效果.统治阶级通过对自身意识形态进行理论的阐释和论证,将其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并通过多样化的方式向人们进行灌输,使人们形成与社会相一致的思维理念和行为方式,进而弱化现实冲突,促进社会和谐,实现政治认同.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层,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述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4]通过意识形态的教化,社会中多样化异质化的成分得到了有效的整合,政治体系会获得稳定的发展.

3.意识形态能够回应现实感召,为政治认同的发展提供持续动力.从现实存在来看,意识形态并非是一种“乌托邦”,它依赖于实践,是以理论形式表达出来的一种实践要求,并在与实践的结合中获得不断的丰富和发展.人们对于一种意识形态的认同与否根源于该意识形态在多大程度上回应了现实的感召.意识形态不仅能够对当下政治权力提供合法性证明,而且通过对社会发展的合理预见,使民众以积极的情感接受政治发展的蓝图,将民众的信仰系统与认同系统有机连接,为政治发展提供现实力量.从未来发展来看,单纯依靠经济发展的社会很容易陷入亨廷顿所说的“政绩困局”,即“把合法性建立在政绩基础之上的努力产生了可以被称作政绩困局的东西”[5].这是因为政治认同过分依赖于执政绩效可能会导致民众在经济增长停滞时产生对政治的怀疑和否定,而且物质条件的满足必然会导致民众精神需求的增长,如不能得到满足,会导致政治共识的破裂.因此,政治认同的发展和巩固不能单纯依靠绩效性资源,更不能忽视意识形态资源的重要性.意识形态以其独特的渗透力塑造和影响着民众的价值观念,为政治认同的生成和政治体系的发展提供了持续稳定的动力.

二、历史回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与政治认同关系的动态演进

作为一种本原性文化,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广大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基.文化最核心的体现是主流意识形态,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经历了从古代的儒家思想到西学东渐之中传入的马克思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的一系列重要思想的历史演变.意识形态孕育着其特有文化情景下的政治模式,意识形态的异质与流变也预制着政治认同的不同样态.

1.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与政治认同的稳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是主流意识形态,它对我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文化以及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家思想诞生于春秋时期,经历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世之显学”到秦朝时期的“焚书坑儒”遭遇重创,再到汉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曲折发展,逐渐从众多哲学思想流派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统治阶级和社会的广泛认同,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成为了封建宗法社会的思想根基.儒家思想得到广泛的认可和支持与其本身所具有的关照现实、顺应时展的理论品质密不可分,但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政治条件相契合.首先,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古代社会最基本的经济形态,土地是主要生产资料,生产工具较为简单,男性家长是主要劳动力,由此形成了安土重迁以及对男性家长的依赖心理,这种以宗法关系为基础的伦理社会契合了儒家学说“礼乐仁义”的基本要求.其次,宗族制是古代最基本的社会结构,宗族制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通过家族构建起的具有聚集性、等级性的社会网络.儒家学说是宗族制的系统化的理论学说,反之稳固了这种社会结构,符合了传统社会家国同构的理念.再次,儒学适应了古代专制王权的统治需要,儒学倡导的尊君抑臣、礼制等级、德治仁政等思想,维护了君主的权威,实现了治国安民、维护统治的目的.封建统治阶级通过将儒家思想中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的伦理道德规范教条化、简约化,并对民众进行灌输,使民众接受和认同,君主专制统治获得了深厚的社会基础.综上所述,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于维护政权稳固、巩固社会秩序、实现政治认同发挥了重要作用.

