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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蛰之后》：事功和有情的交织
编者按：《惊蛰之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9月）是当代散文作家李育善的第三部散文集.作品以写实的方式原生态地记录了当下社会转型阶段中国城乡的真实状况,讲述基层百姓的故事,呈现一个有悲悯情怀的作家、一个有责任担当的公务员的真实经历.作者乃贾平凹所扶持和推崇者,亦以自己的创作实践践行着平凹倡导的“大散文”创作观.作品立足当下、视阈宏阔,笔法真挚朴素、大而化之、不计工拙,如贾平凹所言是“以实写虚”.与前两部散文集相比,其内容和形式给人以更多“形而上”的感觉.
今刊发著名评论家、学者李成、杨辉、程华等论述《惊蛰之后》的一组文章,以飨读者.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033( 2018) 01-0021-09
李育善散文最具“话题性”的部分,是关于基层经验的素朴表达.这种表达较少文学加工,多是平和叙述和直抒胸臆,笔力却似有千钧,纵横捭阖间境界大开,读来令人震撼不已.新著《惊蛰之后》也不例外.《惊蛰之后》《过了霜降》《在皂河村过重阳》《担保支书》《到村上去》诸篇,是直接写“脱贫攻坚”的；《食与药》《新年第一天》《关乎生命的那些事》《到乡下去》数篇,是写作者所监管的食品与药品的相关具体事宜；《乡镇干部》《一个村子的选举》等,则是写乡村政治抑或乡土中国的精细微妙及复杂之处.这些内容,别人当然也写过,但李育善的作品,写得似乎更入情入味也入理.李育善身在基层数十年,从中学教师到乡镇干部再到市政府副秘书长、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局长,其对基层生活之熟稔自非走马观花式的体验生活所能比拟,又兼具天下意识和济世情怀,发而为文,眼光和笔触自然大为不同.
以《惊蛰之后》为开篇的“脱贫攻坚系列”,起笔于2016年3月.其意既在于“把每天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也就有了一种动人心魄的现实感.书中如是写道：这一日午后,扶贫攻坚工作队到了主抓的皂河村,未及歇息用餐,便深入到分散各处的贫困户家中了解具体情况.“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朱治莲重度残疾,儿子是聋子,还有矽肺病；柯昌贵有一个六十多岁的哥哥,精神不大正常,一犯病就乱打人；关广银年轻时在金矿打工时伤了右眼,妻子有点傻,母亲及继父年事已高,外出打工不便：黄邦成四十五岁,尚未成家,且有年过七旬的母亲需要奉养；潘石印有风湿性心脏病,儿子在家待业……如是种种,怎能不教作者心情沉重.但也并非没有“脱贫摘帽”的方法,“核桃产业合作社一百多亩核桃园,林下经济搞散养鸡,把地划成一溜一溜,一溜种草,一溜放鸡,草长上来了,再把鸡赶到草里,鸡吃草吃虫子,循环原生态.一只散养鸡至少挣40多元,1000只就能挣4万多,还可以投资分红,妇女来打工,这就能带动一二十户.”其他如板栗合作社,食用菌合作社,以及种猪苓、养猪、养羊等实实在在的产业支撑,也能有效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这样互助协作的方法,近似于一个甲子之前梁生宝互助组的所为.此为贫困户具体情况调查及问题的尝试性解决阶段.过了霜降,也就是收获季节,作者再度来到皂河村,了解秋收情况.小陈的香菇厂运营顺利,也吸纳了部分贫困户努力实现脱贫摘帽.和泰养鸡合作社虽有亏损,但总体情况良好.黄邦成外出打工半年,收入18000元……但在“脱贫的希望之光中”,仍然存在着“阴影’一老匡种的重楼因种子问题而颗粒无收,他又是个大钱挣不来,小钱看不上的主儿,足见从长远眼光看,扶贫,“扶志才是最重要的”.要做到“脱真贫、真脱贫”,的确需要有大扶贫格局,将扶贫和扶志、扶智相结合,群策群力,方有大成.是为扶贫工作困难之一种.身在基层的干部,也有其“说不出的苦”.忙起来黑天白日连轴转倒在其次,诸多规定不合乡里的实际情况,教他们有苦难言.李育善写出了这一工作的深层和艰难及沉痛处,每每教人动容.
《食与药》《关乎生命的那些事》诸篇详述食品药品监管之相关事宜,事无巨细,均责任重大.从深入钻研业务知识,尽快熟悉情况,到深入制药企业、药店、餐馆甚至街头小摊检查,再到内部的人员配备,可谓千头万绪,稍有不慎,即可能产生严重后果.如是,作者自谓如履薄冰,不敢稍有懈怠,明察也好,暗访也罢,终究是为了老百姓能吃上安全的食品,用上合格的药品.食品安全责任重于泰山,要有责任感,要敢于担当,要学贾平凹笔下的带灯的吃苦精神和工作方法,心中有群众,笔下才有乾坤.《一个村子的选举》和《乡镇干部》写基层经验的复杂性,围绕村主任的选举而连带出乡村世界盘根错节的复杂面向.其间各色人等怀着各样肚肠,或观望或冒进或进或退或攻或守,表面和风细雨,背后却暗流涌动.该作虽非“虚构”,但颇多小说笔法,各色人等亦无不穷形尽相入木三分.乡村世态人情之幽微及政治之复杂,即跃然纸上.贾平凹《带灯》中触及之乡村政治伦理及其微妙难解之处,在此可谓得到了极好的印证.而虚拟人物带灯以淑世情怀渴望有所作为却处处碰壁的处境,亦约略从乡镇干部的真实境况而来.李育善并不回避基层工作的艰难、复杂和矛盾处.他力图呈现给我们的,是富有质感和体温,未加修饰鲜活生动的基层生活世界.也因此,他的写作成为李敬泽先生所看重的,成为“理解中国的一个小的,但更具普适性的样本.”
