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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傅德:寻找真实的马克思》一文批注
关于这篇批注的来龙去脉有必要先向读者作个交待.
2016年11月7日出版的《财经》杂志第30期刊发了一篇署名“马国川”的记者访谈-《史傅德：寻找真实的马克思》.此文迅速流传开来,在网络上到处转载,引来众多网友的一片喝彩,而充斥其中的大量常识性讹误却少有人发现.笔者初次看到这篇访谈时觉得并无学术性可言,不值得费时费力去评论.但随后不久几位友人打来电话或发来邮件,坚持向笔者指出：哪怕再低级的错误,一旦谬传开来也会把基本常识搅成一堆糊涂账.他们的提醒是有道理的.在他们再三督促下,就产生了这篇批注.
笔者此前对该访谈的记者和受访者一无所知,但有些疑惑：一位据说长期从事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考证版工作的德国学者,水平怎么会差到如此地步呢？难道真有这么一位“学者”吗？后经向德国学术界的朋友咨询并多方查证,知道确有史傅德其人,并且还找到了一篇出自他本人的文字,发现他作为学者还是合格的.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是出在采访者还是别的什么人,就不得而知了.总之通过这篇东西可以看出,两位当事人在谈论马克思时是多么不认真,多么荒唐随意,思想多么混乱,文字多么不伦不类,而我们的读者又是多么容易轻信.然而,既然此文是以史傅德之名抛出的,那笔者也就只好把这位史傅德作为批评对象了.也正因此,我们在本批注里凡谈到史傅德这个名字时都加了引号,以示我们并不把这个“史傅德”简单等同于真实的史傅德.
这一批注起初刊登在王炼利的博客上,随后被一些网站竞相刊载,点击率颇为可观.鉴于如今网络上全无著作权保护可言,笔者也只好听之任之.然而当这篇东西被用于网络派别间的攻讦时,我们就不能坐视不理了.下面所谈的就是一例.
有个“马列之声”在转载本批注时自行加了一段“编者按”,把复旦大学几位教师称为“受雇于外国商行贩卖‘西马’货物的中国小贩”,称史傅德是“前面那几个大湿（师）的同道中人”.该“编者按”迅即被各网站争相袭用,而这样的按语和做法是笔者绝不能同意的.我们就此先后发过两份声明,其中写道：“这个‘编者按’将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者任意贴上‘受雇于外国商行贩卖西马货物的中国小贩’的标签,是极不应该的.仅就人之常情来说,刘放桐教授是老一代学者,俞吾金教授已故,哪怕在观点上有天大的分歧,说人家是‘受雇于外国商行’总得有点证据吧？要知道,如果在期间,这样的‘定性’是可以致人于死地的！……我们对这位‘史傅德’的批评是尖锐的,但我们仍然不同意把他说成是被‘外国商行,雇佣来捣乱的坏蛋.”
但声明并没有起到应有作用.除“马列之声”回复了几句辩解的话之外,其他网站不管不顾,照转不误.有几个网站竟然移花接木,将标题改成了《张光明、王炼利：受雇于外国商行贩卖“西马”货物的中国小贩——（史傅德：寻找真实的马克思）一文批注》.对于这种不道德的行为,我们只能再次声明：所有这些转载连同这样的标题均系伪造,与笔者无关；任何把这篇知识性批评转变成政治纷争的企图,都是我们所反对的.
本批注在专业圈里也引起不小反响.一位学养深厚的老学者在微信里称赞它“很认真,也尖锐,一针见血”,并建议“此文应公开发表”.可是在我国纸质学术出版物上刊登这样一篇批注,似乎尚无先例,很难想象有哪家刊物愿意这样做.正因此,当《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编辑部通知要发表此文时,笔者深感欣悦,对这种不拘一格的气度不能不由衷地表示钦佩.
《史傅德：寻找真实的马克思》一文试图向读者介绍一个与人们熟悉的形象大不相同的“真实的马克思”.对这个意图本身．笔者不愿简单地以恶意视之.的确,在我们的思想政治课堂上长期灌输的那个马克思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是20世纪以来由苏联所解释的形象,因此一般人所接受的马克思形象不仅太片面、太粗陋,而且在很多方面与本原的马克思相去甚远.如今在网络上和日常谈论中,马克思常常成为人们激烈争论的对象,辩者往往各执一端,似乎都是马克思学家,都有资格对这位大思想家评判一番.然而很显然,他们所据以立论的知识背景通常都是同样的,都来自那种简单的、斯大林式的解释.因此在今天,本着学者应有的真诚精神研究马克思,并对这位大思想家做出确当的评价,仍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但仅有良好的意图却未必能带来有益的结果.《史傅德：寻找真实的马克思》一文并没有向我们显示出扎实厚重的学养,也没有表现出认真求实的态度,它向人们勾画的这个所谓“真实的马克思”,不过是又一个漫画式的、搞笑版的、虚假的马克思而已.而这样的文字居然受到那么多追捧,只能表明我们的许多网民缺少基本的知识积累、学术素养和辨别能力,对他们来说只要新奇、说得热闹,就不假思索地叫好.这种状况既可悲也有害.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那就没有自己掌握命运的可能.因此我们这篇浅显的“科普”文章,至少具有在最基本的理论和历史问题上“打假”的价值,同时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我们还简略地表述了一点自己的独到见解.如果本文不仅能澄清若干常识,而且还能对惯于轻信的人们起到一定警醒作用,多少有助于人们认真了解马克思,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在以下的文字中,楷体字是采访者与“史傅德”的对话原文,我们自己的评注都放在方括号里并使用了宋体字.为什么1850年后马克思开始反思？
《财经》：马克思虽然在中国知名度很高,但是毕竟已经是一百多年前的人物,所以普通中国人对他个人并不了解.您在大学里上课,学生们对马克思感兴趣吗？
史傅德：我教中国学生的时候发现,他们不能接受真实的马克思……其实马克思是19世纪的人,他使用的所有资料和信息都是1 9世纪的,但是他的思想是超前的,并不局限于要解决1 9世纪资本主义的那些问题.这两者是脱节的,好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按照这段话的意思,马克思这个1 9世纪的人,手里拿着19世纪的材料,却想要“超前”地解决后来时代的问题,于是材料和思想“脱节”了.这个说法有点费解,因为马克思从来都认为每个时代只能解决自己时代的问题,他从没有想过要脱离自己的时代,未卜先知地去解决未来的问题.他的思想如今还有重大价值,是因为1 9世纪的许多问题到了20世纪乃至今天依然存在,使得后人不能不一再提起马克思,并从他的研究方法中汲取智慧,仅此而已.这怎么能叫“脱节”了呢？ “超前”和“脱节”这类怪异的说法,只会把马克思弄得神秘莫测.】
史傅德：和马克思不同,恩格斯是比较现实的.他要解决1 9世纪的社会党、银行国有化等问题.马克思在手槁里写道,这些行不通.
