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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家庭农场支持政策

田伟谢丹肖融

（湖南农业大学商学院长沙410128）

摘要：家庭农场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发展多年,根据自身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基本情况等因素的差异,各国或地区按照自身情况提出了符合本国或地区家庭农场发展的相关扶持政策.本文从财政支持、社会化服务、青年农场主培养、税收减免、本地采购、环境保护等方面对相关扶持政策进行归纳总结,希望能为中国家庭农场的平稳与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决策依据与经验借鉴.

关键词：国外；家庭农场；扶持政策；启示

DOI：10.13856/j.cn111097/s.2016.09.01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6BJY093）,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20154092）,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15YBB040）,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14YBA208）,湖南省情与决策咨询研究课题（2015ZZ058）.

作者简介：田伟（1977—）,男,湖南长沙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管理,E-mail：tw212322@sina.com；肖融（1993—）,女,湖南益阳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产业生态与管理,E-mail：1105669441@.com.

通讯作者：谢丹(1992—),女,湖南娄底人,硕士,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管理、产业生态管理,E-mail：374048552@.com.

联合国将2014年定义为家庭农场的国际年,以突出家庭和小农经济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地位.据统计,全球5.7亿多农场有超过5亿个由家庭经营,是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也是世界农业和粮食生产的主要形式[1].家庭农场生产的粮食几乎占全世界粮食生产的80%,覆盖了世界40%的农业用地,经营管理了70%~80%的耕地.家庭农场在确保粮食安全、减少贫困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同时也是世界范围内最主要的就业来源.家庭农场还在提高农村经济活力、保护土壤土质与自然环境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虽然非家庭农场也对这些领域有过贡献,但由于非家庭农场的数量和规模较小,因此相比较而言,家庭农场的贡献更为明显[2].预计到2050年,地球居民将会达到90亿之多,人口的增长将带来更多的资源和能源消耗,日益减少的能源供应和气候变化急需新的可持续农业发展模式.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家庭农场已经展示了强大的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以往的研究与实践发现,家庭农场有能力接受食品安全、能源短缺和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挑战[3].与发达国家家庭农场相比,中国家庭农场在国家层面的扶持力度还远远不够.家庭农场主会遇到一些资金、技术、销售等方面的问题,加之中国农业自身的弱质性以及地形地势、气候条件、技术等因素的影响,推进家庭农场发展仍需要许多政策和机制方面的支持.因此,研究和借鉴国外家庭农场在发展过程的有效经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国家庭农场实现合理、健康、有序的发展.

1 国外家庭农场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及贡献

家庭农场在国外的发展很不均衡,相对而言,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家庭农场比较成熟,组织化、集约化、现代化程度相对较高,发展中国家的家庭农场发展相对滞后,但其在就业、保持农村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是本国农业部门收入的重要来源（表1）.

以美国为例,其家庭农业结构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家庭农场仍然是美国农业生产经营的主要形式,其中98%是家庭农场,占农业总产量的82％.二是在构成比例上,小型家庭农场占美国农场的88％,小型农场持有的资产和土地比例大（分别为64%和63%）[4].三是大型家庭农场仅占农场数量的9%,但产值贡献率高（约66%）.

家庭农场也在欧盟农业生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基础,构成了欧洲农业的核心竞争力[5].据统计,在农场规模上,2007年欧盟27个成员国共有1 370万个农场,平均规模为12.6hm2；在劳动力结构上,欧盟家庭农场一般拥有1~1.5个全职劳动力.欧盟农业劳动力年龄普遍偏大,其中波兰、奥地利和德国等部分成员国劳动力年龄结构相对年轻,葡萄牙、保加利亚、意大利、塞浦路斯、英国等成员国劳动力老龄化问题突出；欧盟各国对农场主进行培训的程度也有较大的差别,2005年,欧盟27国仅20%的农民受过基础或全面培训,最低的马耳他是1%,最高的荷兰是71%.

