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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辩证法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双重视域下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批判
姜汪维,杨 敏
[摘 要]“意识形态终结论”是20世纪兴起于西方并对中国产生一定影响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其历史内涵呈现阶段性特征,即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技术一福利”式、80年代末至90年代的“一文化”式、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则走向自我反思.在唯物辩证法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双重视域下发现,资本逻辑与形而上学的“联姻”是其深层根源,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取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其现实目的.其理论逻辑充满了虚假性与欺骗性、历史逻辑是狭隘的与片面的、现实逻辑是主观的与表面的.通过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批判,有助于增进我们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增强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
[关键词]意识形态终结论；唯物辩证法；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作者简介]姜汪维,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杨敏,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100081
[中图分类号] B036;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4434(2018)04- 0054 -07
《宣言》深刻揭示忘识形态革命是社会革命的深层本质[1].如何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还将长期并存的情况下,处理好本国发展与承担国际责任、维护世界和平与坚持国家核心利益、实现民族复兴与现有国际秩序深刻调整这三对矛盾关系,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探索并试图解决的问题.一些学者借用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提出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意识形态”终结的问题,形成不同于马克斯恩格斯原意和现实指向的“意识形态终结论”（以下正文中简称“终结论”）,给我国思想界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多次提出要用好唯物辩证法,要善于从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去把握其本质和规律,坚持发展、全面、系统、普遍联系地而不是静止、片面、零散、单一孤立地看问题[2].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和唯物辩证法的批判性与革命性,将世界历史置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大势去考察,正是彻底批判形形色色“终结论”的利器.
一、历史之嬗变：“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演进及对中国的影响
（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技术一福利”式的意识形态终结论
本时期的“终结论”主要是针对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的考察,此时正值二战之后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经济迅速复苏,西方资本主义内部意识形态之争日渐式微,于是,有学者认为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已逐步取代意识形态,成为解决经济政治问题和构建知识谱系的主要方式.马尔库塞认为,现行技术的合理性使得发达的工业文化具有意识形态性,工业社会控制力量已经意识形态化,生产过程本身就包含着意识形态的塑造[3].丹尼尔·贝尔进一步认为,“大众社会”已取代阶级社会,国家转变为经济仲裁者的角色：人们享受科技进步带来的巨大经济成果,厌倦意识形态之争：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正彼此接近并日渐趋同.故此,他宣称接受混合经济、福利国家和多元政治已成共识,现代化工业社会按照专家治国、技术理论的蓝图来进行设计和管理就够了,不需要什么意识形态[4].另有一些学者侧重于从福利国家的施行和工人政治参与的实践,来论证“意识形态衰落”和“乌托邦破灭”.曼海姆将其具体条件类型归结为三种：一是工业社会技术理性的扩张导致现存秩序的合理化和去神秘化,人们对终极价值（本质合理性）的狂热转向追求实现目标的有效手段（功能合理性）.由是,政党指导理论丧失其阶级属性,变为“知识社会学”和思想史的一般方法圈.二是政治的逻辑削弱了意识形态信仰,在政治上处于优势地位的政党要想赢得议会选举,必然温和表达自己的意识形态诉求,转而对社会经济、民生日常给予更多的关注阎.正如李普塞特所谀为的,工人和知识分子业已接受公民的身份,“左”“右”两派的界限渐趋模糊.于是,保守主义开始接受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主张,而“左”派则开始接受自由政治和市场经济理念.三是社会相对富裕,民众失去为信仰奋斗的抱负,社会制度的更替成为边缘性话题同.概言之,他们认为意识形态业已失去作为激励人、凝聚人、改造人的精神力量,社会和政治的合法性正日渐借助科技理性以及有效运作的社会秩序、利益集团的代表制等世俗方式来表达.
（二）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一文化”式的意识形态终结论
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强势推进,新自由主义理论成为霸权话语,加之苏东剧变、东德西德统一,于是一些学者和政府要员认为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抗已经消失,将成为人类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如弗朗西斯·福山将君主制、法西斯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统统视为专制主义意识形态,认为他们具有不可克服的缺陷,而资本主义制度则构建了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原则和框架,在此制度下,所有问题都将得到根本解决,因此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与“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历史将终结于此[8].另一代表人物亨廷顿则认为世界各国最普遍、最重要、晟危险的冲突已由阶级对抗转化为不同文化实体之间的矛盾,文化差异才是决定国家利益是否联合或对抗的根本原因[9].因此,他认为未来世界政治的主轴是非西方文明对西方文明与价值观念的挑战.此外,尼克松和布热津斯基等政府要员则是直接唱衰共产主义的前景,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在全球将“不战而胜”.可以说,与文化是这一时期“终结论”的两个拳头,以此攻击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及其制度.