【这里大概是想用恩格斯的“比较现实”来反衬马克思的“思想超前”.只可惜,这里举的是什么例子啊！恩格斯“要解决19世纪的社会党问题”？我们知道,在1 9世纪最后30年的欧洲,各国社会党纷纷成立,它们大都奉马恩为思想导师.到底是哪一国的党出了怎样的问题,恩格斯要去“解决”而马克思则说“行不通”？这种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有什么证据吗？还是恩格斯“要解决银行国有化的问题”,而马克思说“行不通”？读过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人都知道,他们两人早在1848年的《宣言》中就提出,首先要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到了1 871年巴黎公社期间,马克思认为应该毫不犹豫地没收法兰西国家银行的全部资产,而在他看来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这样做.因此,我们希望“史傅德”能用具体材料来说明：1850年后“开始反思”的马克思是如何认为银行国有化行不通的.】
史傅德：马克思有大量笔记手稿,许多话题并没有和恩格斯讨论,也没有发表.通信讨论的还是两个人比较一致的观点.实际上,马克思在和恩格斯讨论当中,不断在试探到底恩格斯能接受到哪一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问题,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讨论仅限于政治层面,而马克思在笔记里想得更深,从经济结构、生产结构、生产方式等多方面去思考.
【在马克思生前未曾发表的大量经济学手稿中,确实有不少问题没有和恩格斯讨论过.但这段话的意思似乎是在暗示：马克思故意隐藏了他认为恩格斯接受不了的问题,而只是讨论“两个人比较一致的观点”.这就很奇怪了.他们两人是互相猜忌和彼此防范的关系吗？马克思为什么要“试探”恩格斯呢？这些说法全都是在打马虎眼,没有一点实际内容.如果这是“史傅德”与《财经》记者的私下聊天内容,只要不在媒体发表公之于众,倒也罢了.但是,现在这篇访谈以“寻找真实的马克思”为题,端出要做翻案文章的架势,那就不能说话不负责任了.至于说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讨论“仅限于政治层面”,而马克思的笔记却是“从经济结构、生产结构、生产方式等多方面去思考”,则更是莫名其妙.恩格斯青年时代的名著《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今译《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不是谈“经济结构、生产结构、生产方式”又是在谈什么？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量通信里,关于经济学理论、政治和经济的关系讨论得还少吗？如果这个“史傅德”真是一位长期从事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考证版工作的学者,他会不明白这些吗？】
《财经》：传说马克思、恩格斯是亲密无间的朋友,看来并非如此？
史傅德：他俩是特别好的朋友,但是思想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1840年代他们是亲密战友,共同写了《宣言》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从手稿看,你写一段、我写一段,还互相评论.但是1 850年以后明显分开了.马克思是真正的学者,他不断在进行思想实验,也不断在试探恩格斯,看你到底能懂到什么地步,能够沟通到什么地步.可是恩格斯没有理解马克思另外的想法,所以1 850年以后两人思想上已经有了分歧.但是在感情上还是一样,只是理论上求同存异.马克思自己继续思考探索.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确有一些差别,遇到具体问题时,两人也常常在信件中就不同看法进行讨论.但此处“史傅德”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实在太过奇特.根据此说,1 850年后两人已经难以沟通了,只是为了“感情”在理论上勉强凑合着“求同存异”.我们还是那句老话：有证据吗？
我们所知的事实完全不是这样.无论在1850年之前还是之后,所谓“恩格斯没有理解马克思另外的想法”都缺乏材料证明.文献反倒显示,在一些重大事务上是恩格斯先提出“想法”,而马克思在“理解”了他的想法后再上升为系统的理论,并在这个过程中一亩与恩格斯进行深入探讨.例子-．1843年到1844年,是恩格斯先写了《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因此文对马克思深有启发,马克思由此开始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终生研究.例子二：1850年后,关于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是恩格斯在通信里先提出的,马克思则在以后的文章中采纳了恩格斯的大量观点并予以发挥.例子三：1870年普法战争中,马克思起草了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出于在这篇宣言中论述军事问题的需要,他向恩格斯求援,当时为伦敦一家日报写军事评论的恩格斯则一如既往地为马克思“救急”.例子四：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引起激烈争论的俄国社会发展问题上,首先正式提出基本思路的是恩格斯（1875年）,随后马克思在1 877年和1 881年阐发了今人所谓“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例子五：1876年,马克思认为收拾杜林“势在必行”,但健康状况和时间均不允许他亲自为之,于是他建议恩格斯来做一次“对杜林的彻底批判”.恩格斯此时正在写作《自然辩证法》,虽然“突然把一切都搁下来去收拾无聊的杜林”让他不很情愿,但他最终还是放下手头工作来收拾“无聊的杜林”,《反杜林论》就是这场“收拾”的结果.这一次是恩格斯在台前批判杜林,马克思在合后“输送”,为恩格斯查找参考书、提供意见和建议,其中《反杜林论》第二编第十章关于近代经济学说史的论述则是马克思亲自写的.不仅如此,该书所有章节在发表前,恩格斯都读给马克思听过.
综上所述,很奇怪,怎么到了这篇访谈里,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50年起就“明显分开”了呢？对于这种说法,我们还想提一个最简单不过的问题：两个思想“明显分开”的人,又怎么能够在1850年以后的三十多年间留下了成百万字的通信,几乎每天一封甚至一天两封呢？】
《财经》：思想上求同存异,这种朋友很难得.
