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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宜昌万福垴楚文化遗址考古发掘认识

摘 要:万福垴遗址是近几年考古界在宜昌地区发掘的一处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的重要的楚文化遗址,其占地面积大,文化遗存丰富.从该遗址出土的遗物可以看出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楚人在制陶、渔业及纺织业等诸多方面的一些社会现象.

关键词:宜昌;万福垴遗址;西周春秋;楚文化遗存;社会状况

中图分类号:K8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18)05-0009-04

万福垴遗址位于宜昌市白洋工业园区(原隶属于枝江市白洋镇万福垴村六组).地处长江左岸的一级台地上,南与宜都市陆城镇隔江相望,西与猇亭接壤,西北距宜昌市城区约35公里,东距白洋镇约6公里.中心地理坐标为北纬30°25′24.5″,东经111°26′50.9″,海拔高程58米.[1]万福垴遗址的年代为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文化内涵丰富,占地面积约56万平方米.遗址中出土遗物包括有陶器、石器和铜器,其中陶器占绝大多数,石器和铜器仅占小部分,据出土的陶器、铜器可知,文化性质属于楚文化.本文拟通过对万福垴遗址的考古遗存的分析,来探讨当时楚居民们的社会生活状况.

一、陶器制造

万福垴遗址有大量的陶器,种类较多,陶器制作技术先进,工艺复杂.关于万福垴遗址的陶器制造生产力发达情况,可以从陶器种类、窑址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第一,陶器种类.万福垴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种类多样.万福垴遗址的遗存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为西周晚期,以TN05E20第5层为代表,包括中部发掘区其它探方的第5层.主要陶器器类有鬲、罐、豆、鼎、釜、簋、瓮、滤盉等(图1).第二期为春秋早期晚段,以H4、Y1为代表.主要器类有鬲、豆、瓮、釜、簋、罐、滤盉等(图2).第三期为春秋中期,以 H1、G2 为代表.主要陶器器类有钵、大口尊、鬲、罐、甗、滤盉、釜、瓮、簋、豆、盆、器盖、缸、硬陶罐等(图3).[1]

陶器器类有鬲、豆、盆、罐、簋、釜、滤盉、甗、瓮、尊、钵、器盖等.其中簋、尊的出现最引人瞩目,不仅数量较多,而且制造技术精湛,表现出该遗址陶器制造业的发达.举例如上图所示,簋(图2,7),夹细砂褐胎黑皮陶.大口尊(图3,2),泥质褐陶.这类组合的陶器的簋、尊在该地区遗址中出土很少见,陶尊和陶簋单一出现的情况也比较少.根据宜昌地区31个西周至春秋时期的楚文化遗址[2]的发掘报告获知,在这31个遗址中只有万福垴遗址出土有这种簋和尊.此外,在宜昌地区同时期或者更晚一些的个别遗址中出土有陶尊或陶簋.如西陵峡北岸宜昌周家湾山岗遗址发现了周代的陶尊.[3]秭归渡口遗址发现了残的周代陶尊.[4]549宜昌鹿角包遗址[5]、秭归庙坪遗址[4]280发现了春秋中期的陶簋.另在宜昌地区以外的湖北省其他地区类似的楚文化遗址中,大多数遗址中往往只有簋,而尊较少见.如湖北孝感聂家寨遗址[6]、湖北均县朱家台遗址[7]中只见有陶簋,而没有尊.由此可见,万福垴遗址出土的仿铜陶礼器簋和尊,不仅仅反映出制陶工艺,也显示出该遗址的等级较高,而且还出土12件铜甬钟和1件铜鼎,其中1件甬钟上还刻有“楚季宝钟厥孙乃献于公公其万年受厥福”铭文,这充分说明万福垴遗址是一处高规格的楚文化遗址.