（三）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意识形态终结论”的自我反思
福山这一时期的言论仍然具有代表性.他直言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出现了“衰退”,因为参与第三波化的国家中约有五分之一不是恢复到威权主义,就是制度遭到严重侵蚀：而第二个十年伊始,国家出现了若干形式的病状,美国更是陷入了“政治焦虑”“政治衰败”[10].实际上早在1988年贝尔重写《意识形态的终结》“跋”时就指出,当19世纪末旧式的意识形态之争快要终结的时候,正在崛起的亚非国家却正在围绕工业化形成新意识形态.区别在于,如果说前者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追求社会平等和更广泛的自由,那么后者则是新独立的民族国家为了发展本国经济和民族富强.因此,他提醒统治者们只有提防意识形态隋阱才能真正认清其本质.结合贝尔的论述可以看出,“终结论”者对于自己一直深信并坚持的表达了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感.自2011年以来,福山又不断撰文批判美国制度陷入衰败,如《美国政治制度的衰败》《美国没有什么好可交给中国的》《美国制衡制度结出政治僵局恶果》等,指出作为“灯塔”的美国资本主义出现了国会的左右两极分化、令法案难以通过,没有出现强大能干的总统,既得利益集团挑战现有政治秩序,精英集团要挟美国政治、想方设法将既得利益代际传递等问题,这些都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进行了总结和概括[“].2016年,福山面对特朗普政府民粹一主义药方,甚至预言了特朗普将采取惩罚性关税而导致中美贸易摩擦的发生[12].可见,福山本人也承认国家的文明特性是放弃崇高价值信念而追求自私自利,与理性的支配反过来会威胁到自由社会的维系.“终结论”者的这种自我反思,表明作为学术论争的“终结论”实已自我证伪,亦即自我终结.
（四）“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反马克思主义立场及中国现实之思
纵观“终结论”这三段具有代表性的发展史,可以看出,这些理论家们并不是从存在论视角谈意识形态是否终结,而是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中对全球意识形态的格局、意识形态本身的存在形式、地位和作用提出符合资本主义立场的解读,因而呈现出一种否定性演进的特征.换言之,只要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终结论”就不会终结.它歪曲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终结”的原意,与马克思恩格斯在价值立场、解决方案、实现路径等方面均有本质差异.正如所指出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核心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13],阶级立场的根本对立,是区分两种意识形态的核心标准.马克思主义者始终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将摆脱一切虚伪的、片面的、主观的意识形态的奴役与控制视为“两个决裂”的重要内容,经此实现“两个必然”、达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而“终结论”者或将意识形态视为“虚假意识”,主张代之以科学理性、价值中立（如贝尔）；或视为政党纲领,主张代之以市民社会学和兼顾各方利益的改良方案（如李普塞特）：或视为极权主义的工具,主张代之以资本主义的c如福山）：或理解为政治对抗的根源,主张代之以文化共同体（如亨廷顿）.具体内容虽不同,但无一不是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有限的特殊性夸大为无限的普遍性,从而曲解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对世界历史的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终结论”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衍生出“意识形态淡化论”“制度趋同论”“学术中立论”等论调,有的人言必引西方,放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权的构建,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实际上,正因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才使“四个自信”得以彰显.如今,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潮流下[14],政治的持久和平需要对话协商的新机制,军事的普遍安全需要共建共享的新理念,经济的共同发展需要合作共赢的新平台,文明的开放包容需要交流互鉴的新态度,生态的清洁美丽需要绿色低碳的新时尚[1习.中国为全球治理提供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方案中,没有直接宣示自身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但并不影响其成为实践中的主导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新时代中华文明将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智力和思想资源,为国家关系转化为消除对立的真正“人”的关系提供积极力量.