史傅德：他俩感情上一直是非常好的朋友,恩格斯知道马克思是个奇才,他也需要这么一个奇才.马克思也需要恩格斯,因为恩格斯是真正的行动的政治家,马克思根本不能付诸行动.另外恩格斯也确实在财力上支持他.
【这段话是如此地不顾事实,绝不应该出自一位研究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学者之口.恩格斯为什么需要马克思？据说是因为他需要马克思这个“奇才”.请问这是一个像样的理由吗？难道恩格斯是为了给自己找个偶像么？而马克思需要恩格斯的理由,竟是由于恩格斯是个行动家,因为“马克思不能付诸行动”（附带提一下,这样的中文表述也太差劲了吧）.“另外”,就是马克思需要恩格斯的“财力支持”,也就是说马克思缺钱,只好为五斗米折腰.这种说法,与其说是在严肃地讨论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不如说是酒肆茶馆里的小市民式的闲扯.
在此想就我们所了解的,谈谈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我们所接触过的史料文献证实,马克思真心佩服恩格斯才思敏捷、知识广博,称他是“真正的百科全书”,而自己则是“迟钝”的,正如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所说：“我总是踩着你的脚印走.”恩格斯呢？他则坦承马克思的才能胜过自己,对事物本质的理解为自己所不及.所以这两位朋友是互补的.恩格斯的敏锐使他总能发现新的事物并迅速做出评论,马克思随后则从各个方面对事物的内在联系进行深刻思考和阐述；恩格斯总是揽下政论、时评等应急工作,让马克思有更多时间去从事理论探索和研究.但在几乎所有重要的问题上,他们都相互交换意见、协调观点,因此在他们各自的著作中都渗透着对方的心血.例如,马克思著作中大量关于资本主义企业实际运行的材料、数据和计算,有许多是他反复请教恩格斯的结果,而恩格斯的不少文章和小册子也都是首先征得马克思同意才发表的.恩格斯曾公开表示,马克思是第一小提琴手,自己不过是第二提琴手.这并不完全是谦虚.
至于马克思能否“付诸行动”,我们这里不谈别的了,只就第一国际时期举几个例子.例子一：1866年9月,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代表大会召开,马克思为会议起草了大量有关文件,譬如对工人状况进行调查的大纲、八小时工作日的奋斗目标等.在马克思起草的文件中,有许多主张被代表大会所接受和贯彻,这难道不算是“付诸行动”？例子二：1870年普法战争时期,国际工人协会的大多数通讯员去了法国,恩格斯也要为伦敦的日报写有关战争的军事评论,因而马克思几乎独自一人担负起了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国际通讯工作,并应国际工人协会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的请求,起草了关于普法战争的两篇宣言.这两篇宣言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一致通过后,被迅速印成传单广泛传播,这难道也不算“付诸行动”？例子三：1 864年到整个七十年代,正是马克思本人在事实上主导着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的欧美工人阶级组织,致力于把工人阶级引上为争取自身解放而斗争的道路,这难道也不算“付诸行动”？例子四：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在国际工人协会的“通讯书记”中,马克思是德国、荷兰的“通讯书记”,恩格斯是比利时、西班牙的“通讯书记”,他们都承担着与这些国家的会员之间的繁杂事务联系,这算不算“付诸行动”？例子五：1875年,德国社会工人党的纲领草案发表,这个纲领让马克思、恩格斯共同感到震惊和愤怒,恩格斯认为“纲领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应当加以批判”,马克思则写下了对这一纲领的理论性批判《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也就是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这是马克思晚年最主要的著作之一,它难道不是“行动”的产物？
事实上,马克思一生多次因为参与政治活动而不得不放下手头理论著作的写作,但凡研究马克思的学者们,不管其立场派系如何,这都是公认的事实.我们希望“史傅德”先生能够提供一些马克思“不能付诸行动”的例子.】
《财经》：您说马克思从1 850年后思想发生转变,可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马克思的《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在中国思想界影响很大.人们突然发现,好像有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马克思.是不是马克思思想转变要更早些？
【先提示一下：书名写错了,正确的应该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这个提问本身简直就是在说胡话,表明问话者对这本书一无所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换言之,是马克思还没真正转到“科学社会主义”之前的著作.按照提问者的逻辑,难道说马克思还存在一个“转变之前的转变”吗？
现在,我们来谈谈这部在当今世界上影响很大的《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在早年有一个从人本主义立场出发主张共产主义的阶段,抽象的伦理思想是他们在这个阶段的主要理论工具,《手稿》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在《手稿》中,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导致人的本质异化的角度抨击资本主义社会,认为它不符合人性的自由发展.这一批判虽尖锐,但若从其后来的观点看却不够深刻,因为这种批判具有一切理想主义者的固有弱点,即不是从历史作为“自然史”的实际发展来展望未来的方向,而是要使历史的未来方向适应自己的理想.随着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发展,他们后来不再从这样的理想出发,而是从对现实历史的具体考察出发了.他们坚信,只有切实地考察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才能真正确定人们的未来理想.于是,他们不再需要伦理主义,而是根据对历史自身发展的认识来为社会主义作论证；他们不再是“哲学家”,而成为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这时,他们先前所信奉的人本主义哲学便显得肤浅了.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早年的思想其实是持批判态度的,例如恩格斯晚年曾反省说,自己在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表现出的抽象人道主义,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胚胎发展的阶段”“到处可见现代社会主义的祖先之一德国古典哲学起源的痕迹”.同样,马克思本人后来也从没有发表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打算.据此我们可以推断,把这部《手稿》说成是马克思的“最高成就”,肯定是不会得到他本人认同的.