2.中国近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渐变与政治认同的消解.1840年的战争打开了近代中国的大门,帝国主义以坚船利炮击碎了清政府“天朝上国”的美梦,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遭受着多重压迫和剥削,为了救亡图存,各阶级纷纷向西方国家寻求救国良方,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各种主义、学说、思潮纷沓而至,改良主义、实用主义、社会主义等纷繁复杂.无数仁人志士对救国救民道路苦苦探索,但无一例外的以失败告终:封建地主阶级以自救为目的的洋务运动最终在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中宣告失败;资产阶级改良派开展了以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戊戌变法,最终在顽固派的镇压中宣告失败;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展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给了封建制度以致命一击,但仍然没有使中国走出军阀割据、战争混乱的局面.新文化运动使和科学思想得到广泛弘扬,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受到动摇,儒家思想遭遇重创,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的成立准备了思想基础.中国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回望近代以来我国的发展历史,民众对于清朝政府的认同危机伴随着国家危机而不断加深,并开始触及传统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和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封建君主专制的合法性均遭到了质疑,在这一阶段,儒学思想日渐式微,意识形态领域混乱无序,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威逐步削弱,由此导致了政治认同的消解殆尽.

3.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发展与政治认同的理性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得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并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结束了思想领域的混乱局面.但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实践经验,党的方针路线一度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对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做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导致了“文化大革命”中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左”倾化的严重后果,给党和国家的发展造成了严重损害.浩劫过后,中国痛定思痛,反思历史,最终迎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得以重新确立,并在不断结合中国实际中得到了发展,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它们满足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迫切理论需求,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普遍支持和认同,提升了民众对于国家发展中的政策认同、制度认同、政党认同等,维护了社会稳定与政权的稳固,成为了实现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意识形态基础.

三、省思审问:当前我国政治认同弱化的意识形态归因

省思审问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流变,不难发现,当既有政治认同所依附的意识形态被其他因素所消解之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式微和政治认同的弱化不可避免.身处祛魅化时代,利益分化的加剧、网络社会的延伸、社会思潮的暗流涌动、马克思主义创新不足等,成为了政治认同弱化的意识形态归因.

1.社会分层利益分化弱化主流意识形态整合能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坚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成功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和资源利用率,与此同时,伴随着简政放权、外放搞活,国家所有制结构发生改变,原有的社会阶层出现了内部分化,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两个阶级”和“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模式被打破,出现了诸如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农民工等新的社会阶层,不同社会阶层的竞相登场给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了挑战.一方面,不同社会阶层利益诉求的多样化必然导致其价值选择的多元化,比如获得市场经济发展先机的社会阶层会在短时间内积累起丰厚的物质财富,由此成为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群体,在财富和地位的熏陶之下,该群体内成员较易产生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低俗价值观.中间阶层和底层群体会更加关注切身利益,为了获得实际利益,他们往往以实用主义的标准来决定意识信仰,不同阶层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对主流意识形态整合能力构成挑战.另一方面,不同阶层利益差距的拉大容易导致利益受损群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取向产生偏差.在市场经济中,人们的获利能力有着天然的差异性,大量的社会财富往往会聚集到少数群体手中,在较大的利益差距对比之中,无法满足自身利益需求的群体会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一种否定甚至排斥的心理,这种消极情绪极易在群体中传染,并最终发展成为群体共同的情绪,严重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能力.从政治认同的角度来看,利益分化导致了认同主体的多元化和关系的复杂化,社会异质性成分和不平等程度的增加加剧了政治认同主体价值选择的多元化,主流意识形态整合能力下降,人们原有的政治认同在多种价值观念的杂糅中逐渐消解,从而削弱了我国政治系统的权威合法性,滞缓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发展.

2.网络社会的延伸弱化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能力.现今网络信息技术已经深入到每一个国家内部结构之中,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网络信息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密切了人们的思想交流,促进了信息的有效传播,使得不同的思想观念相互碰撞,取长补短;另一方面,信息网络所具有的开放性、霸权性、交互性、平等性等特征,造成了舆论导向的虚假性和思想管理的复杂性,给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了诸多挑战.首先,网络社会的开放性限制了主流意识形态导向性作用的发挥.在传统媒体时代,党可以通过主导较为单一的主流传播媒体实现社会舆论的统一.然而,网络社会赋予了民众接受信息的快捷性和传播途径的多样化,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地位遭受挑战.其次,西方国家利用自身的信息霸权地位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网络手段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大力倡导“西方中心主义”,致使发展中国家原有的价值观念逐步被边缘化,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被大肆传播和模仿,对我国文化安全产生不良影响.再次,网络社会的平等性使得传统的意识形态“灌输”方式受到质疑.网络交流注重的是信息,任何身份、地位的网民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获取、提供或是评述信息,传统社会中的具有高度目的性和身份性的“灌输”方式在网络社会之中已经日趋乏力.从政治认同的角度来看,网络时代下认同主体的个体性特征彰显,权利意识逐步苏醒,政治认同对象也伴随着网络的平等性和开放性而更加多元化,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能力下降,“信息茧房”使得不同的价值观念被不同的群体所认同和固化,对现有的政治认同产生强烈的冲击.