二、意涵之剖析：“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本质特性与现实指向
（一）“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本质特性：资本逻辑与形而上学的“联姻”
第一,“终结论”是资本逻辑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理论描述.资本逻辑是以资本增殖和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的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统治力量.对内,犹如普照之光,成为一切价值的标杆：对外,迫使一切民族都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推行资本主义文明,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世界.从而一方面,把人的社会存在的丰富性和多样性都置换为抽象的交换价值,使整个世界趋于同质且同构：另一方面,被扭曲的现实关系必然反映为颠倒的意识,把由资本逻辑所控制的宣告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形态.甚至于“终结论”难以自圆其说,也是源于资本本身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体,即“一方面确立它所特有的界限,另一方面又驱使生产超出任何界限”[蛔.但问题是,人类因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加深而孕育着共同发展的利益需求,“终结论”者所关心的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何尝不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仍处于深度调整期,经济增长动力依然不足,各国面临着优化发展战略、变革体制机制以拓新发展空间的共同难题.而新时代的中国,一方面将共享发展作为战略指引,以解决祉会内部公平正义问题：另一方面,以“一带一路”陆海双轴的深度交融和互构共生形成国家战略新平衡,并由此开辟新的全球进程.由中国推进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和“一带一路”倡议,实际上引导着全球社会资源的合理再配置,这种价值与实践的整体性使得基本利益层面的互利互惠一规则制度层面的共同担当一文化价值观层面的包容共享这三个层次的逐级跃迁成为可能.这一过程促使作为多元参与主体的国家和地区有可能越过意识形态的差异和资本逻辑的缺陷,形成相互建塑与型构,以务实的互补性合作达到互利共赢、共享发展的目的旧.
第二,“终结论”是形而上学在资本主义认识领域的具体表现.一方面,自柏拉图以来的旧形而上学将先验范畴或概念视为唯一本真的存在,而将感性世界拒斥为表面的、非现实的世界,哲学因此封闭了通往现实的路径,成为一种理性的独断：当理想与现实无法协调时,哲学家们便不同程度地倒向对现实的辩护,宣称存在就是理性,思维的任务就在于理解存在[18].黑格尔无视普鲁士帝国的腐朽不堪,不但认为“绝对精神”将最终实现于等级君主制中,“还用思辨的方法向我们论证了贵族的必要性”,认为世界历史和意识形态的进化将终结于日尔曼.从这点上看,贝尔、福山等在理论逻辑上延续了黑格尔的套路,只不过是根据时代主题和现实需要更新了内容.另一方面,现代西方哲学高举科学与人本的旗帜以反对先验的概念,试图用唯一的科学或严格的逻辑来解释世界,同样陷入了形而上学的窠臼,正如海德格尔所指,现代技术的本质与现代形而上学是同一的.也就是说,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形而上学的同一性与资本和技术理性结成“神圣同盟”,继续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发挥着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政治功能.
以上两点可见,“终结论”是资本逻辑与形而上学的“联姻”与“同构”,这其中以资本逻辑和形而上学为现实与历史之双轴,“终结论”则是其具体的、阶段性的形式规定,三者是三位一体的关系.正由于资本逻辑既具有同一性和总体性,又具有强制性和隐匿性,使形而上学不断以改头挨面的形式（“终结论”）出现,从根本上偏离了世界统一于物质,以及普遍联系、永恒发展的客观规律.
（二）“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现实指向：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取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第一,宣扬以“普世价值”为核心的“西方中心论”.“西方中心论”是西方通过殖民化全球后逐步形成的一种优等心理,标榜西方价值的普世性和西方道路的唯一性.在这里,“西方”不再是地理方位,而是文明轴上的上位,认同“西方”也就等于认同“现代”.比如,贝尔所说的“终结”主要指西方旧意识形态的衰落,以此提醒政治当局调整自己的战略思路：福山宣称西方的“普世价值”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终结之后世界文明发展的应然：亨廷顿将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视为与西方文明相对的“黄祸”和“绿祸”,这双重标准的背后是为了巩固日益消减的西方文明的优势地位.可见,资产阶级价值体系一“普世价值”一“西方中心论”,“终结论”恰恰表达了这一转换的逻辑.然而事实诚如所指,文明首先是多样共生的,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不应以独尊自己却贬损他人为前提.其次,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岂能对其他文明持傲慢与偏见？最后,文明应该是包容的,相对于文明之间的冲突、矛盾、疑惑与拒绝．我们更多需要相互学习、消化、融合与创新[21].无论是“西方中心论”,还是别的什么“中心论”,都与世界文明的历史事实、发展规律相违背,在尊重文明多样性基础上强调人类共同命运的整体性、优先性,才能构建世界文明的美好未来.