那么,这部《手稿》为什么自20世纪以来备受众多左派知识分子称赞,甚至被抬举到比《资本论》还高的地位呢？
我们认为,原因并不在于《手稿》本身的思想更深刻,而在于“历史的错位”所造成的左派知识分子的思想偏好.在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这么一种现象：西方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区尽管矛盾重重,工人阶级继续不断地进行与资本的抗争,但却并没有发生马克思恩格斯所预测的无产阶级革命,反倒是资本主义在这些矛盾与斗争的推动下不断进行自我调节并持续发展.而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东方一系列国家里,自俄国开始,以激进的列宁主义式政党为主导,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发动了革命,并在后来的发展中普遍走上了集权社会主义的道路.这种历史“错位”确实对马克思的学说提出了重大挑战,要求得到解答.当马克思主义的声誉和社会主义作为一门科学的认识受到严重怀疑,而苏联“现实社会主义”在发展中又暴露出严重弊病时,一批困惑的左翼知识分子转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已不足以解释新的历史,只有转向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才是出路.《手稿》恰好适应了他们的这种新需要,于是把早期马克思思想说成是马克思最伟大的思想,便成为20世纪西方左翼思想中的一种新时尚.在中国,由于十年“”使中华民族陷入了空前的灾难,无数不把人当人的事例促使人们反思中国的社会主义哪里出了问题,于是以《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也得到空前流行.
应该承认,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以人本主义的名义抨击不合理、不人道的社会现实,都有着积极的意义,但这种现实合理性却并不等同于对马克思学说的真实理解.马克思的学说不仅仅是批判,它更要求对批判做出合理的、历史的说明.我们确信,真诚地承认20世纪世界历史与马克思恩格斯预测之间的重大反差,以发展着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对其加以解释,才是一条真正有效的探索之路.《财经》记者所谓1844年就出现了一个转变了的“完全不同的马克思”,完全是一种不懂马克思学说之常识的奇谈怪论.】
史傅德：《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实际上是马克思的阅读笔记,档案中看到的不是一本书,是一部未完成的手稿.它是哲学思考,讲了人类解放,所以非常有意义.这本书1932年第一次出版,然后大家就忘了.到了1950年代苏联解冻时期,又被重新发现,拿来反对斯大林.马克思提倡人类的解放、自由主义、个人,西方学者也拿这个来反对斯大林.这种观点对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也有冲击力.这本书一次次被拿出来说事,这种现象特别有意思.
【不得不再纠正一下：这本书在1932年出版后就一直受到关注,并不是“然后大家就忘了”.至于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提倡人类的解放、自由主义、个人”,也是言不及义.《手稿》里确实大讲人的解放、自由和个人,但这都是马克思一生理论著述的主题,并非《手稿》所独有.然而,讲自由并不等同于讲自由主义,相反,在《手稿》里我们可以读到大量针对基于经济自由主义的“国民经济学”的批判.说后来《手稿》“一次次被拿出来说事”,那倒是真的.
“无论政治还是军队,相对于市场都是失败者”
《财经》：从资料看,当时恩格斯坚持政治家的实践性,甚至身体力行去练骑马射击,准备打仗.
【不错,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经商的二十年间,确实是常常参加骑马、猎狐之类的活动,因为他是那里的企业家群体中的一员,所以要参加他们的社交活动.但用这个来证明“实干家”恩格斯与马克思全然不同,却不能说服我们.】
史傅德：马克思钻到他的思想实验室里,转向经济学、金融研究,研究经济危机的内在逻辑和运行机制.在此之前他不是一个经济问题专家,真正进入研究之后,才发现和原来的结论是完全不一样的.
【马克思从四十年代中期开始就大量阅读经济学著作,并已写了一些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如《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这都不算是“真正进入研究”？马克思在1 850年后发现了什么东西和他“原来的结论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他“原来的结论”又是什么呢？“史傅德”能稍加举例来说明吗？】
《财经》：概括地说,1850年以后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什么转变？
史傅德：他越来越觉得,政治革命、暴力革命是行不通的.暴力革命也只是换汤不换药,把政府换掉了,但是资本主义体系是不可能被政治革命打碎的.
【前面已经说过,马克思一贡认为,政治革命是新社会替代旧社会的必要一环,但它本身不能创造新社会,新社会的物质条件只能在旧社会内部的生产力发展中创造出来,如果没有这些条件,革命确实不能达到目的,只能是“改朝换代”.但这并不等于说马克思认为“革命行不通”.如前所述,1 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认识到：他和恩格斯在革命后期一度想要变资产阶级革命为无产阶级革命,这一想法是不现实的；资产阶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专制君主势力在镇压了资产阶级革命后却不得不充当“革命的遗嘱执行人”,促进资本主义更大发展,因此新的革命已不可能在近期发生.但马克思直到去世也没有放弃革命的主张,他确信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力越是发展,革命就越是“行得通”.当然了,尽管后来的历史发展与马克思的预期大不相同,但他当时确实是这样认为的,文献俱在,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财经》：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马克思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怎么看呢？
史傅德：1 850年之后,马克思的思考是围绕着资本运作展开的,他从来没有给出结论.如果说有结论,就是：第一,无论政治还是军队,相对于市场都是失败者.拿破仑第一,还有俾斯麦,在强大的市场面前都是失败者.
【这话是什么逻辑？简直看不懂！马克思认为拿破仑皇帝促进了法国资产阶级的发展,而对俾斯麦这个容克,尽管马克思很厌恶他,但还是承认他充当了革命的“遗嘱执行人”,实现了德国的民族统一,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障碍,促进了资本主义“市场”的发展.拿破仑和俾斯麦怎么都成了“市场的失败者”呢？】
史傅德：第二,面对金融市场,政府也是个失败者.马克思经常以嘲讽的口气在手稿里说,不论是英美还是德法,要说政治和市场之间有什么关系的话,唯一的关系就是政治家被市场腐化.他非常辛辣地嘲笑说,你政治家想要对市场做什么,只有被它腐化.并不是市场来积极腐蚀他,是政治家自己积极被腐化.
【真看不懂这位“史傅德”在说什么、想说什么.感觉他是想把马克思描述成一个自由放任论者,但实在无法想象马克思会说出这种不着调的话来.】
《财经》：马克思讲得特别精彩、特别重要.他有没有预见到计划经济？
史傅德：他说,理性或合理的市场解决方法,实际上是乌托邦,并不是说国家来介入就能够解决经济问题,所以,他根本不能认同后来苏联的那种所谓的计划经济.