3.社会思潮的多样化弱化主流意识形态领导能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交流日益扩大,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和我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双重作用下,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蔓延,对我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中包括鼓吹私有制的新自由主义、妄想以改良主义消融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贬损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主张以儒学代替马列主义的文化保守主义等.与此同时,伴随着发展中国家对于西方意识形态输出的警惕性的增强,西方国家更加注重隐性渗透,规避公开的、显性的意识形态输出,如在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形式上,以所谓的“普世价值”“普世观念”为标签,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美化为全人类意识形态,以放松人们的警惕.在输出内容上,资产阶级往往将其意识形态嵌入到学术著作和大众文化产品之中,打着“价值无涉”的幌子让别国民众在阅读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其意识形态渗透.西方意识形态宣传途径的多样性和隐蔽性为我国抵御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渗透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国内多样化社会思潮的泛滥使得一部分人抛弃了原有的价值理念和政治认同,转而寻求别样“主义”的精神慰藉,弱化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基础,消解了民众的政治认同.

4.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发展不足、创新乏力弱化政治认同.中国自成立之日起就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并在实践中确立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主体内容的主流意识形态,通过不断调整和完善意识形态的发展策略,保持了其生命力和吸引力.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核心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同不足,政治认同亦无从谈起.然而,在多元文化冲突、马克思主义创新乏力、意识形态话语权疲软的三维危机笼罩之下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出现了认同危机,直接导致了当代中国政治认同弱化.首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回应多元文化冲突之下的质疑、冲击甚至边缘化的声音乏力.在多元文化冲突之中,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失败论”“无用论”,共产主义“破产论”“死亡论”等等言论沉渣泛起,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同,削弱了人们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其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还不能完全满足社会变化的需要,相较于经济发展而言仍较为落后,比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只重视体系设计,忽视体系的宣传,在民众中的认同感仍有待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发展中更加强调以政治权威为保障,忽视了说理论证的理性权威,通过灌输的方式在民众之中构建起来的意识形态理论缺乏号召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践性、敏感性较弱等.再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应对错误观念中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话语权疲软现象,在西方文化话语权的强势压迫之下,一些人“言必称欧美”“张口闭口谈西方”,削弱了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国际地位,消解了政治认同得以实现的深层文化支撑.

四、逻辑重构: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意识形态形塑

1.在主导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中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认同的目的是寻求同一性和稳定性,以给自身带来安全感和归属感,同一性强调的是用一种主导性力量包容和整合多种差异性因素.面对我国社会中存在的纷繁的意识形态和多样化的价值观念,政治认同实现的首要条件是用主导性意识形态引领多样性意识形态的发展,以实现主导性和多样性的统一.意识形态领域若缺少主导性会导致民众思想的混乱和社会的无序,若缺少多样性则会导致社会万马齐喑、一潭死水,失去生机与活力.苏联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就曾出现过斯大林时期的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性、反对意识形态的多样性以及戈尔巴乔夫时期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的两个极端,给苏联社会发展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在全球化与多元化的时代,我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深入发展,加速了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多样性,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的张力扩大,各种意识形态理论具有了社会基础和传播空间.因此,应正确认识和处理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始终坚持主导性和多样性的统一.在当代中国,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这种主导地位不仅仅是通过法律、行政手段来保障,更重要的是通过具有人文性的意识形态宣传来实现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认同,如同葛兰西认为的“文化领导权”的实现以人们的“认同”和“同意”为条件.在坚持意识形态一元主导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存在,努力达成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最佳契合点,以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各种社会思潮,弘扬主旋律,同时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达到全体成员认同上的最大公约数.