第二,它是西方冷战思维的延续.如果说贝尔的“终结论”表达了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20世纪的政治运动,尤其是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厌恶和惶恐,那么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则可视为后冷战时代西方右翼为和平演变所规划的行进路线,而尼克松预言美国必将成为全世界意识形态“灯塔”、布热津斯基声称共产主义气数已尽,则是对社会主义的直接唱衰.可见,“终结论”本身就是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他民族国家实行“西化”“分化”和“和平演变”的理论工具,它企图以终结一种意识形态来终结一个对手.这也充分表明,虽然世界历史已然走出民族性、地方性的局限,但仍然存在开放与封闭、包容与排斥以及多元与单边、分离与融合等重合叠加、胶着扭结的复杂征候.当今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正向推动与全球问题的反向倒逼双重发力,推动人类社会形成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命运共同体.世界各国只有做到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对话协商、共担责任,同舟共济、合作共赢,兼容并蓄、和而不同,敬畏自然、珍爱地球这五个方面,才能真正顺应历史潮流、增进人类幸福[22].而“终结论”仍然奉行非此即彼、与邻为壑的狭隘旧思维无疑与世界大势背道而驰.
三、逻辑之谬误：“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理论误区
（一）理论逻辑：虚假性与欺骗性
衡量意识是否虚假首先看思维与存在是否一致,“主观思维和客观世界遵循同一些规律,因而两者的结果最终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23].“终结论”先是以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制度的相似性,得出意识形态必将随着科技理性的扩张、政治的实践而衰落：后是以社会主义国家的低潮、现代化目标的趋同性,得出世界将统一于西方的.这是完全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虚假意识,颠倒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个重大的基本问题.具体而言,一方面,西方的思想诞生于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的过程之中,曾经起到进步作用是因为它适应了那一特定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一旦社会存在发生变化,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意识随之发生变化：另一方面,作为“终结论”思想内核的新自由主义顺应的是国际垄断资本扩张的需要,带来如生产过剩、贫富分化、金融动荡等巨大的破坏力量,并非“终结论”者所宣扬的解决了人类社会所有问题.相形之下,中国以“五位一体”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协调发展,以“五大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实践,就显示出科学的理论逻辑与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从而为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创新提供了现实基础.
恩格斯指出,推动意识形态形成和发展的真正动力是资产阶级所不知道的,于是“它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圜,也就是说,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结合起来并对其加工改造.可见,这种虚假性与欺骗性既是生成性的,又是功能性的.如此,作为政府雇员的福山、亨廷顿、尼克松、布热津斯基等,为什么要论证资本主义的永世长存和高峰终结就不难理解了.雅克·德里达说,“一种独断主义正在企囹将其世界性的霸权置于充满悖论的和可疑的根据之上”[捌,因为他只挑选对自己有利的东西作为论据,把资本主义的黑暗、威胁与恐怖这些问题和矛盾“悬置”起来：实在不能自圆其说时,就辩解说他只是在“原理”的层次上进行探讨.然而,问题和矛盾才是理论创新的起点和动力之源,只有积极回应时代的呼声,认真研究解决时代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规律,推动理论创新网.“终结论”不敢直面问题而是悬置问题、抽象原理,那么,这样的“原理”只能是越来越僵化,越来越失去对历史的阐释力和对现实的改造力.
（二）历史逻辑：狭隘性与片面性
第一,历史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以及无数互相交错的“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个合力中,既有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其中科学技术是第一要素）,也有上层建筑中各种因素如政治制度、文化宗教等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换言之,无论从历史创造的主体,还是从社会形态本身去考察,文化的多样性才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因此,我们既不能以单一要素如科学技术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更不能以某单一的文化如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但是在“终结论”者看来,科学技术和制度都是可以外在于具体历史条件的规律性的东西,“它压抑了入攻击和暴力的本性”[捌,而且还能从根本上改变人性本身.这实际上首先把“规律”变成了某种逻辑先在的神秘力量,继而将历史视为这种精神力量的自我实现,企图以一种片面的、孤立的、静止的观念来概括整个人类社会多种多样的变化和形态,这是一种典型的反唯物辩证法的形而上学偏见.