【请解释一下什么叫“理性或合理的市场解决方法”？难道说马克思认为靠理性解决不了问题,一解决就变成乌托邦了？如此一来,马克思就是个反理性主义者了？这些不着调的话哪像一个受过学术训练的人说出来的？不错,马克思反对凭个人主观理性去构建未来社会,这在他看来的确是乌托邦,但他一点也不反对理性,恰恰相反,他大力主张理性,主张人们运用理性去认识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即规律性,并顺应这种规律去行动、去解决社会问题.
我们也确信马克思不会认同后来的苏联式集权计划经济.历史证明,那种脱离实际、由长官意志主导的计划会导致“倒过来的危机”.早在1 929年,布哈林在与斯大林争论时就曾委婉地指出,苏联的国民经济计划没有正确反映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这源于国家管理机关的“过分集中化”①.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计划,是依照领导者的主观愿望制定出来的,而不是认真研究经济规律后而制定出来的.换句话说,这种计划绝不足太“理性”了,而是太不理性了！】
史傅德：对未来社会,马克思并没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构想.他说,我们不能想象未来社会是什么样的.他强调社会自身演进,最反对国家来支配生产和分配.
【第一,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出发,马克思确实不愿在头脑里去设计未来,但他根据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对未来社会的方向还是有一个大致预测的.他预测未来社会将是在资本主义物质文化成就的基础上产生的,是由社会劳动成员普遍管理的社会.换句话说,未来社会是无市场、有计划的,是由工人阶级自己管理的,是无国家的“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这就是事实.把马克思说成是什么也不去想,任由社会跑到哪儿算哪儿,随它去,这不是很荒唐吗？难道马克思费尽一生从事理论研究,就是为了说一句“我什么也不知道”吗？
第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社会自身演进”和“国家介入”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并不是一讲“社会自身演进”国家就多余了,或者一讲“国家介入”就必定违反“社会自身演进”.马克思在不少著作里都谈到国有化,他和恩格斯都认为国家是一种“祸害”,但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尽管他们认为这个时期很短暂）,这个“祸害9还是必不可少的.为了尽早使之“消亡”,工人阶级国家一开始就应该像巴黎公社那样实行普遍,国家职能由人民大众直接行使,从而摆脱那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专职官僚国家机器.如果我们没有记错的话,后来普列汉诺夫和布哈林也分别称这样的国家为“泛国家”“半国家”.但马克思在1 9世纪的这种设想,被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是不现实的.20世纪以来的历史表明,国家对于调节经济生活是必不可少的,而随着现代国家职能的高度专业化、复杂化,更是需要有一批专业人员来从事管理.因此,人们只能求助于通过化来限制和监督国家,这便需要有普选制,有真正的监督和罢免.总之现代历史表明,国家和专门的国家管理者还是废除不了的,但最高和最终的权力必须由人民大众自己控制,这才是符合实际的做法.
第三,问题不在于绝对反对国家,而在于国家不能是高踞于社会之上、不受人民控制的全能国家.苏联社会主义之所以没搞好,最终被人们所抛弃,原因就在于它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那种工人阶级自我管理,而是以少数特权集团的绝对领导为中心、打着工人阶级的名义去实行管理,它不是“以个人自由为前提的自由人联合体”,而是“无社会的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成为20世纪以来一代又一伐真诚的社会主义者所关注和批判的问题.之所以形成这样的结果,根本原因在于苏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尚没有创造出成熟的物质文化和阶级条件的情况下产生的,因此它在发展中不是以资本主义时代的肯定成果为基础,以“独立性”“自我意识”高度发展的工人阶级大众为基础,而是以一小批革命精英的集权领导为基础.马克思虽然不可能预测到这种情况,但其历史唯物主义为分析这种情况提供了深刻的方法论.】
《财经》：那么,马克思对私有制持什么样的态度？
史傅德：认真阅读马克思就会发现,甚至在宣言里,他都承认私有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在手稿里,他特别讲私有制在18世纪对社会推动和生产力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私有制才能被全社会所接受.还有,私有制对个人的发展、对人的自由也是很重要的.他认为,哪怕你是个拿薪酬的工人,你都是个自由的人.
【不错,马克思肯定私有制的历史积极意义,甚至认为东方社会历史上长期停滞的原因就在于没有私有制的发展.西方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使私有制获得充分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这是资产阶级所必然完成的历史使命.资产阶级时代的另一进步是破除了等级差别,实现了个人政治上、法权上的平等.但马克思还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自由就不够了,把这种形式的自由扩大为实质的自由,将是未来的必然方向.因此,“哪怕你是个拿薪酬的工人,你都是个自白的人”把话说反了,马克思所要强调的是：哪怕你是个自由的人,但你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了,你就只能是个拿薪酬的工人.这才是他要着力证明的基本主张.】
史傅德：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发展如果超越了个人消费的界限,所有制本身就不再是私有了.发展到一定程度,私有制就成为一个悖论了.
【这个说法太莫名其妙了！依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在人类历史上难道不正是由于“生产力发展超越了个人消费的界限”,才产生了私有制吗？这种混乱的语言,其本意可能是想转述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自我扬弃”的观点,但由于根本不懂也不会使用马克思的理论语言,便闹出了这种笑话.】
《财经》：私有财产超过了一定限度之后,就会变成社会公共财富.但是它并不是以政治的方式变成公共财富,而是自我演化的内在逻辑.是不是这个意思？
史傅德：金钱变成资本,资本进入公共领域的循环体系,私有制其实就异化了.私有财产不再私有.马克思并没有只说要消灭私有制,而是说私有制有一天会超越自己,自己否定自己.而且私有制超越到一定程度,会否定国家,而不是说通过国家干预来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的意思是说,社会有一种自我繁殖、自我再生产的能力.有一天社会生产将超越社会、超越所有个入的利益,超越金钱,超越资本,但必须是社会自我繁殖,政治外力不可能超越它.