2.在“灌输”与“对话”的统一中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力.认同是在不同主体的交互之中以及自我与社会的相互建构之中形成的,认同强调的是个体与自身之外的他者的对话.政治认同的实现依赖于政治认同主体通过特有的传播机制实现与权威阶层的交流与对话,进而自愿地接受和服从其意识形态.在传统社会之中,政治实践过程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公共话语权由执政党所掌握,主流意识形态通过国家主导之下的社会学习行为灌输至民众的思想理念的形成之中,民众是单方面的被动接受.然而,伴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信息的产生与传播不再是完全受制于执政党的设计,而逐渐下移至社会力量的手中,形成了以网络虚拟空间为主的新的话语中心.我国在意识形态建设中应扬长避短,充分发挥网络的积极作用,将单向灌输与网络对话结合起来,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不断创新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思路,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一方面,应继续加强传统媒体建设.传统媒体对政治方向的把握、社会责任的承担,以及对政府服务的延伸,要比新兴媒体更有优势,且更易于被大众所接受,因此应充分发挥传统媒体理论解析能力强、社会公信力高的有利条件,打造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主阵地;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立健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网站,提高网络舆情的管理和引导水平,建立相关的监控机制,综合运用行政、法律、技术等手段加强对网络信息的监控,丰富网站内容,创新网络沟通形式,实现网络意识形态的话语转换.

3.在建构和批判的统一中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认同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现代性语境下各种力量互动的产物.在建构认同的同时必然伴随着对“他者”的建构,因为认同必须通过对“他者”的排斥而得以体现[6].政治认同所具有的“排他性”要求认同主体对偏离政治系统所倡导的价值观念之外的任何思想都要保持警觉性和批判性.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全球化的到来,西方国家凭借其优势话语权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为了抵御其消极影响,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与批判是相统一的.意识形态批判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属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就是在对形形色色的错误意识形态的批判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批判”不是简单的抛弃、拒斥,而是一种辩证法意义上的扬弃,是理性的分析与取舍.一方面,应重点对我国社会上存在的西方意识形态,如新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新保守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进行批判,批判的重点是揭露其虚假性和危害性,同时应对其合理成分和普遍因素进行分析和借鉴,坚持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和辩证统一的科学方法;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富有说服力,还应具备进行自我批判的勇气,自我批判不是全盘否定,而是一种自我反思和自我纠正,以求获得不断发展、完善.党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应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针,以自我革命的勇气及时清除自身思想中潜在的落后因素,以保持自身活力和创造力.只有在建构与批判的互动之中,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才会获得提升,并自觉规避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消极腐蚀.

4.在继承与创新的统一中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是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本源性基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危机是当代中国政治认同弱化的现实诱因[7],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推进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重要进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坚持二者的有机统一.否认继承、背离坚持,只讲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会走向邪路,如同苏联的剧变很大程度上源于戈尔巴乔夫在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改造和更新.离开创新和发展,只讲继承和坚持,就会导致意识形态的教条化和僵化,使其合法性遭到质疑,如同苏联早期意识形态的刚性化使得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从本本出发,失去动力.新时期,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应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为此需要做到:一方面要推进理论创新,提升马克思主义生命力.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理论的创新应与实践相一致,并根据实践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试,不断提高自身适应性.另一方面,理论的创新不是对原有理论的彻底抛弃,它是在继承原有理论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老祖宗不能丢.只有在继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中方能凸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生命力与解释力,进而夺取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传播高地.

参考文献:

[1]李素华.意识形态:政治认同的理念性资源[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3(5):23-28.

[2]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2.

[3]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242.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52.

[5]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化浪潮[M].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59.

[6]范可.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觉[J].世界民族,2008(2),1-8.

[7]陈付龙,胡志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同:中国政治认同本原性基础[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8(1):92-98.

责任编辑: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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