该遗址出土了4件磨光黑皮陶器,其中包括3件磨光黑皮陶鬲,1件磨光黑皮陶罐(图3,4),制作精美.众所周知,磨光黑皮陶的制作工艺复杂,这些磨光黑皮陶器的发现从侧面揭示出该遗址的楚人就已经掌握到较先进的陶器制作工艺.黑皮陶有泥质和夹细砂两种,主要器形有簋、豆、尊、觯、器盖和鬲的颈部、折肩罐的肩部.磨光黑皮陶的制作工艺技术要求较高,一般属于陶铜、漆陶礼器,磨光黑陶主要是在陶器胚体大半干的时候,用光滑的工具在坯体表面来回的打磨,和现代的抛光技艺相似,然后再按照构想的纹饰打磨出不同的纹饰,如条纹、波浪纹、放射纹等.我们对三峡库区的宜昌、夷陵区、秭归的31处该时期的楚文化遗址进行了查阅,仅秭归龚家大沟遗址发现一件磨光黑皮盂和秭归渡口遗址发现了一件磨光黑皮陶罐.[8]、[4]549由此可见,磨光黑皮陶在该时期属于比较高级的陶器,只是仅在陶器制造业特别发达繁荣的地方出现.万福垴遗址出土的磨光黑皮陶,说明了当时该地区人们处于陶器制造的发达地区,拥有先进的黑皮陶制造工艺技术.

第二,窑址.万福垴遗址发现了一座窑址,在窑址的第2层和第3层包含物中都发现有较多的红烧土粒和草木灰.另在万福垴遗址发掘区的第3层和第4层包含物中也发现夹杂着草木灰和红烧土粒.一般而言,窑址是用来烧制陶器的场所.草木灰和红烧土遗迹很可能是当时楚人烧造陶器后从而遗留下来的.据三峡地区考古发现资料显示,在这一地区发现新石器至东周时期的陶窑多达28座,其中周代的陶窑有10座.[9]302万福垴遗址发现的这座窑址,东西长424、南北宽364、深130厘米,窑址较大(可能还有没发现的窑址),说明当时这座窑炉在烧制陶器时窑炉内放置陶器数量较多,并有专门从事生产烧制陶器的窑工;又从遗址第3层、第4层中都发现有可能是烧制陶器后遗弃的一些草木灰、红烧土来看,说明该窑烧制时间较长,并非短期.陶器烧制具有一定的规模,很可能已经有了批量的生产.

二、渔业生产

万福垴遗址位于长江左岸一级台地上,地势低矮平缓,拥有充足的水资源.长江是我国最大的淡水鱼栖息地,有着丰富的鱼类资源.万福垴遗址处于长江岸边,近水楼台,定充分享受着这些优越的鱼资源,渔业也应比较发达.从万福垴遗址出土大量植物样品来看,旱作物有黍和小麦,水稻有大米,从采集的数量来看,万福垴遗址的古代居民以农业为主,鱼猎为辅的农业经济.

万福垴遗址中发现有一些用于捕鱼的网坠(图4,1),印证了当时该遗址的楚居民们曾经从事渔业生产的事实.不仅如此,在万福垴遗址附近的同时期的一些楚文化遗址中,也多有网坠出土.如长阳香炉石遗址发现了339件商周、东周时期的带有凹槽的网坠.[10]除陶网坠外,在秭归柳林溪遗址还发现了一件相当于夏时期的石网坠,网坠利用长江河漫滩上的河卵石加工而成,网坠上特意凿有凹槽,网坠形制大(图4,2).[11]另在秭归渡口遗址商时期遗存中,也发现有这种有凹槽.[4]543网坠上特意凿成的凹槽主要的作用是防止激流的长江水冲走网坠.另外在当时长江及支流,鱼类资源丰富,因此也需要制作这种大网坠类的捕鱼工具.万福垴遗址出土的网坠说明了该地区的古先民们多有从事渔业活动的事实,从而提高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万福垴遗址所在这一地区土壤呈碱性,水土侵蚀严重,动物骨骼难以保存.万福垴遗址中发现的鱼骨很少,可能是因为土壤的原因,并不能说明该地区当时的人们未从事渔业生产活动.总而言之,网坠的发现和地理环境的优势表现出当时的人们曾经从事渔业生产,且具有较高的捕鱼技术.

三、纺织生产

纺轮是从事纺织业生产的代表,万福垴遗址内出土的纺轮从侧面揭示了该遗址处的楚人曾经有过纺织业生产活动.纺织业的发展,促进该地区的手工业发展水平,从而也会提高该地区社会生产力的整体发展水平.