【还是前面那个老问题.马克思的确认为,私有制在资本主义时代的高度发展必将导致其自我否定,但这个过渡暂时还是需要“国家干预”的,否则马克思为什么说巴黎公社是工人的国家呢？马克思反对的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权力,但他并不反对工人大众的国家,而且还认为这样的国家在过渡时期是必不可少的,随着过渡时期的结束,“国家”将消融在社会之中.所以,马克思并不像现在许多人所误解的那样是个国家主义者,但他并不否认国家在革命后初期是必要的,因而工人阶级需要防范它,使之成为一开始就具有消亡趋势的“泛国家”.】
“马克思反对强化国家在经济当中的作用”
《财经》：马克思在1850年代之后,参与过现实政治活动吗,参与到什么程度？
史傅德：他对第一国际、第二国际起了理论引导作用,很谨慎地参与；真正参与的是恩格斯,当然他们是互相沟通的.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纲领是马克思起草的,但是这些纲领把他的想法简化了,二者之间有落差,也可以说是矛盾的.
【又是一出“关公战秦琼”的好戏！真实的历史与“史傅德”这里所讲的恰好相反：马克思是第一国际的灵魂,从一开始他就不是“谨慎地参与”,而是非常积极地参与；恩格斯则直到1 870年才真正参与,因为此前他一直在曼彻斯特经商,没办法直接参与.到了第二国际时期,恩格斯确实积极参与了,而马克思连“谨慎地参与”也没有.为什么？因为当第二国际成立时（1889年）他早已去世了.更有趣的是,这两个国际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纲领,“史傅德”能否拿出第一国际或第二国际的纲领让大家开开眼？】
《财经》：不过对于1 871年发生的巴黎公社,马克思很快就写了一本书《法兰西内战》,说明他还是关心现实政治的.
史傅德：巴黎公社期间,马克思就写了《法兰西内战》,实际上是即时的反应,根本没有足够的信息,也没有经过缜密思考.巴黎公社之后,是不是无产阶级掌权了？全是猜想,没有坚实的事实基础和充分信息.
【这么说来,马克思写这本书时既缺乏事实也没过脑子,那就是一时冲动下的胡猜乱想了？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巴黎公社期间,马克思十分关注公社的情况和时局变化,通过各种渠道大量收集各方的材料.在1871年4月1 8日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提出就法国“斗争的总趋向”发表一篇告国际全体成员宣言,这个提议获得通过,总委员会把起草宣言的工作交给了马克思.此后他开始了紧张的写作,先用英文写了初稿和二稿,1871年5月30日即巴黎公社失败两天后,他在总委员会宣读了英文的《法兰西内战》定稿,得到委员们的批准.《法兰西内战》最初在伦敦被印成35页的小册子发表,印数为一千份,很快售罄.不久又出了第二版和第三版,在工人中减价销售.1871 1872年,《法兰西内战》被译成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荷兰文,在欧洲各国和美国的期刊上发表并以单行本出版发行.
《法兰西内战》与前面提到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有直接的思想联系.《雾月十八日》批判了脱离社会的集权官僚主义国家,《法兰西内战》则提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句话虽广为人知,但一直被误解.我们认为,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工人阶级在摆脱旧的官僚国家机器后还要重新建立一套新的官僚国家机器,而是说应该在打碎旧的官僚国家机器后确立人民大众的自我管理,取消常备军、、法庭等等,代之以人民自己的组织；官员也不是专职的,而是随时选举、随时罢免,其I资与普通人一样.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就是这样的由无产阶级大众自我管理的政权,是从一开始就已经在消亡的“国家”,即“无产阶级”.这样的“国家”是高度的,与后来苏联那种集权体制是完全不同的.这些思想难道还不够重要？据我们所知,《法兰西内战》在世界范围内历来被视为马克思政治学说的核心著作,怎么到了“史傅德”这里就成了无足轻重、不值一提的东西呢？】
《财经》：在此之后,马克思对有些基本判断是不是有过修正或者校正？
史傅德：很难说他到底有没有反思,因为他的兴趣和注意力再一次转移到经济问题上.但是能看出来,他越来越认为政治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没有什么太大作用,所以他反对强化国家在经济当中的作用.马克思认为,国家不能占上风,不能是强者,政治也不能起决定性作用.马克思越来越反对政治控制经济,而恩格斯还是强调国有化的重要性.
【多么矛盾混乱的说法啊！为了把“反思”强加给马克思,在发表一番奇谈怪论后,最后却只能无奈地承认“很难说他到底有没有反思”！
一般人都知道,“政治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是1 9世纪自由放任主义者的主张,他们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国家只充当“守夜人”的角色,让“看不见的手”去自发调节经济.这怎么成了马克思的主张了？难道马克思一辈子“反思”来“反思”去,最后却皈依了曼彻斯特学派吗？
关于马克思对国家的看法,前面已经说得够多了,不必再赘述.这里只需再补充一句：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应是全体劳动成员对经济实行控制,既不是自由放任主义的,也不是国家主义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工人阶级的政治学”.看来这位“史傅德”显然对马克思学说的这个基本主张一无所知,在他心目中政治和经济是绝对排斥的,他只知道自由放任与国家集权控制这两极并主张回到前一极去.这倒也罢了,可他偏偏要把这种主张扣在马克思头上,就只能让人发笑了.】
《财经》：马克思主义的很多基本原则,共产主义、暴力革命、公有制等等,这些东西难道不是马克思学说里面的内容吗？还是说,马克思思想里面本身也充满了巨大矛盾？
史傅德：马克思的思想其实从来不是一个结果,不是一个结论.马克思的思想一直是发展的,从来没有完结.例如,《资本论》从来没有完成定稿,第一卷有八个版本和草稿,互相矛盾.现在通行的版本是恩格斯整理定稿的.后来德国马克思全集研究小组发现,恩格斯编《资本论》第一卷时把它浅化了,甚至加了很多政治内容,其中一些和马克思手稿里的内容甚至是冲突的.也不能说是恩格斯篡改了马克思的思想,权威的《资本论》版本其实是没有的,因为马克思自己留下了好几个开放性的选择.
【唉,我们还是先介绍一下基本史实吧！人们都知道,在三卷本的《资本论》里,第一卷在形式上最为完美,思想上最为成熟.该卷1 867年在汉堡出版德文第一版,手稿的定稿是马克思亲自从英国送去的.德文第二版是1 871年出版的,经过马克思本人的修改.难道马克思亲自审定的版本都不算是“权威的版本”？马克思去世后不久,出版了德文第三版（1883年）,恩格斯为之写了序言,对正文基本没有改动,只是参照已出版的法文版做了些补充.1 890年又出版了德文第四版,恩格斯再次参照法文版以及1 887年英文版做了补充,并对其中一些小的疏忽进行了修改.如今,这个版本是全世界通用的版本.