在日本,由于国土面积狭小,受地势、土壤等环境因素的限制,只有20%的土地适宜进行农业耕作,农业经济一直受到日本政府的高补贴和保护,1946—1950年,自耕农在总农户中的比重占到88%,耕地占到90%[6].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府一直致力于促进小规模家庭农场的发展,1995年制定的家庭经营协定（Family Management Agreement）激活了家庭农业,消除了商业活动对农业的影响,使家庭经营得到合并.经过长期实践,日本从事全职农业的农户在减少（从1975年的490万户降至1988年480万户）,越来越多的家庭农场转向非农活动,务农人员数量逐渐减少,同时出现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趋势.

农业发达国家还有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它们都是属于地广人稀,土地资源丰富,农业劳动力资源却十分有限的国家[78].由于受地理、气候等因素的影响,这两个国家形成了以生产机械化、规模化、专业化和农产品国际化为特点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

在巴西,一方面,小规模家庭农场数量比例高（49.4%）,以不到1/4的耕地为农业部门贡献了38%的国家收入.另一方面,大于1 000hm2的农场数量只占1%,而占地面积却达到45.1%,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9].

在阿根廷251 116家农场中有87%是家庭农场,是阿根廷粮食生产的主要来源,其生产的粮食维持了家庭生计、满足了国内消费,甚至还出口国外市场,创造了20%的农业GDP[10].

在印度,家庭农场特指“小型土地持有者”,他们主要依靠家庭成员在规模不超过2hm2的农场上进行大部分农业耕作,其生产的粮食占总产量的40%,在农业总产量中约占78%[11].到目前为止,非洲农业生产主要是由小农场生产和家庭农业生产构成.根据2008年世界银行的报告,非洲有15亿人生活在小农场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有80%的农场是由家庭经营,有60%的人口获得了就业机会.家庭农场对非洲的国民生产总值做出了30%~40%的贡献,并提供了50%~80%的出口收入[12].

2 财政支持政策是国外家庭农场获得发展的主要支持手段

政府财政支持是所有农业政策体系中最重要的支持手段,它有效地稳定了农场主的收入,并保障了家庭农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其中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财政支持计划种类齐全、覆盖面广,是国家或地区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提高了其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根据自身财力,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政府财政支持体系（表2）.

在美国,联邦政府对家庭农场的财政支持主要包括：政府补贴与政府支付.首先,多样化的政府补贴和系统化政策保护是家庭农场发展生产的坚强后盾及抵御各种风险的资金保障.高集中度的农业补贴是农业政策一大特色,美国联邦政府为棉花、玉米、大豆、小麦、大麦5种农产品提供了90%以上的补贴,提高了大宗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据美国农业部估计,目前大约30％的大农场获得了约70％的补贴,大农场主也因此成为美国农业政策实施的最大受益者.此外,美国联邦政府于2014年扩大了农作物保险的补贴力度和覆盖范围.为促进家庭农场的发展还制定了如信贷支持、农产品保护、稳定家庭收入等支持政策(何劲、熊学萍和宋金田,2014)[13].其次在政府支付上,美国农业项目支付主要分为：与商品有关的支付和保护支付.2007年,约39%的农场获得了来自政府的财政支持,但政府计划的相对重要性在不同农场类型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如中型农场、大型农场和超大型农场比小规模农场更容易得到政府支付,特别是与商品相关的支付[4].

欧盟成员国内多以政府补贴为主要支持手段.2013年起,小农场主能够获得15 000欧元的启动资金,年轻农场主有资格得到7万欧元的资产投资、培训和咨询服务.但是如果小农场主将他们的土地转让或者出租将得不到这些补贴[18].虽然欧盟家庭农场的支持计划对大型农场支持较多,专门针对小型农场的补贴较少,不过2014—2020年,一个重新分配的转移支付计划将专门针对小型农场,并降低得到补贴的门槛.

