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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诗家关于李商隐讽喻诗的批评
伊凤迪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摘 要：义山诗个性鲜明,在晚唐文坛独树一帜,其诗文受到中韩诗家不同程度的关注.对义山诗歌的总体风格,中韩诗家认识基本一致,但是在对李义山讽喻诗是否得风人之旨问题上,中韩诗家却有所分歧.本文以此为切入点,着重探讨中朝诗家对于义山讽喻诗是否得风人之旨等问题,从而为人们更好的理解义山诗提供域内和域外两个视角.
关键词：李商隐；义山诗；讽喻诗；肯定评价；否定评价
作者简介：伊凤迪,女,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
[ 中图分类号] ：I206 [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1002-2139(2016)-32-079-02
李商隐,字义山,是我国古代著名的诗人,在诗歌领域成就斐然,于晚唐诗坛有着无可比拟的影响力,与当时的杜牧一起,被后人称为“小李杜”.因其独特的诗风和文学观念而受到了中韩诗家不同程度的关注,朝鲜诗人南龙翼就对李杜二人的诗歌进行了比较后认为,二人虽各有优劣,但是李商隐的才华应该是晚唐第一的.由此可见义山诗在韩国的影响.
25 年以来,学界对李商隐的诗歌多有研究,在作者的创作渊源、艺术特色、创作倾向、无题诗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从域内和域外两个视角对义山诗的研究却还存在很大的空白.本文便以李义山的政治讽喻诗为切入点,探讨中韩诗家对于义山诗歌艺术风格的批评的异同.
一、儒家文化下的诗学传统
自春秋战国一直到清朝覆灭,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儒学一直被奉为显学,甚至在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后,儒学一跃成为统治者的学说.伴随着儒家在政治领域取得的成功,其在诗学的发展史上也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孔子提出的“思无邪”、“温柔敦厚”、“兴观群怨”,几乎成为了后世文人诗歌创作与诗歌评价的准绳和标准.
李商隐生活在晚唐时期,此时的大唐已不是开元时期那个有着盛唐气象的王朝了,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动荡,唐王朝元气大伤,再加上晚唐时期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整个王朝已到了岌岌可危的境地,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李商隐发出了自己对当时社会的呼喊,而他所用的方式,便是他的政治讽喻诗.李商隐自小受儒学熏陶,很难认为他的政治讽喻诗没有受儒家“兴观群怨”说的影响.
二、中韩诗家对李商隐讽喻诗的双重评价
(一)否定评价
关于李商隐政治讽喻诗的批评,在中国的诗话著作中早有提到.南宋诗论家张戒便认为自建安至宋朝,除陶渊明、杜子美之外,其余诸君都不免落入邪思当中,而六朝的颜延之、鲍照,唐朝的李义山、宋朝的黄鲁直等,落入邪思的程度更深.[1] 换句话说,张戒以为义山诗歌的思想内容与中国传统的诗教观念不符,容易使阅读者偏离君子温柔敦厚的正道,而走向偏颇极端的道路.张戒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后世诗论家的响应,如清朝著名诗人黄子云,他的主张便与张戒相似,他将杜甫与李义山的诗歌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并且从气骨、写实和用意三个方面等三个方面对李商隐的讽喻诗提出了批评,在他看来,义山气骨纤弱,讽喻诗中虚言过多,用意根底不正,与老杜的诗歌相比,根本不在相同的境界之中.[2]
由此看来,中国诗家在对李商隐的讽喻诗进行批评时,大多都是以儒家的诗教观念为评价标准,以老杜的诗歌为比较对象的,而这样的批评观念在韩国的古代也多有盛行.韩国李氏朝鲜时期李睟光便以此为标准,对李商隐《龙池》进行了批评.所谓《龙池》,是李商隐的一首咏史诗,前两句描写了玄宗在龙池畔上大摆筵席,宴饮作乐的热闹场面,而后两句笔锋一转,描写了宴饮过后,薛王与寿王两人回宫后不同的反应,以此来讥刺明皇父子衰败人伦的荒唐行径.中国诗家罗大经认为此诗含蓄蕴藉,深得讽论要义,但是在李睟光看来李商隐的这首诗,妄加揣测寿王心事,虽是刺讽且笔法含蓄委曲,但失了君子的忠厚本分,不可称之为“风人之体”[3].李睟光所谓“风人之体”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诗歌要用“讽”的艺术手法,达到含而不露, 引而不发的效果；二则是诗人所讽的内容,要符合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念,不可妄加臆测.若强探隐微,不免会有轻薄之嫌.在他看来,李义山是得之于形式而失之于内容,因而对此诗大加批判.