总之,《资本论》第一卷是马克思生前出版的非常成熟的著作,这个事实尽人皆知,谁也无法否认,后来恩格斯对其只是作了少量补充和修改.迄今为止,从没听说过恩格斯经手的后两个版本较之马克思审定的前两个版本在内容上“浅化了”“是冲突的”.而所有这些事实在“史傅德”那里全都不存在了,他说“《资本论》从来没有完成定稿,第一卷有八个版本和草稿,互相矛盾”之类,的确是迄今为止的一大发现！只是可惜我们不知道他拳握了什么独家秘籍,可以拿出来支持这个惊人发现.】
《财经》：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
史傅德：因为马克思留下了几十本手稿,恩格斯又把好多不理解的搁到一边去,觉得哪个更适合自己,就选择了哪一个.
【《资本论》第二卷倒是真的有“八个版本和草稿”,第三卷的情况则更加复杂,因为马克思留下的只有篇幅宏大、思想庞杂、夹杂着多种文字、潦草难辨的手稿.马克思一生的写作习惯都极为认真,甚至到了繁琐的地步,往往为一本书写下好几稿,到最后才定稿,因此各稿之间从观点到文字会有大量重复、省略或不一致的地方.《资本论》的后几卷就是如此.恩格斯把自己一生中最后十几年的时间大半都用在了编辑这些手稿上.1 885年他整理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1894年出版了第三卷.由于手稿本身的复杂性,恩格斯确实做了许多编选、整理、补充的工作,有时还要大段大段地加进自己的文字,否则就没有人能读得懂.正因如此,随着当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陆续出版,关于恩格斯的编辑整理是否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原意这一问题,在世界上引起了较为广泛的讨论.但没有理由认为恩格斯完全改变了马克思的原意,也没有人敢说自己比恩格斯更懂马克思.我们认为,应该同意参与考证版编辑工作的学者们的如下意见：“事实上,在准备出版马克思手稿的过程中,恩格斯并没有任意妄为,因为有大量的证据可以支持他的决定”①“没有研究就不要对恩格斯的编辑改动妄加评论”②.】
史傅德：考茨基、列宁都觉得恩格斯的版本特别好,因为里面线索很清晰：先有生产,然后有交换,剩余价值,把这些都消灭以后,社会主义实现,所以他们就沿着这条线拼命往下走.但是看马克思的手稿,根本就找不着这条线索,完全是后人的主观理解.
【这是多么轻浮大胆的信口开河啊！第一,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都知道,必然是“先有生产,然后有交换”,如果产品还没生产出来,请问拿什么去交换？第二,马克思的《资本论》如果根本就没有谈“生产、交换和剩余价值”,那么请告诉我们,他都谈了些什么？第三,恩格斯整理编辑的版本说要“消灭”生产,因此考茨基、列宁都“觉得特别好”？难道恩格斯、考茨基、列宁都痴呆了,才会觉得“消灭生产”的社会主义“特别好”？“消灭”了生产,难道人们在社会主义社会去喝西北风？实在不能理解这种搞笑的文字,而我们的很多读者竟然会对其不辨真伪、一片叫好！】
《财经》：列宁描述的马克思主义说,资本主义的危机一次比一次大,到最后大爆炸,工人阶级夺取政权.马克思承认这个观点吗？
史傅德：特别是1 860年以后,马克思越来越排除了总崩溃的结论.他说,要改变一个社会当然是可以的,但是不可能从外界用政治手段一下子来打碎它,只有在不同领域的空间里来寻找改变社会的可能性.其结果,马克思自己排斥的观点,最后却被考茨基、列宁强化了.
【“1 860年以后马克思越来越排除了总崩溃的结论”！要驳斥这个杜撰,只需提及以下语录就够了：1867年首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说“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1 871年《法兰西内战》中说“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③.
“不可能从外界用政治手段一下子来打碎它,只有在不同领域的空间里来寻找改变社会的可能性”！这种不知所云的话等于什么也没说,根本不像是一位诚实认真的学者的语言,更像是虚构故事中的神话.】
《财经》：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矛盾有没有提出解决方案？
史傅德：没有.在他看来,按照内在的逻辑是不可能解决的.在现行体制中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进入资本的运作,必然多少年再来一次经济危机.用实用主义的政治手段解决,他也觉得不可能.必须走出这个体系和逻辑,才能解决.但是他说,我没有想出来怎么办.
【这段话虽然每个字大家都认识,但连成句子却根本看不懂,毫无逻辑和思想,或者干脆就是颠三倒四的梦话,与马克思完全无关.请问“史傅德”先生能否给我们一点儿点拨,对这些不搭界的句子及其深奥思想该怎样理解？】
“马克思是极端的天才”
《财经》：作为一个思想家,马克思研究的主要是什么？
史傅德：马克思的思想研究没有主线,经济、金融只是一部分.他想成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所以他的手稿里头什么都有,包括电力、化学、文献学、生物学、地理,甚至他对数学也有兴趣.他有三大本历史手稿从古罗马社会一直到英国革命,他要研究政权传承的合法性和逻辑.
【难道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马克思一生研究的“主线”？马克思兴趣极广不假,但他为什么兴趣如此广泛,作为一名研究马克思的学者难道不知道么？这不仅是出于个人兴趣,更是为了掌握人类最新思想成果以便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怎么到了“史傅德”这里,马克思就成了一名“想成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的追逐名利之徒了？更异想天开的是,说马克思研究历史是为了“研究政权传承的合法性和逻辑”！难道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是要提供一种统治之术,以便鉴于往事、资于治道吗？上述议论真可谓充满喜感啊！】
《财经》：通过阅读手稿,您认为马克思是个什么样的人？您对这个人是怎么评价？
史傅德：马克思的手稿是一个思想大实验室,实验的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各种模式.马克思是1 9世纪的人,但他研究得出来的结论符合今天社会的一些情况.如果好好读马克思的话,特别是他没发表的东西,都能看到他真的有一种预见性.例如,银行、信贷和政府债券的作用——这些是19世纪没有发生的．马克思的手稿里完全推断出来了,而且做了非常详细的描述.