鄂西地区古代的纺织业比较发达,据考古发现资料获悉,在不少的新石器时代、夏商周时期遗址中都出土有纺轮,而且数量也比较多.说明远古时期这里就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纺织业.例如,宜昌路家河遗址出土了纺轮7件;[12]77湖北宜昌中堡岛遗址中出土了商时期纺轮17件;[13]260湖北宜昌杨家嘴商时期遗址发掘了纺轮22件;[14]香炉石遗址发现了商周、东周时期的纺轮65件;[10]秭归渡口遗址发现了周代的纺轮12件;[4]549湖北宜昌县上磨垴周代遗址出土了不同式样的纺轮3件.[4]745众所周知,纺织工具与纺织业生产是相互联系的,纺织工具在遗址出土的普遍性,揭示了该地区纺织业曾经有过的繁荣发展.由此可见,万福垴遗址出土周代纺轮,说明此时期纺织业与周邻地区一样,技术应该是比较发达的.

结语

宜昌万福垴遗址中出土遗物表现出该遗址在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的生产力发展情况.万福垴遗址出土的陶器种类较多,纹饰精美,制作工艺复杂.簋、尊等陶器的出土、陶窑规模较大以及室内堆积层中多夹杂有一些草木灰和红烧土粒等,这些迹象表明当时该地区陶器制造业的发达,陶窑烧制的时间较长.该遗址处渔业资源的丰富性及网坠的出现,造就了比较发达的捕捞生产活动,显现出那时人们高超的捕鱼技术.纺轮的出土,揭示出周代楚人从事纺织业的生产活动,显示手工业的发展,说明纺织业的生产发展适应当时人们的生活需求,有助于提高该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综上所述,宜昌万福垴遗址在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这一历史阶段不仅有着比较发达的陶器制造业,而且还有着相对发达的渔业生产和纺织业生产,可反映楚人在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的社会发展情况,对于推动楚文化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

注 释:

[1] 黄文新、单思伟、肖承云等:《湖北宜昌万福垴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6年第4期.

[2] 这31个遗址为:宜昌万福垴遗址、宜昌上磨坊遗址、宜昌白庙遗址、宜昌小溪口遗址、宜昌鹿角包遗址、宜昌周家湾山岗遗址、秭归石门嘴遗址、秭归庙坪遗址、秭归玉种地遗址、秭归下尾子遗址、秭归沙湾遗址、秭归曲溪口遗址、秭归渡口遗址、秭归何家坪遗址、秭归台丘遗址、秭归乔家坝遗址、秭归张家坪遗址、秭归何家大沟遗址、秭归县砂罐岭遗址、秭归缆子杆遗址、秭归陶家坡遗址、秭归陈家坪遗址、秭归李家街遗址、秭归白水河遗址、秭归庙湾遗址、秭归树坪遗址、秭归大沙坝遗址、秭归坟堰湾遗址、秭归龚家大沟遗址、兴山县邹家岭遗址、兴山县甘家坡遗址.

[3] 杨权喜:《西陵峡北岸周家湾山岗遗址》,《江汉考古》,1994年第1期.

[4] 国家文物局:《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一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

[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峡考古队:《湖北宜昌市鹿角包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7期.

[6] 孝感地区博物馆、孝感市博物馆:《湖北孝感聂家寨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4年第2期.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长江工作队:《湖北均县朱家台遗址》,《考古学报》,1989年第1期.

[8] 陈振裕、杨权喜:《秭归龚家大沟遗址的调查试掘》,《江汉考古》,1984年第1期.

[9] 杨华:《三峡夏商时期考古文化》,科学出版社,2014年.

[10] 湖北省清江隔河岩考古队:《湖北清江香炉石遗址的发掘》,《文物》,1995年第9期.

[11] 王风竹、黄文新、罗运兵:《湖北秭归县柳林溪遗址1998年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第8期.

[12] 长江水利委员会:《宜昌路家河-长江三峡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2年.

[13] 国家文物局三峡考古队:《朝天嘴与中堡岛》,文物出版社,2004年.

[14]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宜昌杨家嘴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4年第1期.

责任编辑:王作新

文字校对:夏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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