法国农业补贴的金额巨大、项目繁多,涉及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朱学新,2013）[14],在实施欧盟共同农业政策之后,其农户出售农产品都可凭票据申请一定金额的农业补贴[15].

日本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力度在发达国家中位居榜首,1980年在其第三次修改的《农业法》中提到,根据租期的长短对土地出租者提供有差别的租金补贴.对长期或大面积出租农地的农户进行奖励：给予“出租土地3~6年的租主每公顷10万日元（100日元约合5.60元人民币,2016）的财政补贴”；给予“出租土地6年以上的租主每公顷20万日元的补贴”.如果出租土地的面积较大,则根据出租期限的不同在各自的补贴金额标准上再适当提高补贴额度[16].据统计,日本2011年开始的“生产者补贴”额度仅次于欧盟,约610亿美元.在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排名第二（阚凯,2014）[17].

巴西政府对家庭农场财政上的支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由于农产品波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对家庭农场的生产经营构成重大的威胁,巴西政府于2006年推出保障计划.在这个计划下,农产品市场低于某一临界值时,农民向银行支付的还款利息的差额由国家承担.其次,农作物的保险在很大程度上由国家补贴,特别针对生长在家庭农场与旱涝灾害严重地区的农作物.巴西对农业的财政支持主要具体通过以下方式进行：1/3通过国家农村信用系统（SNCR）由政府农业信贷进行支付；另有17%来自国家制订的农业支持计划；其余部分来自商业银行以及其他政府机构的信贷.其中所有信贷支持额度的1/4直接流向农作物、家畜、基础设施、农业设备和牧场的扩建上[18].

在非洲,对家庭农场的财政支持主要来自AFD（法国发展署）.数据显示,2008—2012年,AFD已经为家庭农场的320多个项目提供了超过20亿欧元的支持.2012年,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马达加斯加、地中海地区以及南亚和海地,总共有90万个家庭农场直接受益于AFD的财务支持项目[3].

3 建立并完善社会化服务组织是实现家庭农场发展的重要支撑

杜志雄和肖卫东（2014）[19]认为建设高效、便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家庭农场发展壮大的重要支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发展与完善有效解决了家庭农场可能会遇到的技术、资金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农户的利益,促进了农业现代化（表3）.

在发达国家,美国政府主导成立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农业服务机构（FSA）为小型农场提供低息贷款、融资担保等政策性金融服务.

日本的社会服务与农业合作化组织形式多样,日本农协组织通过其遍及全国的机构和广泛的业务活动在经济上与农户建立多种形式的联系,使小农户在产前、产中、产后都能同市场进行沟通.此外,日本政府解散了现有的多功能农业合作社（包括信贷、保险、指导、营销和供应）,强制转化用途单一的农业合作社,以便更好地为家庭农场的发展提供专业化帮助与服务[20].

在法国,一方面通过成立土地整理公司购买小块分散土地,整理后再以适当的出售给农户（朱学新,2013）[14].同时为了提高农业机械利用效率,政府通过发放补贴、提供免息贷款等方式鼓励建立农业机械合作社.在农业的信贷、等方面,其政策支持的重点也逐渐向规模较大的农场和合作社倾斜.在这种驱动下,促使农场主不断扩大规模,也促使了多种农业规模经营形式的产生.

其他国家也通过多种形式推动生产者组织和合作社的发展,如阿根廷设立了相关的政府机构专门服务于家庭农场（乡村发展与家庭农场秘书处）,工作目标就是提供顾问、培训以及对家庭农场的支持服务[10].另外,非洲地区也有两种类型的农民组织正经受实践的检验：第一种是具有工会性质的农民组织,其使命是影响农业政策的走向,使农民的利益得到保护.第二种是具有经济性和社会性的公益性农民组织.为组织成员提供共同服务,使其金融资源和专业知识可服务于家庭农场[12].