【19世纪这个世界上还没有银行、债券和信贷？还是举几个小例子吧.阿姆斯特丹银行1609年成立,是个国家银行.信贷银行早在1 7世纪就出现于阿姆斯特丹,英格兰国家银行成立于1 694年,一成立就为当时正在进行的英法战争发行债券.对这些基本知识,“史傅德”先生怎么看？把银行、信贷和政府债券说成是马克思手稿里的“推断”,而不是从1 7世纪就开始发生了的欧洲现实,看来这位“读过马克思全部手稿”的“史傅德”先生并没有读过《资本论》第三卷,因为那里面对信用就有“非常详细的描述”.】
《财经》：怎么理解马克思思考的边界？
史傅德：对马克思来说有两方面,一个是他想知道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实际是什么样的,这是可触及的、相对物质层面的东西；还有一个就是,人的精神和思考的临界点在哪儿.他一直在研究人类意识的形态的演变,结果是相互矛盾的,这是他所触及的临界点.不管从哪个层面上说,马克思都不是德国社会党或者其他政党宣扬的马克思.真实的马克思不是后来被描述的,特别是德国社会党和后来列宁他们塑造的那样.
【且不说这里文字之拙劣.说马克思想知道“人的精神和思考的临界点在哪儿”,思考的结果竞还“自相矛盾”,请问这是在谈论马克思吗？怎么听着像是在说康德呢？再者,把德国社会党和“列宁他们”这两个激烈对立的派别等量齐观“一勺烩”,也颇为奇特.当然了,在一些不谙历史的左派知识分子看来,这两派在理论上都是一样的,那就另当别论了.】
《财经》：其实早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的时候,很多德国年轻人阅读后,兴奋地声称自已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知道以后气愤地说,我什么都是,但我绝对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史傅德：确实,马克思并不是从一而终的马克思主义者.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是1850年以前马克思的思想,后来马克思本人成了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可惜没有人去好好研究,也没人理会马克思后来的思想,因为不想接受.
【“马克思并不是从一而终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马克思本人成了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在随意曲解马克思！马克思确实说过“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说这句话的背景是：19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马克思的理论广为传播,许多青年人热心于唯物史观,但却不懂得灵活运用它,把它简单解释成了庸俗的“经济决定论”.马克思这句话就是针对这种将其学说庸俗化而言的.～种思想一旦广泛流行,往往遇到同样的命运.例如,著名心理学家荣格也曾说过：“如果你们都是荣格主义者,那我本人不是.”荣格和马克思一样,都是在批评对自己思想的曲解,而不是要自己背叛自己,成为“反荣格主义者”或“反马克思主义者”.估计马克思不会想到,就连这句反对曲解自己思想的话,如今竞也遭到了曲解！】
史傅德：马克思主义者都说,马克思作为政治家和思想家是不可分的.但是,政治家必须是可以交流的,必须有听众,但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是自相矛盾的,大部分东西是无法交流、无法让听众马上明白.从这点上说,马克思不是一个政治家.特别是阅读他的手稿以后,我真的不能把这两者捏在一块,完全是两个形象.
【不错,马克思的思想确实复杂深奥,缺乏理论修养的一般听众很难“明白”.后世的人们出于实际需要,往往凭借片面理解对马克思的思想断章取义、各取所需,因而产生了大量误解和曲解,这也是事实.但是,如果现在不去读马克思的著作就信口开河,那更是永远无法“明白”马克思.需要指出的是,在思想探索以及弄清问题的过程中,马克思手稿里出现了前后不一致的内容,但这并不证明他的理论自相矛盾.至于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他针对不同历史条件、社会条件和不同政治局势而提出的不同策略,更不能说是自相矛盾.就好比我们下雨时打伞,雨后收伞,能说我们“自相矛盾”吗？马克思始终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在理论上追求高度自洽,如果真正读懂了马克思,这一点是很明白的.】
《财经》：既然不是从事实践的政治家,所以马克思也不应该为后来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负责？
史傅德：马克思思想在共产主义国家被接受的其实是很少的一部分,主要是国家革命、暴力革命之类,这些都是1850年以前马克思继承傅里叶、圣西门、欧文等人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1850年代对英国的经济状况研究以后,就像前面谈到的,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巨大改变.
【“马克思思想在共产主义国家被接受的其实是很少的一部分”,这个说法大致还说得过去.但在我们看来,实际情况远比这种含混的说法要复杂,这里首先涉及到世界社会主义历史演变中的各种复杂现象,鉴于在此不是讨论这一问题的地方,故不赘言.然而,说暴力革命是马克思在1850年以前继承的“傅里叶（现通常译作傅立叶）、圣西门、欧文等人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则是不折不扣的胡说八道.请问,傅立叶、圣西门、欧文等人是主张“国家革命、暴力革命”的吗´ 1850年代以后“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巨大改变”,从此就不再讲革命了吗？这种自以为在替马克思辩解、实则不顾真实历史的说法,只不过是想迎合当今那种广为流传却毫无理智的观念而已,即认为“暴力革命”仅仅是某几个思想狂人从头脑里想出来的、祸害社会的罪孽.这符合实际吗？但凡了解一点儿历史的人都知道,革命是数千年历史过程中下层民众反抗暴政的最后手段,近代以来也是资产阶级反对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武器.马克思生活在19世纪阶级斗争非常尖锐的环境里,他主张工人阶级以暴力革命来反对镇压他们的暴力,这很难理解吗？最后,说1850年代以后“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巨大改变”,又说“很难说他到底有没有反思”,对这两个截然相反的判断,我们究竟应该相信哪一个呢？
最后我们不得不说,在这场“寻找真实的马克思”之旅结束时,我们确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我们被两位分不清东西南北的导游领着瞎跑一通,最后却被带进了泥潭里.想要走出这个泥潭并找到“真实的马克思”,我们认为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认真地、不抱偏见地去研读马克思本人的著作.轻信是这条路上最大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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