这一系列文章,所涉内容无论巨细,无不关涉着时代更为宏大的命题,体现着作者的大见识和过人的笔力及情怀.致广大方能尽精微,若无对当下社会的深刻洞察,即难有细微之处的精到处理.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作者于此无疑用心用力颇深.脱贫攻坚和乡村选举的若干细节体现着世道人心之幽微和复杂处,既与既往之伦理及精神传统关联甚深,亦与当下之宏大格局之基层落实密不可分,属最为基础之政事经验,却也关涉着个人的心性和情感,触动着时代的敏感神经.诚如穆涛先生所论,作者“对中国农村在当下社会转型阶段真实状况的判断与思考”,“既有令人惊悚的社会焦灼点,也有趋势的预见性.”食品药品监管事务关乎人命,责任重于泰山,更需竭力用心.以此为基础,则扶贫攻坚过程中的诸多举措便有了实实在在的落脚处.循此思路所展开的诸多事项,均可作当下的社会同类问题极有意义的参照.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这一类作品,体现的恰是李育善不同于职业散文家的格局与“器识”.
如是种种,乃“儒生育善”“事功”的一面.“功业”大小姑且不论,其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却实在可谓惠泽一方.但稍不同于古来多数儒生的,是他的“事功”,是以对人世的“有情”为基础.“事功为可学,有情则难知”.“有情”的写作必须要“作者生命中一些特别的东西”.“即必由痛苦方能成熟积聚的情——这个情即深入的体会,深至的爱,以及透过事功以上的理解与认识”.不拘于《惊蛰之后》所收录之篇章,从《我在儿子坟上栽棵柏》《亲人们》《年的感觉》到《长大后》《同学》《老马》诸篇,作者对于子女、父母、师友、同事之“有情”悉数呈现,就中亦不乏生命体验之锥心之痛及难以释怀之处.于此切己体察从而悟得如下素朴极简之理.“人只要活着,那个“隋’字就有了栖息的地方”.而“有家就有情,无情便无家”.推己及人,则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博大情怀.可谓“泛爱众,而亲仁”.循此思路,作者也常作生命来处的回顾,无论修葺乡下老屋,努力保留逝者的痕迹,还是于尘封的史籍中辨析家族的历史履迹,均既有慎终追远之意,也包含着对个人生命可能之自我省察,内蕴着极为深刻的文化寓意.从中亦可见出中华文化传统之不绝若线,尚可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开出新的可能,形塑新的文化人格,从而应对时下精神之弊.由对于人世的“有情”,逐渐走向个人的“事功”,李育善的写作庶几近乎儒家以“身修”“家齐”为基础而次第开出治国、平天下的向上一路的人生路径.
以境界和情怀论,李育善的作品,大部可以归入“大散文”一路.内容不拘于个人的日常感怀,而有更为宏阔的视域和浓重的现实关切.作品有蹈大方处,笔法亦大而化之,不计工拙.如贾平凹先生所言,他虽“处于对自己的记忆、所见所闻和自己经历过的事情进行一种真挚朴素的描述”的状态,作品生活气息浓烈,清新可人,但“境界却还是很高很大的.”其“生活味十足的描述,情节生动,细节丰富,文笔优美,却在文字与文字的空间充塞了一种气,膨胀而有力”,作品因之“有了浑然,有了大气象.”前者是说“境界”,以独特之人格为基础；后者则论“笔法”,仍以人格为依托.身为写作者而有天下意识和济世情怀,且对人世格外“有情”,无论任事落笔,境界格局自然阔大,细节却能落到实处,于个人生命的实感经验深处扎根.
差不多六十年前,有心任事却被迫身处寂寞之境的沈从文从《史记》中意会“有情”与“事功”的分野.“东方思想的唯心倾向和有情也分割不开！这种‘有情’和‘事功’有时合二为一,居多却相对存在,形成一种矛盾的对峙.对人生‘有情’,就常常和在社会中‘事功’相背斥,易顾此失彼.管晏为事功,屈贾则为有情.因之有情也常常是‘无能’.”在儒生李育善这里,“事功”与“有情”无疑交织在一起,互相发明也相互成就,共同构成了一位有责任的写作者的现实关切和生命情怀.而以对生命的“有情”为基础,“事功”也有了全然不同的情感底色.那些并非冗余的情感,使得作者笔下的世界,氤氲着一种人间的温暖和爱.我们的世界也因这温暖和爱而多了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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