4 国外普遍重视青年农场主的培养与继承

建立家庭农场主培训制度对于加强农业职业教育、提高农场主的生产经营能力、培养现代化青年职业新型农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武东轶,2013)[21].日本通过发展高科技农业、生态农业促进家庭农场的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于20世纪6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广亲子协定,即家庭农业生产经营协定.这份协定不仅有利于日本农业事业后继有人,加强了继承者的务农积极性,使农场继承者参加生产经营管理的培训与学习机会增多,而且使他们更有能力承担起促进农场发展的重担[22]；日本还通过租赁土地的方法将拥有的田地交给农场后继者进行经营管理以保证农地经营的延续性与高效性,有效地避免了农地的细碎化与低效率（徐学英,2010）[23].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欧盟的6个成员国实施了共同农业政策(CAP),其中对“中小型农场和年轻人的结合”给予了高度关注[24],这主要体现在农场“继承”上.欧盟农场形成了完备的转让法律框架,通过把农场转让给(或从农场持有人手中购买)他/她的继承人,让年青一代能够以有序的方式接管家庭农场.此外还专门设立了针对40岁以下青年农场主的基金以吸引年轻人投身于家庭农场的生产经营中.

在非洲,培养青年农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AFD（法国开发署）正制定几个互补项目以提升农业竞争力（针对2.5万个农场）,为了提高未来的技术人员和农民的潜力,AFOP计划（专业培训支持）通过增强教师的技能来加强对青年农场主的培养[3].

这些培训项目体现了各国家和地区对年轻农场主培养的高度重视,许多优惠政策也向经营农场的年轻人倾斜,他们的加入为家庭农场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表4）.

5 优惠的税收政策是家庭农场获得发展的有效保障

税收政策是一个对家庭农场强有力的影响机制之一,税收政策的制定可以影响生产资料的,从而影响农业机械的购买和结构,较大程度上减少农场主的经济负担.Durst(2009)指出,通过制定资本成本的收回政策,在免税代码上对农业进行处理,能有效地减少了农业资本的成本[25].LeBlanc和Hrubovcak(1986)发现,税收政策的改变已经对农业上的资本成本与设备投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果降低税率就会导致资本成本减少,如果农民购买更多的固定设备,那么税收政策可以加强对农场规模的技术作用[26]（表5）.

美国联邦税收政策不仅关系到农场主家庭的财务状况,而且也影响了农场的数量和规模、农场的组织结构以及土地、劳动力与资本的使用.美国对家庭农场税收方面的扶持政策主要体现为：①涉农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大多数农场收入所征收的税款实际上是个人所得而不是家族企业收入.因此,农场和大多数其他小型企业是最近税率变化的主要受益者,他们不仅受益于较低的个人税率以及针对所有纳税人的其他税收政策变化,还得益于在机械、设备等投资成本上的快速削减.②涉农遗产税和赠与税的优惠政策.涉农遗产税和赠与税的潜在影响已经引起了农场主与政策制定者的迫切关注,即“允许将农场的资产依靠其自身的使用价值进行估价,而不是市场价值”.这些条款旨在鼓励农场主捐赠土地,涉农遗产税和赠与税的相关规定减小了下一代继承的潜在风险.

在欧盟,农场主在面临贫困或退休时,有相应的补助及税收的减免；倾向于家族企业的特殊农业税分配政策的实施,规定部分或全部豁免财产税、继承税或者社会保障税[27].

法国通过“零农业税政策”对家庭农场进行扶持,农场主根本无需缴纳购买生产资料的增值税[14].

在澳大利亚,澳洲联邦农协（NFF）的税收政策平台追求一个有效的税收体系,支持并促进澳大利亚农业竞争力的提高[28].夏春瑞等（2013）[29]总结澳大利亚对家庭农场税收政策的优惠上主要体现在以下4点：①灾害补偿,若遇到不可抗因素如疾病、旱涝等天灾人祸,农场主养殖羊、牛等牲畜所导致的损失由政府进行补偿.②销售税免除,农场主销售自产的农产品、农场主购买的农业生产设备均无需缴纳销售税.③财务核算的处理,用不同的折旧办法对农业生产设备进行计提折旧,如灌溉等设备,每年按照成本的10%计提折旧,其中用于保持水土的设备,可在一年内全部计提完折旧.④燃料税收的减免,用于农牧产业的柴油可以免交销售税.

