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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清水和周作人
张清水（1902—1944）,原名景优,广东翁源人.1924年考入国立广东大学（后为中山大学）预科就读.在广州读书期间,他开始阅读进步书籍,广交友朋,并对民俗学与民间文学产生浓厚兴趣.1927年,顾颉刚、钟敬文、容肇祖、董作宾等人发起组织我国第一个民俗学会——“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次年3月创办《民俗周刊》.据张清水《评〈民俗周刊》》一文所述,他虽不是民俗学会中人,却得到顾颉刚、容肇祖、赵景深、江绍原等先生的指示与鼓励,由此成为《民俗周刊》热心的撰稿者.共计刊文九十余篇,“投稿之多,确是首屈一指”.他以“张景优”、“张清水”、“清水”、“愚民”、“钦佩”等署名在《民国日报·觉悟》、《艺风》、《文学周报》、《歌谣周刊》、《论语》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编撰了《海龙王的女儿》（1929）、《太阳和月亮》（1933）、《魔术师》（1933）等民间故事集.张清水是现代时期较早从事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研究,且取得不俗成就的一位学者.容肇祖先生曾在一封回忆其生平情况的信中写道：“张清水是位热爱民俗学的作者,他早年为民俗事业作过卓有成效的贡献.”评价可谓公允.
张清水不仅关注民俗学,对于新诗亦有造诣.他不太赞成创作旧体诗,并推崇周作人的新诗观念.他在刊于1930年3月《开明》第二十期的《关于诗》中曾表示：“周作人先生提倡用方言作诗,用方言押韵,别开生面,我是很赞成的.但这种主张,究不得咱们守旧性极深底同胞们的同情,故除刘半农先生试用,徐志摩先生间或采用外,可没有多大人敢实行.”张氏的诗学理念于此可窥一斑.抗战爆发后,张清水曾参加诗人蒲风等创办的“中国诗坛社”,并为《中国诗坛》（原名《广州诗坛》）积极撰稿,于1938年出版了诗集《一只手》.他的诗歌创作明显受到民间歌谣的影响,语言通俗,节奏明快,表达了反击侵略、誓死抗战的爱国主义思想.蒲风、任启珊为该部诗集作序,并给予较高赞誉.据说,张氏还创作了第二本抗战诗集《不知姓名的炮手》,但因广州沦陷,未能付梓出版.
根据现有文献,张清水与周作人的最初联系可能是通过周氏弟子江绍原的关系.1927年4月,江绍原经鲁迅介绍,任广州中山大学英国语言系教授及代理系主任,7月初则辞职去杭州另谋职业.张清水与江绍原大概就是在广州相识的,此后两人一直保持联系,互通音讯.1929年,张清水准备编选一本《月光儿歌》,想通过江绍原托周作人转交顾颉刚,并请周作序.但周作人久未回复,张清水便托江代为查询,声明如周“不肯赐教”,即请退还.1930年6月18日,周作人在致江绍原的信中写道：“清水君来信阅过,今附上,乞收.所云《月光儿歌》本嘱转交颉刚,因叫我做序终未成功,所以不果,今当遵来信于日内交兄代收转还也.”周作人没有解释自己未给张写序的缘由,只是将书稿寄给江绍原由其转还顾颉刚.当时,周氏正苦心经营《骆驼草》周刊,故而可能无暇满足张清水的请求.
周作人虽未给张清水的《月光儿歌》一书写序,但两人之后还是继续有书信往来.1932年,张清水开始编一本《太阳和月亮》,收入他在故乡翁源一带采录的《人类是怎样来的》、《人何以会死》、《太阳和月亮》、《牛的故事》等五十篇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这一次,他没有请周作人写序,而是请其题写书名.彼时,他正在与林培庐合编《民俗汇刊》,封面由江绍原题“民俗周刊”,封内“民俗”二字则由周作人题写.同年8月17日,张清水致信周氏,向其约稿,同时索要一张照片,以便制版作为该刊计划新辟的“民俗作家”一栏中《周作人小史》的题图.此信是目前可见的张清水致周作人唯一一通完整的书简：
岂明老人：
愚与高徒林培庐合编之《民俗汇刊》付印有期,前曾迭函索文以光篇幅,何以迄未寄来？先生为民学老祖,如能惠赐大作,不独敝刊之幸,其嘉惠于民学者多多矣.专此再催,祈勿却催！《汇刊》想辟“民俗作家”一栏,先生小史（或近况、近作）可见告否？小照亦乞分惠一帧,俾便制版.（稿与像片,可直寄林君.）拙编《太阳和月亮》（三十二开本）曾托江先生与培庐代挽题署.目下书已付梓,即将出版,敢请费神写下,即交江先生转来为盼！专此,敬颂著安
后辈清水敬启
八月十七日
9月1日,周作人将此函转呈江绍原,告诉他“稿因写不出亦恐难以应命,当由不佞再直接复林公培庐也”.上次未允写序,这次又要无稿寄复,可能周作人自己也觉得说不过去,便“不得不应酬一下”,终为《太阳和月亮》一书题了签,算是给了张清水面子,回馈了他的盛情约请.
北平沦陷后,文化界人士都担心尚在城中的周作人有失民族气节,被日本人所利用,于是纷纷函电北平,敦促他尽早南行.尤其当周作人1938年2月9日出席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召开的“更生文化建设座谈会”的新闻被公布后,全国舆论界一片哗然,故旧交新雨以各种方式表示关切,对周晓以大义,劝他南下.当时,张清水亦驰函进行规劝.重庆刊物《春云》于1938年7月25日出版的第四卷第一期曾刊登一篇署名“枫莎”的通讯《周作人的答复》,披露了张清水去函劝诫周作人的内幕.根据此文,张清水在给周作人的信中规劝道：“老人为保持数十年‘文化巨子’甚誉计,希能早为之新,弃置一切,抱笔南奔,讴歌其祖国之斗争命运！郭沫若先生事可为范式,幸老人之能深自振作,毅然脱离敌虏盘据[踞]之窟穴也.”随后,该文还附上了周作人答复张清水的原函,现抄录如下：
清水先生大鉴：
赐书承垂念甚感谢,唯鄙人不能南行,因家中人多（十人以上）,即如舍弟家属四人,他已有两年弃置不管,鄙人不能不管也.如可离北平,则去冬早已往长沙去矣.事实不能行,亦不拟为讨好于大众而南下,笑骂只可任之,但好意总可感.故草草寄此片致谢意耳.
顺颂
近安
知白
此信不见于周作人的各种文集、书信集及相关研究资料中,当为周氏佚简.由于未署日期,文后注明“枫莎寄自广州,七月七日”,故仅能推断是写于1938年2月9日至7月7日间.信中,周作人关于自己不愿南行的解释依然是其一贯的“家累重”的说辞,而“笑骂只可任之”的态度表明他已决定一意孤行,自甘沉沦了.不过,有一个问题来了,“枫莎”是何人呢？笔者猜测,“枫莎”或许就是时在广州的张清水.鉴于周作人已难挽回,他便采用化名将周的复信刊布于世,“以告全国同胞,知此时周作人之心境如何也”.
韩石山曾把1938年全国文化界试图规劝、营救周作人的活动称之为一场“保卫民族荣誉的战斗”.虽然,张清水的“战斗”也是以失败告终,但这一段轶事是不应该被后人遗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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