第二,作为“终结论”现实基础的自由竞争和思想内核的并不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实现.马克思指出,自由竞争是与资本生产过程相一致并且相始终的一种形式,是资本逐利和增殖本性的外在表现.所谓自由只不过是不同资本所有者之间为追逐更高利润的较量,是资本压榨劳动者的自由,“在自由竞争中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29].如何克服资本逻辑和它的非正义性之间的矛盾,使其内蕴价值导向、外有制度约束,服务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在这一点上,欧洲之外的社会主义运动,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开辟了资本主义之外的另一模式,给出了答案.经济上,中国创造了战后以来一个国家经济高速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的奇迹,过去五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居世界首位,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政治上,以一种科学信仰作为民族复兴的精种指引的作用更加：文化上,超越了近代以来“全盘西化”和“中体西用”等多种选择模式,越来越显示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民族文化影响力：理念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载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表明国际社会开始迈入实际进程：平台上,积极推进“一带一路”、亚投行建设,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给予东盟、上合组织成员国及南亚国家优惠贷款,对最不发达国家97%以上的产品实行零关税等等.概言之,中国的理论和实践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也为如何保持民族独立和加快发展之间的平衡提供了中国经验,更为世界的共同发展承担了能力范围内的、更多的责任[30].
（三）现实逻辑：主观性与表面性
“终结论”的一个重要论题是认为终结意识形态的是突飞猛进的科技发展与无可阻挡的经济全球化.事实果真如此？
第一,在资本主义国家现代科学技术并不是某种独立的、匿名的神秘力量,而是内嵌于具体的生产关系之中,受到资本力量的驱策,表现为资本生产力.一方面,技术本性与资本逻辑在增殖与求利上内在共契：另一方面,技术与资本深度结合、二元交叠,生成一种技术资本p1].历史证明,在不平等的实境中,技术进步的受益者主要是强势群体而不是弱势群体,从而间接加深了政治与社会问题.“终结论”不涉及私有制生产关系而仅对科学技术进行表面抽象,并将孤立、抽象的科学技术视为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因而也就无法解释科技越来越发达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机会却愈加不公平,恐怖主义、局部战争、生态危机不断等现象.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探索出一条建立在扬弃资本逻辑基础上的公有制和资本相结合的过渡性生产方式.它使劳动者成为资本的主人、以社会根本长远需要为导向进行生产,从而使资源配置、价值分配在更高水平实现[32].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坚持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两个毫不动摇”[33],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但不会削弱,反而会不断增强.这实际上表明,资本一科技通过不断社会化,其私人性必然弱化,从而使劳动过程成为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渐趋可能.这种似“人”的需要而非以私有利润为基础的制度探索,必将推动人类社会向更加文明进步的新形态迈进.
第二,经济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并不能直接带来真正的.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助力世界经济增长,促进了商品流通和资本运行、科技进步和文明交往,为形成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准备了物质基础嗍：另一方面,也将资本固有的剥夺性与霸权性带到世界各地,使农村依附于城市、农业依附于工业、东方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主导性强势地位与发展中国家被支配的弱势地位这种“势位差”尚未从根本上改变.同时,由于各经济体的自然资源、劳动力状况乃至文化传统、社会心理等要素禀赋各不相同,各共同体内部也存在一定差异甚至对立.比如,亨廷顿希望看到美日欧组成共同市场,但相互依赖关系的增强并不意味着彼此之间的竞争不具残酷性、毁灭性：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美英法对叙利亚动武,更可视为某些大国为保持自己在经济、政治等领域的优势地位而进行的竞争和博弈.对于资本主义自身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终结论”者也不是没有担忧,如布热津斯基就对美国把相对主义的享乐至上作为生活指南的文化进行反思,认为它不仅没有确立共同遵守的原则,反而助长了个人私欲,致使社会秩序而临解体之危[35].可见,资本主义一一经济全球化三者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正如所指出的,困扰世界的问题很多,并不都是因为经济全球化：同理,是世界各族人民共同的追求,并不只有资本主义这一家.如何利用优质资本和智力资源,引进先进管理理念发展本国经济,才是当前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亟待解决的问题,共同推进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而不是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经济全球化,才是各国政党努力的方向.
总而言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既是信仰之辩,也是经济之争,更是未来之向.在唯物辩证法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双重观照下,“终结论”的认识是谬误的,实践是有害的.只有在扬弃资本逻辑的基础上,构建各国人民守望相助、兼顾世界公平正义和发展效率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从理论和实践上完成对“终结论”的双重超越.在此过程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越来越显示出引领21世纪人类历史新走向的典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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