6 政府主导下的采购体系解决了家庭农场的后顾之忧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向家庭农场的农产品进行的政府采购有助于政府应对农村贫困,不仅使农场主致力于提高农产品产量、整合当地小规模家庭农场,而且还可以增加当地食品安全的标准,有利于城乡和谐发展模式的构建（表6）.

巴西政府为家庭农场制定了“学校供餐计划”,这个计划于1995年开始运行,2003年开始实施的“零饥饿计划”保障了公民获取食品以及营养的权利,其中,“学校供餐计划”为巴西4 500万在校学生提供了营养支持,为此巴西政府专门成立了国家粮食安全委员会以保证政策的实施.巴西政府还立法要求学校的供餐计划至少要有30%的资金用来购买家庭农场生产的农产品,农场通过当地政府的招标邀请来参与该项目,其中有约4亿欧元用于对小农生产的采购[30].

在非洲,横跨非洲5国的创新型伙伴关系主要研究直接从家庭农场为学校等公共机构提供粮食,以此模仿巴西在抗击饥饿和贫困方面取得的成就,“非洲本地购买计划”（简称非洲PAA）的制定有助于促进农业生产,并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与营养条件.其中一部分用于向学校提供高质量的食品,在计划的最初两年内,约有1 000t在当地采购的食品定期向420个不同学校、约12 800名学生进行粮食供应[31].该计划通过有条理的市场整合、加强学校对健康食品的获取以促进当地农业生产和价值链的形成.在塞内加尔,试点项目提出购买本地食物的重要性,且通过部长理事长会议讨论计划的扩大,在莫桑比克和东非马拉维,加强学校供餐更是现在国家战略的一部分[32].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针对家庭农业的政府采购计划,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用餐质量,加强了对新鲜健康食品的消费能力.另一方面,为家庭农场生产的农产品打开了市场渠道,提高了农场主收入,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7 家庭农场是实现环境保护的潜在力量

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涵盖了生态、社会和经济等维度的多功能概念.因此,支持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农场政策必须刻意支持和促进“多功能性”的发展.根据Sarah Small研究发现,世界上70%的淡水用于农业生产,到2050年,土地资源的消耗速度比恢复速度快10~40倍,世界30%的耕地已经丧失了其生产力,农业生产成为导致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33].“国际家庭年农业年”强调：家庭农场必须为保护自然环境做出贡献（表7）.

在美国,由于小农场拥有巨大的土地资产,政府对小型农场的保护工作十分重视,有数据显示：美国76%的小农场主参加了美国农业部土地休耕计划,主要包括：①保护储备计划(CRP)：计划向农场主提供年租支付和成本分摊支持,帮助他们在符合条件的土地上种植长期保护植被.②保护储备增强计划(CREP)：是州与联邦的联合计划,对象是与农业相关的特殊环境问题.③湿地储备计划(WRP)：该计划通过农业部购买长期或永久地役权,为那些同意在农地上恢复湿地的生产者提供成本分摊支持,使湿地得以恢复.这些土地休耕计划是美国农业的一项基本政策,旨在保持水土、提高水质、保护生态环境、减少洪涝灾害与土壤侵蚀带来的影响.④土地退耕计划还规定：易受环境破坏的土地能享受政府的退耕补贴[4].

法国政府曾经花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来制定并完善高效且符合当地条件的农业环境政策,如今这些环境政策已延伸至整个欧洲层面.法国关于“优先国际合作与发展的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农场多样性,尊重了生态系统,具体包括：促进区域内一体化、确保对水资源的公平获取、更好地获得土地以及对抗土壤肥力下降等问题[34].