(二)肯定评价
李商隐的讽喻诗虽然受到了部分中韩诗家的否定,但是也有一些诗论家对李商隐的讽喻诗持肯定的态度.他们认为李义山作为一名忠义之士,身逢王朝末期,心中郁郁,难以排解,且身卑位贱,若有不慎,便会因言获罪,陷入绝地,所以不得不借用典故,曲言其志.并且在讽喻方面,义山深得杜少陵的精髓,写诗佳处甚至能直逼老杜,自出新意,另立一体.
如清初著名诗人钱谦益便认为,义山诗继承了《诗经》当中干预现实的社会作用的特点,敢于以当时的政治事件为题材,虽然由于自身精神气质的原因,诗风略有不正,有陷入诡道的嫌疑,但绝对不应该把他看作是一个流连于淫词浪曲的花中浪子.正相反,义山诗积极继承了杜甫诗歌沉郁顿挫的特点,以批判现实,恢复王室正统为己任.[4] 后世学者管世铭观点与此相似,他认为李商隐作讽喻诗的动力,就在于他能心系王室,捍卫儒家正统观念.
朝鲜诗家南羲采接受了这一观点,他以《宫妓》诗为例,对李商隐的讽喻诗提出了肯定的评价.所谓《宫妓》诗是李商隐的一首七言绝句,前两句主要描写宫廷之中热闹的歌舞场面,正点题目,后两句则笔锋一转,提到了偃师因善弄机巧而险遭送命历史典故,以此来讥刺在畸形的政治环境中,算尽机关,邀宠媚上的佞臣们的可悲命运.此诗笔意婉转,用典精妙,更难得的是诗人能将典故活用,反转了《列子?汤问》的神话典故,将本来赞叹偃师手艺精湛的主题进行了点化,反其意而用之,变褒为贬,可见诗人笔法老到.南羲采的观点,认为此诗的主题在于刺讽玄宗时宫禁不严,似乎是受当时注本的影响,没有理解此诗刺讽的内容,有浅议之嫌.不过在他看来,此诗当得微而显的评价.[5]
由上观之,中韩诗家对李商隐的作诗动机和讽喻手法提出了肯定的态度,认为其有老杜之遗风.虽然如此,有一点必须要指出：义山确实继承了老杜积极干预社会现实的特点,但是由于所处时代居于晚唐,气骨已衰,且一时代有一时代之诗风,所以义山讽喻诗在骨力方面终归不及老杜.李商隐在学杜不成后便另辟蹊径,熔前人诗风与自己的精神气质于一炉,最终走出了自己独特的诗歌道路.
三、结语
综合来看,中韩诗家在对义山讽喻诗的批评上,都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的诗教观点,以温柔敦厚、思无邪为诗歌的评价标准,其中朝鲜诗家虽然认为义山某些诗歌存在着“强探隐微”,不符君子忠厚本分的问题,但是却肯定了义山讽喻诗微而隐的特点.而中国诗家虽然对于义山讽喻诗评价不一,但是都认为李义山的诗歌受到了杜甫的影响,对于《诗经》的美刺精神有所继承,并且肯定了李义山讽喻诗用意委曲,寄托深远的特点.可见在对于义山的讽喻诗批评的观点上,中朝诗家对其评价大体上是一致的,都认为他对孔子所说的“兴观群怨”中的“怨”有所继承,敢于发挥诗歌对于社会现实的批判作用.
李商隐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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