日本由于国土面积狭小、地形崎岖不平、土壤贫瘠,积极发展并推广先进生物技术以改进施肥方法、改良土壤土质、减少农药使用,不仅提高了家庭农场经营绩效,还有利于环境的保护,减少了对土壤的破坏,提高了土地生产率与利用率,使日本成为亚洲小型家庭农场的典型代表[13].

在加拿大,随着对生态和社会公平关注度的提高,大部分人认为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才是将来制定实施农场发展政策的核心任务,因此其农业政策的制定也延伸到农场经营的多功能化,主要体现在：一是对多功能家庭农场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障,劳动力补偿以及其他福利.二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公共用地”上的耕地,保证永久耕作区的耕地所生产的粮食能够满足当前和未来几代人口的粮食需求[35].

在澳大利亚,澳洲联邦农协（NFF）是最大的合法的化学用户代表之一.NFF提议制定相关扶持政策来促进农业化学品从制造到销售整个过程的安全存储、处理及运输,并负责对农药进行监管、储存与使用[27].NFF认为必须提高燃料使用效率、研发替代燃料来源与替代化肥(许多化肥是基于燃料)、发展生物技术来研究转基因(GM)作物等.还认为通过生物多样性基金帮助农民和土地管理者巩固生物多样性,使澳大利亚农业具有更大的环境适应力,这不仅有利于本地植物的再种植,还有利于对现有原生植物的更好管理.

在非洲,AFD（法国开发署）制定了与“自然资源保护有关的土地使用权管理条例”以支持改善农村基本服务（水、健康、教育和能源）,并得到了世界银行联合融资帮助（如喀麦隆）；AFD与CIRAD（促进国际农业发展研究中心）还共同倡导生态集约化,并在马达加斯加、喀麦隆进行了试点[3].由于家庭农场主是当地生态和土地生产力的管理者,因此他们利用土地管理技术维持边际土地上的生产率,也有足够的土地资源和能力去维护生物多样性并改善生态服务系统,有利于当地政府部门充分利用自身条件来改善对当地人民的服务.

8 经验启示

（1）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以政府补贴为主的财政支持是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重要手段,中国在实施针对家庭农场的农业补贴中,既需要调动家庭农场主的生产热情,也需要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提高资金使用的公开性和透明性.

（2）社会化服务组织的技术支撑为家庭农场的现代化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的专业化合作组织在建立和完善过程中,既要承担起加快产品与市场对接速度的责任,还要考虑到农场主参与合作组织的利益,充分发挥其在促进家庭农场发展中的功能.

（3）随着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家庭农场数量正在不断减少,规模迅速扩大,因此培养现代化新型职业青年农民经营管理家庭农场已成必然趋势.为了避免农业生产后继无人,中国在培养青年农民的过程中应积极借鉴国外经验,如提供一定优惠政策吸引青年人投身农业、制定继承制度以保证其合法权益、设置相关培训课程以提高农业知识与技能等.

（4）税收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杠杆作用,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建设及农民收入提高等方面都离不开税收的调控.虽然中国从2006年开始全面取消了农业税,减免了农民在购买和销售农产品时必须缴纳的增值税和所得税,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农业税收体系仍然不够完善.参照国际经验,中国在制定针对家庭农场的税收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家庭农场资产在转移和传承时税收的减免问题,以保障家庭农业世代传承.

（5）政府主导下的政府采购为家庭农场生产的农产品打开了市场渠道,拓宽了农场主的收入来源,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农产品的销售,降低了风险,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中国在这方面还做得远远不够,随着家庭农场的发展与规模的扩大,为了加强家庭农场生产的农产品与市场的对接速度,也可以尝试制定符合本国基本国情的相关供餐政策与购买政策.

（6）“环境问题”带来的危害早已引起了各国的重视,一些国家在大力发展家庭农场的同时也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在政府的带动下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环境政策.中国在促进家庭农场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应考虑到制定专门针对家庭农场的“环境政策”,尽可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为保护农业用地、提高资源利用率、维护生态系统与实现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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